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魏裔介（1616～1686），字石生，号贞庵，又号昆林，柏乡县西路村人。生于官宦世家，家学渊源，世代书香，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颖慧聪敏、品性端庄、学问深醇。清顺治三年（1646）进士，初选庶吉士，后屡迁工科、吏科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太常少卿提督、左副都御史、左都御史、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礼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清世祖实录》总裁官、太子太傅。裔介性耿实纯厚，满腹经论，是清初顺治、康熙两朝重臣，亦是驰名朝野的文学家，著述家。 顺治三年至康熙十年，魏裔介在朝供职24年，并于康熙三年入赞机政，军政大权在握，不以小利而图之，不以小恶而讳之，纠邪党，去冗员，举经筵，杜侵欺，开言路，倡直谏，掖后进，恤贫民，省刑狱，宽惩罚。先后上疏200余次，评价清庭在政治制度，军事政策，督农劝学，人民生活诸方面的是非得失，并为之出谋划策，趋利避害，为清初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起到重大作用。 顺治十一年（1654），清廷虽在北京建立起大一统的清王朝，但中原之河北、山东、山西仍有各路抗清武装，江南亦有朱由崧、史可法的福王政权，两广有朱由榔的桂王政权，福建有郑成功反清力量，川南、云贵一带有大西政权余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艉等与清廷抗衡，反清复明势力依然存在，构成对清廷的巨大威胁。魏裔介由工科升任兵科都给事中，他数次向顺治帝上疏，为全面剿灭各地日益膨胀的反清力量献计献策：“蜀为滇黔之门户，蜀既收而滇黔之势蹙，故蜀不可不先取”，对西则“宜令藩镇更番迭出，相机战守，扰其耕牧，则贼势自溃”。又疏“此三方者，攻暇宜先粤西，粤西溃则可望胆落，滇黔也不能不瓦解”。在战略上，他主张“大修战舰，诸路并力合剿，勿使事久变生”。顺治帝旨准其奏，发派清兵，诸路出击，很快剿灭了西南抗清武装，皇帝大悦，先后擢其为太常少卿提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左都御史、太子太保。 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俘杀桂王朱由榔，云贵一带反清武装剿灭，天下似乎太平。魏裔介对此忧心尤加，担心年轻的康熙帝被貌似太平的表象所迷惑，遂上《请驻兵荆襄以防要害疏》，提醒康熙帝“西南滇、黔、川、楚地方，如此其辽阔也。非有大兵镇守，倘或戎寇生心，鞭长不及”。“荆襄乃天下腹心，祈择一大将领满兵数千常驻其地，无事则控扼形势，可以销奸宄之萌；有事而提兵应援，可以据水陆之胜”。其防患于未然之心昭然若揭。但年幼的康熙帝陶醉于歌舞升平，未能引起高度重视，也未采纳魏裔介的谏言。康熙十二年（1673）发生“三藩之乱”，首起者正是镇守云南，羽丰势盛的吴三桂，魏裔介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帝采纳了魏公之言，选派一员大将镇守荆州，控制形势。 顺治五年（1648），裔介任吏科给事中，对清初尚不健全的典章制度，礼制和吏制的混乱局面，进行了整治。对清廷的用人制度，他主张任人唯贤，不宜重满轻汉。“督抚封疆重臣当慎选择，不宜专用辽左旧人”。以免上下之气来通，满汉之气中阏。时户部秦议，拟入资补官，以盈国帑，裔介坚辞反对“此衰世苟且之政也，今纵不能加小吏工食，奈何著为令甲，以资得官，使铨政由此而坏”。力主满汉同仁，量才录用，任贤用能。