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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二月五日消息《光明日报》一月二十三日发表文章明确地指出：林彪、“四人邦”推行的路线，是一条又粗又长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这篇署名金汶的文章，题为《彻底批判林彪、“四人邦”恶意推行的“左”倾路线》。文章提出，应当用实践标准判别路线是非及其归属。列宁指出：修正主义有两种，来自左的方面和来自右的方面。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表现为右倾、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则是“左”倾、“左”倾机会主义。在修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时，右倾机会主义，一般是用“过时，论，公开抛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左”倾机会主义，正如列宁所说，是以维护马克思主义为名，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结论加以夸大，运用到实际生活所能应用的范围之外，使真理变成谬误。
文章指出，“左”倾是林彪、“四人邦”机会主义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
众所周知，“凡事左三分”，是林彪、“四人邦”典型的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在政治路线上，毛泽东同志曾经告诫全党，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到了林彪、“四人邦”手里，“发展”成到处都是阶级斗争，人们一举一动都是阶级斗争；毛泽东同志指出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经济基础、生产力起决定作用，他们“发展”成在任何条件下都起决定作用；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要不断解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之间的不适应因素，他们“发展”成不仃顿地搞政治运动，今天打倒这一批，明天打倒那一批；他们还把无产阶级专政“发展”为“全面专政”，把思想政治工作“发展”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在经济领域，我国生产力如此低下，物质如此贫乏，他们却大搞“穷过渡”，刮“共产风”，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取消“按劳分配”，鼓吹“按需分配”。在文化上，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无产阶级文艺要大力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要以歌颂光明为主，暴露黑暗为辅。林彪、“四人邦”“发展，成只准歌功颂德、粉饰现实，不准揭露阴暗面，暴露社会中半点问题；只准写喜剧，不准写悲剧；正面人物一定要“高大完美，光采照人”，否则就是“大毒草”。在军事上，他们把“人的因素”绝对化，否定“物的因素”，反对国防现代化，只要“二百米硬功夫”，叫嚷凭“勇敢”决定胜负，“政治国防”威力无穷．在思想路线上，林彪、“四人邦”一伙把“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发展”成“精神可以代替物质”，用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把唯物辩证法“发展，成“斗、斗、斗”哲学，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此等等，就是林彪、“四人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给予中国人民的东西。这些大大“超过”了客观现实、远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都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典型表现吗？
文章说，把正确路线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反对，是一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共同特征。林彪、“四人邦”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把合乎中国实际的正确路线，把周恩来同志抵制林彪、“四人邦”的干扰破坏，当作“右倾回潮”、“复辟”、“倒退”来批判吗？不是把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执行的党的正确路线，当作“右倾翻案风”而加以诽谤和反击吗？不难看出，“左”倾，不仅是林彪、“四人邦”机会主义路线的基本内容，也是林彪、“四人邦”机会主义路线的基本特征。
文章接着指出，“右倾”不是林彪、“四人邦”机会主义路线的主体。林彪、“四人邦”的机会主义路线，有着明显的反革命目的，这并不表明他们推行的路线就一定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不能跟反革命等同。林彪、“四人邦”为了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也并非就要采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充分证明，“左”倾机会主义是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破坏革命事业的最易于采用而又最毒辣的手段，因为这种手段往往具有“最最革命”的色采，更便于他们掩护自己和欺骗别人，达到反革命目的。所谓“‘左’是革命的，右是反动的”，这完全是林彪、“四人邦，保护自己、打击革命的公式，无产阶级不能吞食这个毒饵，不能在他们设置的精神牢笼里考虑问题。
