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市图书馆 内容
在本溪市文艺、新聞界反右派辯论大会8—9日的会上，本报党內右派分子侯介夫的反党阴謀被彻底粉碎。事实表明：侯介夫是一个投靠敌人的叛徒，一貫抗拒党的領导，坚决坚持資产阶级反动立場的反党野心家。这位平常总摆着“原則性强”“独立思考”“工作辛辛苦苦”“办报內行”的伪面孔的反党分子，终于在光天化日之下，現出丑恶的原形了。
大鳴大放时期，候介夫和本报右派分子里烽同流合汚，積極支持里烽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侯介夫是本报编委会的成員之一，总编室的主任，他和里烽（政教組副组长）平日狂妄自大，目空一切，都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大鳴大放的时候，两个人臭味相投，因此侯介夫便或明或暗地积极支持里烽一系列的反党活动：第一，他积极支持里烽到处放火。鳴放初期，里烽在編輯部里散布“本溪一貫是落后典型，辽宁日报要公开批評市委領导鳴放不力”的讕言时，侯介夫就瞞着副总編輯，背地和里烽策划：应該先在基层搞起来，用实际行动推着市委走。为了取得点火的合法地位，这位平常总也不愿下去的編委，亲自奔走市委文教部，希望市委出面在文教界召开座談会。当市委指示，等书記处统一安排以后再动后，他不顾党領导大鳴大放的計划和步驟，明知故犯錯誤地一不执行市委的决定，二不向副总编輯請示，便擅自同意政教組提出的向学校、卫生、医务和体育界的点火計划；当他听記者反映小学教师意見很多，又亲自数次催促政教組同志在平山、溪湖两地分別召开小学教师座談会，組织所謂“鳴放”，后经副总編輯发覺，坚决进行阻止，他們才免强接受，把会议內容临时改变了。第二，他积极支持里烽到市政协会上去放毒。当时里烽提出为新聞工作者“伸冤”的号召，煽动部分群众，搜集点滴材料，然后又向統战部爭取到列席政协会议的合法权利，幷在会上放了記者的苦衷有“五多＂的毒箭，里烽在“五多”里汚蔑新社会沒有新聞自由，对記者进行消息封鎖；公然要求給記者的地位、职別以特殊待遇，同时把党比作旧社会的“公婆”，記者是受尽凌辱的“童养媳”。里烽在发射这枚毒箭以前，侯介夫不但积极鼓励他到政协会上去放，而且当里烽决定发言后，他还亲自动手到資料室里，把长江日报刊登的湖北省委召开新聞界鳴放会的消息拿給里烽看，叫他发言时引証湖北省委书記王任重同志的讲話，为他們向党进攻作掩护，将本溪市委的軍。政协会正在进行的时候，他又打电話去，把市委宣傳部副部长朱誠同志从报紙大样上撤下“尊重記者的劳动，支持記者的活动”一毒草的经过吿訴了里烽，提供给他向党进攻。里烽发言后，他发現报紙小样上删去了湖北省委为照顾記者工作方便所作的决定一段时，又吿訴里烽：把这段加上了。侯介夫不但完全同意这枚毒箭的反动覌点，而且还贊揚地說：里烽眞不善，昨天吿訴他，今天就发言了。第三，政协开会前夕，他私下和里烽合謀写一篇所謂“打消顾虑，大胆鳴放”的社论（未見报），这篇社论是里烽执笔写的，但侯介夫帮助硏究了具体內容，经侯介夫的手作了删改，幷最后在小样上添了“实际行动”等挑动性的字眼，发到印刷厂，印了大样。这篇社论是恶意汚蔑党的整风运动，露骨地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毒草，他汚蔑党反对的三个主义是毒草，党整风的目的是歼自身之草，而不是歼他人之草，毒草应允許“合法存在”，幷受到“党和国家的保护”。如果共产党对毒草“聚而歼之”，就是“作賊心虚”，“心情短小”，把反击右派的阶级斗爭的任务汚蔑为“賊”的行为，企图给党和全体劳动人民反击右派斗爭封嘴。最后在社论中大肆叫囂：这里放不开到那里去放，不放开决不休止。幷且把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股逆流美其名为“时代不可抗拒的激流”、“理直气壮的正义行为”。第四，他支持里烽的“撤換报社党政工团領导”和“非党人士可以参加編委会”的謬论。6月間，市委召开一次新聞工作者鳴放会，刚决定开会时，侯介夫就主动問里烽：“准备讲一讲不？”里烽說：“要讲就讲一个根本問題”。侯同意說：“应当讲根本問題。”里烽說：“根本問題是領导不称职問題。”侯又同意說：“是这个問題。”他們一唱一合，结果在会上里烽便搞个联合发言，主张撤換領导。后来这个“联合发言”沒找到支持者，才作罢了。事后侯介夫感到这次鳴放会向党进攻的不够劲，說“凈談些鸡毛蒜皮的問題”，又吿訴林溪岩和丁伯欣应就办报思想上一些問題談一談。在这同时，侯介夫私下默认了里烽主张“非党人士可以参加編委会”这个企图推翻市委对报纸絕对領导的根本性的問題，使里烽在本报第一次反右派辯论会上，还囂张地公开提出了这个反动的主张，向党进攻。最后，里烽看透了侯介夫是他反党的积极支持者，可謂“赤胆忠心”，所以当鞍山日报李惠众反党集团十分囂张的时候，里烽大胆的在侯介夫面前，宣揚了李惠众反党集团因市委抽了他們座談“左叶事件”的消息而鬧事的经过，身为共产党員、編委委員的侯介夫对这种反党活动和里烽对他的煽动不但未加驳斥，还摸楞两可的說：“等着看看省委有沒有通报吧！要是对啦就不能通报！”这些反党活动充分說明，侯介夫已经完全站在資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場上，和右派分子沒什么两样了。
