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图书馆

最近，抚顺市建筑五金厂女工高秀兰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孟庆君。
  高秀兰已经四十五岁了，怎么又改名更姓呢？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国主义蹂躏下的天津，百业凋零，民不聊生。金钟桥大楼地区的一个年轻的皮匠眉头紧皱，正在发愁．他失业好几个月，家里几天没揭锅了。难道一家人就这样等着饿死吗？无可奈何，把刚刚六岁的女儿小君，忍痛卖给了“脚行”头王二的老婆王二娘。从此，再也没见到小君的踪影。不久，皮匠夫妇俩讨饭回老家去了。可是，女儿小君的可爱样子，一直在皮匠夫妇脑海里闪动……。
  解放后，皮匠一家翻身做了主人，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好，他们越惦念着苦难中离散的女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十个寒热过去了，皮匠夫妇逐渐变成中年、老年。他们几次派大儿子到天津寻找。后来，一位亲戚经过很多辗转和周折，打听到王二已经死了，王二娘搬走了，小君杳无音信。
  小君到了王二家就改名叫小喜。两年后，狠心的王二娘以三百五十块大洋为身价，又把她卖给北京一个姓高的资本家当佣女。高家给改名叫高秀兰。从此，这个孤苦零丁的女孩子就成了资本家的奴隶。
  资本家的乐园，是穷人的地狱。年仅八岁的小君，哪里经得起那无尽的苦役！她，被打昏多少次；她，多少次濒临死亡。她多么想念生身的爹娘啊！苦尽甜来，经过十年煎熬，北京解放了。小君冲出了资本家这坐牢笼，和门头沟煤矿青年工人阎敬发结了婚。后来，她随同爱人来到抚顺，并且参加工作，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可是，埋藏在心底的一块病却不时冲击着她。母亲在哪儿？父亲又在哪儿？默默思虑着、谋划着……高秀兰的儿女们长大了，他们天真地问妈妈：“姥姥家在哪儿？”“我们怎么连一个舅舅、姨姨都没有？”孩子们的疑问，牵引着高秀兰的隐痛。一九六四年，她和爱人给天津市公安局写了一封信，要求邦助查找父母。当时，公安局有关部门抽出专人，翻阅了大量户口卡片，做了很多调查研究，最后查明王二娘曾在红桥区大红桥一带住过，因其去向不明，查找无法进行。一九六六年夏天给高秀兰复信，告知了上述情况并要求提供新的线索。不久，由于林彪、“四人邦”对广大公安干警进行残酷迫害，查找活动中断了。高秀兰一次又一次给公安部写信，然而都石沉大海了。
  寒来暑往，十个年头过去了。阎敬发经常安慰她：“咱想办法再找找，一定能找到．”高秀兰说：“我连自己的真姓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哇？”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高秀兰夫妇写给天津市邮电局的信转到北马路邮电支局。付局长周兴坤拿着高秀兰的来信，对局长石成玉说：“市局转来一封抚顺高秀兰的来信，要求寻找离散的父母……”石成玉接过信，仔细看了一遍说：“咱们开个会研究一下。”找亲人的消息不胫而走，投递员们纷纷来请战了。领导当场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三八”投递组。
  “三八”组十七名投递员都是孩子妈妈，家庭负担很重。为了给高秀兰找亲人，她们连续六个月，天天下班后到大红桥一带进行查访。她们出动了三千多人次，走了三万多里路，访问了数不清的老年人，了解到王二娘一家曾在文兴里四号住过，很早以前王二就死了，王二娘搬回静海县原笈去了。她们来到静海县一问才知道，十年前王二娘也死去了。于是，“三八”组组长王秀英、李秀兰假日不休息，辗转于天津的静海县、西郊区和南郊区以及河北省的文安县，访遍了王二娘的三代亲戚朋友，最后证实了三十几年前，王二娘买卖过的那个小女孩，就是现在的高秀兰，但高秀兰的父母是谁，却毫无所闻。
  高秀兰来信还谈到，当年，王二家还有个十八、九岁靠打鱼摸虾为生的过继儿子，脸上有麻子，叫王四。“三八”组姐妹们决心找到王四。她们穿亍走巷，顶着繁星北斗访东问西，先后找到三个年青时打鱼捞虾的王四麻子，可都不是王二娘的过继儿子。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那个王四呢？她们投递时打听王四，下了班打听王四，回到家里还是没完没了的向亲戚朋友打听王四。一天早晨，穆怀茹一进邮局大门，就连蹦带跳地嚷开了：“同义庄有一个洪大爷，他认识一个好打鱼捉虾的王四！”“哦！是真的吗？你听谁说的？”人们问。
  原来，自从找了几个王四都不对碴以后，小穆连觉都睡不安稳，每到自己的公休日就从早跑到晚的访啊查呀。在小穆的影响下，亲戚朋友们也都行动起来了，她姐夫听说同义庄有个人认识王四，就叫父亲去打听，问明了情况，就连忙告诉了穆怀茹。听了穆怀茹的介绍，大家高兴极了，投递组组长陈俊杰亲自和“三八”组的几个姐妹们访问了洪大爷，后来，终于在西于庄桥口亍找到了第四个王四——王二娘的过继儿子，了解到高秀兰是“枣乡”人。