文章说，林彪、“四人邦”的机会主义路线，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大概只能叫右，不能叫“左”吧？事实也并不是如此。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在党内的反映，依据一定条件和时机，可以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也可以表现为“左”倾机会主义。就拿林彪来说，在井冈山革命斗争困难时期，他表现为右倾逃跑主义；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他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狂热拥护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左”得无可再“左”。林彪的这两种倾向，反映的是同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
林彪、“四人邦”扇动“打倒一切”，炮制“两个估计”，把我国十七年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把我们的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队伍“估计”得一团漆黑，他们的路线不是很象极右吗？恰恰相反，如果认为我们的十七年做得都很够了，我们的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队伍一点毛病也没有，不需要前进了，这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林彪、“四人邦”并不是这样，他们把这里存在的问题成百倍地扩大，要来“彻底革命”，“打倒一切”，“改朝换代”，这分明是极左的机会主义观点。如果坚持“左”的即使毁了革命也还要归罪于右的说法，不但在道理上说不通，而且只能证明“左”比右好，只能助长人们宁“左”勿右。这无异于教人们在路线斗争中只需防右反右，不需防“左”反“左”。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这样必然会给“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可乘之机。
文章指出，“假左”也不是对林彪、“四人邦”机会主义路线的科学概括．我们能不能设想，由于林彪、“四人邦”自称“大左派”、“响当当的革命派”，而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左派、革命派，因此他们的路线就是“假左”的呢？一般说来，在革命阵营中，就政治态度来说，有左派、右派、中间派之分；而在党内路线斗争问题上，只有正确路线和“左”、右倾错误路线之分。这两个不同范畴里的左和“左”，有着迥然不同的内涵：前面的左是表示革命，后面的“左”是表示错误，是绝对不应该混为一谈的．在给林彪、“四人邦”的路线定性上，使用“假左”，容易使人觉得：一、林彪、“四人邦”的路线没有“左”倾机会主义的东西；二、还存在着一个很革命很正确的“真左”机会主义路线；三、林彪、“四人邦”的路线，不是因为“左”不好，而是因为“假”不好；四、社会主义时期还是没有“左”倾，只有右倾。这样，势必导致人们放弃对于林彪、“四人邦”“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讨伐，也不利于在革命队伍中澄清路线是非，只能助长人们“宁左勿右”的心理。
文章说，我们能不能设想，由于林彪、“四人邦”是借用马列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著作中的一些“革命”词句，所以他们的路线就是“假左”的呢？其实，把革命词句叫得震天价响，正是一切“左”倾机会主义的共有特征。托洛茨基之流以“极左派”出现，反对列宁的正确路线时，在他们的“公式”里，总有不少“音乐般的”、“超乎常人的”、“雄壮得了不得的”“革命”词句。王明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也是言必称马列的。
我们能不能设想，由于林彪、“四人邦”反红旗是打着红旗的，所以他们的路线是“假左”的呢？人们记忆犹新，林彪垮台后，“四人邦”就是大肆宣传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按照“四人邦”的理论，林彪打的旗帜是不错的，罪过只在于抢班夺权，只要批这一点，就行了，而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左”倾路线，因为是“红旗”，应该保护得好好的，并由“四人邦”继续举下去。那时候，我们许多人上了大当，之后也就想：林彪、“四人邦”打的是红旗吗？他们公开宣传、鼓吹、推行的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是党的正确路线吗？不！如果认为他们打的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正确路线的红旗，那末，批判林彪、“四人邦”就太容易、太简单了。人们只要把他们的罪恶阴谋揭一揭、批一批，就大功告成，而那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满可以原封不动保留下来，付诸实行。假使这样做，正好使林彪、“四人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溜之大吉，继续作祟。总之，如果说林彪、“四人邦”是假左派、真右派，当然完全正确，如果说他们的路线是“假左真右”，那就不那么准确，不那么妥当了。因为“假左真右”的提法，没有明确地回答林彪、“四人邦”的路线究竟是“左”还是右这个根本问题。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强调，只有把“左”倾批深批透，才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扫除思想障碍。文章说，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林彪、“四人邦”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蒙蔽、果挟许多人犯了错误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流毒、影响最为深重的还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直至今天，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左”倾的东西还是不少，“左”倾的流毒还是很深，它正在阻碍着党的政策的落实，阻碍着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一年多来，党的报纸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赢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赞扬和拥护，可是，有的相当负责的党的干部不是诬蔑这种宣传是“右”了吗？