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图书馆 内容
新华社北京一月八日消息今天，薄一波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 文章开头说，三年前，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早晨，孩子们从收音机里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含着眼泪来告诉我：“总理逝世了！”这个消息象沉雷一样打在我的心上，无比的悲痛使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当时，我已经“解除监护”，住在一个招待所里。我要求去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得到的答复是：“你没有这个权利！”我只好让孩子们去做几朵白花，又把孩子的一件黑衣服裁开，一家十口人都戴上黑纱，默默地哀悼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薄一波同志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回忆一九三七年八路军从延安开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同志率领八路军高级军政干部到太原，同阎锡山进行谈判，加强了党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
薄一波同志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回忆他在延安学习期间，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关心和邦助。 薄一波同志在文章第三部分说，解放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同周恩来同志接触得多了，越来越感到他在工作中最善于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最善于体现毛泽东思想。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和气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站得高，看得远，在关键时刻，能够提出方针性的意见和具体措施，大胆而又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几个月里，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毛主席从汇报中察觉到一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写了一篇《论十大关系》。当时，我是带领工交各部门向毛主席汇报的。周总理很关心这次汇报。他工作非常繁忙，不能来听取汇报，但他总是抽空从电话中，或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详细询问我们汇报的情况：“你们汇报时，主席有哪些指示？”这个时期，周总理还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提出建设工业应当做到“多、快、好”。一天深夜，总理带我一起去向毛主席汇报。汇报后，毛主席说：“多、快好，提得好”，指示我并且组织工交各部门负责人立即去各地传达。以后讨论时，李富春同志又加了一个“省”字，向主席报告，主席说：“好，赞成。”后来，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从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多快好省”发展成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周总理还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大跃进。他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可以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跃进？有一次，毛主席见到我们，问我们大跃进是谁发明的？还很风趣地说，要颁发奖章。总理笑了笑，没说话，同志们讲是周总理在一个报告中提出的。毛主席很赞赏。当然，后来在大跃进中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做法，周总理是不同意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经济怎么才能恢复起来？当时，陈云同志主张，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要适当地退下来，要退到适合于我国财力物力的现状。总理也完全支持陈云同志的意见，并且指出，要把当时吸收进城搞工业的过多的农民退回农村，加强农业战线。一九六一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总理指示我们，要做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为的是休养生息，以利再战。从此，我们进入了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的三年恢复时期，我们的国民经济按照八字方针进行调整，迅速地恢复起来。 薄一波同志在文章第四部分中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八·一八”那天，我最后一次上天安门。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周总理，他那时心情也很沉重，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一波啊，一定要经得住考验！继续革命嘛。”十二年来，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上。 一九六六年八月，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人，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案”，掀起了“揪叛徒”的黑风恶浪。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当他们指使一伙人到处要揪斗我们这些人时，我正好跌伤了，我的秘书给我写了一个病假条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立即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实际上这是想要保护我。同年年底，西安又有人要揪斗刘澜涛同志，西北局请示周总理办公室，得到电话回答说，总理正起草回电，送毛主席看后即发；当晚得到总理回电：刘澜涛同志出狱一事，中央是知道的。当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就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同志被作为叛徒揪斗一事，电话请示周总理时，总理亲自作了同样明确的回答。周总理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都是尊重历史的真实，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地处理一切问题的。 文化大革命中，当林彪、“四人邦”残酷迫害党的老干部时，周总理却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予以保护。我在被“监护”期间，因长期受折磨，身体十分衰弱。这时，周总理指示，把我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使我得以逐渐恢复健康。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我也许早已被林彪、“四人邦”迫害死了，哪里还能有今天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呢！可是，周总理却因积劳和林彪、“四人邦”的迫害与我们永别了！在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竟无法再见到他一面，这对我来说，是终生的憾事，也是最大的痛苦。 薄一波同志在文章第五部分说，周恩来同志从来都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解放后一进城，有些部门要求盖楼堂馆所，周总理坚决不赞成。他曾经对我们讲，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华厅、西华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务院大楼。他在中南海的住房总是不让修。有一次，他出国去了，有人觉得他的住处厕所不太方便，就给修改了。他回国后，对这件事提出严厉的批评。 文章最后说，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周年了。刚刚胜利结束了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怀念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我衷心地感激党中央对被林彪、“四人邦”迫害的干部的关怀。我决心以有生之年，同全国人民一起，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新的长征，为把我们的祖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毛主席、周总理生前的夙愿，竭尽我的力量。
