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图书馆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日，抚顺县前甸公社靠山大队的一位社员在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在地基的西北角，竟然挖出一个大口小底泥缸，里面装着满满一缸铜钱，近八百斤，已发现有五十一种。其中年代最早的铜钱，有西汉铸造的“四铢半两”、“五铢”钱。还得到王莽的“大泉五十”和“货泉”，以及北朝时期的西魏五铢，但绝大部是宋钱。
  在整个这批铜钱里，目前发现最晚的（即“下限”铜钱是南宋的“淳熙元宝”（公元1174——1189年铸造）。虽然在这近八百斤的铜钱里，仅仅发现一枚，但它同样证明了这批铜钱是在八百年前南宋淳熙年间埋藏起来的。
  远在日伪统治抚顺时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开发东露天矿的时候，就曾出土过一大批铜钱，共得五十八种。这批铜钱的“下限”（最晚的钱），居然和靠山大队出土的铜钱一样，也是止于“淳熙元宝”。
  一九七四年在新宾县的范家亍和色家出土的两批铜钱，其下限恰巧也是止于“淳熙元宝”。
  后来又发现，不仅我市是这样，我翻了一下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三年的《考古》杂志，一共报道了六批出土的窖藏铜钱，除了一批是例外，其余五批出土铜钱的下限，也均是“淳熙元宝”或同时期金朝的“大定通宝”。它们是一九五八年金县亮甲店；一九六二年七月于邓县王砦公社；一九六三年八月渑池县城关公社；一九六五年二月洛宁县出土的两批：南赵村和田凹村。
  为什么这些地方出土的铜钱，也和我市出土的这几大批铜钱一样，都是在淳熙年代埋藏起来的？这种惊人的巧合，显然是一个十分耐人考究的历史现象。
  翻开《金史》，（因为我们这里当时属于金），在第四卷的《食货志·三》里，找到这样一条记载：大定二十八年（淳熙十五年），“（皇）上谓宰臣日，今者外路见钱，其数甚多，闻有六千余万贯，皆在僻处积贮，既不流散，公私无益。”有一本《中国货币》显然是根据这一条历史记载，说：“（在大定年间），纸币发行增加，使铜钱的实价（实际价值）高于名价（票面价值），铸造成本过高，于是铜钱隐匿起来。所以，一方面在闹饥荒，一方面却有六千万贯积贮在偏僻的地方，不拿出来用。”（394页）这里所说的“偏僻地方”，当然包括抚顺在内。
  除了这样经济上的原因，还有一个心理上的原因。古代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财产，总是不愿意托咐给别人，没有外国人买股票、吃利息的习惯，认为那样不放心，不方便。有了余钱就喜欢埋在地下或者是夹壁墙里，甚至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不让知道。这样，对货币流通起了紧缩的作用。比如严嵩爷俩贪污得来的金银，大部分就是埋藏在地窖里。对待金银是这样，对待铜钱也是这样，所谓“大户人家藏金银，小户人家藏铜钱。”
  （《中国货币史》）
  其实，就是我们目前在生活中，何尝不是常常看到有人认可把钱藏在自己手里，也不愿意送到银行储蓄起来，去支援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还受这种思想束缚的人，不妨从“淳熙元宝”上吸取点历史的教训，把“藏在家里”改为“存到银行去”，无疑，这对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会有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