在大鳴大放时期，侯介夫还抗拒党的領导，一再坚持自己的資产阶级立場。按着党的工作計划和步驟，整风头一步不在基层搞鳴放，可是侯介夫不但明知故犯支持政教組搞鳴放，而且还抓副刊組鳴放。他背着副刊組負責編委高洪宇同志，三次找副刊組魏迟同志了解文艺界鳴放情况，幷表示自市文艺座談会后空气沉悶，应該推动推动。事后又和高洪宇同志作同样表示幷試探性的和他商量：是否可出个“文艺座談会后文艺界为什么这样沉悶”的专栏，发动群众討论討論。同时他还散布說：工业組一点鳴放动靜也沒有。他数次吿訴工业組同志，搞点鳴放的稿子。这些事后来因为开展反右派斗爭，才都流产了。“左叶事件”是右派分子利用新聞工作者右傾偏激思想向党进攻的一把火，在本溪日报，也得到右派分子的响应，幷迷惑了許多同志。发生后，本报編輯部在群众要求下召开了座談会，会后侯介夫具体指示一个同志把会议記录整理成为带有煽动性和汚蔑性的长达五千多字的长文章（見报的三千多字）。文章中不但把零星事实拼凑扩大，而且恶意攻击处长、局长、部长等許多人，还恶毒地歪曲党的各级領导把記者看成为他們装飾門面的油漆匠；用尽了“刁难”“报复”“歧視”“监視＂等聳人听聞的字眼，加以扩大喧染。企图說明新社会漆黑一团；共产党横蛮无理；新聞記者受尽了凌辱。侯介夫不但制造了这篇毒草，而且当朱誠副部长看出这是一篇党报向党进攻的毒草，不同意发表时，他在电話里一爭再爭，拒絕朱部长的指示，幷不修正自己的錯誤，百般为毒草辯护說：“我們的意見还是登。”最后在朱部长同意修改、緩登的条件下，他才免强把稿撤下来。第二大，一个同志来問这件事，幷要訪問朱部长和給上级党报写稿，他便有意煽动地介紹撤稿经过，宣傳朱部长的“錯誤”，夸跃自己做的“正确”，当天下午他又挑动这位同志，問：“你去了沒有？”当这位同志表示因稿子內容有某些夸大不打算去訪問了幷〓朱部长拍桌子批評我怎么办时，也却笑着說：“假如眞这样，那不增加了你写稿的材料嗎？”这位同志又問：“假如我写了稿子你是否同意发表？”他狡猾的含笑而不作答。侯介夫对这个同志煽动未成，就把这事又吿訴里烽（如前所述）在政协会上把朱部长攻击了。这篇毒草后来也在侯介夫的坚持下登了出来。稿件登出后，他看到要訪問朱部长那个同志，又半开玩笑地說：“你还去訪問朱部长不？”显自己的“能耐”。另外，侯介夫抗拒党的領导也表現在他拒絕刊登人民日报社论上。4月份，中央发了在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方面四篇社论，其中“继续放手貫彻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怎样对待人民內部的矛盾”和“从团結的愿望出发”三篇，他以长为借口，拒絕刊登，沒有見报。只有一篇“全党必須认眞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一篇，经高潮光同志再三建议，总編輯作了决定才登。最严重的是，他竟再次拒絕了高潮光同志的建议，拒絕刊登人民日报7月1日“文汇报的資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分析了右派的性质，指示了我們对右派的政策的极为重要的社论。从这看出侯介夫不但为右派分子出謀划策，而且直接向党进攻了。
候介夫長期販賣資產階級办报覌点。他認为党性和人民性是对立的，反对在市委领導下和报道党的中心工作，主張在报纸上只管揭露，不管效果，企圖实行惩办主义的“批評”，以便达到他篡改本溪日报政治方向的目的。
侯介夫这种反党的思想是由来已久的，他在办报路线上有一系统的反动覌点。
去年报纸改革时，借口反对淸規戒律，来否定党对报纸的領导。站在資产阶级的反动立場上，否认我們的报紙做为党委的机关报和具有党性原則。侯介夫经常歪曲事实的說我們的报紙“干巴巴、灰溜溜”，而且把这种不符实际的估价恶毒的說成都是我們强調了报纸的党性和作为党委机关报的結果。侯介夫說强調报纸的党性和做为党委的机关报是片面的，这样就忽視了全面的忠实的反映实际生活和广大群众的意見和要求。把党性与人民性对立了起来，认为能代表党就不能代表人民。幷說我們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怕事者的态度来对待千变万化的生活。侯介夫想以資产阶级的办报覌点来代替我們党报的党性原則，想以反动的資产阶级的立場来篡夺党对报纸的領导权，企图夺取这块陣地去为資产阶级服务。他把党与人民之間的关系，看成是絕对矛盾的，借口說要让我們的报紙充滿着人民的声音，来为人民呼吁，企图借此煽动人民的不滿。
侯介夫反对报纸以市委的中心工作为报道的中心。說报纸不一定以市委的中心工作为报道的中心，主张报紙可以有另外的中心，可以以某項突出的报道形成一个时期的自己的中心，幷主张一条消息就能表現中心工作的主流。
侯介夫說，强調结合中心和围绕中心是我們报社业务指导思想上的圈圈，說强調这一問題就是片面的。认为如此就不能正常生产，就得突击忙乱，說这是費力不討好的。
