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市图书馆

本溪钢鉄公司总动力师右派分子、助理工程师任大鏘，经过群众的揭露和本人交代的問題来看，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暴露的更淸楚了。
  任大鏘向往資產階級民主，汚蔑社會主義民主是形式主義
  任大鏘承认：他一直地向往着資本主义的民主生活，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生活处处感到蹩扭，沒有一点真正民主与自由。他說他认为：第一，言论不自由。不能說心里話，一不注意說出話来，就会被扣上帽子；第二，思想也不自由。人們誰也不敢独立思考，只能啃敎条，許多东西对知䛊分子来說是勉强接受的，比如政治学习，明明有意見也不敢讲，只得順情說好話；第三，行动不自由。平常到那儿去都要受限制：出門旅行要检查通行証，交朋友也害怕；第四，职业不自由。国民党时期自己可以随便找职业，愿到哪里就到哪里，不愿干就走，可是現在却沒有这个自由了，凡事都得勉强服从上級分配，否則又会被人家給記下一笔账；第五，买东西不自由。許多东西买不到，能买到的还得站排排队；此外，就連回到家里也有街道、居民組管着，因而精神苦悶。
  任大鏘交代他的覌点时說：社会主义的民主，我早就认定它是欽定民主，形式主义的民主。就拿选举人民代表来說，它是少数人提名，而又是等額选举，选票上早把候选人的名字印好，叫群众去划圈圈，不同意也得选他，这还有选不上的？可是資本主义国家却不然了，他們的民主形式就好，人們可以借竞选议員的机会討论国家大事，了解国家政策……。
  他把我们歷次運動歪曲一通之後，就做出荒謬的結論說：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政策結果都一樣
  在汚蔑党的方針、政策問題上，任大鏘除承认本溪日报8月7日二版上所登載的事实外。他还承认在肃反运动时，向群众散布“这回群众又要遭殃了”“共产党搞运动一定要出偏差”等言论，幷拿出“三反”运动时情况，汚蔑肃反运动說：組织上老好吓唬人。他誣称搞“三反”运动时，干部手拿着一打文件，在被斗者的面前一摆，不让人家細看，硬說是检举材料，其实那都是假的。当鳴放座談会正在进行的时候，他还散布了“肃反是侵犯人权”，“共产党违犯宪法等言论。
  任大鏘承认1955年反胡风时，他曾替胡风辯论过，說：这是共产党耍手腕，胡风那点是反革命分子呢；他认为胡风的所謂主覌战斗精神，是和党经常所說的主覌努力一样。对开展劳动竞賽，技术革新运动，任大鏘也是多方阻挠和消极抵抗。他承认在群众中散布过劳动竞賽是空喊口号，一陣风，不起作用；在領导面前則强調工作忙，沒有时間搞，幷說下边同志不愿搞的謊言。1954年的技术革新运动，有些工人找他硏究或者把創造出来的东西交給他看，請求給以支持，他同样也是敌視的，說：这些东西都是別人发明創造过的，技术书籍上都有記載。便推过去了。
  任大鏘认为一个政策的好坏，要看执行后的效果。他說：过去国民党的政策也很好，下边执行起来有偏差；共产党的政策看来也象頂好，下边执行时也有問題，結果都是一样。不过共产党把政策都冠上开会討论，大家通过决议的字眼，但实际上是党团員在操纵。党內、团內都事先布置好，一开会，党团員說正面話，人数又占多数，非党人士不同意也沒办法，只得照章执行。这种說法的根据是什么呢？任大鏘毫不迟疑的回答說：我是根据正統覌念来看問題的。
  任大鏘汚蔑共產黨是結黨營私，還說什麽共產黨比國民黨的統治還厲害
  任大鏘汚蔑共产党是結党营私后还說，共产党統治人民比国民党还历害。国民党不問你社会出身、家庭成分，只要有本事他就重用。可是共产党要管你的祖宗三代，一切都从政治覌点出发，使得人們不能安心工作。
  所以儲安平的党天下謬论发表后，任大鏘說：我在1950年就有这个見解。在反动党团登記时，他曾对一个有問題的人說：現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大权掌握在人家手里，有气要忍受一点，千万不要吃眼前亏呵！
  任大鏘說同意“党天下”的覌点的“根据”是：党員吃香，群众不吃香；党員犯了錯誤，只在党內开个小会批評批評就算了，群众犯了錯誤，大会斗爭，小会批評，弄得尽人皆知才算罢休；提拔、涨工資党員都有优先权；报紙从来也沒見到登过党員批評組织的文章，因而党組织对犯錯誤的党員也采取包庇的态度。
