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图书馆 内容
关于林彪、“四人邦”的路线问题，两年多来已进行了一些揭发批判。路线是非是否完全澄清了呢？我们认为，还没有。例如，林彪、“四人邦”的路线究竟是右还是“左”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还需要重新研究。
目前，关于林彪、“四人邦”路线的性质和特点，有两种基本的提法，一是“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是“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两种提法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把路线问题和反革命问题完全混在一起，一是确定林彪、“四人邦”路线是右而不是“左”。我们认为，这两点都是不科学的。
（一）
党内的路线问题同反革命问题，应该加以区分，不能混为一谈。
斯大林曾经谈到这个问题，他指出：“‘右倾’或‘左倾’的概念目前在我国是党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是党内的概念。‘右倾分子’或‘左倾分子’就是离开真正党的路线而倾向于这一或那一方面的人。”（《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二八〇页）斯大林认为，在属于党派范围以外的文艺、戏剧等方面提出“右倾”或“左倾”的概念，是不正确的。当时，有人把这些概念运用于一个带有反苏维埃倾向的剧本《逃亡》。斯大林指出，这个剧本是一种反苏维埃现象，而不是党内的“左倾”或“右倾”的表现。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主义曾作了以下的分析。他说：“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了；托洛茨基主义在七八年前曾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现在它已经从这样的政派，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邦，……”。（《斯大林文选》第一一八页）
显然，斯大林在理论上是把路线问题同反革命问题加以明确的区分的。他并不根据托洛茨基后来变成反革命这一点，就认为托洛茨基一开始就是反革命，或者他的路线问题就是反革命性质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苏联实际上也存在把路线问题同反革命问题混在一起的情况，把那些“一度动摇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而后来早已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人”，“和个别的托洛茨基分子保持过个人的联系”的人，甚至那些“偶尔在某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曾经经过的一条亍上走过路的人”，也当成了反革命，加以打击和镇压，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斯大林文选》第一三八、一三九页）
斯大林上述观点应当说是正确的。一般来说，党内的路线问题，是分清是非的问题，要按照党内斗争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不能采用对待敌人、对待反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在一定情况下，党内的路线问题也可能发展成为敌我问题、反革命问题，但那是党外问题而不是党内路线问题了，就是说，不能把原来的路线问题看作是反革命问题，也不能把后来的反革命问题仍然看作是路线问题。
过去，我们没有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叫做反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没有把王明等人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叫做反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尽管陈独秀和王明两人后来一个变成托派分子一个变成叛国分子，也没有这样叫，因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同样，张国焘在长征中犯错误是路线问题，后来逃跑投向国民党，是“逃兵”、叛党问题。两个问题有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
从文化大革命起，这两者开始被混淆，直到如今。
把刘少奇的路线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路线问题（这条路线究竟应当怎样看，暂且不论）和反革命问题混淆起来，一提路线问题就是敌我矛盾，使这场运动一开始就把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矛盾同敌我矛盾混在一起，其危害性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今后必须引以为戒。
对林彪、“四人邦”，是否可以把他们的路线问题和反革命问题完全混在一起呢？我们认为，也不可以。林彪和“四人邦”确实变成了反革命，但他们又确曾有一个路线问题（林彪、“四人邦”推行一条共同的路线），这条路线是由一定历史条件形成的，并不纯粹是他们个人的主观创作。这里，路线和反革命，确有密切的联系，但不能看作就是一回事。如果把他们执行的路线看作就是反革命问题，那至少是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是把那条危害极大的路线掩盖起来（这条路线如果不彻底加以清算，以后完全有可能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出现）；而如果把他们的反革命问题仍看作是路线问题，那当然是对他们的美化。
分析起来，林彪和“四人邦”又有某种差别。
开始时，我们党同林彪的斗争，整个说来，属于党内路线问题。林彪利用那条貌似革命的路线来为他的反党野心服务，后来发展成为赤裸裸的反革命。当然，林彪变成反革命不是偶然的，但总不能否认他的问题有一个发展过程，也不能否认他完全变成反革命应当有一个基本的标志。当林彪尚未暴露其反革命面目时，表现为路线的激烈斗争；当林彪已暴露其反革命面目、成为赤裸裸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之后，如果还把这些当作路线问题，还来讨论他的《“571工程”纪要》和妄图谋害毛主席的行动是属于“左”的路线还是属于右的路线，那不是有意把水搅浑，就是十足的胡涂虫。
