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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日报》编者按：今天发表的是张志新同志在那阴暗的铁牢里，热情洋溢地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遗文（标题是编者所加）。
在这段遗文里，张志新同志用铁一般的事实和火一样的热情，歌颂了在革命斗争中立下了历史功勋、在人民群众里享有崇高威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用令人信服的史料和符合逻辑的论断，驳斥了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需要，为残酷迫害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所制造的种种谬论。它表明了张志新同志的爱憎是非常分明，立场是非常坚定。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特别是有许多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老干部。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是国家的栋梁。当时，林彪、“四人帮”在全国刮起了把矛头指向各级领导干部的黑风，残酷地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志新同志敏锐地看穿了他们的罪恶用心，不顾自身的安危，挥笔疾书，勇敢地为革命老干部辩护，实践了她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保卫祖国的伟大誓言。张志新同志为党为国的耿耿丹心，必将焕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斗志，同心同德，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辟的航道，坚定不移地奔向共产主义！
《辽宁日报》六月二十五日刊登了张志新同志的遗文，题为《热情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副题为《——张志新同志严厉驳斥林彪、“四人帮”对我党我军高级干部的诬蔑》。
《辽宁日报》发表的张志新烈士的遗文全文如下：
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问题
这次文化大革命揭露出来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成员，或一些拥护这条路线的“老右”，不少人一直担当党和军队领导工作，但在他们掌权的年代中，运用这一权力从事的都不是反革命行动，而是革命行动。从最早的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建军斗争，有贺龙、朱德、陈毅等等。几次对中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大战役，也多是由那些人具体率领，都取得了重大战果。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发动的几次反共高潮，直至全部推翻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当然这些辉煌战果的取得，不能归功于他们某些人的功劳，而是由于这些活动都是党在领导，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全体党员努力奋斗取得；是在马列主义的革命战略策略指导下，在全体人民子弟兵勇敢坚强、英勇善战的基础上，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中取得的。
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人中不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老叛徒”、“老反革命”（二月逆流干将）、“复辟资本主义的同伙和应声虫”、“老右派”、“……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核心成员”、是“一直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同美帝、苏修、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着，起了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不能起的破坏作用”者。这些定性如果能成立，其理由不外乎二条：①尽管有的人过去在民主革命中，立过汗马功劳，但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时，成了绊脚石，或堕落成反革命；②本来就不是什么老革命，是反革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一股地讲，这样可以说通，但历史事实却不能在这些一般抽象结论下变更。因为这些人中不少是已被定罪为“早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就投敌叛变的叛徒”……。那么从一九三六年至今，他们在掌握军事大权、在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搏斗中，不仅没有持权破坏革命，反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建立了功勋。不只一次的战斗历史，确确实实地证明了，他们起了美帝、苏修（那时苏联还没有变修，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党反动派所不能起的，和起不了的（革命的）作用。
这样说，也许会遭到反驳：“他们当然是早就叛了党，充当了‘叛徒’。为了达到其反革命的目的，就不能不打着红旗反红旗，充当反革命两面派！”但，凡是尊重历史的人，就不会否定，从十年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样长的历史阶段里，一件坏事都不干的反革命两面派，能算反革命吗！也许这么长时间，他们只“打着红旗”，而忘记“反红旗”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个形象化的反映阶级斗争特点的论据，对他们来说就根本不能成立了；因此，脱离开历史事实，主观唯心地用那些毫无具体内容的“规律”去套弄，是改变不了客观历史的。现在就把几个关键时期的历史事实摆开看一看，就不难看出……（他们）确实由于“疏忽”而忘记夺取军权，反而在革命进程中一直为无产阶级屡建功勋，为革命打天下，消灭了蒋介石反动派，解放了全中国。
历史功勋不许抹灭
①一九四一年在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发动了皖南事变，当时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四同志为顾全大局，将皖南部队北移。这对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不能争取中间派，孤立蒋介石。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毛主席特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他们正确地执行了我党“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提高了共产党的地位，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使得我们党继第一次反共高潮后的教训，集中地总结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正确分析了当时国内的基本矛盾，确定了抗日战争中期，党的革命总方针和策略，和解决国内阶级矛盾的政策方针。在这个时期，……“右派”（老同志）……没有反革命阴谋和行动。
