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行秀（1166—1246年），俗姓蔡，法讳行秀，自号万松，世称万松1老人。行秀祖籍河内解县（今河南沁阳县），其父蔡真多艺能，好佛法，因战乱携家逃难，曾于金皇统元年（1141年）盘桓洺水（今邢台市威县）,后因喜好永年（今邯郸市永年县）风物，定居该县。行秀幼承家教，精通儒学并信仰佛教。十五岁时，他恳求父母准他出家为僧。他的父母因其志不可夺，遂带他到邢州城内净土寺，礼拜赟允和尚为师，系统学习《法华》、《心地观》、《金光明》、《报恩》、《华严》等五部经，以参加金王朝定期举行的僧试。 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行秀为取得僧藉，应试于有司。当时，与行秀一起应试者共二百人。初试后行秀的成绩名列第七。当同时应试的老僧靖恩因成绩不佳而担心名落孙山时，行秀决意将名额让与靖恩，复试时竟不答试题，独献律诗而归。没想到，主考孙椿年读到行秀所作律诗后非常欣赏，表示愿荐行秀为官并将己女许他为妻。行秀婉言谢绝了孙椿年的这番美意，并以这首律诗顺利通过僧籍考试，成为朝廷承认的合格僧人。 次年，行秀在邢州净土寺接受具足戒后不久，就北上游学，到了燕京（今北京）。为参访名师，先后在潭柘、庆寿、万寿三寺挂单。万寿寺胜默老人曾幵示他说：“学习禅学如同锻金，渣滓不尽，精真不显。我看你眉宇间尚有很多世俗之见显现，这些东西不痛下决心,是不能断绝的。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清香来！这道理不须我多讲，到时候你自会明白。”自此以后，行秀习禅越发刻苦自励，勇猛精进，有时甚至会废寝忘食。 再后，行秀又拜别胜默，南下磁州（今邯郸市磁县）大明寺,到雪岩如满禅师座下参学，当时的中国宋、金对峙，雪岩如满因直承鹿门自觉法系，被金统治区 佛教界尊为曹洞宗第十三世宗主，门庭高广，饮誉北国。如满因与行秀 言语投机，遂准其留寺修学，并委其以书记之职。两年后，行秀经如满 倾心相授，禅学大进。如满因识行秀必将大有作为，果断将本门衣钵法偈传给了行秀，并一再勉励他要以弘扬佛教为己任，矢志不渝。行秀由此继承雪岩如满衣钵，取得曹洞宗在北中国第十四世宗主之地位。 行秀在大明寺得法后，声名大震，各地纷纷请他开讲。邢州净土寺的赟允等老和尚作为行秀最初的老师，欣慰之下也向行秀致函邀请。行秀念及自己在净土寺出家受戒之大因缘，欣然回归并在寺内筑万松轩，接众自修，并由此而得“万松”之号。其时约在大定二十八、九年（1188—1189年）间。 明昌元年（1190年），行秀又自邢州净土寺北上，受金王朝之命住持燕京万寿寺。明昌四年（1193年）,金章宗因敬仰行秀道德卓然，特诏他到内殿说法并躬身行礼，且以锦绮大僧祗衣相赠。皇室贵族及后宫嫔妃也纷纷对其礼拜并施以珍财。承安二年（1197年）,行秀奉诏住持燕京仰山栖隐寺，承续曹洞宗北方第世祖青州希弁、第十二世祖灵岩法宝在该寺所留禅灯。泰和元年（1206年）,金章宗至燕京西山秋猎时，行秀特作诗偈进献，其中有“成汤也展恢天网，吕望希垂钓月钩”之句。很明显,行秀是把金章宗比作古贤王成汤，而把自己比作了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实现天下太平的吕望。金章宗得到行秀的献诗后非常高兴，次日特到栖隐寺方丈去会见行秀，并因他法讳行秀而命名西山将军埚为“独秀峰”。泰和八年（1208年）后，行秀应邀先后住持报恩、洪济二寺（洪济寺即今北京广济寺）。 贞祐三年（1215年），蒙古铁骑围攻燕京,守城金军弃城而逃，城中百姓也四散逃亡。当众弟子都劝行秀南下避难时，行秀坚决拒绝并斥责众弟子：“难道蒙古人就不懂佛教么！”城陷后，寺门很快便被手持利刃的蒙军封锁。行秀毫无惧色，仍像平日一样率领僧众高诵楞严咒。行秀的为法忘躯，高深莫测不仅折服了如狼似虎的蒙军将士，也感动了其主帅史天泽。史天泽不但命令部下以武力保障行秀之安全，还亲自扶持他登车前往西山栖隐寺，并在这所被誉为曹洞祖庭的古刹中接受行秀之教，皈依佛门做了护法居士。因此，行秀开始受到志在统一中国的蒙古汗庭的重视。 元太宗二年（1230年），行秀蒙诏再住万寿寺，窝阔台汗特赐佛牙一枚给他，并尊称他为万松老人。元太宗四年（1232年）,六十七岁的行秀率燕京僧道朝拜窝阔台汗于官山九十九泉（今内蒙察哈尔右翼中旗南）行宫。窝阔台汗因此免除了蒙军占领区僧道徭役。元太宗六年（1234年）,金王朝被蒙军消灭。元太宗八年（1236年）,蒙古汗 庭为改善因战争导致僧侣久废讲习，读经甚少，素质降低之弊，决定精选高僧主持通考，淘汰劣僧。行秀应选后，与海云禅师共主其事。他们精诚合作，巧为周旋，才使那些知识浅薄但道行良好的僧人保住了僧籍。 