  春风得意马蹄疾。访问王四的同志怀着甜滋滋的喜悦心情，一阵风似地返回邮局。高秀兰是“枣乡”人的消息，瞬息间就在职工中传开了。人们不约而同地围在全国地图前，几十双眼睛不住地搜寻着，结果，谁也没看到“枣乡”两个字；又查阅了分省地图，仍没有“枣乡”，找到的是枣庄、枣园和枣强；市邮局分拣科同志对地理地名熟，她们就去请教，问遍了分拣员，查看了全国信函分拣地名册，依然找不到“枣乡”；又发动全局职工，查看每天的来往信件地址．一天、两天、五天、十天过去了，他们翻看了几万封过往信件，都毫无所获；“‘枣乡’可能是枣强的谐音吧？”在小组诸葛亮会上，有的同志提出了这个猜想。于是，出班投递时，大家都有意识地找寻枣强人，和他们聊天，听其言，辨其音．一天王秀英问一位枣强人。
  “您是那儿人？”“俺是枣乡人！”“唉，您不是枣强人吗，怎么说是‘枣乡’哩？”“那还有错，俺老家的口音就是‘枣乡’！”王秀英听到“枣乡”两个字，又惊又喜，她陡然把大拇指头一伸，对同来的伙伴说道：“唉呀！果真如此！”一九七七年三月初，为了扩大线索，“三八”组分别给河北省的枣强及邻近的南宫、冀县、衡水等县的有关部门发去五十多封信，进行查询。当地许多单位收到来信都责成专人办理，有的复制广为散发，有的在有线广播里全文播发。不久，“三八”组就收到枣强县寄来的四封认亲信。为了做到准确无误，局长石成玉亲自和“三八”组的同志一块分析研究，一个情节一个情节地对照核实，最后证明四个认亲的，都不是高秀兰的亲人。这可怎么办呢？“三八”组的姐妹们想，王二娘买卖小喜的底细，亍场邻里的老太太们不会一点不知道的，下功夫一定能搞个水落石出。
  在居民们的邦助下，经过一年半的辗转周折，终于查出一条重要线索：过去拉洋车的刘大伯，是王二娘买小君时的经手人，他的大儿子小旦曾和天津西郊区当城大队的李俊岐一块儿在天津南市故衣铺学过徒。一团乱麻又理出了头绪，女投递员们欣喜异常，决心抓紧时机突破难关，为高秀兰找到父母。
  一九七八年九月初的一天，一场绵绵秋雨刚过，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清早，王秀英、张雅君就来到了邮局，准备去访问李俊岐。没想到局里仅有的一台摩托车坏了，她俩就骑自行车前往六、七十里外的当城。三个小时后，她们来到了西郊区木厂公社，拐上了川间土路，雨后的土道到处是希泥，骑不了车。她俩就把车子寄放在社办工厂，趟着泥水步行到当城大队，访问了李俊岐。得知小旦叫刘宝恩，两个人曾一块儿学过几个月徒。次日一早，张雅君不顾疲劳，又和女投递员佟婵结伴来到了市公安局户卡科。扫兴的是，翻阅了一迭又一迭户口卡片，五十二个叫刘宝恩的人都不是小旦。显然，他早已不在天津了。线索又断了，怎么办呢？她俩愣呆呆地坐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张雅君思索着，极力梳理着那断了头的一条条线索，自言自语：“小旦啊！你究竟在哪里？”想着想着，她猛然灵机一动，有所醒悟地叫着同伴：“小佟，李俊岐不是说他们学徒的故衣铺在玉清池旁边，掌柜姓聂吗？走！咱们找玉清池附近的老住户打听打听，也许有人熟悉他们！”张雅君和佟婵访问一些当年的老住户，打听到姓聂的叫聂永福，他女儿住在南开区大水沟一带，其爱人姓林，在药店工作。小张和小佟连续作战，一天之内跑了上百里路，访问了几十个人，最后，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终于找到了聂永福的女儿，查清刘宝恩在枣强县流常公社北流常大队。当天晚上，征得局领导的同意，她俩连夜给河北省枣强县邮局发去信件，提供线索，请求邦助查找。
  回信了！高秀兰的父母找到了！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一封枣强县邮局的邮电公函寄到了北马路邮电支局。公函上写道：“根据你们来信提供的线索，已找到高秀兰的父母孟宪财和刘淑金二位老人，请速派人来复核。”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原来，在“三八”组投递员仔细核对那四封认亲信件的时候，枣强县邮局已开始为高秀兰寻找父母了。
  事情是这样的：“三八”组头一次发出的那批信件中的一封转到了枣强县委办公室，负责同志当即批示：“请县邮局负责，赶快派人去找！”县邮局的几位局长当即决定，分九条路线查找。
  正当他们全力寻找的时候，又收到了第二封来信。已调县邮局工作的原流常邮电支局局长李福录即刻起身赶到流常。这个村是个比较大的屯落，有几千人口，李福录逢人便问。问来问去，迂见了外号叫麻老三的，李福录刚刚说了个事情的梗概，那麻老三就象竹筒倒豆子似地说开了：“唉！刘大伯是俺父亲刘玉辉，刘宝恩是俺大哥！”“啊，太好了！快领我去问问，高秀兰的父母是谁？在哪儿呢？”“你谁也别找了，这事儿我全知道。高秀兰是我们亲戚、本村的孟宪财的闺女。王二是“脚行”头，王二娘买孩子，是我爸爸经手的。”李福录找到年过七旬的孟宪财夫妇，老俩口子顿时悲喜交集，老泪横流。随即又拉住李福录的手说：“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孩子，快让我们见面吧……”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夕阳西下的时候，高秀兰和爱人阎敬发以及一儿一女来到了北流常大队，同父母及亲人团聚了。在喜气洋洋的孟家青砖房里，全家人在毛主席和华主席像前，围着灯光高高兴兴地吃着喜面。这时，高秀兰若有所思地说：“找到娘家了，我不能再姓高了！”改个什么名呢？孟宪财老人说：“你小时候叫庆君，就还叫庆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