侯介夫在过去的实际工作中，动輒排斥重要报道，明明应該安排在显著地位的稿件，他偏偏要給挤到不显著的地位，明明应該放在一版头条的重要消息与社论，他偏偏叫往二版上挤挤，明明应該发的稿子，他偏偏要压下来退回去。对整风，反右派过程中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的处理上，侯介夫也采取了这种态度，以“长”为借口拒絕登載。
侯介夫主张报纸在报道上，可以不遵循市委的工作步驟，說报紙应該走在市委的前面，应該去推动市委，幷借口說报紙只要从全国和党中央的方針政策出发就行了。侯介夫认为市委沒有布置的工作，报紙可以先动。說按市委的計划办事是受限制，幷认为是限制的太严了。他不同意石光部长关于“市委的計划也就是报社的計划”的正确指示，反而汚蔑市委工作計划“业务性太强＂。
侯介夫又說，要摆脫业务部門，要独立負責，独立思考。他批評过去的报道时說：“跟着业务部門跑，人家工作中的問題总结了将要傳播或改进了，报紙才登出来。”
侯介夫把党委机关和政府机关的各个部門都看成是应該摆脫的对象。在侯介夫的眼界里，党委的报紙，党領导的各个部門，与党之間的关系都是对立的。在他看来，好象我們的党幷不是一个統一的整体。
侯介夫认为，报纸要大胆揭露問題，只管揭露，不管能否解决和如何解决，主张揭露时可以不調查原因，是否合乎实际情况也可不去对証，只管批評，不管效果。侯介夫经常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利用报紙开展“批評”，根本否定了团结一一批評一一团结的公式，借口批評“官僚主义”的幌子下，企图把負責于部当做报紙的主要“批評”对象。他反对“报纸批評負責干部时要考虑到他的領导威信”的說法。想借此否定实行保护性的批評的原則。
对侯介夫这些資产阶级办报覌点，市委負責同志曾经再三进行說服教育，这种脫离党的傾向是危险的。可是侯介夫不但不接受領导正确的意見，反而不滿的誣蔑說：这是48年的覌点了。幷揚言說：过去中央关于报纸工作的指示，現在不适用了。在这些問題上，石光部长在編輯部曾作了几次报吿，强調了在党的領导下、报道党的中心工作和进行保护性的批評等問題。但侯介夫資产阶级立場难移，他还說：我还有不同意見，要写一写，爭一爭。今年鳴放时他說：应該有机会讲讲自己的意見。幷写文章反驳石部长的意見，文章写了一半，后来因为反右派开始，他就把資产阶级尾巴缩回去了。
侯介夫的反党野心还表現在他長期地、噁毒地破坏編委会的集体領導，排斥总編輯領導的一系列活动上。
他为了达到个人主义野心和反党目的，已经利令智昏到公然违反組织原則，目无領导，在同志間大要其笼络人、孤立人、打击人的手法，企图制造人为矛盾，从而各个击破突出自己。侯介夫有着頑强的唯我独尊，压人一头的剝削阶级本性，因此，他把个人凌駕在集体之上，自命不凡，向領导他的上级开火攻击。这就是侯介夫几年来所以一貫反对总編輯領导的根本原因。
侯介夫破坏集体領导，主要表現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无事生非，向領导进行人身攻击。
韦总編輯刚到报社不久，便积极的抽出时間同記者一道去钢厂搞具体报道。侯介夫便在背后讥諷說：“呵！体验生活去了，看她能搞出什么名堂来！”总編輯来报社不久，侯介夫把总編輯暫时不熟习业务，作为反党反領导的条件，借机大肆攻击和誹謗領导。如有人說，韦若同志有组织領导能力。侯介夫却挑拨說：“韦若写文章可不行！”韦若同志为了淸静一些，在家里写报道計划，侯介夫挖苦地說：怎么的，在办公室里写怕被人偷看了？虚心一点也好，就是不虚心！”去年市政协开会，韦若是市政协委員，参加会议了，当时报社还派两名記者負責大会报道，这事也引起侯介夫的反感，他說：“总編輯参加了还不能写一写？跟两名記者干嘛？”言外之意是説，总編輯的架子眞大呵！
侯介夫对刘副总編也是如此。他在群众中经常散播刘副总編“无能”“不懂业务”，說：“刘金犁在市委当处长行，当副总編可不行。有一次，刘副总編早晨上班，在总編室打了一个电話，他走后，侯介夫輕蔑的說：“到这里来打电話，显显他上班早嗎！”侯介夫还常常拿着总編輯审閱过的稿件，恶意地諷刺說：“看，总編輯审閱过的稿件就是这样的！＂有时发了一陣牢騷后，便滥用职权，取消刘副总編的决定，把稿子退到业务組去，借此在同志中間造成“总編輯不行”，“总編輯說了不算”的印象，来达到打击領导，抬高自己的目的。
二、利用領导工作中的个別缺点，攻击領导。
侯介夫对待領导上某些个別缺点，不是站在集体之中，发揮同志式的帮助和协作精神；相反地，经常是站在集体之外，在群众中为个人洗刷淸白，卸却个人責任，去笼络和討好群众，，幷以幸灾乐祸态度，非难領导。去年評级，因領导一时工作疏忽，事前沒经編委会討论，后来补开了編委会，总編輯曾以自我批評精神向大家检查了評级中的缺点。但侯介夫却乘机向另一編委煽动說：“这些事总編輯应該知道吧？这不是什么疏忽問題。＂幷說，“补开編委会是形式主义。”在他的挑拨下，这个編委也不滿地說；“这簡直是剝夺了我們編委的权利！”同时，侯介夫还向群众散播領导評级工作的缺点，表明与自己无关，煽动群众对領导不滿，以此来打击領导，抬高自己，爭取拉拢群众。
三、在編委会中，挑拨离間，搞宗派活动，排斥总編輯。
侯介夫积极搞反領导的宗派活动，企图达到左右編委会的目的，侯介夫一面直接向总編輯进攻，另一面又积极的施展两面手法，拉拢另一編委。