“四人邦”和林彪，就路线来说是一致的，但人的情况有所不同。“四人邦”的首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原是混进我党的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可以认为，他们开始执行这条路线的时候，就怀着危害党，篡夺党的反革命动机和目的。但是，他们施展反革命阴谋活动，仍然是利用这条路线，通过这条路线，以这条路线做掩护。这是他们的主要办法。他们的反革命面目的暴露在时间上来说不象林彪那样截然分明。人们主要是通过四届人大前后他们的篡党夺权活动，特别是周总理逝世前后他们的倒行逆施，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活动，最后认清他们的反革命面目的。而这时，他们也仍然是紧紧地抓住这条路线，依靠这条路线，把它更加推向极端，来施展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因此，对于“四人邦”，我们特别要通过批判揭露他们如何利用这条极左路线来搞阴谋活动，以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但这仍然不是说，可以把路线问题和反革命问题完全混为一谈，可以把他们的路线用“反革命”一词来简单地骂倒。问题在于：迷惑于这条路线的，执行这条路线的，除“四人邦”以外，还大有人在。例如不少人曾积极参与“全面夺权”、“打倒一切”和反击所谓“二月逆流”，有人在庐山会议上追随林彪的反党活动等，而他们并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他们是一些犯路线错误的人，有的至今还是领导干部。更多的人是盲目执行这条路线而自以为“革命”，主要就是因为这条路线的“左”适合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些人，我们如果说他们推行的路线容易为反革命利用是恰当的，如果说他们推行这条路线的活动属于反革命性质则未免过分。总之，这条路线是很有一些诱惑力和号召力的，以致于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林彪、江青、张春桥，也会有其他的人来带头推行这条路线。这也表明，这条路线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这是历史事实。这条路线不仅容易掩护反革命，为反革命所利用，而且也适宜于培植野心家和骗子，有些野心家和骗子后来往往成为反革命。这条路线确实不可以等闲视之。我们如果把这条在党内横行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并且迷惑了许多人的路线看轻了，或者看简单了（例如认为它没有“理论”，只简单地骂它一句“反革命”了事等），那将等于保护这条路线，使它将来还有可能复活起来为害人民。因此，只有彻底清算这条路线，才能彻底揭露“四人邦”的反革命行径和手法，充分吸取经验教训，并使人们认识到把这条路线当作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路线来崇奉，是一个多么严重的历史错误。
（二）
路线上的“左”倾和右倾，应该加以基本的区分，不能混为一谈。
“左”倾机会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是有差别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的政纲不同，要求不同，办法和手段不同。林彪、“四人邦”推行的路线究竟是“左”的还是右的？这首先要看作为这条路线的实际表现的纲领、口号、政策、办法和手段。
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可以粗略地指出以下几条（这里概括得可能不完全）：
1、以抓阶级斗争为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从根本上颠倒敌我关系。
2、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借口下，搞所谓“全面专政”。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普遍夺权”，要以“革命的新文革”来代替“保守的旧政府”。
3、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下，全盘否定十七年的成绩，鼓吹“与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宣传文化大革命是“革过去革过命的命”，是“批判干部的运动”，是“罢官运动”等等。
4、宣扬“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扇动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以“大民主”名义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否定党的领导，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宣传“形成了一个党内资产阶级”，“要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
5、鼓吹所谓“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攻击“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诬蔑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工农兵是“老保”。
6、打着红旗反红旗，提出“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鼓吹“顶峰”、“天才”、“句句是真理”、“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等。
7、在经济建设上，企图推行军事共产主义办法，搞平均主义，反对按劳分配和商品制度，宣传不顾一切条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在企业中和农村中推行军事化，实行军事强制。
8、鼓吹上层建筑决定一切，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特别是经济。认为搞生产就是什么“唯生产力论”；搞四个现代化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讲盈利就是“利润挂帅”。在农村提倡“穷过渡”，认为“越穷越革命”。只要粮食不要多种经营，批判定额管理，取消评工记分，取代集市贸易，限制家庭付业，没收自留地，用各种借口剥夺农民。
9、认为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中符合科学的东西就是“爬行主义”、“洋奴哲学”。
