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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二月二十一日消息 新华社记者包小白、郭超人、王文俊报道：参加中共四川省委扩大会议的部分地、市、县委领导干部认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必须扫除各级党委某些领导同志思想上的主要障碍——“恐‘右’症”。下面是他们几次坐谈时的发言纪要。
  “恐‘右’症”的种种表现
  一些同志指出，“恐‘右’症”就是在日常工作中老怕犯“右”的错误，来了运动老怕戴“右”的帽子，总之随时随地不让自己沾“右”字的边。他们说，作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如果怕的是货真价实的右，那是无可非议的。然而，那些患“恐‘右’症”的同志所害怕的并非真右。在林彪、“四人邦”横行的日子里，被当作右倾而加以批判和攻击、从而弄得人们望而生畏的东西，正好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真理，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大家认为，“恐‘右’症”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现象，是林彪、“四人邦”长期推行极左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粉碎“四人邦”两年来，随着实践上的拨乱反正和理论上的正本清沅，“恐‘右’症”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但是，大量事实表明，对于某些领导同志说，“恐‘右’症”仍然是急需进一步医治的顽症之一。要治病就要辨症。那么“恐‘右’症”有哪些症状呢？参加坐谈的同志联系自己的亲身感受，列举了六个方面：
  一、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本末倒置。患有“恐‘右’症”的同志不怕政治冲击一切，就怕生产挂帅伯业务技术挂帅；天天跟着叫喊上层建筑领域和生产关系上的革命，从来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复政治口号，不解决具体经济问题。对于这些同志来说，政治就是一切，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二、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搞扩大化、绝对化和庸俗化。患“恐‘右’症”的同志不怕冤枉了一百个同志，就怕“包庇”了一个坏人；宁可对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愿别人说他“心慈手软，态度暧昧”。由于长期受所谓“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和“事事不离纲和线”的影响，在工作中习惯于用阶级斗争解释一切，代替一切，掩盖一切，把思想问题、学术争论、意见分岐都统统说成是阶级斗争，结果搞得好人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好象进了地雷区，提心吊胆，人人自危。
  三、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搞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患“恐‘右’症”的同志不怕平均主义，就怕两极分化；不怕农民缺吃少穿，就怕农民富起来。这些同志错误地认为“穷光荣，富有罪”，“穷是社会主义，富是资本主义”。从这种错误的看法出发，常常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当成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把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付业视为“资本主义尾巴”，把靠劳动发家致富的社员说成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把增加集体收入、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说成是“打着集体旗号的资本主义”。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认为，当前，在分配问题上仍有不执行党的“三兼顾”政策，只顾国家或集体，不顾社员收益的情况，仿佛国家拿得愈多愈是社会主义，农民分得愈多愈是资本主义。
  四、在生产管理上，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硬要“逼着公羊下仔”、“赶着鸭子上架”。大家回顾了前几年省上个别负责人在生产上搞瞎指挥的情况。当时，他们不作调查研究，不管水利、气候等客观条件，硬性规定推广双季稻，把双季稻说成是“革命稻”、“方向稻”、“路线稻”和“战备稻”，不种的就是“立场问题”、“觉悟问题”，就要挨批判，受处分。梁平县种双季稻，广大社员吃饭都成了问题。
  五、在发展党员、使用干部上搞反动血统论和唯成份论。患“恐‘右’症”的同志在建党路线上只问出身，不问表现；在干部路线上只讲成份，不讲德才。对个人出身要追三代以上，对社会关系要调查九族以外。他们不敢发展出身不好的党员，怕人说“招降纳叛”；不敢使用成份不好的干部，怕人说“重用坏人”；不敢大胆落实人的政策，怕说是“为坏人翻案”。在有些地方，对许多明显的错案、假案、冤案至今不敢彻底解决。
  六、在作风上把共产党人的革命原则抛在一边，按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处世。患“恐‘右’症”的同志通过切身体验，感到“说真话危险，说假话保险”，于是便“看脸色行事，看风向表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做事不如不做事”，“迂到问题绕道走”，“逢人只说三分话”。
  产生“恐‘右’症”的根沅