在报道上发生了一次錯誤，一編委誤解了副总編的过問。但侯介夫在交談中知道后就挑拨这一編委說：“要是我，非和他干起来不可……”
今年韦若同志休养期間，侯介夫为了打击刘副总編，便不择手段的寻找岔子，挑拨編委关系。他对某編委說：“刘金犁对市委的一些指示和党的文件，沒有完全向我們傳达，这是怕別人提高，想留一手在我們面前显高明。”此外还在韦总編面前挑拨說：我对你沒有意見，对刘金犁有意見；某編委对你有意見；企图制造总編輯之間，总編与編委之間的人为分裂，以便进一步拉拢某編委对領导分庭抗礼。幷孤立副总編，中立总編，便于他对总編輯的各个击破。
四、对不符合个人欲望的編委会的集体决定，阳奉阴违，消极抗拒。
去年报纸改革中，对市委批准的新机构不合己意，他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有严重的个人打算。因此在編委会討论时一再表示在总編室工作是“上挤下压”，极力要到底下去領导一两个組，和韦总編談話时，又表示下組是要看看誰行誰不行，与总編比比高低。去年組织决定他必須留在总編室时，又消极怠工，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手法，进行頑强的抗拒。侯介夫在机构改革后的第三天，即大发怨言，扩大困难，制造消极因素，說什么“稿源有問題”，“工作处于混乱状态”等等，在領导提醒他不要銼伤大家的信心时，他却翻脸駡領导“幼稚的可笑”。在去年工业高潮中，报社根据市委意图和編委会的集体討论，决定开展对焦化一厂傳財先进思想和批判某車間主任右傾保守思想的宣傳。但侯介夫却违反这一决定独搞一套，計划批評党总支书記，幷擅自派了記者外出采訪。事后还打了小样瞞着刘副总編送市委审查。直至市委书記制止后还表示不服。
五、独断专行，实行业务垄断。
侯介夫为了攻击与排斥总編輯領导，还滥用职权，在业务上独断专行，任意取消編委会和总編輯的决定。如：編委会为了貫彻批評必須眞实这一原則，曾做出决定，規定一切批評文章，在見报之前必須对事实进行核对。但这一决定执行了一个时期，就被侯介夫取消了，以致在报紙上出現了很多失实的续者来信，給党报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損失。为了突出个人作用，侯介夫一方面千方百計地来突出由他具体領导的政教組（編委分工負責具体領导各业务組）所搞的报道；另一方面又极尽反領导之能事，把总編輯亲自抓的报道，排在次要的位置上，加以排斥，或在未見报之前加以刁难。去年工业高潮中，副总編輯亲自領导組织的关于批評运輸車間保守思想的报道，当稿件交到总編室时，侯介夫一看上面签有副总編同意发表的意見，內容也沒看趁职权之便，交給一位編輯說：“太长了，把拉拉杂杂的删掉”。侯介夫为了抬高自己，显現个人，就要設法打击別人，特別是打击領导他的总編輯的威信。去年张滿銀事件的报道，在編委会上他极力主张由总編輯亲自負責，由专人組成报道小組，但背后却散布不滿，一面他压制稿件不登，一面又嚷嚷“派了这么多人还写不出东西来”，同时幷恶意散布“总编輯好大喜功”。
六、否定党报的作用，把报纸說成一团漆黑，给領导扣上“失职”的罪名。
侯介夫別有用心地把报紙說成“干巴巴，灰溜溜”，“扳起面孔說教”，幷誣蔑本溪日报“老是讲猴子如何变人”……謾駡报纸“糟得很”，然后给領导扣上“有失职行为”的帽子。他汚蔑正副总編輯說：“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一个是昏昏沉沉的官僚主义”，示意总編輯不是市委委員不配領导报社。幷在群众中散播說：“过去領导弱，現在更弱”。說过去的总編輯“还能‘扎虎’一陣”某副总編“还能写写东西”，幷恶毒地責难市委說：“怎么让这两个人到这儿‘樋咕’来了？”这就是侯介夫所要販卖的反党的私貨，企图以此把总編輯推下馬，自己上馬，夺取报纸領导权，最后实現篡改报纸方向的阴謀。
撕下候介夫“伪君子”假面具，他原來是个混進党內的政治投机分子，一貫反党的个人野心家。
侯介夫所以一貫反党最后堕落成为可耻的右派分子，是有他的阶级根源，而且从他参加革命队伍的第一天起就对党表現极不忠誠。侯介夫向党隐瞞家庭成份、伪造学历和经历。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入党时交代为中农，1952年思想建設时又企图蒙混过去組织对他的怀疑，交代为富农。审干时他也沒对組织說实話。后经調查証实才被迫承认。他本来是初中毕业，但他虚报为高中毕业，幷把整个经历假造了一套。幷隐瞞了在匪东北行政委員会当文书一段。由此可見他是混入党內的政治投机分子。
由于他資产阶级个人意识不断滋长，反映在私生活上也缺乏共产党員应有的道德。他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但他还有喜新厌旧的資产阶级思想，另討所欢。幷拒絕党組织和領导上对他的教育和劝吿，毫无改悔之意。
总之，侯介夫抱着卑鄙的个人目的混入党內，入党后又一再坚持資产阶级的立場覌点，拒絕党对他的改造，幷忘恩負义的把党哺育他所获得的某些本事，当作反党的資本，从而更加驕傲起来，使他的个人主义野心有狂妄的发展，因此，在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时必然堕落成为反党的叛徒，資产阶级右派分子。