②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在那里领导作战的是李先念、郑位三等）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先后向苏皖和山东解放区（领导解放军作战的当时是陈毅、粟裕、谭震林）、晋冀鲁豫解放区（在那里领导作战的是刘伯承、邓小平等）、晋察冀解放区（在那里领导作战的是聂荣臻等）、晋缓解放区（在那里领导作战的是贺龙等）、东北解放区（在那里领导作战的是……罗荣桓等）、陕甘宁解放区（在那里领导作战的是彭德怀、习仲勋），我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作战方针，经过八个月战斗，消灭敌军七十一万多人，停止了敌人的全面进攻，使我军逐步地展开了战略性的反攻。
③一九四七年四月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完成了毛主席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
④一九四七年七至九月我军在实现解放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也就是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由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于六月三十日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八月上旬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截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底止，歼敌十万余人，建立了鄂豫、皖西桐柏、江汉等根据地、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太岳兵团，四七年八月下旬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先后歼敌四万人，建立了豫陕鄂、陕南等根据地，完全孤立了敌人豫西重镇洛阳，并威逼潼关。由陈毅、粟裕、谭震林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在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以后，九月初挺进鲁西南地区，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从九月起向胶东地区之敌发起攻势作战，前后共歼敌十万余人，发展了豫皖苏解放区，孤立了敌人的战略要点开封、郑州；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八月下旬转入反攻；由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野战军九月初对平汉北段之敌发起攻势作战；由……罗荣桓领导的东北野战军，紧接着全东北范围的夏季攻势之后，从九月起发起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所有以上所提各战场上的攻势，组成了我军进攻的总形势。使解放战争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整个解放战争形势有了根本的转变。
⑤一九四七年九月至十一月，由聂荣臻所领导的晋察冀野战军五个纵队先后举行了大清河北地区、清风店地区和解放石家庄等战役，共歼敌近五万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连成一片；在许世友、谭震林指挥下，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和地方武装，于一九四七年九月至十二月，进行了胶东战役，歼敌六万三千多人，收复了十余座县城，改变了整个山东局面；一九四七年八月至十二月，华东野战军一部，先后进行了盐城、李堡等战役，歼敌二万四千余人，收复了苏北广大地区。徐向前等同志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协同西北野战军一部攻克运城，歼敌一万三千余人，晋西南敌人被我全部肃清，临汾守敌陷于孤立。
⑥一九四八年春，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发起了春季攻势，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绥野战军先后进行了察南、绥东、临汾等战役，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收复了广大地区；中原和华东野战军先后发起洛阳、宋河、宛西、宛东等战役，歼敌五万六千人，粉碎了中原防御体系，发展和巩固了中原解放区；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在谭震林等同志领导下）先后进行了胶济路西段战役和潍县战役，共歼敌八万四千余人，山东省除个别少数据点外，全部解放。
⑦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领导的西北野战军，经过一九四七年一年战斗的锻炼，又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广大官兵政治觉悟和部队的战斗力，空前提高，于一九四八年三月转入外线作战，于四月十二日发动西府（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陇东战役、挺进泾水渭水的广大地区，截断西兰公路，于四月二十二日收复革命圣地延安。
⑧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三个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平津、辽沈战役是……罗荣桓亲自督战。淮海战役是由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中原野战军和由陈毅、粟裕、谭震林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及当地地方部队共同进行的。为了适应淮海战役作战的需要，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总前委，由邓小平同志任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中原和华东野战军，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在前委领导下，战役完全按照预定方针进行，并提前胜利结束。共歼敌五十五万五千多人。此战役后国民党统治的首都南京，陷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战役于四九年一月十日结束，蒋介石于一月二十一日即宣告“引退”，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从此陷入了土崩瓦解的状态。
⑨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人民解放军遵照此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
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领导的二野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同志领导的三野，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四月二十三日解放了国民党二十二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接着，又分路向南挺进，于五月三日解放杭州，五月二十二日解放南昌，五月二十七日攻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六月，开始进军福建。八月十七日解放福州，十月十七日解放厦门。