行秀作为一代高僧，却能精通孔老庄周、百家之学，圆融三教，变出世法为住世法，取得金、蒙两代最高决策集团的崇高礼遇和无比信任，在国家政权交替引发的民族战争中，以仁济世，以善度人，尽自己的能力减少民族仇杀，化解民族矛盾，其道行之高、智慧之广、弘法之巧可谓罕有其俦。当然，能够取得这样的功效，一方面是基于他自己“吕望希垂钓月钩“的远大抱负和社会实践，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他的皈依弟子，金末元初的两大居士耶律楚材和李纯甫的努力，才得以实现的。耶律楚材自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受命扈从成吉思汗西征，开始在蒙古汗庭参赞军机起，到元太宗元年（1229年）被窝阔台汗任命为中书令，成为蒙古汗庭的首辅大臣，直至乃马真皇后称制二年（1243年）逝世前的二十五年中，一直都在秉承师教，于蒙古贵族与统治阶级上层宣扬“三教同源”，“仁而不杀”，并卓有成效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决策。李纯甫则通过自己的理论实践，尤其是通过《鸣道集说》的著述，实现了南宋理学与行秀“三教同源”思想亦即中国传统儒学与佛教创新理论的沟通，从而使行秀所开创的佛学思想得到“孔门禅”之誉，使其在取得当时社会各阶层广泛信仰的同时，也为其在蒙元统一中国的政治后，统一中国的佛学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行秀作为禅宗的一代宗师，为了全面提高自己的佛学修养，不但认真通读过三遍《大藏经》，精通华严宗的法界圆融之学，而且著作等身，在继承与发展中国禅宗的社会实践中，实现了理论上的创新。自其住持邢州净土寺起，到其晚年退养于燕京万寿寺（在今北京紫竹桥东）从容庵止，他依次著有语录体的《净土》，《仰山》、《洪济》、《万寿》、《从容》、《请益》等书。此外，他还编著了《祖灯录》62卷以及《释氏新闻》、《＜鸣道集〉辨宗说》、《心经风鸣》、《禅悦法喜》、《观音道场》、《药师金轮》等佛学著作。其中，《从容庵录》是行秀应弟子耶律楚材之请，评唱天童正觉《颂古百则》的禅学名著，全称《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该书评唱的每则公案皆由五部分组成。一为示众，是为公案所作的引子，二是正觉的公案原文，三是行秀对该公案的评唱，四是正觉的颂古原文，五是行秀对该颂古的评唱。该书主旨则在于阐释正觉《颂古百则》之精微，为此行秀征引了大量佛学典故，非常透彻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耶律楚材对该书非常推崇，认为“其片言只字，咸有指归；结款出眼，高冠古今，是为万世之楷模”。《万寿语录》则是行秀著作中最后面世的一部。它由行秀的弟子法隆记纂，由耶律楚材作序发行，也是行秀“决择玄微，得曹洞之血脉；判断语录，具云门之善巧；拈提公案，备临济之机锋；沩仰、法眼之炉篝兼而有之”的禅学创新理论结晶。 行秀作为在金，元政权交替之际中兴曹洞宗并光大了禅宗“一花五叶”的一代宗师，不但使邢州净土寺、燕京栖隐寺、洪济寺、万寿寺成了众望所归的曹洞宗祖庭，进而使其禅法广布中国南北，而且使其法脉在禅宗祖庭少林寺得以最系统也最久远之传承。行秀法脉以其在邢州净土寺所定“行从福智立，贯彻八环中，化统三千界，宏开洞上宗”二十字谱为正传，得其亲授并得法者达一百二十人之多。行秀法脉在少林寺的传续自金末其弟子东林志隆、乳峰德仁在该寺出任住持始，至其弟子雪庭福 裕、林泉从伦、吾舍从宽等代代相传住持该寺一直到了清末。其中,福庭雪裕还因在少林新立七十字传承谱系，被其后世尊为少林“中兴之主”。 元定宗元年（1246年）四月初七，自知即将辞世的行秀向侍奉他的亲近弟子索取纸笔，以其苍劲飘逸的书法作偈告诫众弟子：“八十一年，只此一语：珍重诸人，切莫错举。”闻讯赶来方丈的众弟子足甫及门,他已安然圆寂万寿寺从容庵中。众弟子为其行荼毗礼于燕京通玄门外后，把捡获的舍利分而建塔，以做纪念。其中，最为著名的两座一是邢州净土寺内的万松舍利塔，它位于净土寺大殿西北，是创建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的八角八级实心密檐式石塔，通高约6米。塔基分三部分，最下部为两层石砌方台；中部为圆鼓石；上部为八角三层迭涩。塔身第一层为八角柱状，再上七层均设密檐，檐角翘起并呈凹曲线。从下至上各层塔檐明显收缩，顶层塔檐较大。塔刹为宝瓶式。塔身镌有“万松大师舍利塔”七个大字及“万松大师舍利塔铭”。整座塔的造型介于幢式与密檐式相互过渡之间，十分罕见。一是今存北京西四砖塔胡同的万松老人塔，现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