10、在“文化革命”的口号下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只准一花独放，一家独鸣。
这是一些什么货色呢？它们的基本特点是：以赞扬共产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以所谓群众运动来破坏一切法律、规章；以“全面专政”来消灭社会主义民主；以政治、阶级斗争来代替和冲击经济；以夸大思想的能动性来否定客观规律；以夸大革命性来否定革命的客观条件和限度；以制造现代迷信来歪曲、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总之，是超越时代，超越现实，乱打，乱斗，用一种“革命”的假象、用急于变革的手段来破坏社会主义，破坏革命事业。这些东西，同托洛茨基之流的纲领和手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综观这一切，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林彪、“四人邦”路线的特点不是右，而是极左，是“左”倾机会主义。这种从“左”面来的机会主义，以“反对修正主义”、“反右”的口号作掩护，其危害之烈，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林彪、“四人邦”为什么采取极左的形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这是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有崇高的威望；由于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强烈的革命热情和革命传统；由于我国存在着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容易被利用，容易导致极左；由于解放以来我们注意了反右，对“左”的倾向和路线注意不够，存在着“左”比右好，宁“左”毋右的倾向，等等。在这种条件下，林彪、“四人邦”的极左路线，就最容易俘虏、毒害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事实正是这样。
林彪垮台后，“四人邦”十分害怕批极左，不准批极左，而要不断地批所谓右。为什么？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想一想，极左，正是林彪、“四人邦”的护身符，革命人民的麻醉剂。
目前流行一种提法，认为林彪、“四人邦”的路线是“假左真右”，这个提法容易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实际上仍然是不清楚的。人和集团的政治态度，可以有“左、中、右”之分，也可以说假左派、真右派。在路线上，对于错误路线，我们认为仍以一般地区分“左”倾或右倾为宜。“假左真右”的提法，本意是不同意称林彪、“四人邦”的路线为极右，这一点是前进了一步；但是，这种提法仍然把两种错误路线的特征混淆起来，而且实际上仍给人一种印象，好象只有右而没有“左”，“左”还是比右好，或者认为，只有反右才能达到真正的左。这种提法是在弄清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现在，我们认为以不这样提为好。
这里，也是把标志一条错误路线的特征（“左”或右）和它的后果完全混同起来。“左”倾和右倾可以造成同样的后果，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互相转化（“左”可以转化为右，右也可以转化为“左”），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左”和右就是等同的，“左”和右就没有差别。
民主革命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结果，造成了革命的巨大损失，使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左右。“左”的结果破坏了革命，同右的结果一样。然而，不能因此就说王明的路线是右，或者是假左真右。至于在社会主义时期，如果右倾路线得胜，当然会造成破坏社会主义的危险；但“左”倾路线得胜，也会从“左”的方面破坏社会主义。所以，不能根据一条路线会造成破坏社会主义的结果，就认为这条路线只能说右或假左真右，而不能说“左”。
在历史上，中国革命曾经几乎毁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后来被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挽救过来了；现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遭逢了一次由“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危机，而且危机时间持续很长。这个历史的真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回避，不应当视而不见，更不应当曲意掩饰。
列宁在一九〇八年写《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时，曾指出有“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但是列宁当时指出：“它还远不如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那样成熟，还没有国际化，甚至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作过一次巨大的实际战斗。”所以列宁说，我们不能分析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而主要是分析“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二〇页）
从列宁那时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中国的土地上，“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可以说已经成熟，也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而且同我们中国共产党作过一次巨大的较量和搏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我们不能不认真地、严肃地正视和研究这种从“左”方面来的修正主义亦即“左”倾机会主义，分析它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它的严重危害性，千万不能再把这种几乎毁灭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左”倾毒瘤掩盖起来，必须下决心彻底纠“左”批“左”，必须从中充分地吸取应有的教训，认真地开展既反对“左”又反对右的两条战线斗争，保证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沿着正确的路线进行。