  党組织包庇党員，团的組织同样也是包庇团員。所謂党团員、老干部都是靠政治吃飯的，什么問題也解决不了。这些人只是听听汇报，起监視群众的作用。任大鏘說，我看老干部应分成两类，一类是有文化水平的，可以留着继任工作；另一类是沒有文化水平的，应撤換幷强迫他們去学习。否則让这些什么也不懂的人，继续坐在有权有势的位置上說了算，对那些有能力、有技术的人来說，真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讲不通。”他們只能起着阻碍企业发展的絆脚石作用。任大鏘还认为这两类老干部所占的比重，还是后者居多，尸位素餐，力不胜任者比比皆是。任大鏘說，这幷不是张百生的发明，我早就有这个看法。
  任大鏘交代說，有人让共产党退出学校和让共产党退出企业領导的主张，我早就有意这样做。他說从这次鳴放当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在学校里搞得很糟；国民党时期学校里有党团，現在学校里也有党团，所不同的是現在比国民党时期公开地挂出了党团牌子。共产党在企业里的組织，他說是可有可无的，工会、靑年团在企业里也是多余的。因为有了这些部門在企业里，一件事党政工团都管，步調势必不一致；生产計划誰都要，誰都管，而誰也沒管了，解决不了問題，反而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企业里有党委的話，那要尽量精减，比如钢鉄公司有党委，下边的厂矿，机关就沒有必要設立总支、支部了。公司党委也要和行政分工。党委只能管思想工作，找挑皮的人談談話，不应过問生产技术和管理业务。为了証实这个“理论”可行，任大鏘还以自己做例說：我从到钢鉄公司以来，从来沒向党汇报过工作，也沒找党团員硏究过工作，就是担任試验所領导职务期間也不例外，不是我的工作也做了嗎？
  任大鏘也认为外行不能領导內行，共产党不懂科学、技术，就不能領导科学、技术，要不然只能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
  任大鏘仇視共产党到什么程度呢？他在評论匈牙利事件时說：如果在中国出了匈牙利事件，我虽不是首創者也将会是一个积极參加者，那时叫我亲自去杀人不能干（？），但是別人要杀共产党我是不反对的。
  任大鏘反對共產黨領導，他認爲實行“真正”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就得由民主黨派輪流組閣
  任大鏘又在交代中談出了一个新的問題。他歪曲的說，中国共产党滿口說漂亮話。中国現在明明是知䛊分子領导的，而共产党却偏偏地硬說是工人阶級領导的。中央的高級領导干部，那一个不是知䛊分子呢？这不是和客覌实际不符嗎？工人阶級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有什么先进性呢？工人阶級那一套我們知䛊分子有两三年就可以学得来，但是知䛊分子这一套本領，恐怕工人阶級十几年也学不成的。可見工人阶級根本不能做为領导阶級。
  他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不过是共产党弄手段，安慰一下那些老当官的（指各民主党派人士），叫他們不要閙事，給他們弄个官儿当当。其实共产党是在搞一党专政，更厉害的是共产党把自己的領导地位硬性的規定在宪法之中，規定在各民主党派的纲領之中，硬性要人家接受共产党的領导。这不是硬把共产党放到各民主党派之上嗎？从目前情况来看，共产党又和各民主党派搞政治分脏，共产党是大包工，各民主党派是小包工。再过些年，各民主党派年令老的死光了。人数逐漸地少起来了，这怎么能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呢？
  任大鏘說，要真正的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話，唯一的办法是实行內閣制。这个內閣，应由各民主党派（包括共产党在內），轮流組织联合內閣。誰行誰就上台，誰不行就該下台。关于制訂国家的决策，也应由人民自愿联名选出代表，包括各民主党派议会共同议事决定。只有这样，才能改变目前先决定后討论的做法。
  任大鏘對“美國之音”很感與趣。他說，匈牙利事件不是反革命分子挑撥起來的。他贊成艾森豪威爾主張的空中視察