聂荣臻、徐向前同志领导的华北各兵团于四月二十四日攻克太原。
彭德怀、贺龙等同志领导的第一野战军，五月二十日解放西安后，同华北两兵团继续向西北国民党统治区进军，八月二十六日攻克兰州，九月五日解放西宁，九月二十三日解放银川，迫使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主席鲍尔汉宣布起义，新疆省和平解放。
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领导的二野同贺龙、李井泉等同志领导的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和一野一部，于十一月开始向西南进军。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十二月九日云南、西康守敌被迫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十二月下旬进入西南的解放军二十七日解放成都。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
难道会有为革命屡建奇功的特殊“反革命”吗？
这些战斗诗篇形成的当时，我还没有成年，但参加革命后，每当我能重温这些战斗历史，仿佛见到那些扣人心弦的战斗场面。在南昌起义的失败教训里；在皖南事变有理有利有节的战斗中；在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进攻的转折时刻；在三大战役组成的解放战争的新航程；在收复革命圣地延安的喜讯声中，在看到全面大进军所体现的向全国进军的神圣命令，哪一个革命者不曾想到这一切一切，都是由千千万万的革命先辈用血和肉筑成。这些战斗的诗篇，都是成千上万的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写成。正是这些革命先辈使反动的蒋家王朝瓦解土崩。在每一个大大小小艰苦战役中，在血腥统治的敌人心脏，是革命先辈：军事统帅、……一般战士和党员，就是他们，以自己对党的无限忠心，英勇果敢，明智决断，为党、为革命、为人民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绘出了这可歌可泣的革命的战斗画面。在那些残酷斗争的历史年代中，他们没有被敌人的子弹撩倒，也没有被敌人铁锁把筋骨压弯。革命胜利了，祖国解放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实践中实现。但，……令人弄不明白的是，如果他们是早已投敌的“叛徒”，为什么在上述阶级搏斗的关键时刻，却为革命立了功？如果他们早就是与党、与革命事业势不两立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为什么在上述阶级搏斗的关键时刻，不为资产阶级及其主子蒋介石效忠？如果他们是披了反革命两面派画皮，为什么掩盖的如此天衣无缝？……这些问题绝不是因为钻牛角尖才形成。如果说这样提问是无理取闹，反动！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就只好作这样的“正确”理解和认识：那就是，这些人都是一群特殊的“叛徒”；特殊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特殊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们执行的也是一条特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他们这群特殊人物所组成的，也是一个特殊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形成的时间，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间，难于明确肯定的特殊时间；这条路线在篡军问题上的阴谋活动内容，是由一个完全捉摸不到的一些特殊的内容所构成。可是天晓得，形成这样的“特殊”，即或无人追问，历史能否容忍？
（新华社沈阳七月二十五日消息）
在这段遗文里，张志新同志用铁一般的事实和火一样的热情，歌颂了在革命斗争中立下了历史功勋、在人民群众里享有崇高威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用令人信服的史料和符合逻辑的论断，驳斥了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需要，为残酷迫害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所制造的种种谬论。它表明了张志新同志的爱憎是非常分明，立场是非常坚定。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特别是有许多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老干部。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是国家的栋梁。当时，林彪、“四人帮”在全国刮起了把矛头指向各级领导干部的黑风，残酷地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志新同志敏锐地看穿了他们的罪恶用心，不顾自身的安危，挥笔疾书，勇敢地为革命老干部辩护，实践了她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保卫祖国的伟大誓言。张志新同志为党为国的耿耿丹心，必将焕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斗志，同心同德，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辟的航道，坚定不移地奔向共产主义！
《辽宁日报》六月二十五日刊登了张志新同志的遗文，题为《热情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副题为《——张志新同志严厉驳斥林彪、“四人帮”对我党我军高级干部的诬蔑》。
《辽宁日报》发表的张志新烈士的遗文全文如下：
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问题
这次文化大革命揭露出来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成员，或一些拥护这条路线的“老右”，不少人一直担当党和军队领导工作，但在他们掌权的年代中，运用这一权力从事的都不是反革命行动，而是革命行动。从最早的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建军斗争，有贺龙、朱德、陈毅等等。几次对中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大战役，也多是由那些人具体率领，都取得了重大战果。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发动的几次反共高潮，直至全部推翻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当然这些辉煌战果的取得，不能归功于他们某些人的功劳，而是由于这些活动都是党在领导，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全体党员努力奋斗取得；是在马列主义的革命战略策略指导下，在全体人民子弟兵勇敢坚强、英勇善战的基础上，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中取得的。