不是攻击这是在“宣传资本主义”吗？实在说，这种“左”倾情绪与“左”倾流毒的存在，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我们对林彪、“四人邦”的修正主义路线认识不清，批判有时张冠李戴，也很有关系。林彪、“四人邦”明明是“左”倾路线，明明是“左”倾路线犯下了滔天罪行，明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眼前的大敌，我们却温情脉脉地贬它几句，就又集中火力向“右”开战，这在客观上显然是向人们证明“左”比右好。
文章分析了林彪、“四人邦”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社会根沅和历史渊沅，指出我国曾经是一个小生产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客观上具有产生“左”倾机会主义的肥沃土壤，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巩固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潮到来之时，很容易出现“左”倾思潮，也就很容易被一些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然而，我们往往对这一点估计不足，只着重于反右，而不着重于反“左”，反右是经常反，是大张旗鼓地反，反“左”则是偶尔反，只是悄悄地反，而且反右有时反的并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是正确路线。林彪、“四人邦”正是利用此点，大售其奸，疯狂推行他们那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陈伯达、张春桥之流，在一九五八年就搞“左”倾机会主义，给当时的国民经济造成了很大破坏。但是，我们对这种“左”倾机会主义重视不够，使它得以从容过关，致使这股祸水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趁机泛滥，祸国殃民。如果今天再把林彪、“四人邦”“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轻易放过，那就会贻害无穷，因为这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有可能借尸还魂，卷土重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决不能对此掉以轻心，而应当通过深入批判林彪、“四人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认真总结经验，深刻接受教训，以便在适当时机，能象一九四五年六届七中全会那样，写出一个新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彻底分清“左”和右的路线是非，从而教育全党干部，统一全党思想，作为前车之鉴，避免重蹈覆辙。
这篇署名金汶的文章，题为《彻底批判林彪、“四人邦”恶意推行的“左”倾路线》。文章提出，应当用实践标准判别路线是非及其归属。列宁指出：修正主义有两种，来自左的方面和来自右的方面。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表现为右倾、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则是“左”倾、“左”倾机会主义。在修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时，右倾机会主义，一般是用“过时，论，公开抛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左”倾机会主义，正如列宁所说，是以维护马克思主义为名，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结论加以夸大，运用到实际生活所能应用的范围之外，使真理变成谬误。
文章指出，“左”倾是林彪、“四人邦”机会主义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
众所周知，“凡事左三分”，是林彪、“四人邦”典型的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在政治路线上，毛泽东同志曾经告诫全党，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到了林彪、“四人邦”手里，“发展”成到处都是阶级斗争，人们一举一动都是阶级斗争；毛泽东同志指出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经济基础、生产力起决定作用，他们“发展”成在任何条件下都起决定作用；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要不断解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之间的不适应因素，他们“发展”成不仃顿地搞政治运动，今天打倒这一批，明天打倒那一批；他们还把无产阶级专政“发展”为“全面专政”，把思想政治工作“发展”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在经济领域，我国生产力如此低下，物质如此贫乏，他们却大搞“穷过渡”，刮“共产风”，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取消“按劳分配”，鼓吹“按需分配”。在文化上，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无产阶级文艺要大力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要以歌颂光明为主，暴露黑暗为辅。林彪、“四人邦”“发展，成只准歌功颂德、粉饰现实，不准揭露阴暗面，暴露社会中半点问题；只准写喜剧，不准写悲剧；正面人物一定要“高大完美，光采照人”，否则就是“大毒草”。在军事上，他们把“人的因素”绝对化，否定“物的因素”，反对国防现代化，只要“二百米硬功夫”，叫嚷凭“勇敢”决定胜负，“政治国防”威力无穷．在思想路线上，林彪、“四人邦”一伙把“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发展”成“精神可以代替物质”，用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把唯物辩证法“发展，成“斗、斗、斗”哲学，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此等等，就是林彪、“四人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给予中国人民的东西。这些大大“超过”了客观现实、远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都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典型表现吗？
