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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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本溪日报》 报纸
唯一号: 060620020210013668
颗粒名称: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
并列题名: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卅一日人民日报社論
分类号: D676.5
摘要: 1963年,中国共产党应邀派遣代表参加了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的宣言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和我們有分歧。
关键词: 陶里亚蒂 分歧 意大利

内容

意大利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具有光荣的爭历史的党。意大利共产党人和意大利无产阶級,在墨〓里尼黑暗統治的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苦岁月以〓在战后时期,都有过令人欽佩的英勇斗爭业績。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意共的同志們和意大利人民,向来怀着深切的敬意。
  中国共产党本着增强兄弟党友誼的一貫立場,应邀派遣代表参加了十二月初举行的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我們本来希望看到,这次代表大会能够有助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維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斗爭,有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同我們的愿望相反,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領导人违反莫斯科宣 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規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則,不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对敌的利益,在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粗暴地攻击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
  出席意共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不能不在致詞中严正地声明,我們不同意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領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玫击和誣蔑。但是,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領导人表示“坚决拒絕”中国共产党代表提出的意見,幷且継续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坚持要进行“公开的辯论”。
  这样,意共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就成了最近出現的违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逆流的一个突出的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对陶里亚蒂等同志对我們的攻击,对他們发表的一些违背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违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革命原則的覌点,不能保持沉默,不能不进行公开的答辯。我們愿意坦率地說,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領导人,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根本問題上,同我們存在着原則的分歧。
  看了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和他的总結发言,看了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人們不能不感到,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領导人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越来越远了。尽管陶里亚蒂等同志慣于用那种晦涩的、曖昧的、使人們不容易看懂的語言,来掩飾他們的眞正覌点,但是,如果揭开这一层薄薄的面紗,人們就可以很淸楚地看到他們的覌点的实貭。他們对帝国主义抱着极大的幻想,否认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的根本对立,否认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根本对立,主张用国际范围内的阶級合作代替国际范围内的阶級斗爭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建立一种所謂“新的国际秩序”。他們对本国垄断資产阶級抱着极大的幻想,混淆資产阶級专政和无产阶級专政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阶級专政,主张用資产阶級的改良主义,也就是所謂“結构改革”,代替无产阶級革命。他們认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篡改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說、关于战爭与和平的学〓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說、关于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的学說。他們抛弃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則,否认无产阶級革命的共同規律,也就是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幷且把所謂“意大利道路”,也就是不要革命的道路,說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綫”。归根到底,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領导人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資本主义各国人民不要革命,被压迫民族不要进行爭取解放的斗爭,全世界人民不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所有这些,实际上恰恰是适应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
  在这篇文章里,我們不准备討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同我們的所有分歧,只就其中的几个重大問題提出我們的看法。
  (一)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首先表現在战爭与和平問題上。陶里亚蒂在意共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中說:“一九六〇年秋,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就这一問題进行了广泛的討论。当时中国同志們提出了某些覌点,大会拒絕了这些覌点。”陶里亚蒂故意含糊其詞,沒有說出中国同志們究竟提出了哪些覌点,但是他接着提出战爭不可避免是整个爭论的起点,这显然是指責中国共产党人不相信新的世界战爭可以避免,指責中国“好战”。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指責,是毫无根据的,是捏造的。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爭,維护世界和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貫立場。我們一貫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爭的土壤。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爭的危险幷沒有过去。但是,在国际阶級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只要全世界和平力量联合起来,組成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的統一战綫,进行坚决的斗爭,就能够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爭。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冒险把新的世界战爭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末战爭的結局必將是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我們都申述了这些覌点。两次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共同文件,包含了我們的这些覌点,而不是象陶里亚蒂所說的那样拒絕了这些覌点。
  陶里亚蒂和某些同志明明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战爭与和平問題上的立場,却一味地加以歪曲和攻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他們同我們之間的眞正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这主要表現在下面的三个問題上。
  第一,中国共产党认为,現代战爭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爭的主要力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須不断地彻底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使全世界人民保持高度的警惕。社会主义力量、民放解放力量、人民革命力量和世界和平力量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战爭力量,这幷沒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疯狂地扩軍备战,威胁着世界和平。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們,把我們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特別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爭計划,誣蔑为我們不相信世界战爭可以避免,他們实际上是反对揭露帝国主义。他們在許多場合公开地反对揭露帝国主义。他們虽然在口头上也承认帝国主义本性沒有改变,但实际上千方百計地美化帝国主义,在人民群众中散布对帝国主义、特別是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
  人們記得,三年前,在“戴維营会談”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有人就曾经大肆宣傳艾森豪威尔眞誠希望和平,說这个美帝国主义头子也象我們一样在为和平操心。人們也記得,当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艾森豪威尔訪問欧洲,到达意大利的时候,意共某些同志竟然张貼标語,散发傳单,組织盛大欢迎,要求意大利所有政党和各阶层人士一致向艾森豪威尔“致敬”。在欢迎标語中有这样的話:“罗馬共产党人欢迎艾森豪威尔幷代表首都的二十五万选民表示相信和希望:美国总統和苏联总理的会見在各国人民心中引起的伟大和平希望不致泯灭。”(見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团結报》。)
  現在,我們又听到有人宣傳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更加关心世界和平,說肯尼迪在加勒比海危机中表現出对維护和平的关怀。
  請問,这种替美帝国主义塗脂抹粉的做法,难道是維护世界和平的正确方針嗎?艾森豪威尔政府派遣間謀飞机侵犯苏联,肯尼迪政府侵略古巴,以及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进行侵略、威胁世界和平的种种事实,难道不是反复証明美帝国主义头子幷不是什么和平的天使,而是好战的恶魔嗎?那些一而再、再而三地美化帝国主义的人,难道不是在存心欺騙全世界人民嗎?