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人中不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老叛徒”、“老反革命”（二月逆流干将）、“复辟资本主义的同伙和应声虫”、“老右派”、“……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核心成员”、是“一直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同美帝、苏修、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着，起了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不能起的破坏作用”者。这些定性如果能成立，其理由不外乎二条：①尽管有的人过去在民主革命中，立过汗马功劳，但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时，成了绊脚石，或堕落成反革命；②本来就不是什么老革命，是反革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一股地讲，这样可以说通，但历史事实却不能在这些一般抽象结论下变更。因为这些人中不少是已被定罪为“早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就投敌叛变的叛徒”……。那么从一九三六年至今，他们在掌握军事大权、在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搏斗中，不仅没有持权破坏革命，反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建立了功勋。不只一次的战斗历史，确确实实地证明了，他们起了美帝、苏修（那时苏联还没有变修，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党反动派所不能起的，和起不了的（革命的）作用。
这样说，也许会遭到反驳：“他们当然是早就叛了党，充当了‘叛徒’。为了达到其反革命的目的，就不能不打着红旗反红旗，充当反革命两面派！”但，凡是尊重历史的人，就不会否定，从十年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样长的历史阶段里，一件坏事都不干的反革命两面派，能算反革命吗！也许这么长时间，他们只“打着红旗”，而忘记“反红旗”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个形象化的反映阶级斗争特点的论据，对他们来说就根本不能成立了；因此，脱离开历史事实，主观唯心地用那些毫无具体内容的“规律”去套弄，是改变不了客观历史的。现在就把几个关键时期的历史事实摆开看一看，就不难看出……（他们）确实由于“疏忽”而忘记夺取军权，反而在革命进程中一直为无产阶级屡建功勋，为革命打天下，消灭了蒋介石反动派，解放了全中国。
历史功勋不许抹灭
①一九四一年在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发动了皖南事变，当时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四同志为顾全大局，将皖南部队北移。这对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不能争取中间派，孤立蒋介石。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毛主席特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他们正确地执行了我党“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提高了共产党的地位，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使得我们党继第一次反共高潮后的教训，集中地总结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正确分析了当时国内的基本矛盾，确定了抗日战争中期，党的革命总方针和策略，和解决国内阶级矛盾的政策方针。在这个时期，……“右派”（老同志）……没有反革命阴谋和行动。
②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在那里领导作战的是李先念、郑位三等）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先后向苏皖和山东解放区（领导解放军作战的当时是陈毅、粟裕、谭震林）、晋冀鲁豫解放区（在那里领导作战的是刘伯承、邓小平等）、晋察冀解放区（在那里领导作战的是聂荣臻等）、晋缓解放区（在那里领导作战的是贺龙等）、东北解放区（在那里领导作战的是……罗荣桓等）、陕甘宁解放区（在那里领导作战的是彭德怀、习仲勋），我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作战方针，经过八个月战斗，消灭敌军七十一万多人，停止了敌人的全面进攻，使我军逐步地展开了战略性的反攻。
③一九四七年四月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完成了毛主席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
④一九四七年七至九月我军在实现解放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也就是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由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于六月三十日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八月上旬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截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底止，歼敌十万余人，建立了鄂豫、皖西桐柏、江汉等根据地、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太岳兵团，四七年八月下旬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先后歼敌四万人，建立了豫陕鄂、陕南等根据地，完全孤立了敌人豫西重镇洛阳，并威逼潼关。由陈毅、粟裕、谭震林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在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以后，九月初挺进鲁西南地区，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从九月起向胶东地区之敌发起攻势作战，前后共歼敌十万余人，发展了豫皖苏解放区，孤立了敌人的战略要点开封、郑州；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八月下旬转入反攻；由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野战军九月初对平汉北段之敌发起攻势作战；由……罗荣桓领导的东北野战军，紧接着全东北范围的夏季攻势之后，从九月起发起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所有以上所提各战场上的攻势，组成了我军进攻的总形势。使解放战争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整个解放战争形势有了根本的转变。
⑤一九四七年九月至十一月，由聂荣臻所领导的晋察冀野战军五个纵队先后举行了大清河北地区、清风店地区和解放石家庄等战役，共歼敌近五万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连成一片；在许世友、谭震林指挥下，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和地方武装，于一九四七年九月至十二月，进行了胶东战役，歼敌六万三千多人，收复了十余座县城，改变了整个山东局面；一九四七年八月至十二月，华东野战军一部，先后进行了盐城、李堡等战役，歼敌二万四千余人，收复了苏北广大地区。徐向前等同志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协同西北野战军一部攻克运城，歼敌一万三千余人，晋西南敌人被我全部肃清，临汾守敌陷于孤立。
