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图书馆 内容
在我国历代封建帝王中，“赏罚肃而号令明”者，三国时的曹操算是一个。他的“割发代首”的故事，至今还被人们传为佳话。
有一次，曹操率领部队行军，途中遇到一块麦地，为了不踩坏麦子，曹操当即发出号令：踩坏麦子者斩首。号令一出，将士们争先下马，小心牵马而过。这时，曹操的马因突然受惊，踩了一片麦子。正是：号令声耳际犹闻，发令者率先违犯。怎么办？是“罚不加于尊”，还是“与庶同罪”？曹操不愧是一位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当即叫军中专门负责执行法令的官员为自己定罪。可惜，这个官员执法不严，没敢加罪于曹操。见此情景，曹操动怒了，严厉斥责执法官道：“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意思是说，我自己违犯了军令而不能受到制裁，那今后还能取信和统帅我的部下吗？说完，便拔出宝剑，当众割下自己的一缕头发，以此表示对自己的严厉制裁。这个象征性的举动，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是不太容易做到的。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拔剑自刎岂不更能说明问题？不成啊，因为曹操还要领兵打仗、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呢！他之所以严肃军令，也正是为了取信于民、取信于兵，进而实现统一大业．玩味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不由使人联想到“正身”与“行令”这个问题。上述故事里，在曹操一人身上，既有行令一事，又有正身之举，并且将二者处置有方，恰到好处。可二者到底应是个什么关系呢？翻开一九六○年出版的《诸葛亮集》第七十二页，里面有一段话颇能说明问题：“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故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这话很明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领导干部在他发号施令的时候，首先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言行是否端正，如果不正，那你的号令就不会有人真正服从，而且会带来许多麻烦，甚至要惹出乱子来。所以，做领导的必须懂得和做到：凡事都要先有号令，后有诛罚。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失信于民，后果严重。事实也是这样，一个领导者、一个领导机关发出的号令，要使群众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首先就要使领导者成为号令的模范执行者。如果领导干部违反了号令，也应严格执法，以正己身。这就是我党历来的光荣传统：以身作则。人们常说，号令是有声的号令，也谓言教；以身作则素称“无声的号令”，也谓身教，二者密切相关。事实上，“无声的号令”同有声的号令相比，前者要比后者更有力。这就是群众说的：“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身教重于言教”。光有号令而无有以身作则的言行去率领群众，领导只做言辞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样的号令就起不到“令下如山倒”的威力，而只能是令下无人从。可见，正身对于行令是多么不可缺少，称得起是前提和根本。
要使身正，必须“勤攻吾之阙”。应该懂得，一个领导者，不应只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发令官”：而应是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带头执行法令。如果领导的言行违犯了法令，同样要受到处罚。要做到执法从我开始，而不要搞那种“罚不加于尊”的封建特权。一个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领导就更难免。重要的是：人之患莫过于知错不改。做为领导者，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在别人指出时，又表现得“老虎屁股摸不得”，还要反咬一口，这种护短而不是攻短的人，还能端正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吗？在目前领导干部队伍中，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坚持正人先正已的领导方法，对己严于执法，以身表率，受到广大群众欢迎。但也有少数领导至今还是“对人（对下）马列主义，对已自由主义”，已不正，偏要正人；平时发号施令多，模范行动少；工作干不好、上不去，动辄归咎于“群众不听话”、“叫不动”，就是找不到指挥不灵的原因正在于已身不正。有个别领导．在群众要求他执法时，没有曹操那种当众责己正身的勇气，实在不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所应具备的坦荡襟怀。
当然。做为一个领导者来说，也不应该因为身上还有某些缺点和毛病，就缩手缩脚，该说的不敢说，该管的不敢管。我们应该在大胆领导中，不断向群众学习，吸取精华，摒弃自己思想和言行中的糟粕，尽快把“身体”端正过来。在这一点上，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决不会只盯住你那点毛病无限上纲。也不会只许你犯错误，不许你在实践中改正错误。只要我们能有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中的那种以身作则、带头执法的精神，那么，一个领导者在群众中所应享有的信誉是会回来的。