  非常明显,如果按照这些人的說法,美帝国主义已经不是世界和平的敌人,因此也就无需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的斗爭了。这种公然违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錯誤覌点,只会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迷失方向,有害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爭,有利于美帝国主义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
  第二,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不断加强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不断加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不断加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爭,不断加强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爭,才能使世界和平得到可靠的保障。世界和平的取得,应該主要依靠全世界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爭。在維护世界和平的斗爭中,同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这个或那个問題上,进行旨在和緩国际紧张局势的談判,在不損害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則下取得某种妥协,达成一定的协议,是必要的。但是,在任何时候,世界和平的取得,决不能仅仅依靠談判,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决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斗爭。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們,把我們这种正确的主张歪曲为不相信世界战爭可以避免,他們实际上是不相信幷且反对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爭来防止世界战爭。他們要全世界人民相信帝国主义的“明智”、“保証”和“善良愿望”,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同帝国主义的“互相迁就”、“互相退让”、“互相迎合”和“明智的妥协”上面。他們不惜損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弃革命的原則,甚至要求別人也牺牲革命的原則,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
  无数历史事实証明,損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弃革命的原則,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絕对得不到眞正的和平的。相反,只能助长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气焰。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說得好:“和平的道路,幷不是牺牲各国人民权利、侵犯各国人民权利的道路,因为这恰恰是导致战爭的道路。”
  第三,中国共产党认为,保卫世界和平的斗爭,同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爭,是互相支持,不可分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爭,是削弱帝国主义战爭势力和維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爭越发展,就越有利于維护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应該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爭,坚决支持民族解放战爭和人民革命战爭。
  那些玫击中国共产党的人們,指責我們的这种正确的主张是“好战”,他們实际上把保卫世界和平的斗爭同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爭对立起来,同民族解放战爭和人民革命战爭对立起来。在他們看来,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只能接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恩賜”,而不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爭,否則就是妨碍世界和平。他們认为,当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武装鎭压的时候,如果用革命的战爭来反对反革命的战爭,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他們的这种錯誤的主张,只能被认为是反对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起来革命,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放弃自己的革命斗爭和革命战爭,永远忍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統治和奴役。
  事实証明,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爭的每一个胜利,都打击和削弱了帝国主义战爭势力,都加强和壮大了世界和平力量。如果采取害怕革命、反对革命的立場,导致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和失敗,那只会損害和平力量,增加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爭的危险。
  总之,在如何防止世界战爭、維护世界和平問題上,中国共产党一貫主张坚决揭露帝国主义,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主张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爭,主张最广泛地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同时一貫主张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利用談判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斗爭。所有这一切,正是为了有效地防止世界战爭,維护世界和平。这种主张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这是防止世界战爭、維护世界和平的正确方針。我們坚持这个正确的方針,正是深信依靠上述各种力量的联合斗爭,能够防止世界战爭,怎么能說这是不相信世界战爭可以避免,怎么能說这是“好战”呢?如果按照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們的主张,美化帝国主义,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对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爭采取消极和反对的态度,向帝国主义屈服和投降,那只会給全世界人民带来假的和平,或者带来眞的战爭。这是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一切爱好和平人民不能不坚决反对的錯誤方針。
  (二)
  在战爭与和平問題上,陶里亚蒂和某些同志同我們的分歧,还突出地表現在对于核武器和核战爭的态度方面。
  中国共产党一貫认为,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如果爆发核战爭,人类將遭受空前的灾难。正因为这样,我們一向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即完全禁止試验、制造、儲存和使用核武器。我国政府曾多次建议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国家的无原子武器区。我們也一向织极支持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为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爭而进行的一切正义斗爭。那些关于中国共产党低估核武器的破坏力和要把世界拖进核战爭的种种說法,都是荒誕无稽的誣蔑。
  在核武器和核战爭問題上,我們同那些玫击中国共产党的人們的第一个分歧是:核武器出現以后,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爭与和平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过时”。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认为,核武器的出現,“改变了战爭的性貭”,“对于战爭的正义性貭的定义应当另作其他考虑”。他們实际上认为,战爭不再是政治的継续,战爭已沒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別。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爭与和平的基本原理。我們认为,核武器的出現,幷沒有、也不可能改变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爭与和平的基本原理。事实上,在核武器出現以后,世界上发生的許多战爭,仍然是政治的継续,仍然有正义的战爭和非正义的战爭。那些认为战爭已沒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別的人,实际上是反对进行或者拒絕支持正义的战爭,堕入反对一切战爭的資产阶級和平主义的立場。