目前，关于林彪、“四人邦”路线的性质和特点，有两种基本的提法，一是“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是“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两种提法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把路线问题和反革命问题完全混在一起，一是确定林彪、“四人邦”路线是右而不是“左”。我们认为，这两点都是不科学的。
（一）
党内的路线问题同反革命问题，应该加以区分，不能混为一谈。
斯大林曾经谈到这个问题，他指出：“‘右倾’或‘左倾’的概念目前在我国是党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是党内的概念。‘右倾分子’或‘左倾分子’就是离开真正党的路线而倾向于这一或那一方面的人。”（《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二八〇页）斯大林认为，在属于党派范围以外的文艺、戏剧等方面提出“右倾”或“左倾”的概念，是不正确的。当时，有人把这些概念运用于一个带有反苏维埃倾向的剧本《逃亡》。斯大林指出，这个剧本是一种反苏维埃现象，而不是党内的“左倾”或“右倾”的表现。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主义曾作了以下的分析。他说：“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了；托洛茨基主义在七八年前曾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现在它已经从这样的政派，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邦，……”。（《斯大林文选》第一一八页）
显然，斯大林在理论上是把路线问题同反革命问题加以明确的区分的。他并不根据托洛茨基后来变成反革命这一点，就认为托洛茨基一开始就是反革命，或者他的路线问题就是反革命性质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苏联实际上也存在把路线问题同反革命问题混在一起的情况，把那些“一度动摇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而后来早已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人”，“和个别的托洛茨基分子保持过个人的联系”的人，甚至那些“偶尔在某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曾经经过的一条亍上走过路的人”，也当成了反革命，加以打击和镇压，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斯大林文选》第一三八、一三九页）
斯大林上述观点应当说是正确的。一般来说，党内的路线问题，是分清是非的问题，要按照党内斗争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不能采用对待敌人、对待反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在一定情况下，党内的路线问题也可能发展成为敌我问题、反革命问题，但那是党外问题而不是党内路线问题了，就是说，不能把原来的路线问题看作是反革命问题，也不能把后来的反革命问题仍然看作是路线问题。
过去，我们没有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叫做反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没有把王明等人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叫做反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尽管陈独秀和王明两人后来一个变成托派分子一个变成叛国分子，也没有这样叫，因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同样，张国焘在长征中犯错误是路线问题，后来逃跑投向国民党，是“逃兵”、叛党问题。两个问题有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
从文化大革命起，这两者开始被混淆，直到如今。
把刘少奇的路线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路线问题（这条路线究竟应当怎样看，暂且不论）和反革命问题混淆起来，一提路线问题就是敌我矛盾，使这场运动一开始就把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矛盾同敌我矛盾混在一起，其危害性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今后必须引以为戒。
对林彪、“四人邦”，是否可以把他们的路线问题和反革命问题完全混在一起呢？我们认为，也不可以。林彪和“四人邦”确实变成了反革命，但他们又确曾有一个路线问题（林彪、“四人邦”推行一条共同的路线），这条路线是由一定历史条件形成的，并不纯粹是他们个人的主观创作。这里，路线和反革命，确有密切的联系，但不能看作就是一回事。如果把他们执行的路线看作就是反革命问题，那至少是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是把那条危害极大的路线掩盖起来（这条路线如果不彻底加以清算，以后完全有可能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出现）；而如果把他们的反革命问题仍看作是路线问题，那当然是对他们的美化。
分析起来，林彪和“四人邦”又有某种差别。
开始时，我们党同林彪的斗争，整个说来，属于党内路线问题。林彪利用那条貌似革命的路线来为他的反党野心服务，后来发展成为赤裸裸的反革命。当然，林彪变成反革命不是偶然的，但总不能否认他的问题有一个发展过程，也不能否认他完全变成反革命应当有一个基本的标志。当林彪尚未暴露其反革命面目时，表现为路线的激烈斗争；当林彪已暴露其反革命面目、成为赤裸裸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之后，如果还把这些当作路线问题，还来讨论他的《“571工程”纪要》和妄图谋害毛主席的行动是属于“左”的路线还是属于右的路线，那不是有意把水搅浑，就是十足的胡涂虫。