大鳴大放时期，候介夫和本报右派分子里烽同流合汚，積極支持里烽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侯介夫是本报编委会的成員之一，总编室的主任，他和里烽（政教組副组长）平日狂妄自大，目空一切，都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大鳴大放的时候，两个人臭味相投，因此侯介夫便或明或暗地积极支持里烽一系列的反党活动：第一，他积极支持里烽到处放火。鳴放初期，里烽在編輯部里散布“本溪一貫是落后典型，辽宁日报要公开批評市委領导鳴放不力”的讕言时，侯介夫就瞞着副总編輯，背地和里烽策划：应該先在基层搞起来，用实际行动推着市委走。为了取得点火的合法地位，这位平常总也不愿下去的編委，亲自奔走市委文教部，希望市委出面在文教界召开座談会。当市委指示，等书記处统一安排以后再动后，他不顾党領导大鳴大放的計划和步驟，明知故犯錯誤地一不执行市委的决定，二不向副总编輯請示，便擅自同意政教組提出的向学校、卫生、医务和体育界的点火計划；当他听記者反映小学教师意見很多，又亲自数次催促政教組同志在平山、溪湖两地分別召开小学教师座談会，組织所謂“鳴放”，后经副总編輯发覺，坚决进行阻止，他們才免强接受，把会议內容临时改变了。第二，他积极支持里烽到市政协会上去放毒。当时里烽提出为新聞工作者“伸冤”的号召，煽动部分群众，搜集点滴材料，然后又向統战部爭取到列席政协会议的合法权利，幷在会上放了記者的苦衷有“五多＂的毒箭，里烽在“五多”里汚蔑新社会沒有新聞自由，对記者进行消息封鎖；公然要求給記者的地位、职別以特殊待遇，同时把党比作旧社会的“公婆”，記者是受尽凌辱的“童养媳”。里烽在发射这枚毒箭以前，侯介夫不但积极鼓励他到政协会上去放，而且当里烽决定发言后，他还亲自动手到資料室里，把长江日报刊登的湖北省委召开新聞界鳴放会的消息拿給里烽看，叫他发言时引証湖北省委书記王任重同志的讲話，为他們向党进攻作掩护，将本溪市委的軍。政协会正在进行的时候，他又打电話去，把市委宣傳部副部长朱誠同志从报紙大样上撤下“尊重記者的劳动，支持記者的活动”一毒草的经过吿訴了里烽，提供给他向党进攻。里烽发言后，他发現报紙小样上删去了湖北省委为照顾記者工作方便所作的决定一段时，又吿訴里烽：把这段加上了。侯介夫不但完全同意这枚毒箭的反动覌点，而且还贊揚地說：里烽眞不善，昨天吿訴他，今天就发言了。第三，政协开会前夕，他私下和里烽合謀写一篇所謂“打消顾虑，大胆鳴放”的社论（未見报），这篇社论是里烽执笔写的，但侯介夫帮助硏究了具体內容，经侯介夫的手作了删改，幷最后在小样上添了“实际行动”等挑动性的字眼，发到印刷厂，印了大样。这篇社论是恶意汚蔑党的整风运动，露骨地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毒草，他汚蔑党反对的三个主义是毒草，党整风的目的是歼自身之草，而不是歼他人之草，毒草应允許“合法存在”，幷受到“党和国家的保护”。如果共产党对毒草“聚而歼之”，就是“作賊心虚”，“心情短小”，把反击右派的阶级斗爭的任务汚蔑为“賊”的行为，企图给党和全体劳动人民反击右派斗爭封嘴。最后在社论中大肆叫囂：这里放不开到那里去放，不放开决不休止。幷且把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股逆流美其名为“时代不可抗拒的激流”、“理直气壮的正义行为”。第四，他支持里烽的“撤換报社党政工团領导”和“非党人士可以参加編委会”的謬论。6月間，市委召开一次新聞工作者鳴放会，刚决定开会时，侯介夫就主动問里烽：“准备讲一讲不？”里烽說：“要讲就讲一个根本問題”。侯同意說：“应当讲根本問題。”里烽說：“根本問題是領导不称职問題。”侯又同意說：“是这个問題。”他們一唱一合，结果在会上里烽便搞个联合发言，主张撤換領导。后来这个“联合发言”沒找到支持者，才作罢了。事后侯介夫感到这次鳴放会向党进攻的不够劲，說“凈談些鸡毛蒜皮的問題”，又吿訴林溪岩和丁伯欣应就办报思想上一些問題談一談。在这同时，侯介夫私下默认了里烽主张“非党人士可以参加編委会”这个企图推翻市委对报纸絕对領导的根本性的問題，使里烽在本报第一次反右派辯论会上，还囂张地公开提出了这个反动的主张，向党进攻。最后，里烽看透了侯介夫是他反党的积极支持者，可謂“赤胆忠心”，所以当鞍山日报李惠众反党集团十分囂张的时候，里烽大胆的在侯介夫面前，宣揚了李惠众反党集团因市委抽了他們座談“左叶事件”的消息而鬧事的经过，身为共产党員、編委委員的侯介夫对这种反党活动和里烽对他的煽动不但未加驳斥，还摸楞两可的說：“等着看看省委有沒有通报吧！要是对啦就不能通报！”这些反党活动充分說明，侯介夫已经完全站在資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場上，和右派分子沒什么两样了。