  在核武器和核战爭的問題上,我們同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們的第二个分歧是:究竟对于人类的前途应該抱悲覌主义的态度,还是应該抱革命乐覌主义的态度。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大談什么“人类自杀”、“人类毁灭”,认为“甚至建談论这一部分残存的人类在社会制度問題上可能傾向于什么,也是无济于事的”。我們坚决反对这种悲覌絕望的论調。我們认为,在社会主义陣营拥有强大的核优势的情况下,在各国人民反对核武器和核战爭的斗爭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进一步丧失核优势、被迫认识到它的核訛詐政策已经不起作用、认识到如果它发动核战爭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的情况下,全面禁止核武器是可能的。历史上已经有过禁止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先例。一九二五年,各国在日内瓦达成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細菌方法作战议定书,就是一个証明。
  在我們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止核战爭的步驟以后,如果帝国主义仍然不頋一切地发动核战爭,那也只会是帝国主义的灭亡,而絕不是人类的灭亡。莫斯科声明指出,“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战爭,世界人民將淸除和埋葬資本主义。”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深信,历史的发展只能是人类毁灭核武器,而决不会是核武器毁灭人类。那些“人类毁灭”论者违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文件的论断,只能表明他們对人类的前途、对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完全丧失了信心,堕入了失敗主义的泥坑。
  在核武器和核战爭的問題上,我們同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們的第三个分歧是:究竟采取什么方針才能够有效地达到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爭的目的。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热中于宣傳核恐怖,幷且公然說,在美帝国主义玩弄核訛詐面前“害怕得发抖”,是“有道理的”。陶里亚蒂还說,“必須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战爭”。按照陶里亚蒂和某些人的这种說法,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訛詐政策,岂不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无条件屈服,就是把一切革命理想、一切革命原則,一古脑儿抛弃嗎?难道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立場嗎?按照这样的做法,难道就眞的能够防止核战爭嗎?
  人們不能設想,自己“害怕得发抖”,就能够感动美帝国主义大发善心,放弃它的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放弃它的核訛詐政策。事实恰恰相反,自己越是“害怕得发抖”,美帝国主义就越是猖狂,它的胃口就越大,它就越要以核战爭相威胁,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难道这样的敎訓还算少嗎?
  我們认为,为了动員人民群众反对核战爭和核武器,有必要让他們知道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低估这种破坏力显然是不对的。但是,美帝国主义正在竭力散布核恐怖来推行他們的核訛詐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应該在指出核武器的破坏力的同时,針对美帝国主义的核恐怖宣傳,着重指出禁止核武器和制止核战爭的可能性,应該使人民群众的和平愿望,化为对帝国主义核威胁政策的义情,把人民群众引导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爭政策的斗爭中去。共产党人絕对不应該充当美帝国主义核訛詐政策的义务宣傳員。我們认为,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訛詐政策,必須加以彻底的揭露,必須最广泛地动員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針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爭計划的每一步驟,进行坚决的斗爭。我們深信,依靠各种維护和平的力量的联合斗爭,能够挫敗美帝国主义的核訛詐政策。这是爭取实現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爭的有效的正确的方針。
  我們愿意奉劝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們,还是丢掉你們的悲覌的錯誤的论調,相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眞理,振作起来,积极参加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核訛詐政策、維护世界和平的伟大斗爭吧!
  (三)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竭力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陶里亚蒂在意共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中說,“肯定說帝国主义是一只簡单的紙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是錯誤的”。还有的人說,現在帝国主义是有核牙齿的,怎么会是紙老虎呢?
  偏見比无知离眞理更远。如果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不是无知,那就是故意歪曲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论点。
  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比喩作紙老虎,这是从长远的整体的覌点看問題,是从本貭看問題。就是說,归根到底,眞正有力量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一九四六年八月間,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的时候,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论点。当时,中国人民正处在困难的情况中。美帝国主义大力支持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拥有兵員上和装备上的巨大优势,开始发动了全面内战。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在美帝国主义无敌的神話面前,敢不敢斗爭,敢不敢革命,敢不敢胜利,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命运的最重大的問題。正是在这个关鍵的时刻,毛泽东同志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覌点,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說得很淸楚:“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幷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覌点看問題,眞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蔣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紙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們似乎覚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將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証明为幷沒有什么力量。”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話中,又一次闡述了这个论点。他說:“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統統不过是紙老虎。”“为了同敌人作斗爭,我們在一个长时間内形成了一个槪念,就是說,在战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敌人。也就是說在整体上我們一定要藐視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問題上我們一定要重視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視敌人,我們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錯誤。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們就說全世界資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問題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問題上,如果我們不重視它,我們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錯誤。”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科学论断早已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証实,幷且鼓舞了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爭。請問陶里亚蒂同志和那些攻击这个论点的人,毛泽东同志的论点究竟有哪一点不对呢?