“四人邦”和林彪，就路线来说是一致的，但人的情况有所不同。“四人邦”的首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原是混进我党的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可以认为，他们开始执行这条路线的时候，就怀着危害党，篡夺党的反革命动机和目的。但是，他们施展反革命阴谋活动，仍然是利用这条路线，通过这条路线，以这条路线做掩护。这是他们的主要办法。他们的反革命面目的暴露在时间上来说不象林彪那样截然分明。人们主要是通过四届人大前后他们的篡党夺权活动，特别是周总理逝世前后他们的倒行逆施，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活动，最后认清他们的反革命面目的。而这时，他们也仍然是紧紧地抓住这条路线，依靠这条路线，把它更加推向极端，来施展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因此，对于“四人邦”，我们特别要通过批判揭露他们如何利用这条极左路线来搞阴谋活动，以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但这仍然不是说，可以把路线问题和反革命问题完全混为一谈，可以把他们的路线用“反革命”一词来简单地骂倒。问题在于：迷惑于这条路线的，执行这条路线的，除“四人邦”以外，还大有人在。例如不少人曾积极参与“全面夺权”、“打倒一切”和反击所谓“二月逆流”，有人在庐山会议上追随林彪的反党活动等，而他们并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他们是一些犯路线错误的人，有的至今还是领导干部。更多的人是盲目执行这条路线而自以为“革命”，主要就是因为这条路线的“左”适合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些人，我们如果说他们推行的路线容易为反革命利用是恰当的，如果说他们推行这条路线的活动属于反革命性质则未免过分。总之，这条路线是很有一些诱惑力和号召力的，以致于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林彪、江青、张春桥，也会有其他的人来带头推行这条路线。这也表明，这条路线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这是历史事实。这条路线不仅容易掩护反革命，为反革命所利用，而且也适宜于培植野心家和骗子，有些野心家和骗子后来往往成为反革命。这条路线确实不可以等闲视之。我们如果把这条在党内横行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并且迷惑了许多人的路线看轻了，或者看简单了（例如认为它没有“理论”，只简单地骂它一句“反革命”了事等），那将等于保护这条路线，使它将来还有可能复活起来为害人民。因此，只有彻底清算这条路线，才能彻底揭露“四人邦”的反革命行径和手法，充分吸取经验教训，并使人们认识到把这条路线当作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路线来崇奉，是一个多么严重的历史错误。
（二）
路线上的“左”倾和右倾，应该加以基本的区分，不能混为一谈。
“左”倾机会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是有差别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的政纲不同，要求不同，办法和手段不同。林彪、“四人邦”推行的路线究竟是“左”的还是右的？这首先要看作为这条路线的实际表现的纲领、口号、政策、办法和手段。
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可以粗略地指出以下几条（这里概括得可能不完全）：
1、以抓阶级斗争为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从根本上颠倒敌我关系。
2、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借口下，搞所谓“全面专政”。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普遍夺权”，要以“革命的新文革”来代替“保守的旧政府”。
3、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下，全盘否定十七年的成绩，鼓吹“与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宣传文化大革命是“革过去革过命的命”，是“批判干部的运动”，是“罢官运动”等等。
4、宣扬“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扇动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以“大民主”名义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否定党的领导，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宣传“形成了一个党内资产阶级”，“要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
5、鼓吹所谓“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攻击“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诬蔑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工农兵是“老保”。
6、打着红旗反红旗，提出“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鼓吹“顶峰”、“天才”、“句句是真理”、“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等。
7、在经济建设上，企图推行军事共产主义办法，搞平均主义，反对按劳分配和商品制度，宣传不顾一切条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在企业中和农村中推行军事化，实行军事强制。
8、鼓吹上层建筑决定一切，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特别是经济。认为搞生产就是什么“唯生产力论”；搞四个现代化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讲盈利就是“利润挂帅”。在农村提倡“穷过渡”，认为“越穷越革命”。只要粮食不要多种经营，批判定额管理，取消评工记分，取代集市贸易，限制家庭付业，没收自留地，用各种借口剥夺农民。
9、认为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中符合科学的东西就是“爬行主义”、“洋奴哲学”。
10、在“文化革命”的口号下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只准一花独放，一家独鸣。