在大鳴大放时期，侯介夫还抗拒党的領导，一再坚持自己的資产阶级立場。按着党的工作計划和步驟，整风头一步不在基层搞鳴放，可是侯介夫不但明知故犯支持政教組搞鳴放，而且还抓副刊組鳴放。他背着副刊組負責編委高洪宇同志，三次找副刊組魏迟同志了解文艺界鳴放情况，幷表示自市文艺座談会后空气沉悶，应該推动推动。事后又和高洪宇同志作同样表示幷試探性的和他商量：是否可出个“文艺座談会后文艺界为什么这样沉悶”的专栏，发动群众討论討論。同时他还散布說：工业組一点鳴放动靜也沒有。他数次吿訴工业組同志，搞点鳴放的稿子。这些事后来因为开展反右派斗爭，才都流产了。“左叶事件”是右派分子利用新聞工作者右傾偏激思想向党进攻的一把火，在本溪日报，也得到右派分子的响应，幷迷惑了許多同志。发生后，本报編輯部在群众要求下召开了座談会，会后侯介夫具体指示一个同志把会议記录整理成为带有煽动性和汚蔑性的长达五千多字的长文章（見报的三千多字）。文章中不但把零星事实拼凑扩大，而且恶意攻击处长、局长、部长等許多人，还恶毒地歪曲党的各级領导把記者看成为他們装飾門面的油漆匠；用尽了“刁难”“报复”“歧視”“监視＂等聳人听聞的字眼，加以扩大喧染。企图說明新社会漆黑一团；共产党横蛮无理；新聞記者受尽了凌辱。侯介夫不但制造了这篇毒草，而且当朱誠副部长看出这是一篇党报向党进攻的毒草，不同意发表时，他在电話里一爭再爭，拒絕朱部长的指示，幷不修正自己的錯誤，百般为毒草辯护說：“我們的意見还是登。”最后在朱部长同意修改、緩登的条件下，他才免强把稿撤下来。第二大，一个同志来問这件事，幷要訪問朱部长和給上级党报写稿，他便有意煽动地介紹撤稿经过，宣傳朱部长的“錯誤”，夸跃自己做的“正确”，当天下午他又挑动这位同志，問：“你去了沒有？”当这位同志表示因稿子內容有某些夸大不打算去訪問了幷〓朱部长拍桌子批評我怎么办时，也却笑着說：“假如眞这样，那不增加了你写稿的材料嗎？”这位同志又問：“假如我写了稿子你是否同意发表？”他狡猾的含笑而不作答。侯介夫对这个同志煽动未成，就把这事又吿訴里烽（如前所述）在政协会上把朱部长攻击了。这篇毒草后来也在侯介夫的坚持下登了出来。稿件登出后，他看到要訪問朱部长那个同志，又半开玩笑地說：“你还去訪問朱部长不？”显自己的“能耐”。另外，侯介夫抗拒党的領导也表現在他拒絕刊登人民日报社论上。4月份，中央发了在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方面四篇社论，其中“继续放手貫彻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怎样对待人民內部的矛盾”和“从团結的愿望出发”三篇，他以长为借口，拒絕刊登，沒有見报。只有一篇“全党必須认眞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一篇，经高潮光同志再三建议，总編輯作了决定才登。最严重的是，他竟再次拒絕了高潮光同志的建议，拒絕刊登人民日报7月1日“文汇报的資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分析了右派的性质，指示了我們对右派的政策的极为重要的社论。从这看出侯介夫不但为右派分子出謀划策，而且直接向党进攻了。
候介夫長期販賣資產階級办报覌点。他認为党性和人民性是对立的，反对在市委领導下和报道党的中心工作，主張在报纸上只管揭露，不管效果，企圖实行惩办主义的“批評”，以便达到他篡改本溪日报政治方向的目的。
侯介夫这种反党的思想是由来已久的，他在办报路线上有一系统的反动覌点。
去年报纸改革时，借口反对淸規戒律，来否定党对报纸的領导。站在資产阶级的反动立場上，否认我們的报紙做为党委的机关报和具有党性原則。侯介夫经常歪曲事实的說我們的报紙“干巴巴、灰溜溜”，而且把这种不符实际的估价恶毒的說成都是我們强調了报纸的党性和作为党委机关报的結果。侯介夫說强調报纸的党性和做为党委的机关报是片面的，这样就忽視了全面的忠实的反映实际生活和广大群众的意見和要求。把党性与人民性对立了起来，认为能代表党就不能代表人民。幷說我們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怕事者的态度来对待千变万化的生活。侯介夫想以資产阶级的办报覌点来代替我們党报的党性原則，想以反动的資产阶级的立場来篡夺党对报纸的領导权，企图夺取这块陣地去为資产阶级服务。他把党与人民之間的关系，看成是絕对矛盾的，借口說要让我們的报紙充滿着人民的声音，来为人民呼吁，企图借此煽动人民的不滿。
侯介夫反对报纸以市委的中心工作为报道的中心。說报纸不一定以市委的中心工作为报道的中心，主张报紙可以有另外的中心，可以以某項突出的报道形成一个时期的自己的中心，幷主张一条消息就能表現中心工作的主流。
侯介夫說，强調结合中心和围绕中心是我們报社业务指导思想上的圈圈，說强調这一問題就是片面的。认为如此就不能正常生产，就得突击忙乱，說这是費力不討好的。
侯介夫在过去的实际工作中，动輒排斥重要报道，明明应該安排在显著地位的稿件，他偏偏要給挤到不显著的地位，明明应該放在一版头条的重要消息与社论，他偏偏叫往二版上挤挤，明明应該发的稿子，他偏偏要压下来退回去。对整风，反右派过程中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的处理上，侯介夫也采取了这种态度，以“长”为借口拒絕登載。