  任大鏘在交代問題的发言中，还談出对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看法。他說，我們国家通訊社和报紙所报道的东西，多是一些正面的，好听的，报喜不报忧。因而他对“美国之音”很感兴趣。当他以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作对比时說：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陣营科学发达，物資雄厚；社会主义陣营士气激昂。他还讲：自从斯大林逝世之后，社会主义东也出漏子，西也出漏子，匈牙利搞了一次大民主，再沒有一个人能把社会主义陣营統治到一起去了。他认为：相比之下，还是社会主义陣营害怕帝国主义陣营。
  他认为匈牙利事件是人民自覚的起来革命，反对拉科西政府，硬說是反革命分子挑拨起来是不对的。如果匈牙利的党和政府不犯錯誤，給人民民主自由，就有反革命分子挑拨也挑拨不起来了。匈牙利事件是匈牙利人民內政問題，苏联出兵去鎮压那次叛变，就是干涉匈牙利內政。
  任大鏘說，关于緩和国际局势，裁减軍队的問題，我很贊成艾森豪威尔主张的空中視察。只有这样，才能起监視軍备的作用；但是裁軍光要让人家裁自己不裁是不行的，要撤大家都撤，这样才算公平。
  原來任大鏘是反動家庭的少爺，曾作過投機生意，隨時都在想着國民黨和生意經
  任大鏘今天反党反社会主义幷不是沒有历史根源的。他究竟是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呢？原来任大鏘的祖父在滿淸时，曾是两江总督朱介臣的門生，历任桐岭县令、寒山县令之后，官居四品府台，淸末轉入金融界任省造币厂厂长，后又入学界任法政学堂学监等职务。任大鏘的父亲任世珍早年留学于日本，归国后，仍借两江总督朱介臣残余势力，入浙江省长公署，充任公报处主任、省秘书长等职务。直到大革命后，任世珍才弃政从商，投資于維丰絲厂，杭州茧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汇丰銀行，自己兴办过元利布店和裕林汽車公司，手中拥有大批的盐債券。在蔣介石統治的年代里，曾包任屠宰稅局局长、烟酒稅局局长。民国廿六年，又在上海搞金銀交易所，作投机生意。抗日战爭爆发后，任世珍借与抗敌自卫总团司令部副总司令宣鉄武（总司令是黃紹竑）关系，曾充任少将軍需监等职务。
  在过去的年代里，任大鏘家居杭州时，每日度着豪紳生活。当时任家子弟每人都有一名媬姆侍候，雇有佣人十余名。每逢过年所耗費的銀元不下两千元。任大鏘的姐姐出嫁时，为迎接宾客，曾将杭州一流的坏湖旅館全部包下。任大鏘在家中被称为“二少爷”。
  任大鏘在高中读书时，就曾利用假期搞过販运大米的投机生意；跑到重庆后还帮助过大商人制造烈性化学药品、“胃活”成药，爭夺市場，从中获得暴利，当时和那些大商人学到了“想发財就不能讲道德，就不能讲良心；要钱不要命，人不为己天誅地灭等立身处世的人生哲学。当与宋子良（宋子文的弟弟）的亲信邵恩福相䛊后，往来很密切，担任过邵恩福的家庭敎师。任太鏘在上海攻读交通大学时，也一面读书、一面在交易所中作买卖股票的投机生意，幷借其弟弟（国民党空軍上尉）职务方便，帮助其兄（在重庆）在上海到重庆之間販运医药来投机倒把。任大鏘在交大毕业后，经邵恩福介紹到靑島港务局工务科任技佐，利用出入港口方便，販运花生油和做美鈔生意，在此期間，任大鏘大发意外之財。
  靑島解放前，任大鏘跑回杭州，在其表姑褚祐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員）所創办的杭州女中任高中数学敎員。杭州解放前夕，任大鏘別有用心地參加了应变委員会。解放后，学校敎职員紛紛起来組织革新委員会，計划改革学校中不合理問題幷控訴学閥褚祐嘉的十大罪行。任大鏘非但不參加，竟利用应变委員会組织拉拢学生，反对革新运动，維护褚祐嘉校长的私人学校。任大鏘的真面目被学校的敎职員、学生䛊破后，他不得不离开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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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大鏘在多次爭辯会上，经大家的批駁和揭露，呑呑吐吐交代了上述問題，但还是不彻底的，目前摆在任大鏘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彻底交代問題，向人民請罪，以求重新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