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市图书馆 内容
右派分子任大鏘說今天“沒有一点民主与自由”“处处感到整扭”，而对資本主义的民主却很向往。
任大鏘有这种感覚，只能代表他自己和某些与他有同感的一小撮右派分子，为了批駁这种謬论，記者特地訪問了本溪煤矿工人王維曙。
在我說明了来意之后，他便滔滔不絕的讲起来。他說：“我不会写，不然，我早把我过去的痛苦经历和今天的愉快心情写給你們；这回你們来了，正合我的心意。你不来，我还要找你們呢。我有很多話要說，非說不可！”
他从伪滿說起。“42年春天日本人把我从山东抓到本溪。那时我刚刚十八岁。一到茨沟，我便被关在周围圈着三层电网的牢笼里（不叫牢笼叫什么呢？說实在的，那时我們工人住的还不如今天的监獄呢）。我們睡在吊鋪上，大小便得报吿，高兴了让你下来，不高兴了，你只好便在褲裆里或者便在吃飯用的碗里。那时，我們每月开很少的钱，可就是这很少的钱也还要向把头、雇員們进貢，不納，你明明干活也得挨揍！工人病了，二头子先摸摸你脑袋硬不硬，硬，就得上班！那时也有医院，但工人不能去，只有‘紅土岭’是收留我們的地方；人还沒死，就把衣服扒下来，拉到‘紅土岭’！三千多人，到解放时共死了一千多人！”王維曙停了一刻，又激憤地說：“那时，你工人根本不敢走动，連說話也不行。房子周围有特务监視，”他捋开褲褪指着小腿上的一块伤疤說：你看，这就是为了我到外面买块豆腐，被日本人一脚踢成这样！把我踢得不能下坑，日本人还逼我上班！”
王維曙越說越气憤，不时地坦开两手，“三层鉄絲网把你和外面完全隔离了，妻儿不能見面，父母不能团圓；我还記得，黃大雁的家就住在鉄絲网外面，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死了，但是只有几步之隔，他却不能回家看看他死去的父亲，直到解放时，別人才吿訴他父亲埋在什么地方！”主維曙停了一下，又說：“那时，日本人、把头根本不拿中国人当回事，有一个人（我記不淸他叫什么名了）就是被日本人开玩笑，用尖鎬刨他的腿，把个人活活刨死了……”“那时，从早晨三点入坑一直干到晚上八点，可是每天只有四两苞米面和二斤土豆，你想能够吃嗎？我們現在每頓最低还有四两粮呢。那时，大房子附近，妇女根本不敢去，为什么？因为工人沒有衣服穿，有的赤着身体；你想，哪个人不知道羞耻，但是有什么办法！整个大房子你看不到一套行李。当我看电影‘丹娘’时，看見德寇逼着丹娘在雪地上走时，我就想到我們的过去；过去，我們三九天围着破麻袋片，赤着脚在坑口干活……”王維曙又沉默一刻，接着說：“我那时才是十几岁的人，可是我也得在那个苦日子里熬啊……”
他点上一支烟，吸了两口，继续說：“伪滿时的苦說不完，国民党統治时呢？那时候工人仍然沒有自由和民主。吃的穿的和的滿沒什么改变，干了一天活才能掙一个饅头。这不說，那时我們根本不敢走出房子，更不敢上街蹓躂，为什么呢？怕抓兵！有很多人被抓去了，家里沒人照頋，閙得妻离子散……賈介先被抓去以后，因为家里沒人管，媽媽討飯吃，妻子跟人走了！这是多么惨哪……那时，只要看你不順眼，不管你年令大小，就把你抓起来，說你是八路軍探子，不能当兵也要押起来。再說那时的管事的也常打駡工人啊！一次，我把脚軋了，班长不仅不同情我，反倒拉我的胳膊，抡了几圈，說‘你装的’！大家說情也不行，最后还得上班……”
王維曙談到現在。他說：“我今年1月才上班，我在医院里躺了两年。沒入院前，誰也不相信我还会活着。我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在那黑暗的旧社会我沒死是万幸，但終究給我造成了一身病，我患的是难治的“急性腸〓阻”这个名你还沒听說过吧？是啊，是一种稀奇的病。我能够活到今天，这完全要感謝党，感謝今天的新社会！在我住院期間，一共动了两次大手术。沈阳医大金教授曾来給我会診，本市有名中医廿多人也曾为我会診。我有病这两年，家里大小六口人生活沒发生任何問題，冬棉夏单，整天吃的是細粮。当我从医院回来，妻子几乎流下泪来，她說：‘你能把病治好，这得感謝党啊！’是的，若是在旧社会，別說象这样难治的病，就是再轻几十倍也得等死！”
他說到这里停頓了好久，然后才說“在旧社会，咱們工人哪敢大声說話，可是今天，我們是国家的主人了，有了充分自由了，我对右派分子的話感到气憤，我就要說出来。党領导我們工人阶級和全国人民得到解放，党是伟大的。想想我們过去，看看今天，今天哪一个工人不是自由的！我們是新中国的主人，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怎能說不民主！說不自由沒民主的，他們是些什么人？我說只有反动派才这样說，因为旧社会他們有任意行凶的自由，可是今天却不准他們乱說乱动！如今借整风的机会，他們又张狂起来，但是，他們叫囂都是白費的，全国六万万工人、农民和一切有良心的人都拥护共产党，这一小撮右派分子想推翻共产党岂不是在作梦！”
（文白）