侯介夫主张报纸在报道上，可以不遵循市委的工作步驟，說报紙应該走在市委的前面，应該去推动市委，幷借口說报紙只要从全国和党中央的方針政策出发就行了。侯介夫认为市委沒有布置的工作，报紙可以先动。說按市委的計划办事是受限制，幷认为是限制的太严了。他不同意石光部长关于“市委的計划也就是报社的計划”的正确指示，反而汚蔑市委工作計划“业务性太强＂。
侯介夫又說，要摆脫业务部門，要独立負責，独立思考。他批評过去的报道时說：“跟着业务部門跑，人家工作中的問題总结了将要傳播或改进了，报紙才登出来。”
侯介夫把党委机关和政府机关的各个部門都看成是应該摆脫的对象。在侯介夫的眼界里，党委的报紙，党領导的各个部門，与党之間的关系都是对立的。在他看来，好象我們的党幷不是一个統一的整体。
侯介夫认为，报纸要大胆揭露問題，只管揭露，不管能否解决和如何解决，主张揭露时可以不調查原因，是否合乎实际情况也可不去对証，只管批評，不管效果。侯介夫经常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利用报紙开展“批評”，根本否定了团结一一批評一一团结的公式，借口批評“官僚主义”的幌子下，企图把負責于部当做报紙的主要“批評”对象。他反对“报纸批評負責干部时要考虑到他的領导威信”的說法。想借此否定实行保护性的批評的原則。
对侯介夫这些資产阶级办报覌点，市委負責同志曾经再三进行說服教育，这种脫离党的傾向是危险的。可是侯介夫不但不接受領导正确的意見，反而不滿的誣蔑說：这是48年的覌点了。幷揚言說：过去中央关于报纸工作的指示，現在不适用了。在这些問題上，石光部长在編輯部曾作了几次报吿，强調了在党的領导下、报道党的中心工作和进行保护性的批評等問題。但侯介夫資产阶级立場难移，他还說：我还有不同意見，要写一写，爭一爭。今年鳴放时他說：应該有机会讲讲自己的意見。幷写文章反驳石部长的意見，文章写了一半，后来因为反右派开始，他就把資产阶级尾巴缩回去了。
侯介夫的反党野心还表現在他長期地、噁毒地破坏編委会的集体領導，排斥总編輯領導的一系列活动上。
他为了达到个人主义野心和反党目的，已经利令智昏到公然违反組织原則，目无領导，在同志間大要其笼络人、孤立人、打击人的手法，企图制造人为矛盾，从而各个击破突出自己。侯介夫有着頑强的唯我独尊，压人一头的剝削阶级本性，因此，他把个人凌駕在集体之上，自命不凡，向領导他的上级开火攻击。这就是侯介夫几年来所以一貫反对总編輯領导的根本原因。
侯介夫破坏集体領导，主要表現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无事生非，向領导进行人身攻击。
韦总編輯刚到报社不久，便积极的抽出时間同記者一道去钢厂搞具体报道。侯介夫便在背后讥諷說：“呵！体验生活去了，看她能搞出什么名堂来！”总編輯来报社不久，侯介夫把总編輯暫时不熟习业务，作为反党反領导的条件，借机大肆攻击和誹謗領导。如有人說，韦若同志有组织領导能力。侯介夫却挑拨說：“韦若写文章可不行！”韦若同志为了淸静一些，在家里写报道計划，侯介夫挖苦地說：怎么的，在办公室里写怕被人偷看了？虚心一点也好，就是不虚心！”去年市政协开会，韦若是市政协委員，参加会议了，当时报社还派两名記者負責大会报道，这事也引起侯介夫的反感，他說：“总編輯参加了还不能写一写？跟两名記者干嘛？”言外之意是説，总編輯的架子眞大呵！
侯介夫对刘副总編也是如此。他在群众中经常散播刘副总編“无能”“不懂业务”，說：“刘金犁在市委当处长行，当副总編可不行。有一次，刘副总編早晨上班，在总編室打了一个电話，他走后，侯介夫輕蔑的說：“到这里来打电話，显显他上班早嗎！”侯介夫还常常拿着总編輯审閱过的稿件，恶意地諷刺說：“看，总編輯审閱过的稿件就是这样的！＂有时发了一陣牢騷后，便滥用职权，取消刘副总編的决定，把稿子退到业务組去，借此在同志中間造成“总編輯不行”，“总編輯說了不算”的印象，来达到打击領导，抬高自己的目的。
二、利用領导工作中的个別缺点，攻击領导。
侯介夫对待領导上某些个別缺点，不是站在集体之中，发揮同志式的帮助和协作精神；相反地，经常是站在集体之外，在群众中为个人洗刷淸白，卸却个人責任，去笼络和討好群众，，幷以幸灾乐祸态度，非难領导。去年評级，因領导一时工作疏忽，事前沒经編委会討论，后来补开了編委会，总編輯曾以自我批評精神向大家检查了評级中的缺点。但侯介夫却乘机向另一編委煽动說：“这些事总編輯应該知道吧？这不是什么疏忽問題。＂幷說，“补开編委会是形式主义。”在他的挑拨下，这个編委也不滿地說；“这簡直是剝夺了我們編委的权利！”同时，侯介夫还向群众散播領导評级工作的缺点，表明与自己无关，煽动群众对領导不滿，以此来打击領导，抬高自己，爭取拉拢群众。
三、在編委会中，挑拨离間，搞宗派活动，排斥总編輯。
侯介夫积极搞反領导的宗派活动，企图达到左右編委会的目的，侯介夫一面直接向总編輯进攻，另一面又积极的施展两面手法，拉拢另一編委。
在报道上发生了一次錯誤，一編委誤解了副总編的过問。但侯介夫在交談中知道后就挑拨这一編委說：“要是我，非和他干起来不可……”
