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市图书馆

綠英
  读了殷紅和王福有两同志談“我”字的文章，受到深刻的教益，也引起很多联想。这个“我”字的摆法，王福有同志归納为应該“享福时在后，吃苦时在前；有荣誉时在后，有困难时在前”。能做到这样，当然已經很不錯了。然而反复寻思之余，覺得还有一种风格更高的摆法。
  这种更高的摆法，也是从《紅岩》里两个共产党員的形象中得来的启示。一个是“監獄之花”的母亲。这位女共产党員从昆明被押解到渣滓洞。就义之前，难友們請她留下姓名，为了不暴露案情，她不肯說出自己的姓名，只是微笑地告訴难友：“我是共产党員。”就这样，她連姓名都沒留下而牺牲了。
  另一个就是刘思揚。这个剝削阶級的判逆者，經受了残酷的监獄考驗，决定为革命貢献自己的生命。但他有一个理想：在牺牲时高呼一声口号，然后慷慨壮烈地成仁。可是在复杂的斗爭中，这样的理想也不能实現。在白公館集体越獄时，他担負了掩护的任务。当他胸膛中了敌人的子弹，献身的时刻来临时，为了同志們的安全，他并沒有喊口号，无声而死了。
  这是两个多么高大光輝的形象啊！他們的“我”字怎么摆的？他們已經忘掉了我字，把我字融化于整个共产主义事业中了。这种忘我的高尚的情操，也就是毛主席說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純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主席：紀念白求恩）
  当然，一个人要做到这点是很难的；但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在我們的国家里，这种精神早已遍地开花，成为我們时代的风格。邱少云、黄继光、楊根思是这样忘我的人；孟泰、邱財康、王国藩不也是这样忘我的人嗎？“人皆可以为尧舜”，我們即使达不到他們的高度，但只要經常地检查“我”这个字的摆法，把我这滴水汇入共产主义大海去，那么，也就堪称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