  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分析,同列宁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列宁在一九一九年曾经把当时“称霸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比喩做“泥足巨人”。他在当时說过,“人們以为,世界帝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人要起来反对这种力量,簡直是发了狂。現在……我們看到:像一个制服不了的巨人似的帝国主义,在大家眼中已成为‘泥足巨人’”。“所有这些似乎是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国际帝国主义力量是不可靠的,是不可怕的,它們已在腐烂”。(《列宁全集》三十卷,第一〇七至一〇八頁。)列宁所說的“泥足巨人”,同毛泽东同志所說的“紙老虎”,不是同样的道理嗎?請問,列宁的这个论点又有哪一点不对呢?是不是列宁的这个论点“过时”了呢?
  历史上有过无数的事实,証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紙老虎。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前,机会主义者跑出来說,沙皇和資产阶級政府的力量是了不起的,人民群众如果拿起武器,那就是发疯。可是,列宁和布尔什維克坚决反对了机会主义思想,毅然領导工农兵群众推翻了沙皇和資产阶級政府。历史証明,沙皇和資产阶級政府不过是紙老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和大战期間,綏靖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曾经跑出来說,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但是,各国人民坚决反对綏靖主义和投降主义,他們終于取得反法西斯战爭的最后胜利。历史同样証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过是紙老虎。
  我們认为,是不是在战略上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作是紙老虎,这是一个如何认识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的大問題,是一个关系到一切革命人民敢不敢于斗爭、敢不敢于革命、敢不敢于胜利的大問題,是一个关系到全世界人民斗爭前途和历史命运的大問題。在任何时候,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家,都不应該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橫行霸道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的今天,应該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害怕革命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首先应該有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革命信心、革命雄心、革命气槪,否則,任何革命是永远沒有希望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家,只有坚决反对一切投降主义和軟弱无能的思想,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的思想来敎育广大人民群众,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使广大人民群众具有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具有革命的远見和坚定性,才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
  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以后,絲毫沒有改变它的腐朽、沒落和外强中干的本貭,也絲毫沒有改变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在同斯特朗談話中第一次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的时候,正是在帝国主义有了原子武器之后。毛泽东同志在那次談話中就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紙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幷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規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爭胜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历史証明,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幷沒有吓倒一切敢于斗爭的革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朝鮮、越南、古巴、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斗爭的伟大胜利,都是在美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的情况下取到的。帝国主义从来都是武装到牙齿的,从来都是要吃人的。不论它有大炮牙齿,有坦克牙齿,有火箭牙齿,有核牙齿,还是有現代科学技术所可能装备的任何牙齿,都改变不了它的腐朽、沒落、紙老虎的本貭。归根到底,核牙齿和任何牙齿,都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帝国主义的核牙齿和任何牙齿,最后終將同帝国主义一起,被世界人民送进历史博物館里去。
  那些攻击“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这个论点的人,显然完全丧失了一切革命者应有的革命气貭,变成了鼠目寸光、胆小如鼠的人。我們奉劝这些人,还是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同帝国主义的命运連在一起吧!
  (四)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同我們的分歧,还表現在和平共处問題上。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貫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实行和平共处。中国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倡导者。在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基础上,中国同世界上的許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幷且先后同也門、緬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加納签訂了友好条約或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同緬甸、尼泊尔等国圓滿地解决了边界問題。这些事实,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可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竟然有人大肆誣蔑和攻击中国反对和平共处。他們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掩飾他們自己在和平共处問題上的违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錯誤覌点。
  在和平共处問題上,我們同那些攻击我們的人的分歧在于:我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努力爭取在互相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說,这样做是沒有任何困难的。障碍是来自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絕不能設想,实行和平共处,可以不经过斗爭。更不能設想,和平共处关系的建立,就可以消除国际范围内的阶級斗爭,消除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对立,消除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对立。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指出:“各国間的和平共处,幷不象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級斗爭。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間的阶級斗爭的一种形式。”但是,陶里亚蒂同志和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却认为,通过“和平共处”,可以“革新全世界的結构”,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在全世界“建設一个能滿足人和各国人民对于自由、福利、独立、个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人格、各国之間的和平合作等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創立一个“沒有战爭的世界”。这就是說,通过“和平共处”,可以改变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对立、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对立的“世界結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消灭一切战爭,实現“沒有战爭的世界”。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种主张,完全篡改了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則,抛弃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級斗爭的学說,实际上是在国际范围内以阶級合作代替阶級斗爭,鼓吹社会主义制度和資本主义制度的溶合。現在美帝国主义正在叫嚷建立所謂“自由世界大家庭”,妄想通过所謂“和平演变”,把社会主义国家合幷到所謂“自由世界”中去。鉄托集团正在为美帝国主义帮腔,鼓吹世界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那些主张在和平共处中“革新全世界的結构”的人,难道不应該同美帝国主义划淸界綫嗎?难道不应該同鉄托集团划淸界綫嗎?