薄一波同志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回忆他在延安学习期间，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关心和邦助。 薄一波同志在文章第三部分说，解放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同周恩来同志接触得多了，越来越感到他在工作中最善于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最善于体现毛泽东思想。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和气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站得高，看得远，在关键时刻，能够提出方针性的意见和具体措施，大胆而又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几个月里，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毛主席从汇报中察觉到一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写了一篇《论十大关系》。当时，我是带领工交各部门向毛主席汇报的。周总理很关心这次汇报。他工作非常繁忙，不能来听取汇报，但他总是抽空从电话中，或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详细询问我们汇报的情况：“你们汇报时，主席有哪些指示？”这个时期，周总理还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提出建设工业应当做到“多、快、好”。一天深夜，总理带我一起去向毛主席汇报。汇报后，毛主席说：“多、快好，提得好”，指示我并且组织工交各部门负责人立即去各地传达。以后讨论时，李富春同志又加了一个“省”字，向主席报告，主席说：“好，赞成。”后来，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从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多快好省”发展成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周总理还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大跃进。他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可以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跃进？有一次，毛主席见到我们，问我们大跃进是谁发明的？还很风趣地说，要颁发奖章。总理笑了笑，没说话，同志们讲是周总理在一个报告中提出的。毛主席很赞赏。当然，后来在大跃进中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做法，周总理是不同意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经济怎么才能恢复起来？当时，陈云同志主张，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要适当地退下来，要退到适合于我国财力物力的现状。总理也完全支持陈云同志的意见，并且指出，要把当时吸收进城搞工业的过多的农民退回农村，加强农业战线。一九六一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总理指示我们，要做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为的是休养生息，以利再战。从此，我们进入了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的三年恢复时期，我们的国民经济按照八字方针进行调整，迅速地恢复起来。 薄一波同志在文章第四部分中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八·一八”那天，我最后一次上天安门。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周总理，他那时心情也很沉重，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一波啊，一定要经得住考验！继续革命嘛。”十二年来，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上。 一九六六年八月，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人，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案”，掀起了“揪叛徒”的黑风恶浪。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当他们指使一伙人到处要揪斗我们这些人时，我正好跌伤了，我的秘书给我写了一个病假条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立即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实际上这是想要保护我。同年年底，西安又有人要揪斗刘澜涛同志，西北局请示周总理办公室，得到电话回答说，总理正起草回电，送毛主席看后即发；当晚得到总理回电：刘澜涛同志出狱一事，中央是知道的。当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就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同志被作为叛徒揪斗一事，电话请示周总理时，总理亲自作了同样明确的回答。周总理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都是尊重历史的真实，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地处理一切问题的。 文化大革命中，当林彪、“四人邦”残酷迫害党的老干部时，周总理却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予以保护。我在被“监护”期间，因长期受折磨，身体十分衰弱。这时，周总理指示，把我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使我得以逐渐恢复健康。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我也许早已被林彪、“四人邦”迫害死了，哪里还能有今天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呢！可是，周总理却因积劳和林彪、“四人邦”的迫害与我们永别了！在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竟无法再见到他一面，这对我来说，是终生的憾事，也是最大的痛苦。 薄一波同志在文章第五部分说，周恩来同志从来都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解放后一进城，有些部门要求盖楼堂馆所，周总理坚决不赞成。他曾经对我们讲，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华厅、西华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务院大楼。他在中南海的住房总是不让修。有一次，他出国去了，有人觉得他的住处厕所不太方便，就给修改了。他回国后，对这件事提出严厉的批评。 文章最后说，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周年了。刚刚胜利结束了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怀念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我衷心地感激党中央对被林彪、“四人邦”迫害的干部的关怀。我决心以有生之年，同全国人民一起，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新的长征，为把我们的祖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毛主席、周总理生前的夙愿，竭尽我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