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图书馆

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什么是林彪、“四人邦”贩卖的假社会主义。最近，我们对清原县草市公社分水岭一队十几年来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解剖。下面，我们结合这个队的实际情况，谈谈这个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搞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而林彪、“四人邦”却疯狂攻击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似乎生产力水平低下才是“社会主义”的象征。
  分水岭地区粘土多，烧砖瓦、烧缸盆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一九六八年以前，分水岭一队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以烧缸盆为主的付业生产，为农业积累了资金，粮食单产提高到四百多斤，生产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变。后来，林彪、“四人邦”鼓吹的谁抓生产谁就是“唯生产力论”者，就是“走资派”的歪风刮到这里，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到一九七二年，分水岭一队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二百来斤，成了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的困难队，扩大再生产以及改变生产条件都受到阻碍。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无产阶级必须高速度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日益增强的物质基础，为彻底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提供有利条件。如果，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利益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体现不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林彪、“四人邦”把发展生产力同“复辟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似乎发展生产力必然同资本主义相联系，而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这种荒谬绝伦的反动观点是地地道道的假社会主义。
  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实行这一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所决定，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可是，林彪、“四人邦”却别有用心地批判、取消按劳分配原则。他们给按劳分配扣上“新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的罪名，把按劳分配所产生的富裕程度的差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不平等，又把平均主义当作共产主义大加赞扬。
  以前，分水岭一队劳动计酬实行小段包工、计件工分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成是“工分挂帅”。从此，人头分、卯子工在这里泛滥，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一九七四年分水岭一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农付业生产中恢复实行了小段包工、计件工分等计酬办法，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可后来却被扣上了“修正主义”、“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等一顶顶大帽子，又使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林彪、“四人邦”用平均主义来冒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鼓励干社会主义，而是鼓励吃社会主义，十分有害。斯大林指出：“所有的人都领取同样的工资、同等数量的肉、同等数量的面包，穿同样的衣服，领取同样的和同等数量的产品，——这种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所不知道的。”共产主义决不意味着实行平均消费。林彪、“四人邦，把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说成是平均主义的分配，这是对共产主义的丑化。他们要老百姓忍受无差别的共同贫困，而不准老百姓享受有差别的共同富裕。把按劳分配诬蔑为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这更是不值一驳。实行按劳分配，劳动者在富裕程度上会有差别，这是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但是，这只是对于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而言，与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毫无共同之处。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费资料的分配，只能以劳动为尺度。由于劳动者之间存在着体力、智能等差别，不同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成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也就不一样。因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是完全合理的。林彪、“四人邦”破坏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煽动平均主义思潮，完全是为了破坏生产力，以达到他们篡权复辟的罪恶目的。
  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可是，林彪、“四人邦”却否定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鼓吹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群众生活越苦越革命。
  前几年，林彪、“四人邦”打着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反对复辟倒退”、“扩大共产主义因素”等旗号，乱扣“重付轻农”、“重钱轻粮”、“小生产”的帽子，生怕农民“挣了钱，丢了‘公’，离了‘线’”，大搞“一平二调”，对集体和家庭付业大砍大杀大“扫荡”。那时候，分水岭一队虽有粘土资沅，就是不准烧砖瓦缸盆；农闲时大车和劳力可以外出拉脚，搞付业，就是不让动弹；眼瞅着山货烂在山上，集体和个人谁也不准采集；在自留地上种植的品种和数量都要进行限制，不准种“四辣”，不准栽植药材。对社员家庭付业更是极尽限制之能事，不准养羊，不准养母猪，不准养大牲畜，社员自产的农付产品不准上市。结果社员劳动日值仅有三角六分，口粮不足，队里打鞭浇油都没钱。由此看来，这不是什么坚持了社会主义。我们不能抽象地认为公有化程度高就是社会主义，而要看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