⑥一九四八年春，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发起了春季攻势，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绥野战军先后进行了察南、绥东、临汾等战役，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收复了广大地区；中原和华东野战军先后发起洛阳、宋河、宛西、宛东等战役，歼敌五万六千人，粉碎了中原防御体系，发展和巩固了中原解放区；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在谭震林等同志领导下）先后进行了胶济路西段战役和潍县战役，共歼敌八万四千余人，山东省除个别少数据点外，全部解放。
⑦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领导的西北野战军，经过一九四七年一年战斗的锻炼，又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广大官兵政治觉悟和部队的战斗力，空前提高，于一九四八年三月转入外线作战，于四月十二日发动西府（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陇东战役、挺进泾水渭水的广大地区，截断西兰公路，于四月二十二日收复革命圣地延安。
⑧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三个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平津、辽沈战役是……罗荣桓亲自督战。淮海战役是由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中原野战军和由陈毅、粟裕、谭震林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及当地地方部队共同进行的。为了适应淮海战役作战的需要，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总前委，由邓小平同志任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中原和华东野战军，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在前委领导下，战役完全按照预定方针进行，并提前胜利结束。共歼敌五十五万五千多人。此战役后国民党统治的首都南京，陷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战役于四九年一月十日结束，蒋介石于一月二十一日即宣告“引退”，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从此陷入了土崩瓦解的状态。
⑨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人民解放军遵照此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
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领导的二野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同志领导的三野，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四月二十三日解放了国民党二十二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接着，又分路向南挺进，于五月三日解放杭州，五月二十二日解放南昌，五月二十七日攻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六月，开始进军福建。八月十七日解放福州，十月十七日解放厦门。
聂荣臻、徐向前同志领导的华北各兵团于四月二十四日攻克太原。
彭德怀、贺龙等同志领导的第一野战军，五月二十日解放西安后，同华北两兵团继续向西北国民党统治区进军，八月二十六日攻克兰州，九月五日解放西宁，九月二十三日解放银川，迫使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主席鲍尔汉宣布起义，新疆省和平解放。
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领导的二野同贺龙、李井泉等同志领导的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和一野一部，于十一月开始向西南进军。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十二月九日云南、西康守敌被迫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十二月下旬进入西南的解放军二十七日解放成都。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
难道会有为革命屡建奇功的特殊“反革命”吗？
这些战斗诗篇形成的当时，我还没有成年，但参加革命后，每当我能重温这些战斗历史，仿佛见到那些扣人心弦的战斗场面。在南昌起义的失败教训里；在皖南事变有理有利有节的战斗中；在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进攻的转折时刻；在三大战役组成的解放战争的新航程；在收复革命圣地延安的喜讯声中，在看到全面大进军所体现的向全国进军的神圣命令，哪一个革命者不曾想到这一切一切，都是由千千万万的革命先辈用血和肉筑成。这些战斗的诗篇，都是成千上万的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写成。正是这些革命先辈使反动的蒋家王朝瓦解土崩。在每一个大大小小艰苦战役中，在血腥统治的敌人心脏，是革命先辈：军事统帅、……一般战士和党员，就是他们，以自己对党的无限忠心，英勇果敢，明智决断，为党、为革命、为人民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绘出了这可歌可泣的革命的战斗画面。在那些残酷斗争的历史年代中，他们没有被敌人的子弹撩倒，也没有被敌人铁锁把筋骨压弯。革命胜利了，祖国解放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实践中实现。但，……令人弄不明白的是，如果他们是早已投敌的“叛徒”，为什么在上述阶级搏斗的关键时刻，却为革命立了功？如果他们早就是与党、与革命事业势不两立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为什么在上述阶级搏斗的关键时刻，不为资产阶级及其主子蒋介石效忠？如果他们是披了反革命两面派画皮，为什么掩盖的如此天衣无缝？……这些问题绝不是因为钻牛角尖才形成。如果说这样提问是无理取闹，反动！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就只好作这样的“正确”理解和认识：那就是，这些人都是一群特殊的“叛徒”；特殊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特殊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们执行的也是一条特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他们这群特殊人物所组成的，也是一个特殊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形成的时间，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间，难于明确肯定的特殊时间；这条路线在篡军问题上的阴谋活动内容，是由一个完全捉摸不到的一些特殊的内容所构成。可是天晓得，形成这样的“特殊”，即或无人追问，历史能否容忍？
（新华社沈阳七月二十五日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