文章说，把正确路线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反对，是一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共同特征。林彪、“四人邦”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把合乎中国实际的正确路线，把周恩来同志抵制林彪、“四人邦”的干扰破坏，当作“右倾回潮”、“复辟”、“倒退”来批判吗？不是把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执行的党的正确路线，当作“右倾翻案风”而加以诽谤和反击吗？不难看出，“左”倾，不仅是林彪、“四人邦”机会主义路线的基本内容，也是林彪、“四人邦”机会主义路线的基本特征。
文章接着指出，“右倾”不是林彪、“四人邦”机会主义路线的主体。林彪、“四人邦”的机会主义路线，有着明显的反革命目的，这并不表明他们推行的路线就一定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不能跟反革命等同。林彪、“四人邦”为了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也并非就要采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充分证明，“左”倾机会主义是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破坏革命事业的最易于采用而又最毒辣的手段，因为这种手段往往具有“最最革命”的色采，更便于他们掩护自己和欺骗别人，达到反革命目的。所谓“‘左’是革命的，右是反动的”，这完全是林彪、“四人邦，保护自己、打击革命的公式，无产阶级不能吞食这个毒饵，不能在他们设置的精神牢笼里考虑问题。
文章说，林彪、“四人邦”的机会主义路线，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大概只能叫右，不能叫“左”吧？事实也并不是如此。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在党内的反映，依据一定条件和时机，可以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也可以表现为“左”倾机会主义。就拿林彪来说，在井冈山革命斗争困难时期，他表现为右倾逃跑主义；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他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狂热拥护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左”得无可再“左”。林彪的这两种倾向，反映的是同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
林彪、“四人邦”扇动“打倒一切”，炮制“两个估计”，把我国十七年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把我们的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队伍“估计”得一团漆黑，他们的路线不是很象极右吗？恰恰相反，如果认为我们的十七年做得都很够了，我们的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队伍一点毛病也没有，不需要前进了，这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林彪、“四人邦”并不是这样，他们把这里存在的问题成百倍地扩大，要来“彻底革命”，“打倒一切”，“改朝换代”，这分明是极左的机会主义观点。如果坚持“左”的即使毁了革命也还要归罪于右的说法，不但在道理上说不通，而且只能证明“左”比右好，只能助长人们宁“左”勿右。这无异于教人们在路线斗争中只需防右反右，不需防“左”反“左”。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这样必然会给“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可乘之机。
文章指出，“假左”也不是对林彪、“四人邦”机会主义路线的科学概括．我们能不能设想，由于林彪、“四人邦”自称“大左派”、“响当当的革命派”，而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左派、革命派，因此他们的路线就是“假左”的呢？一般说来，在革命阵营中，就政治态度来说，有左派、右派、中间派之分；而在党内路线斗争问题上，只有正确路线和“左”、右倾错误路线之分。这两个不同范畴里的左和“左”，有着迥然不同的内涵：前面的左是表示革命，后面的“左”是表示错误，是绝对不应该混为一谈的．在给林彪、“四人邦”的路线定性上，使用“假左”，容易使人觉得：一、林彪、“四人邦”的路线没有“左”倾机会主义的东西；二、还存在着一个很革命很正确的“真左”机会主义路线；三、林彪、“四人邦”的路线，不是因为“左”不好，而是因为“假”不好；四、社会主义时期还是没有“左”倾，只有右倾。这样，势必导致人们放弃对于林彪、“四人邦”“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讨伐，也不利于在革命队伍中澄清路线是非，只能助长人们“宁左勿右”的心理。