这是一些什么货色呢？它们的基本特点是：以赞扬共产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以所谓群众运动来破坏一切法律、规章；以“全面专政”来消灭社会主义民主；以政治、阶级斗争来代替和冲击经济；以夸大思想的能动性来否定客观规律；以夸大革命性来否定革命的客观条件和限度；以制造现代迷信来歪曲、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总之，是超越时代，超越现实，乱打，乱斗，用一种“革命”的假象、用急于变革的手段来破坏社会主义，破坏革命事业。这些东西，同托洛茨基之流的纲领和手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综观这一切，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林彪、“四人邦”路线的特点不是右，而是极左，是“左”倾机会主义。这种从“左”面来的机会主义，以“反对修正主义”、“反右”的口号作掩护，其危害之烈，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林彪、“四人邦”为什么采取极左的形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这是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有崇高的威望；由于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强烈的革命热情和革命传统；由于我国存在着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容易被利用，容易导致极左；由于解放以来我们注意了反右，对“左”的倾向和路线注意不够，存在着“左”比右好，宁“左”毋右的倾向，等等。在这种条件下，林彪、“四人邦”的极左路线，就最容易俘虏、毒害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事实正是这样。
林彪垮台后，“四人邦”十分害怕批极左，不准批极左，而要不断地批所谓右。为什么？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想一想，极左，正是林彪、“四人邦”的护身符，革命人民的麻醉剂。
目前流行一种提法，认为林彪、“四人邦”的路线是“假左真右”，这个提法容易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实际上仍然是不清楚的。人和集团的政治态度，可以有“左、中、右”之分，也可以说假左派、真右派。在路线上，对于错误路线，我们认为仍以一般地区分“左”倾或右倾为宜。“假左真右”的提法，本意是不同意称林彪、“四人邦”的路线为极右，这一点是前进了一步；但是，这种提法仍然把两种错误路线的特征混淆起来，而且实际上仍给人一种印象，好象只有右而没有“左”，“左”还是比右好，或者认为，只有反右才能达到真正的左。这种提法是在弄清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现在，我们认为以不这样提为好。
这里，也是把标志一条错误路线的特征（“左”或右）和它的后果完全混同起来。“左”倾和右倾可以造成同样的后果，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互相转化（“左”可以转化为右，右也可以转化为“左”），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左”和右就是等同的，“左”和右就没有差别。
民主革命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结果，造成了革命的巨大损失，使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左右。“左”的结果破坏了革命，同右的结果一样。然而，不能因此就说王明的路线是右，或者是假左真右。至于在社会主义时期，如果右倾路线得胜，当然会造成破坏社会主义的危险；但“左”倾路线得胜，也会从“左”的方面破坏社会主义。所以，不能根据一条路线会造成破坏社会主义的结果，就认为这条路线只能说右或假左真右，而不能说“左”。
在历史上，中国革命曾经几乎毁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后来被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挽救过来了；现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遭逢了一次由“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危机，而且危机时间持续很长。这个历史的真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回避，不应当视而不见，更不应当曲意掩饰。
列宁在一九〇八年写《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时，曾指出有“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但是列宁当时指出：“它还远不如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那样成熟，还没有国际化，甚至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作过一次巨大的实际战斗。”所以列宁说，我们不能分析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而主要是分析“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二〇页）
从列宁那时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中国的土地上，“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可以说已经成熟，也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而且同我们中国共产党作过一次巨大的较量和搏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我们不能不认真地、严肃地正视和研究这种从“左”方面来的修正主义亦即“左”倾机会主义，分析它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它的严重危害性，千万不能再把这种几乎毁灭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左”倾毒瘤掩盖起来，必须下决心彻底纠“左”批“左”，必须从中充分地吸取应有的教训，认真地开展既反对“左”又反对右的两条战线斗争，保证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沿着正确的路线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