今年韦若同志休养期間，侯介夫为了打击刘副总編，便不择手段的寻找岔子，挑拨編委关系。他对某編委說：“刘金犁对市委的一些指示和党的文件，沒有完全向我們傳达，这是怕別人提高，想留一手在我們面前显高明。”此外还在韦总編面前挑拨說：我对你沒有意見，对刘金犁有意見；某編委对你有意見；企图制造总編輯之間，总編与編委之間的人为分裂，以便进一步拉拢某編委对領导分庭抗礼。幷孤立副总編，中立总編，便于他对总編輯的各个击破。
四、对不符合个人欲望的編委会的集体决定，阳奉阴违，消极抗拒。
去年报纸改革中，对市委批准的新机构不合己意，他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有严重的个人打算。因此在編委会討论时一再表示在总編室工作是“上挤下压”，极力要到底下去領导一两个組，和韦总編談話时，又表示下組是要看看誰行誰不行，与总編比比高低。去年組织决定他必須留在总編室时，又消极怠工，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手法，进行頑强的抗拒。侯介夫在机构改革后的第三天，即大发怨言，扩大困难，制造消极因素，說什么“稿源有問題”，“工作处于混乱状态”等等，在領导提醒他不要銼伤大家的信心时，他却翻脸駡領导“幼稚的可笑”。在去年工业高潮中，报社根据市委意图和編委会的集体討论，决定开展对焦化一厂傳財先进思想和批判某車間主任右傾保守思想的宣傳。但侯介夫却违反这一决定独搞一套，計划批評党总支书記，幷擅自派了記者外出采訪。事后还打了小样瞞着刘副总編送市委审查。直至市委书記制止后还表示不服。
五、独断专行，实行业务垄断。
侯介夫为了攻击与排斥总編輯領导，还滥用职权，在业务上独断专行，任意取消編委会和总編輯的决定。如：編委会为了貫彻批評必須眞实这一原則，曾做出决定，規定一切批評文章，在見报之前必須对事实进行核对。但这一决定执行了一个时期，就被侯介夫取消了，以致在报紙上出現了很多失实的续者来信，給党报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損失。为了突出个人作用，侯介夫一方面千方百計地来突出由他具体領导的政教組（編委分工負責具体領导各业务組）所搞的报道；另一方面又极尽反領导之能事，把总編輯亲自抓的报道，排在次要的位置上，加以排斥，或在未見报之前加以刁难。去年工业高潮中，副总編輯亲自領导組织的关于批評运輸車間保守思想的报道，当稿件交到总編室时，侯介夫一看上面签有副总編同意发表的意見，內容也沒看趁职权之便，交給一位編輯說：“太长了，把拉拉杂杂的删掉”。侯介夫为了抬高自己，显現个人，就要設法打击別人，特別是打击領导他的总編輯的威信。去年张滿銀事件的报道，在編委会上他极力主张由总編輯亲自負責，由专人組成报道小組，但背后却散布不滿，一面他压制稿件不登，一面又嚷嚷“派了这么多人还写不出东西来”，同时幷恶意散布“总编輯好大喜功”。
六、否定党报的作用，把报纸說成一团漆黑，给領导扣上“失职”的罪名。
侯介夫別有用心地把报紙說成“干巴巴，灰溜溜”，“扳起面孔說教”，幷誣蔑本溪日报“老是讲猴子如何变人”……謾駡报纸“糟得很”，然后给領导扣上“有失职行为”的帽子。他汚蔑正副总編輯說：“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一个是昏昏沉沉的官僚主义”，示意总編輯不是市委委員不配領导报社。幷在群众中散播說：“过去領导弱，現在更弱”。說过去的总編輯“还能‘扎虎’一陣”某副总編“还能写写东西”，幷恶毒地責难市委說：“怎么让这两个人到这儿‘樋咕’来了？”这就是侯介夫所要販卖的反党的私貨，企图以此把总編輯推下馬，自己上馬，夺取报纸領导权，最后实現篡改报纸方向的阴謀。
撕下候介夫“伪君子”假面具，他原來是个混進党內的政治投机分子，一貫反党的个人野心家。
侯介夫所以一貫反党最后堕落成为可耻的右派分子，是有他的阶级根源，而且从他参加革命队伍的第一天起就对党表現极不忠誠。侯介夫向党隐瞞家庭成份、伪造学历和经历。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入党时交代为中农，1952年思想建設时又企图蒙混过去組织对他的怀疑，交代为富农。审干时他也沒对組织說实話。后经調查証实才被迫承认。他本来是初中毕业，但他虚报为高中毕业，幷把整个经历假造了一套。幷隐瞞了在匪东北行政委員会当文书一段。由此可見他是混入党內的政治投机分子。
由于他資产阶级个人意识不断滋长，反映在私生活上也缺乏共产党員应有的道德。他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但他还有喜新厌旧的資产阶级思想，另討所欢。幷拒絕党組织和領导上对他的教育和劝吿，毫无改悔之意。
总之，侯介夫抱着卑鄙的个人目的混入党內，入党后又一再坚持資产阶级的立場覌点，拒絕党对他的改造，幷忘恩負义的把党哺育他所获得的某些本事，当作反党的資本，从而更加驕傲起来，使他的个人主义野心有狂妄的发展，因此，在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时必然堕落成为反党的叛徒，資产阶级右派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