  至于所謂通过和平共处,可以达到“沒有战爭的世界”,更是絕頂荒謬的。在目前形势下,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結成广泛的国际反帝統一战綫,共同斗爭,能够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爭。但是,防止世界大战是一回事,消灭一切战爭又是一回事。战爭的根源来自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存在的条件下,这样的或那样的战爭都是可能发生的。战后十七年的历史表明,各式各样的局部战爭就一直沒有間断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用武力来鎭压这种革命的情况下,发生国内战爭和民族解放战爭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认为,要消灭一切战爭,达到“沒有战爭的世界”,这只能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制度,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剝削人的制度之后,而不可能在这之前。
  在和平共处問題上,我們同那些攻击我們的人的分歧还在于:我們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同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級的革命,是两类問題,不是一类問題。和平共处的原則只能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相互关系方面,而不能适用于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方面,也不能适用于被压迫阶級同压迫阶級的关系方面。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問題,是要进行革命斗爭,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統治,而不是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和平共处。
  但是,陶里亚蒂和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却把他們的所謂“和平共处”的覌点,引申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关系方面。他們說,关于“仍然折磨着十亿人口的飢餓問題”,“不发达地区生产力和民主的发展問題”,只“应当通过談判、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以及避免采取使局势恶化、从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的行动,来加以解决”。他們不高兴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火星。他們說,星星之火可以引起世界大战。这种說法,实际上就是要被压迫民族同殖民統治者“和平共处”,要被压迫民族容忍殖民統治,而不要进行反抗,不要进行爭取独立的斗爭,更不要进行民族解放战爭。如果按照这种說法,中国人民,朝鮮人民,越南人民,古巴人民,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起来革命,岂不是都违反“和平共处”的原則,都犯了錯誤嗎?我們很难理解,这种论調同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說敎究竟有什么差別?
  特別令人惊异的是,陶里亚蒂和某些人还把国际范围内的阶級合作的覌点,引申到“共同干預”不发达地区方面。他們說,“不同社会結构国家”的合作,能够为了促使不发达地区的进步而进行“共同干預”。这种說法显然是替新殖民主义散布幻想。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什么花样,都只能是殖民主义的掠夺政策,而絕不会是关心不发达地区的进步。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应該支援不发达地区的人民,首先是支持他們事取民族独立的斗爭,在他們独立以后,还要支援他們发展民族经济。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絕对不能附和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殖民主义政策,更不能跟他們一起“共同干預”不发达地区。如果誰这样做,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級国际主义,那就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利益服务。
  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究竟能不能“和平共处”?所謂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共同干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刚果事件就是最好的回答。当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对刚果进行国际干涉的时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曾经有人认为这是实行国际合作的范例,认为通过联合国的干預,就可以消灭殖民主义,使刚果人民获得独立自由。然而,結果究竟是怎样呢?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被杀害了,卢蒙巴的継承人基贊加被拘禁了,許多爱国志士也被杀害或者被拘禁了,蓬蓬勃勃的刚果民族独立斗爭遭到了严重挫折。刚果不仅継续遭受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奴役,而且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陷于更大的苦难之中。請問那些現在仍然在鼓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平共处”,鼓吹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共同干預”的人們,难道你們忘掉了刚果事件的惨痛敎訓嗎?
  那些誣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人,攻击中国在同印度的关系方面犯了什么錯誤。他們不問事实眞相,不分是非,一味指責中国不应該同印度发生冲突。在这个問題上,陶里亚蒂說,“我們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中所包含的一切合理的和正确的东西。我們也知道武装行动是从印度方面的一次进攻开始的”。这种态度,比起一味誣蔑中国方面挑起边境冲突的那些自称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要公正一些。但是,另一方面,陶里亚蒂仍然不分靑紅皂白地认为,中印武装冲突是“沒有道理的、荒唐的”。請問陶里亚蒂同志,中国面对着印度反动集团的狂妄的領土要求和大規模的武装进攻,到底应当怎样做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呢?难道中国只有在印度反动集团的无理要求和軍事进攻面前屈服,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嗎?难道社会主义的中国只有把自己的大片領土拱手让人,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嗎?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在中印边界問題上的立場,反映了他們在和平共处問題上的覌点是: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对資本主义国家只能一味迁就,甚至在遭到武装进攻的时候也不应該自卫,而应該放弃自己的領土主权。試問,这种覌点,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則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那些誣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人,还攻击中国人民支持古巴人民反美斗爭的正义立場。当英雄的古巴人民和他們的革命領袖非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坚决拒絕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視察,提出五項正义要求的时候,中国人民本着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的一貫立場,在全国举行了巨大規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維护独立、主权和尊严,这有什么过錯呢?但是,有人一再攻击中国为加勒比海局势制造困难,要把世界推入热核战爭。这是对中国的最恶毒、最卑鄙的誣蔑。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国际視察、維护主权的斗爭,怎么說得上反对和平共处呢?怎么說得上是我們要把別人推入热核战爭呢?难道要中国也去向古巴施加压力,迫使他們接受国际視察,才符合所謂“和平共处”嗎?如果有些人口头上也表示支持古巴五項要求,而实际上却又反对中国人民支持古巴,那末,这岂不正是暴露了他們自己支持古巴五項要求的虛伪性嗎?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来认为,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而不是任何武器。我們多次說过,我們从来沒有主张过在古巴設立导弹基地,也沒有阻挠过从古巴撤出所謂进攻性武器。我們从来不认为,玩弄核武器作为解决国际爭端的手段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們也从来不认为,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避免热核战爭就是“慕尼黑”。但是,我們过去坚决反对、現在坚决反对、將来也坚决反对用牺牲別国主权的办法,去換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这种妥协,只能被认为是不折不扣的綏靖主义,不折不扣的“慕尼黑”。这同我們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毫无共同之点。
  (五)