在吏制管理上，他目睹大小官吏玩忽职守、贪赃枉法之事屡禁不止，形同猛兽，“大臣闾茸以保富贵，小臣箝结而惜功名，纲纪日弛，法度日坏，贪官暴吏，转相吞噬”。对此，数次上书“请增官吏禄俸，请禁金玉锦绣浮屠塔庙一切侈靡蠹耗之事”，以厚薪养廉政，倡节俭禁侈靡。后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左都御史。裔介不避权贵，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违法官吏，无论官职多高，背景多大，他毅然上书坚辞弹劾，绝无避讳。剿抚湖南将军沈永忠，福建提督杨名高、大学士刘正宗、成克巩等不法达官贵族相继被劾免，忠臣良民拍手称快，吏治因之清廉，朝野因之稳定。 魏裔介竭力维护清廷利益，但他能巧妙地把恤民融于清廷的根本利益之中，曾数次向顺治帝疏言“天下未平，皆因征求太急，刑罚太繁”。极力主张改善国策，崇节俭，勤圣学、度兵势、省刑狱、免税赋，由此实现民富国强，社会稳定。他的主张受到朝廷内外普遍赞赏，多被“立见其实行”。 魏裔介为了减轻百姓重负，使其休养生息，力主裁减军饷，压缩冗员。顺治十四年（1657），他上书请清廷“令南方专意招抚，固防险隘，撤还旗下戎兵，省数百万供亿之费”，以解百姓之困，此议得到顺治帝旨许，“立即允行”。顺治十八年（1661），因云南、福建用兵，清廷财政紧张，辅政大臣议加派练饷500万两，此议若准，势必给不堪重负的黎民百姓雪上加霜，裔介上《计兵食以恤民力疏》予以阻止，疏称，各地百姓“人穷粮贱，剜肉医疮，其苦难之状有难以笔舌形容者！若年年加派，稍遇凶荒，百姓之流离死亡，岂能支乎？”其言其情，令廷臣动容，顺治帝感其一片爱国爱民之心，纳用其言，“敕部综计军需，足用即停止加派”。练银未加，民心大悦。 魏裔介不但穷其所能竭力减轻百姓负担，而且还特别注意蠲免税役，赈济灾民。顺治九年（1652），河北、河南、山东遭受特大洪荒，百姓饥寒交迫，生死悬于一线。他向朝廷提议：“各州县间遇灾荒，即经报部，其例得蠲缓钱粮，即与停征，以杜吏胥欺隐。并就各州县所有积谷及存贮之银先行赈贷”。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此议得到顺治帝允诺，立即下“所司议行”，成为定例。翌年，洪旱交织，流民载道，僵仆路旁为鸟鸢豺狼食者，不计其数。裔介再次疏请赈济灾民，“言尤悚切”，顺治帝即下旨“出帑金二十四万两，分遣大臣十六人督赈”，千万百姓别死回生，转危为安。 魏裔介身居要职，积极为清廷出谋划策，其200余疏或“著为律令”、“立见其施行”，或“始诎于众议，后卒以公言为然”，成为顺治、康熙二帝的得力辅臣。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但因其刚直无忌，谠言频谏，不仅引起同僚者不满，而且也引起康熙皇帝的猜忌，因之屡遭弹劾，数次被贬。裔介屡次被诬劾后，深感忠良难作、仕途凶险；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又系自己深恶痛绝，于是康熙十年（1671）正月上疏，“亟请回籍养疴”，“上以其恳切，不强留也”，遂从礼部尚书任上激流勇退，安度余生，时年56岁。 魏裔介嗜学一生，爱书如命，集天下书而读之。在朝为官时，身居大学士之位，入赞机政，日理万机，亦必于繁忙中“日夕读书，舆中辄携一卷”，苦读天下书，以穷世上理。隐居故里后，更是博览群书，孜孜不倦。因此，经史子集，触类旁通，学识深醇，著述颇丰。著文达六千余篇，不失为一代著述家。 魏裔介在著书立说之余，念念不忘兴学施教，督课农桑，“循行阡陌，混迹于田夫野老，人不知其为旧相也”。康熙二十五年（1686）因牙疾病逝，享年七十一岁，葬于西路村祖茔。乾隆二年（1737）四月，乾隆帝对已故数十年的魏裔介推崇有加，亲赐碑文，追谥文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