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图书馆 内容
晓华同志：
你给《抚顺日报》副刊编辑的信，他们转给了我，让我答复你提出的几个问题。因为水平所限，答得不一定使你满意，仅供你参考。
你问《第二次握手》的作者是谁，作品是怎样写出来的，他的近况怎样？我猜你问的是《第二次握手》的小说作者张扬同志吧！
张扬同志开始写这部小说是在一九六三年，只有十八岁，正在高中读书。每逢暑假、寒假，他便来到在北京药物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的舅舅家里度假。这中间，他听到了一些科学家从国外归来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献身的动人故事，特别是周总理接见和关怀科学家的情景。这些都使他很受感动，于是便写了一篇五千字的小说，题名为《浪花》。此后，他进一步搜集材料，重新构思，一九六四年他做了较大的修改后，取题叫《香山叶正红》，小说从此定型。一九六五年张扬同志插队到湖南大围山区。在这以后的八年中，他又写了三稿。从一九七三年开始，这部小说便在青年群众中广为流传了。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这样的小说当然不会出版的，群众只能互相传抄。一九七四年秋，文痞姚文元得到了群众传抄《第二次握手》的情报，他说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并责令公安部门清查。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张扬同志背上了姚文元给他定的那些罪名，被关进了监狱，直到今年一月才得到平反。
现在经张扬同志修改的《第二次握手》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你在信中提到戏和小说的主题一致不一致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戏应该遵从小说的主题或发展小说的主题。小说的主题思想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歌颂了以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科学家爱祖国、爱科学、爱人民的崇高品德，歌颂了敬爱的周总理对科学事业和科学家的无比关怀和爱护，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破坏和扼杀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与他们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屠杀、奴役别国的侵略者狰狞面目。抚顺市话剧团所演出的活剧《第二次握手》，正是通过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等午台形象，表现了他们为中国人民争气，为祖国争光的崇高精神，以及他们在对待事业、对待爱情和友谊问题上的高尚情操。无论从小说或戏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三个人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谁也没有因为爱情的种种波折，而放弃和影响了事业。他们不是那种“爱情至尚主义”者。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胜于个人的爱情。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在处理爱情和婚姻问题上无疑是有指导意义的。
你信中还提到戏里扮演丁洁琼、叶玉菡和苏冠兰的演员，在戏的某些环节上的表演，还没能把握住人物应具有的情感。我也看了这个戏，感受与你差不多。
比如，那位著称于世的原子核物理学家、原子能技术专家丁洁琼，她是烈士子女，从小就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当她知道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的成果，被帝国主义利用来作为大规模杀人武器和核讹诈的本钱时，便立即声明离开美国，返回自己的祖国——中国。因此，她失去了自由，被联邦调查局秘密监禁了五年多。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对祖国、对人类有着那样美好信念的学者，出狱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苏冠兰的照片，思维里的第一个信号却是她与苏冠兰“定情”时的一段对话，而对她要求归国、要求召开记者招待会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原子弹残酷屠杀人类的罪行，这样一些大事，不予理会。相反倒是那位美国人海默先生代他想到和料理。特别是当丁洁琼回到北京时，听说苏冠兰已经结婚，她那种失恋的痛苦简直使她难以忍受。苏冠兰此时虽然没有什么台词，但也是坐立不安，辗转反侧，难耐不支。正象你信中指出的，有些象《红楼梦》里宝玉和黛玉那种失恋时缠缠绵绵、悲悲切切的情景。还有你说的那个叶玉菡，也有一个地方表演得对她的形象有损害。她是一位在革命征途上和科学事业上一直忠诚不渝的病毒学家，她几十年来做了无数好事，还在学校时便有搭救地下党员鲁宁的凛然义举。后来，当她知道了自己研究的H—七〇一被帝国主义利用来进行屠杀人民的细菌战时，她痛心疾首，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小星星。她还用自己的鲜血挽救了中毒、生命垂危的苏冠兰。就是这位深受观众热爱的、对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在对待她和丁、苏之间的爱情问题上，采取了一种不该她采取的态度，竟然让她在剧中说出“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多好啊”，“都是我不好”的活。使人觉得她有些虚伪。你的这些看法，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同感。
总之，抚顺市话剧团的同志们能够很快地将群众喜闻乐见的《第二次握手》搬上舞台，这一点是非常可敬的。给抚顺的文艺百花园地增添了一簇鲜艳的花。以上，你和我所提到的一些问题，有的很显然是剧本的问题，有的才是表演问题。我们相信，他们在演出中对角色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楚，这些所谓不足也会很快得到弥补的。
匆匆此复
顺致敬礼！