  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的某些同志,不仅实际上主张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級合作代替阶級斗爭,而且把他們的这种“和平共处”的槪念,引申到資本主义国家中的被压迫阶級与压迫阶級的关系上来。陶里亚蒂說:“我們在我国国内形势下所采取的整个行动,无非是把爭取革新全世界的結构的伟大斗爭轉化到意大利国内。”这个“整个行动”,就是所謂“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也就是所謂通过“結构改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意大利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当前所采取的路綫,尽管我們认为是不正确的,但是,这終究是由意大利同志自己决定的事情,我們从不試图干預。現在,旣然陶里亚蒂同志把他們的“結构改革”论說成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綫”,幷且片面地說和平过渡已经“成为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則”,而这个問題又涉及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的基本原理,涉及所有資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級和人民爭取解放的根本問題,我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員,作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不能不表示我們的意見。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权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級变为統治阶級”。这个思想貫穿在列宁的全部著作中,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强調要打碎和摧毁資产阶級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級专政。他說:“工人阶級应当打碎和摧毁‘現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簡单地夺取这个机器”。“只有承认阶級斗爭、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級专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他还說过:“除了政权,一切都是幻影”。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在论述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規律的时候,首先指出,只有以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級,領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級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級专政,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毫无疑問,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規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然也是适用于意大利的。
  但是,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却认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作的分析已经“不够了”,无产阶級专政的含义已经改变。按照他們所提出的“結构改革”论,在現今的意大利,不要经过无产阶級革命,不要打碎資产阶級国家机器,也不要建立无产阶級专政,只要在意大利宪法范围内,经过“一系列的改革”,通过实行大企业部門国有化、经济計划化和扩大民主,就能够“循序漸进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他們实际上是把国家看成是某种超阶級的工具,认为資产阶級国家也能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把資产阶級民主看成是超阶級的民主,认为无产阶級依靠这种民主也能上升为国家的“領导阶級”。这种所謂“結构改革”论,完全背弃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的学說。
  現今的意大利,是一个由垄断資产阶級統治着的資本主义国家。意大利的宪法,尽管包含着意大利工人阶級和意大利人民多年来英勇斗爭得来的某些果实,但是,它仍然是一个以保障資本主义所有制为核心的資产阶級宪法。在意大利实行的民主,正象在所有資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民主一样,是資产阶級民主,也就是資产阶級专政。在意大利实行的国有化,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資本主义,而是只能为垄断資产阶級的利益服务的国家資本主义。垄断資产阶級,为了維持它的剝削和統治,有时也可能采取一些改良办法。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級进行日常的经济斗爭和爭取民主的斗爭,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进行这种斗爭,是为了部分改善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敎育和組织群众、提高群众覚悟和积聚革命力量,以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进而夺取政权。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贊成爭取改良的斗爭的同时,坚决地反对改良主义。事实証明,一旦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超出了垄断資产阶級所能允許的范围,代表垄断資本利益的意大利政府,就实行鎭压。这种阶級斗爭的不可改变的規律,难道不是已经为无数历史事实所証明了嗎?怎么能够設想,垄断資产阶級会自动放弃它的利益和統治,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呢?
  关于这一点,陶里亚蒂自己也不是完全不知道的。他虽然竭力鼓吹在資产阶級宪法范围内,可以“粉碎大垄断資本統治集团的权力”,但是,到底怎样才能粉碎这个权力呢?他回答說:“我們不知道”。可見陶里亚蒂和意共的某些領导人的“結构改革”论,幷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对客覌实际的科学硏究出发的,而是从唯心主义和幻想出发的。但是,他們竟然把这种連自己都知道不可靠的东西竭力加以宣揚,幷且把它說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綫”。他們这样做,实际上只能起腐蝕和軟化无产阶級革命斗爭、維护資本主义統治、从根本上取消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这不正是一种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嗎?
  近年来,在資本主义国家中,有些共产党的蛻化分子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分子,紛紛鼓吹所謂“結构改革”论,幷且以此攻击共产党。这些事实本身就足以說明,所謂“結构改革”论同社会民主主义是多么相似,而距离馬克思列宁主义又多么遙远!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或者非和平的方式来实現。有人企图借此为“結构改革”论辯解,这是徒劳的。片面地把和平过渡說成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則”,也是錯誤的。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覌点看来,如果能够实現和平过渡,当然是对无产阶級和全体人民有利的。某一个国家如果出現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时候,共产党人应該爭取这种可能性的实視。但是,可能与現实,愿望与能否实現愿望,究竟是两回事。事实上,迄今为止,历史上还未有过从資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共产党人不应該把革命胜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和平过渡上面。資产阶級从来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級斗爭的普遍規律。共产党人决不能絲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須准备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无产阶級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当資产阶級用武力来鎭压革命的时候,用武力去打倒它。这就是說,共产党人应該准备两手,即在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須具有革命的非和平发展的充分准备,这样才能在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在資产阶級使用暴力鎭压革命的时候,不致陷于措手不及的境地。而且,即使能够用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也还要准备立刻应付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共产党人应該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聚革命力量上,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迎击資产阶級的武力进攻方面,而不应該片面地强調和平过渡,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上面,否則就必然麻痹无产阶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政治上和組织上陷于完全无准备的被动的局面,以至葬送无产阶級革命事业。
  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領导人所謂“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论点,使人想起老牌修正主义考茨基的某些言论。考茨基在四十多年前說过:“我推測无产阶級的社会革命……在所有已经建立民主的地方,可能使用和平的经济、法律以及道德手段,而不是用暴力来实現。”(考茨基:《无产阶級专政》,一九一八年出版。)难道共产党人不应該同考茨基之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划淸界綫嗎?
