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市图书馆

讀过江浩同志“對‘一條鯉魚’的意見”（小草十八期），想起了魯迅的一篇叫做“對于批評家的希望”的短文。現在就借用这个題目發表一点意見。
  魯迅在这篇短文里，會用作菜和吃菜做例子，對當時的批評家提出了三点希望。他寫道：譬如厨子做菜，有人品評他坏，他固不應該將厨刀鉄爷交給批評者，說道你試來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却可以有几條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沒有‘嗜痂之癖’，沒有喝醉了酒，沒有害着熱病，舌苔厚到二三分。”这三條希望原不过是个比擬，他的本意是希望批評家要有“就事論事”的精神，要有分淸“笋和竹的區別，貓和虎的區別”的常識，然后再來批評文藝作品。如果沒有“就事論事”的精神和起嗎的文藝常識，批評起來就會是“敎訓而不是批評”。比方說：只見过猫沒見过虎的人，一且見了老虎，他定要驚惶失色，發出種種奇怪的議論：“誰道猫是这樣的嗎？这是眞正的猫嗎？難道世界上有这樣大的猫嗎？”眞正見过虎的人自然會把这樣的議論當作乱放厥詞，不去理會；但從未見过老虎的人却不免被这類“敎訓”所迷惑，甚至隨聲附和，以为世界上眞不該生出这樣的“大猫”來。
  其實，希望批評家具備分淸猫和虎的區別的常識也是个比喻。直言之，就是希望批評家具備文藝常識而已。这个希望雖然不高，但現在做起來却幷不容易。江浩同志恐怕就沒弄淸这个區別，这在他對“一條鯉魚”的意見中，就可以看到这種情形。他認眞地問道：
  “作者为什么不寫‘驚人事迹’，而偏偏寫極个別（？）的拾金必留的人呢（小保終于把錢交还了失主，說他是‘拾金必留的人’，是冤枉的）？（小栓）怎能代表新中國的兒童呢？在我們的社會里，人民的生活都提高了，能不能为几十元錢放聲大哭呢？……”
  從这些意見里可以明白地看出，江浩同志對作者的要求是：第一，只能寫“驚人事迹”，不如此就損害人物的高尚品貭；第二，每个人物都應該是新中國兒童的代表，不如此就不能顯示兒童的進步；第三，丢了錢不許愁眉苦臉，更不許“放聲大哭”，應該若无其事，輕松愉快（最好是大笑三聲），不如此就不能說明人民生活的提高。
  我看这樣來要求“一條鯉魚”是很不實际的，是沒有“就事論事”精神的。試以栽花和賞花为例：“一條鯉魚”是一株栽好了的花，賞花人如果不“就事論事”的品評它，而是徙个人的好惡出發，責問栽花人說：“你为什么栽这樣難看的西蕃蓮，難道牡丹不是比它更美嗎？”對于这樣的責問，我想就是再虚心的花匠，也是碍難徙命的。雖然他也可以去栽牡丹。
  江浩同志認为：“在我們解放七、八年的國家里，……就連五十多歲的老人也要求入党。至于靑少年都是百分之八十加入了靑年团和少先隊，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正在爭取。”百分之八十加百分之二十，靑少年是百分之百的先地，連一个落后的也沒有。至于大人，五十歲的老人都要求入党，五十以上的自然更要進步。多么理想，多么樂觀的估計！果眞如此，文藝創作可就容易多了。因为一切如此美好，天下太平无事，作家就滿可以放心喝茶，高枕無憂，不必再到火熱的闘爭中去分析生活，觀察人物了。
  可借这个理想的“公式”不僅與文藝創作格格不入，就是用它衡量社會生活也是悖謬百出的。誰都知道，目前國内的階級闘爭幷沒有結東，在政治上文藝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敵對思想，仍然在頑强地反映，这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階級闘爭，还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對意識形态方面的階級闘爭的分析，靑少年幷不是例外的。事實如此，在打擊邢事犯罪運动中，不是有的靑少年成为改造的對象了嗎？可見，江浩同志这个“公式”不但混淆了文藝学與社會学之間的區別，反而在文藝批評上受到了無衝突論和庸俗社會学的影响，在政治上又表現了盲目樂觀情緒。而这些都是无益有害的。
  說江浩同志缺乏就事論事精神，还有一个明顯的例子。他問：“假（使）說，他（小保）不遇見老太太能不能把錢交出來呢？”自問自答，江浩同志認为“肯定是不能的”。我很遲鈍，自己又不是小保，不敢用“揣測推断”的方法判定小保不遇見老大娘時“肯定不能”把錢交出來。然而，小保遇見了老太太却是旣成的事實，就事論事說小保轉夑得突然是完全可以，而且是必需的。但絕不能用“假設”的方法断定他根本不能轉夑。因为轉夑得突然和根本不轉夑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如果按照这樣的“假設”推断下去，再好的作品也會經受不起，再成功的典型形象也會“翻案”的。比方要問：假使林黛玉不遇見買寶玉能不能魂断潇湘，銜恨終身呢？假使喜兒不遇見黃世仁能不能夑成白毛仙姑呢？假使小〓不〓到二十八元錢能不能……这豈不連“一條鯉魚”这篇作品也化为烏有了嗎？當然我們幷不一槪否定文藝批評中的反問、聯想，甚至引伸，也不反對偶然性情節提出意見，但这些必須有个限度才成。这限度應該是實事求是，就事論事的。
  有人說江浩的意見过于陳旧，討論價値不大。我看事情幷不如此簡單，为了使文藝作品結合生產，不是有人把“蘇三离了洪洞縣”下句改成“急急忙忙去生產”，提倡把“捕蝶舞”改成“捕虫子舞”嗎？不是有人反對寫愛情、家務事，只寫“重大題材”嗎？就在最近市話劇团在上演根据高尔基名著“夜店”改編的話劇的時候，不是有人在劇場意見薄上說：“夜店”沒一点演出價値，全盤否定了它的敎育意义，而且反對在國營劇場上演嗎？由此看來，分不淸文藝学與社會学的“批評家”，用庸俗社會学的觀点來看待文藝作品还是不乏其人的。何况文藝批評、文藝欣賞是思想問題，不能限制，不能一次解决，只有采取討論的方法才能克服不正确的意見，發展正确的意見，從而开展深刻的文藝批評。相信通过“一條鯉魚”的討論，對我們的理論批評會有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