陶贤
七月二十日
你给《抚顺日报》副刊编辑的信，他们转给了我，让我答复你提出的几个问题。因为水平所限，答得不一定使你满意，仅供你参考。
你问《第二次握手》的作者是谁，作品是怎样写出来的，他的近况怎样？我猜你问的是《第二次握手》的小说作者张扬同志吧！
张扬同志开始写这部小说是在一九六三年，只有十八岁，正在高中读书。每逢暑假、寒假，他便来到在北京药物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的舅舅家里度假。这中间，他听到了一些科学家从国外归来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献身的动人故事，特别是周总理接见和关怀科学家的情景。这些都使他很受感动，于是便写了一篇五千字的小说，题名为《浪花》。此后，他进一步搜集材料，重新构思，一九六四年他做了较大的修改后，取题叫《香山叶正红》，小说从此定型。一九六五年张扬同志插队到湖南大围山区。在这以后的八年中，他又写了三稿。从一九七三年开始，这部小说便在青年群众中广为流传了。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这样的小说当然不会出版的，群众只能互相传抄。一九七四年秋，文痞姚文元得到了群众传抄《第二次握手》的情报，他说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并责令公安部门清查。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张扬同志背上了姚文元给他定的那些罪名，被关进了监狱，直到今年一月才得到平反。
现在经张扬同志修改的《第二次握手》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你在信中提到戏和小说的主题一致不一致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戏应该遵从小说的主题或发展小说的主题。小说的主题思想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歌颂了以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科学家爱祖国、爱科学、爱人民的崇高品德，歌颂了敬爱的周总理对科学事业和科学家的无比关怀和爱护，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破坏和扼杀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与他们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屠杀、奴役别国的侵略者狰狞面目。抚顺市话剧团所演出的活剧《第二次握手》，正是通过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等午台形象，表现了他们为中国人民争气，为祖国争光的崇高精神，以及他们在对待事业、对待爱情和友谊问题上的高尚情操。无论从小说或戏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三个人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谁也没有因为爱情的种种波折，而放弃和影响了事业。他们不是那种“爱情至尚主义”者。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胜于个人的爱情。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在处理爱情和婚姻问题上无疑是有指导意义的。
你信中还提到戏里扮演丁洁琼、叶玉菡和苏冠兰的演员，在戏的某些环节上的表演，还没能把握住人物应具有的情感。我也看了这个戏，感受与你差不多。
比如，那位著称于世的原子核物理学家、原子能技术专家丁洁琼，她是烈士子女，从小就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当她知道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的成果，被帝国主义利用来作为大规模杀人武器和核讹诈的本钱时，便立即声明离开美国，返回自己的祖国——中国。因此，她失去了自由，被联邦调查局秘密监禁了五年多。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对祖国、对人类有着那样美好信念的学者，出狱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苏冠兰的照片，思维里的第一个信号却是她与苏冠兰“定情”时的一段对话，而对她要求归国、要求召开记者招待会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原子弹残酷屠杀人类的罪行，这样一些大事，不予理会。相反倒是那位美国人海默先生代他想到和料理。特别是当丁洁琼回到北京时，听说苏冠兰已经结婚，她那种失恋的痛苦简直使她难以忍受。苏冠兰此时虽然没有什么台词，但也是坐立不安，辗转反侧，难耐不支。正象你信中指出的，有些象《红楼梦》里宝玉和黛玉那种失恋时缠缠绵绵、悲悲切切的情景。还有你说的那个叶玉菡，也有一个地方表演得对她的形象有损害。她是一位在革命征途上和科学事业上一直忠诚不渝的病毒学家，她几十年来做了无数好事，还在学校时便有搭救地下党员鲁宁的凛然义举。后来，当她知道了自己研究的H—七〇一被帝国主义利用来进行屠杀人民的细菌战时，她痛心疾首，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小星星。她还用自己的鲜血挽救了中毒、生命垂危的苏冠兰。就是这位深受观众热爱的、对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在对待她和丁、苏之间的爱情问题上，采取了一种不该她采取的态度，竟然让她在剧中说出“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多好啊”，“都是我不好”的活。使人觉得她有些虚伪。你的这些看法，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同感。
总之，抚顺市话剧团的同志们能够很快地将群众喜闻乐见的《第二次握手》搬上舞台，这一点是非常可敬的。给抚顺的文艺百花园地增添了一簇鲜艳的花。以上，你和我所提到的一些问题，有的很显然是剧本的问题，有的才是表演问题。我们相信，他们在演出中对角色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楚，这些所谓不足也会很快得到弥补的。
匆匆此复
顺致敬礼！
陶贤
七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