文章说，我们能不能设想，由于林彪、“四人邦”是借用马列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著作中的一些“革命”词句，所以他们的路线就是“假左”的呢？其实，把革命词句叫得震天价响，正是一切“左”倾机会主义的共有特征。托洛茨基之流以“极左派”出现，反对列宁的正确路线时，在他们的“公式”里，总有不少“音乐般的”、“超乎常人的”、“雄壮得了不得的”“革命”词句。王明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也是言必称马列的。
我们能不能设想，由于林彪、“四人邦”反红旗是打着红旗的，所以他们的路线是“假左”的呢？人们记忆犹新，林彪垮台后，“四人邦”就是大肆宣传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按照“四人邦”的理论，林彪打的旗帜是不错的，罪过只在于抢班夺权，只要批这一点，就行了，而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左”倾路线，因为是“红旗”，应该保护得好好的，并由“四人邦”继续举下去。那时候，我们许多人上了大当，之后也就想：林彪、“四人邦”打的是红旗吗？他们公开宣传、鼓吹、推行的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是党的正确路线吗？不！如果认为他们打的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正确路线的红旗，那末，批判林彪、“四人邦”就太容易、太简单了。人们只要把他们的罪恶阴谋揭一揭、批一批，就大功告成，而那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满可以原封不动保留下来，付诸实行。假使这样做，正好使林彪、“四人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溜之大吉，继续作祟。总之，如果说林彪、“四人邦”是假左派、真右派，当然完全正确，如果说他们的路线是“假左真右”，那就不那么准确，不那么妥当了。因为“假左真右”的提法，没有明确地回答林彪、“四人邦”的路线究竟是“左”还是右这个根本问题。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强调，只有把“左”倾批深批透，才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扫除思想障碍。文章说，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林彪、“四人邦”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蒙蔽、果挟许多人犯了错误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流毒、影响最为深重的还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直至今天，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左”倾的东西还是不少，“左”倾的流毒还是很深，它正在阻碍着党的政策的落实，阻碍着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一年多来，党的报纸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赢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赞扬和拥护，可是，有的相当负责的党的干部不是诬蔑这种宣传是“右”了吗？不是攻击这是在“宣传资本主义”吗？实在说，这种“左”倾情绪与“左”倾流毒的存在，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我们对林彪、“四人邦”的修正主义路线认识不清，批判有时张冠李戴，也很有关系。林彪、“四人邦”明明是“左”倾路线，明明是“左”倾路线犯下了滔天罪行，明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眼前的大敌，我们却温情脉脉地贬它几句，就又集中火力向“右”开战，这在客观上显然是向人们证明“左”比右好。
文章分析了林彪、“四人邦”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社会根沅和历史渊沅，指出我国曾经是一个小生产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客观上具有产生“左”倾机会主义的肥沃土壤，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巩固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潮到来之时，很容易出现“左”倾思潮，也就很容易被一些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然而，我们往往对这一点估计不足，只着重于反右，而不着重于反“左”，反右是经常反，是大张旗鼓地反，反“左”则是偶尔反，只是悄悄地反，而且反右有时反的并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是正确路线。林彪、“四人邦”正是利用此点，大售其奸，疯狂推行他们那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陈伯达、张春桥之流，在一九五八年就搞“左”倾机会主义，给当时的国民经济造成了很大破坏。但是，我们对这种“左”倾机会主义重视不够，使它得以从容过关，致使这股祸水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趁机泛滥，祸国殃民。如果今天再把林彪、“四人邦”“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轻易放过，那就会贻害无穷，因为这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有可能借尸还魂，卷土重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决不能对此掉以轻心，而应当通过深入批判林彪、“四人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认真总结经验，深刻接受教训，以便在适当时机，能象一九四五年六届七中全会那样，写出一个新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彻底分清“左”和右的路线是非，从而教育全党干部，统一全党思想，作为前车之鉴，避免重蹈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