  (六)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有多么远,从他們最近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打得火热的种种事实上更加暴露出来。
  意共这次代表大会,邀請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鉄托集团的代表参加,幷且給他們提供了反华的讲台。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公然为鉄托集团辯护,吹噓鉄托集团的“经验的价値”。
  我們愿意提醒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你們究竟还承认不承认莫斯科声明对你們的約束力呢?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写得淸淸楚楚:“各国共产党一致譴責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現。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領导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領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难道莫斯科声明对鉄托集团的譴責是錯誤的嗎?难道各国共产党一致通过的决议,可以任凭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些人的主覌意愿而丢到九霄云外去嗎?
  无论如何,事实毕竟是事实,共产主义叛徒总归是共产主义叛徒。莫斯科声明的论断是任何人也推翻不了的。
  鉄托集团幷沒有抛弃他們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領,而且在不久前公布的南斯拉夫宪法草案中坚持了这个修正主义的纲領。
  鉄托集团幷沒有改变投靠帝国主义建設所謂“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而是更加卖力气地替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效劳。最近,美帝国主义又賞給了鉄托集团一笔一亿多美元的“援助”。鉄托集团継续披着“超集团”、“积級共处”的外衣,千方百計地破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破坏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破坏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团結。
  随着鉄托集团修正主义路綫的发展,随着鉄托集团对美帝国主义依賴的加深,南斯拉夫早已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資本主义早就一步一步地在南斯拉夫复辟。
  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不是通过資产阶級的反革命政变或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是通过鉄托集团的蛻化而逐步实現的。在这里,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問題都是国家政权問題。政权在哪一个阶級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列宁全集》二十五卷,第三五七頁。)一个国家的性貭,是由哪个阶級掌握国家政权和它执行怎样的政策来决定的。現在的南斯拉夫,国家政权掌握在鉄托集团手里,这个集团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背叛了南斯拉夫工人阶級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行一整套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路綫。在南斯拉夫农村中,富农和資本主义势力迅速增长,阶級分化正在加剧。在南斯拉夫整个经济領域中,資本主义的自由竞爭和利潤法則起着支配作用,資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正在泛滥。
  听听帝国主义对鉄托集团的評价,不是沒有益处的。美帝国主义把鉄托集团比作“带头羊”,就是說要通过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影响,企图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从社会主义陣营中带出去,带到肯尼迪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南斯拉夫的实例,向人們說明了一个問題,就是一个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爭,还有資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在无产阶級革命胜利以后,蛻化变貭現象的出現,新的資产阶級分子的产生,这幷不是难以理解的。列宁曾经說过,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变貭,在一定条件下,从苏維埃职員中能够产生很少一部分新的資产阶級分子。正是列宁所指出的这种新的資产阶級分子已经在南斯拉夫占了統治地位。
  陶里亚蒂同志在总結发言中說:“当你說資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时——大家都知道这不是眞的——就沒有人信你說的其余一切了,因为大家都认为其余一切也都不过是夸大其詞而已。”他似乎以为,这么一来,就可以全部駁倒中国共产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可是,詭辯改变不了眞理。他們一口咬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他們唯一的理由,是在南斯拉夫沒有看到一个資本家。当人們戴着有色眼鏡覌察事物的时候,总是难以洞察眞相的。旣然陶里亚蒂等人对于无产阶級革命、无产阶級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同鉄托集团有許多共同之点,当然也就难怪他們对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視而不見,对南斯拉夫的新的資产阶級分子視而不見。
  尤其令人詫异的是,有些人在竭力吹噓他們同鉄托叛徒集团的亲密关系的同时,却大肆玫击中国共产党,說我們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結是“不能允許的”。这些人不择手段地想把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排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同时又处心积虑地想把莫斯科声明所确认的叛徒鉄托集团硬塞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里来,他們这样做,究竟目的何在呢?中国有句俗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鉄托集团那样亲如手足、而对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又这样深恶痛絕的人,难道不应該想一想,自己已经站到什么地方去了嗎?