  一些同志指出，“恐‘右’症”的产生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根沅和社会背景的。他们认为，党内思想僵化和半僵化状态的形成，思想上的“恐‘右’症”的出现，追根求沅，有三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一、理论上的一系列混乱、偏差和谬误，是导致“恐‘右’症”的思想根沅。成都市的同志们说，过去，我们党一直讲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右倾就反右倾，有“左”倾就反“左”倾，这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形成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但是，这许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却出现了一种片面的理论，即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而修正主义也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列宁在谈到修正主义时明确提出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从“左”的方面来的，一种是从右的方面来的。而我们的某些理论家只讲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仿佛“左”倾机会主义永远是无足轻重的。这就为“左”比右好制造了理论上的根据。大家在坐谈中提出，这种谬论流毒甚广，并不断发展，最后变成了“左”是认识问题、方法问题，动机还是要革命的；右是立场问题、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搞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这就使我们完全放弃和取消了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一些同志还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中，把列宁关于“小生产”的一段话作为论据，更是令人无法理解。他们说：很明显，列宁讲的“小生产”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尚未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个体农民，而我们某些理论家却把这个结论强加给实行合作化和公社化已经二十多年的集体农民，这就从根本上混淆了两种所有制的区别，从而在理论上夸大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和道路斗争，带来了一整套极左的方针和政策。
  二、在工作指导上不断搞政治运动，一直反右倾，是产生“恐‘右’症”的政治根沅。酉阳县委书记殷之辂说，由于把公社化的集体农民当做了“小生产”，由于把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看得过于严重，于是就不断地搞政治运动，每次运动总是反“右”、批“右”。搞了二十年运动，反了二十年“右倾”。大家在坐谈中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这些反“右”运动，不仅混淆了两类矛盾，颠倒了是非界线，搞乱了阶级阵线，更严重的是在人们心理上造成了“恐‘右’症”。
  大家在坐谈中提出，特别严重的是，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只要沾上一个“右”字，轻则检查批判，重则撤职开除党笈，甚至成了所谓比地、富，反、坏更凶恶的敌人，常常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些被株连九族。这就不能不使人形成一种“谈右色变”、“凡事‘左’三分”的变态心理。
  三、党内缺乏民主，是产生“恐‘右’症”的组织根沅。好多年了，我们党大事小事往往是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说了算，不管下面的实际情况如何。稍有异议就是“右倾”、反党，帽子大得吓人。有的县委书记说，上级领导讲老实人不吃亏，但是一些政策就是使老实人吃亏的政策，结果总是老实人吃亏。大家说，党的政策出尔反尔，有时头年说的第二年就不算数，上半年的指示下半年就不认帐，一旦政策出了问题，责任全在下面。这就不能不迫使某些干部学滑头，随风倒，而且美其名曰“高举”、“紧跟”。
  大家说，群众中流行着几句顺口溜，叫“反右以后不发言，文革以后不当权。”由于把实事求是当作“右”来批判，这就等于公开提倡“左”、支持“左”。少数品质不好的人投其所好，以极左面目出现，达到个人的目的；而大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一种“左”比右好的心理，也就是“恐‘右’症”。
  怎样治好“恐‘右’症”
  在坐谈会上，同志们一致认为，粉碎“四人邦”以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为“恐‘右’症”开出了治本之方。但是，要完全治好全党同志的“恐‘右’症”，要彻底消除“恐‘右’症”，还需要从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采取一系列措施。
  一、必须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上，纠正许多年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体系，特别需要纠正只批右不批“左”的片面性，批判“左”比右好的错误论调，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引导人们认清：无论在民主革命阶段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左”倾机会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一样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的损害，从而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警惕野心家和阴谋家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大家一致主张，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继续进行下去，并坚持以这个标准为武器，总结和检查我们党以往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真正做到正本清沅，分清是非，明确方向。大家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恢复党的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传统上，已作出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一定要坚决果断地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首先是关于人的政策，包括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地富子女政策、统战人士政策，坚决地有步骤地纠正历次运动中形成的冤案、假案、错案，消除人们对“右”的恐惧心理。
  三、必须正确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切实保障人们的政治权利不受侵犯，真地而不是假地、实在地而不是口头地贯彻执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从而在全党上下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