有一次，曹操率领部队行军，途中遇到一块麦地，为了不踩坏麦子，曹操当即发出号令：踩坏麦子者斩首。号令一出，将士们争先下马，小心牵马而过。这时，曹操的马因突然受惊，踩了一片麦子。正是：号令声耳际犹闻，发令者率先违犯。怎么办？是“罚不加于尊”，还是“与庶同罪”？曹操不愧是一位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当即叫军中专门负责执行法令的官员为自己定罪。可惜，这个官员执法不严，没敢加罪于曹操。见此情景，曹操动怒了，严厉斥责执法官道：“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意思是说，我自己违犯了军令而不能受到制裁，那今后还能取信和统帅我的部下吗？说完，便拔出宝剑，当众割下自己的一缕头发，以此表示对自己的严厉制裁。这个象征性的举动，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是不太容易做到的。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拔剑自刎岂不更能说明问题？不成啊，因为曹操还要领兵打仗、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呢！他之所以严肃军令，也正是为了取信于民、取信于兵，进而实现统一大业．玩味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不由使人联想到“正身”与“行令”这个问题。上述故事里，在曹操一人身上，既有行令一事，又有正身之举，并且将二者处置有方，恰到好处。可二者到底应是个什么关系呢？翻开一九六○年出版的《诸葛亮集》第七十二页，里面有一段话颇能说明问题：“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故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这话很明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领导干部在他发号施令的时候，首先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言行是否端正，如果不正，那你的号令就不会有人真正服从，而且会带来许多麻烦，甚至要惹出乱子来。所以，做领导的必须懂得和做到：凡事都要先有号令，后有诛罚。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失信于民，后果严重。事实也是这样，一个领导者、一个领导机关发出的号令，要使群众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首先就要使领导者成为号令的模范执行者。如果领导干部违反了号令，也应严格执法，以正己身。这就是我党历来的光荣传统：以身作则。人们常说，号令是有声的号令，也谓言教；以身作则素称“无声的号令”，也谓身教，二者密切相关。事实上，“无声的号令”同有声的号令相比，前者要比后者更有力。这就是群众说的：“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身教重于言教”。光有号令而无有以身作则的言行去率领群众，领导只做言辞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样的号令就起不到“令下如山倒”的威力，而只能是令下无人从。可见，正身对于行令是多么不可缺少，称得起是前提和根本。
要使身正，必须“勤攻吾之阙”。应该懂得，一个领导者，不应只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发令官”：而应是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带头执行法令。如果领导的言行违犯了法令，同样要受到处罚。要做到执法从我开始，而不要搞那种“罚不加于尊”的封建特权。一个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领导就更难免。重要的是：人之患莫过于知错不改。做为领导者，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在别人指出时，又表现得“老虎屁股摸不得”，还要反咬一口，这种护短而不是攻短的人，还能端正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吗？在目前领导干部队伍中，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坚持正人先正已的领导方法，对己严于执法，以身表率，受到广大群众欢迎。但也有少数领导至今还是“对人（对下）马列主义，对已自由主义”，已不正，偏要正人；平时发号施令多，模范行动少；工作干不好、上不去，动辄归咎于“群众不听话”、“叫不动”，就是找不到指挥不灵的原因正在于已身不正。有个别领导．在群众要求他执法时，没有曹操那种当众责己正身的勇气，实在不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所应具备的坦荡襟怀。
当然。做为一个领导者来说，也不应该因为身上还有某些缺点和毛病，就缩手缩脚，该说的不敢说，该管的不敢管。我们应该在大胆领导中，不断向群众学习，吸取精华，摒弃自己思想和言行中的糟粕，尽快把“身体”端正过来。在这一点上，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决不会只盯住你那点毛病无限上纲。也不会只许你犯错误，不许你在实践中改正错误。只要我们能有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中的那种以身作则、带头执法的精神，那么，一个领导者在群众中所应享有的信誉是会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