  (七)
  陶里亚蒂同志以及同他抱有相同覌点的同志,在一系列問題上同我們的分歧,归根到底,关系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过时,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否已经过时这样根本性貭的問題。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借口时代的变化、民族的特点等等,认为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莫斯科宣言中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規律不适用于意大利。意共的一位領导人賈·巴叶塔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她說:“馬克思主义是多么的不同于列宁主义,馬克思的馬克思主义又多么不同于列宁的列宁主义”。他們正是在这样的借口下,修改了和抛弃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和推銷他們的违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謂“意大利道路”。
  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規律的总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眞理。历史的发展,不但沒有使馬克思主义“过时”,而是恰恰相反,进一步証明了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在全世界无产阶級认识客覌世界和改造客覌世界的斗爭实践中,馬克思主义不断地得到了新的发展。列宁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主义。在列宁逝世以后的年代里,各国无产阶級政党又在各自的革命斗爭中,丰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庫。但是,这一切新的发展,都是从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而絕对不是背离了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列宁所开辟的十月革命的道路,以后为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所总結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共同規律,是世界各国人民消灭資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尽管从十月革命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十月革命的道路所体現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越来越显示出夺目的光輝。
  陶里亚蒂为了替自己的錯誤覌点辯护,竟然說中国共产党执行的路綫“同布尔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的革命过程中所遵循的战略和策略路綫絲毫不相符合”。这完全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实际。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領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斗爭中,在反对敎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左”傾机会主义和右傾机会主义的斗爭中,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結合,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中国革命同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样,具有許多特点,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向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継续。中国革命,正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而取得胜利的。陶里亚蒂对中国革命的歪曲,只能表明他企图为他自己的违反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眞理和社会主义革命共同規律的独特路綫制造借口。
  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須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創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規律。馬克思列宁主义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一定时間和一定条件下提出的某些个別论点,在另一时間和另一条件下,由于情况变化,就必須代之以新的论点。不这样做,就会犯敎条主义的錯誤,就会給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損失。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借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新現象,根本否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修正主义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背弃共产主义事业。
  某一个共产党在某一个发展阶段上,敎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可能成为主要的危险。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指出反对敎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如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說,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現代修正主义。現代修正主义“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閹割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反映資产阶級思想,麻痹工人阶級的革命意志,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剝削者的压迫的斗爭中,在爭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的斗爭中,在爭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爭中,使工人和劳动群众解除武装,使他們渙散。”目前,現代修正主义者借口反对敎条主义而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借口反对“左”傾冒险主义而取消革命,借口策略的灵活性而鼓吹无原則的妥协,实行投降主义。如果不同現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受到严重的損害。
  最近出現的违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逆流,再一次証明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论断的正确性。关于修正主义的主要特点,列宁說过,“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記无产阶級的根本利益,忘記整个資本主义制度、整个資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謀取实际的或可以設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級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列宁全集》十五卷,第十九頁。)
  革命的无产阶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沿着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前进。虽然这条道路是艰难的、曲折的,但这是达到胜利的唯一道路。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会順从帝国主义的“理论”,也不会順从修正主义的“理论”。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政党和什么集团,不论在工人运动中曾做过多少工作,只要一旦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幷且順着这条道路滑下去,那就只会变成資产阶級的奴仆,受到无产阶級的唾弃。
  × × ×
  我們不得不在这里公开討论了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同我們之間的主要分歧。这本来不是我們所希望的,如果不是他們首先公开挑战幷且坚持要公开辯论的話。但是,即使在我們被迫公开討论的时候,我們仍然誠摯地希望,通过同志式的討论,能够消除这种分歧。尽管令人惋借地看到陶里亚蒂和同他抱有局样覌点的局志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越来越远,我們仍然热烈地期待着他們不要越陷越深,能够迷途知返,回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上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則上来。我們愿意向前看。我們多次提出,应該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来解决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問題。我們认为,各国共产党人应該以对敌斗爭的共同利益为重,以无产阶級革命事业为重,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規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則,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結。这是全世界工人阶級和全世界人民的期望。
  一百多年来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是充滿着馬克思主义同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激烈斗爭的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来就是在战胜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爭中不断前进的。今天,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者尽管可以喧囂一时,但是,这幷不表現他們的强大,相反,恰恰暴露他們的虛弱。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現的修正主义思潮、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适应着垄断資产阶級和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实貭上是垄断資产阶級和美帝国主义的政策的产物。但是,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旣不能阻挡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爭的胜利发展,也不能挽救帝国主义的最后灭亡。
  一九一三年,列宁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爭中论述到馬克思学說的历史命运的时候指出,馬克思主义虽然遭到机会主义者的歪曲,但是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爭的发展不断地使它获得了新的証实和新的胜利。列宁当时正确地預言:“即將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級学說获得更大的胜利。”(《列宁全集》十八卷,第五八四頁。)現在,我們感到,馬克思列宁主义正处在一个新的重大的历史关头。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和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斗爭,正重新尖銳地提到各国共产党人的议事日程上来。我們深信,不论经过怎样复杂的斗爭,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終归是要取得胜利的。
  一百多年以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发出了勇敢而豪迈的召喚:“让那些統治阶級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鎖鏈。他們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这个伟大的召喚,鼓舞着一切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鼓舞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級,使他們充滿对未来的信心,坚毅地冲破一切障碍,奋勇向前。現在,国际无产阶級队伍越来越壮大,各国人民覚悟越来越高,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爭,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想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受苦受难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全世界工人阶級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潮流面前发抖吧!馬克思列宁主义終將取得最后胜利,全世界工人阶級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終將取得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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