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市图书馆

右派分子任大鏘歪曲事实的說，今天的社会沒有民主、自由，处处感到蹩扭。他荒謬地放出所謂“五不自由”“民主是形式主义”的论調。他說，在我国第一个不自由就是“言论不自由”。他感到如今不能說心里話，一不注意說出来，就会被扣上帽子”。“言论不自由”，这是事实嗎？宪法明文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再看看事实吧，我国的各級人大、政协、新聞、出版等机构，无一不是我国人民民主的讲坛。在我国各級人大和政协的民主讲坛上，有着充分的言论自由，首先是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工友大众的代表。仅仅这一事实就在根本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是最广泛、最充分的，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資本主义国家的“狹窄的，残缺的，虛伪的，假仁假义的”民主和自由所无为伦比的。（列宁：“无产阶級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此外，还有文艺、教育工作者，少数民族的領袖，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就連那些身为剝削者的資产阶級的代表人物，我国宪法都給予他們以充分的自由和民主。哪一个資本主义国家能有这样多的人享有这样充分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呢？在我国的报刊上，在每一本著作里，在广播电台的每一次播音里，都体現了我国全体公民享有同等的言论自由权。
  我国人民有发表自己的言论的自由，也有批評別人意見的自由；不仅有批評的自由，而且还有反批評的自由。所有这些，都从各方面說明了我国人民是有充分的言论自由的。当然，“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正因如此，所以我国人民用血汗爭取得来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就絕不給予反动阶級、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剝削者。至于人民內部不同意見的爭论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正体現着我国人民有着充分的言论自由。那么任大鏘为什么怕說心里話，怕人家給扣帽子呢？其实我們是反对給人家扣帽子的，我們也决不容許任大鏘在反对扣帽子的幌子下，企图把当前人民对右派言论的正义反击，也一齐給反掉了。如果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言论、自由曲解成为仅仅是右派分子散布毒素的自由，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就必然会群起而攻之。吿訴你任大鏘，你不必守口如瓶，小心翼翼，究竟有些什么私房話，还是吐出未見見太阳，否則将自絕于人民。
  在我国“思想不自由”嗎？如果任大鏘是指的思想信仰而言，那么，宪法第八十八条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就足以解答这个問題。如果眞象任大鏘所說的社会主义制度限制了他的独立思考，那么請問，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其实貭不就是要提倡独立思考嗎？其实他的恶毒阴謀却在于，借加强“独立思考”和反对“啃教条”之名，而反对学习馬列主义政治理论。但是，馬列主义幷不要求人們勉强接受，更不能强迫人們接受。我們的政治理论学习从来就是强調以自愿为原則的，这就是明証。馬克思主义是在斗爭中发展起来的，今后也将在斗爭中求得新的发展，馬克思主义在中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馬克思主义和資本主义在思想战线上“誰战胜誰”的問題还未解决。因此，如果有人硬把宣傳馬克思主义斥之为宣傳教条，妨碍独立思考，那么，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爱国的人民就必然要同他們坚决斗爭到底。
  任大鏘說“行动不自由”的根据是什么呢？原来是“出門旅行要检查通行証，交朋友也害怕”。我国在建国最初几年，的确有过旅行要有通行証的事实。这是因为当时全国解放不久，反革命分子尚未肃淸，社会秩序也未安定，各大城市还都处在軍事管制时期。因此，为了保卫国家经济建設，維护人民生命財产的安全，要求旅行者带有通行証，这完全是必要的。为什么他以此例来汚蔑新社会呢。
  任大鏘說我国今天第四个不自由是“职业不自由”。据說，在国民党时期，他自己可以随便找到职业，愿到哪里就到哪里，不愿干就走，象任大鏘那样的大少爷，出身于反动官僚和大資产阶級家庭的投机專家，在旧中国的确自由得很。任大鏘眞是愿干什么就干什么，愿做官就有官做，愿做投机生意就有資本，愿当資本家就进父亲开办的工厂。可是，“在阶級斗爭的社会里，有了剝削阶級剝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劳动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就在任大鏘和他的父亲充分享受其职业自由的同时，千万的被剝削者，工人和貧雇农在死亡线上掙扎，他們今天被这个工厂主或地主一脚踢开，明天又不得不到另一个工厂，另一块农田上去忍受被剝削和被压榨的痛苦。难道这就是任大鏘所說的职业自由嗎？这岂不是叫做失业自由更加确切些？請看今日之中国，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領导下，至1956年末全国城市就业人数已增加到二千四百万，仅1956年一年中就业的就有二百三十万，人，超过抗日战爭前职工人数四百万的一半以上，究竟哪个算是职业自由呢？是一小撮反动統治者和剝削阶級剝削劳动人民的自由算职业自由呢，还是劳动就业人数的巨大增加叫做职业自由呢。广大人民群众在这里是同任大鏘有着严重分歧的。
  任大鏘的第五个不自由叫做“买东西不自由”。他說，許多东西买不到；能买到的还得站排排队。为什么許多东西买不到呢，理由很簡单，有些商品，所以有时买不到，幷不是今天比解放前减产了，而是因为我們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沒有实現，生产的发展还不能完全滿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同时，也可說明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的結果，他所說的旧社会什么东西都能买到，难道解放前的生产发展水平比今天高嗎？再說，广大的劳动人民根本就沒有钱来买这买那。正因为被剝削者，被压迫者沒有买这买那的自由，所以任大鏘才感到旧社会有要买什么就有什么的自由。其实这是不値一駁，也是不攻自破的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