任大鏘有这种感覚，只能代表他自己和某些与他有同感的一小撮右派分子，为了批駁这种謬论，記者特地訪問了本溪煤矿工人王維曙。
在我說明了来意之后，他便滔滔不絕的讲起来。他說：“我不会写，不然，我早把我过去的痛苦经历和今天的愉快心情写給你們；这回你們来了，正合我的心意。你不来，我还要找你們呢。我有很多話要說，非說不可！”
他从伪滿說起。“42年春天日本人把我从山东抓到本溪。那时我刚刚十八岁。一到茨沟，我便被关在周围圈着三层电网的牢笼里（不叫牢笼叫什么呢？說实在的，那时我們工人住的还不如今天的监獄呢）。我們睡在吊鋪上，大小便得报吿，高兴了让你下来，不高兴了，你只好便在褲裆里或者便在吃飯用的碗里。那时，我們每月开很少的钱，可就是这很少的钱也还要向把头、雇員們进貢，不納，你明明干活也得挨揍！工人病了，二头子先摸摸你脑袋硬不硬，硬，就得上班！那时也有医院，但工人不能去，只有‘紅土岭’是收留我們的地方；人还沒死，就把衣服扒下来，拉到‘紅土岭’！三千多人，到解放时共死了一千多人！”王維曙停了一刻，又激憤地說：“那时，你工人根本不敢走动，連說話也不行。房子周围有特务监視，”他捋开褲褪指着小腿上的一块伤疤說：你看，这就是为了我到外面买块豆腐，被日本人一脚踢成这样！把我踢得不能下坑，日本人还逼我上班！”
王維曙越說越气憤，不时地坦开两手，“三层鉄絲网把你和外面完全隔离了，妻儿不能見面，父母不能团圓；我还記得，黃大雁的家就住在鉄絲网外面，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死了，但是只有几步之隔，他却不能回家看看他死去的父亲，直到解放时，別人才吿訴他父亲埋在什么地方！”主維曙停了一下，又說：“那时，日本人、把头根本不拿中国人当回事，有一个人（我記不淸他叫什么名了）就是被日本人开玩笑，用尖鎬刨他的腿，把个人活活刨死了……”“那时，从早晨三点入坑一直干到晚上八点，可是每天只有四两苞米面和二斤土豆，你想能够吃嗎？我們現在每頓最低还有四两粮呢。那时，大房子附近，妇女根本不敢去，为什么？因为工人沒有衣服穿，有的赤着身体；你想，哪个人不知道羞耻，但是有什么办法！整个大房子你看不到一套行李。当我看电影‘丹娘’时，看見德寇逼着丹娘在雪地上走时，我就想到我們的过去；过去，我們三九天围着破麻袋片，赤着脚在坑口干活……”王維曙又沉默一刻，接着說：“我那时才是十几岁的人，可是我也得在那个苦日子里熬啊……”
他点上一支烟，吸了两口，继续說：“伪滿时的苦說不完，国民党統治时呢？那时候工人仍然沒有自由和民主。吃的穿的和的滿沒什么改变，干了一天活才能掙一个饅头。这不說，那时我們根本不敢走出房子，更不敢上街蹓躂，为什么呢？怕抓兵！有很多人被抓去了，家里沒人照頋，閙得妻离子散……賈介先被抓去以后，因为家里沒人管，媽媽討飯吃，妻子跟人走了！这是多么惨哪……那时，只要看你不順眼，不管你年令大小，就把你抓起来，說你是八路軍探子，不能当兵也要押起来。再說那时的管事的也常打駡工人啊！一次，我把脚軋了，班长不仅不同情我，反倒拉我的胳膊，抡了几圈，說‘你装的’！大家說情也不行，最后还得上班……”
王維曙談到現在。他說：“我今年1月才上班，我在医院里躺了两年。沒入院前，誰也不相信我还会活着。我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在那黑暗的旧社会我沒死是万幸，但終究給我造成了一身病，我患的是难治的“急性腸〓阻”这个名你还沒听說过吧？是啊，是一种稀奇的病。我能够活到今天，这完全要感謝党，感謝今天的新社会！在我住院期間，一共动了两次大手术。沈阳医大金教授曾来給我会診，本市有名中医廿多人也曾为我会診。我有病这两年，家里大小六口人生活沒发生任何問題，冬棉夏单，整天吃的是細粮。当我从医院回来，妻子几乎流下泪来，她說：‘你能把病治好，这得感謝党啊！’是的，若是在旧社会，別說象这样难治的病，就是再轻几十倍也得等死！”
他說到这里停頓了好久，然后才說“在旧社会，咱們工人哪敢大声說話，可是今天，我們是国家的主人了，有了充分自由了，我对右派分子的話感到气憤，我就要說出来。党領导我們工人阶級和全国人民得到解放，党是伟大的。想想我們过去，看看今天，今天哪一个工人不是自由的！我們是新中国的主人，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怎能說不民主！說不自由沒民主的，他們是些什么人？我說只有反动派才这样說，因为旧社会他們有任意行凶的自由，可是今天却不准他們乱說乱动！如今借整风的机会，他們又张狂起来，但是，他們叫囂都是白費的，全国六万万工人、农民和一切有良心的人都拥护共产党，这一小撮右派分子想推翻共产党岂不是在作梦！”
（文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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