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第一节农村居民生活
  柏乡地势平坦，土质肥沃，以盛产粮食而著称，古来素有“槐阳福镇”之美誉。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只有少数地主阶级和上层人士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由于战争、自然灾害和地主阶级的盘剥巧夺，加上生产条件落后，广大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于贫困与死亡线上，根本没有富庶可谈，背井离乡者有之，妻离子散者有之，风餐露宿，以树皮充饥者有之。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地主阶级兼并土地日盛，农民生活饥苦，镇压黄巾（张角）起义的战争，与旱灾、虫灾同时袭扰柏乡县境，农民辗转流徙，背井离乡，饥殍于途，白骨弊野，从袁绍自领冀州牧，居邺（今临漳西南）不居鄗（柏乡固城店）后柏乡人民稍得安宁。
  宋金元时期，柏乡曾处两国交界之地，拉锯式厮杀，许多农民流离失所，生活饥苦，无有宁日。公元1214年，蒙古将领史天倪败金兵取赵州、柏乡，滥杀无辜，全州七县仅剩5千余人，柏乡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元统治中国后，蒙古人“跑马圈地”，许多农民失去土地，饥无食，睡无所，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明，燕王朱棣扫北，生灵涂炭，县民所剩无几。
  明初，朱元璋下诏“移民屯田”，明成祖继续奉行太祖政策，移民减税，明永乐二年（1404）迁山西民于柏乡（现柏乡约有三分之一村庄为明初所建），经济有所恢复。明嘉靖二十年（1550），柏乡大旱，田禾不收，县民大饥；明末，地主阶级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农民赋役沉重，叫苦连天。
  清初，民生稍殷。晚清，战乱又起，民复生灵涂炭。柏乡因有“九省御路”穿过，兵军常行，官吏常过，强要民夫，抢占民房，勒索钱物，县民倍受其害。槐水驿设于柏乡，官贪吏污，摊派钱粮，县民负担沉重。清同治七年（1968），知县宋臣寿将传递驿马包干，限制了贪官污吏的苛捐杂税，农民负担稍有减轻。清光绪二十八年（190），光绪皇帝及西太后于十月由西安回北京，过柏乡一路清水洒街，黄土铺路，大扰乡民。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兵灾不断。20世纪初，直奉战争，冯（冯玉祥）张（张作霖）交兵，战祸皆波及柏乡，或过境、或激战，摊粮派款，抓兵征夫，人民不得安宁。军兵所至，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县民叫苦不迭。1924年，第三次直奉战争爆发，市面混乱，棉价大跌，战前每百斤33元，战争期间落至20元左右。1937年10月，日军入侵柏乡，实行强化治安，日伪政权经常抓夫派粮，强迫农民在东部县界挖封锁沟、修筑炮楼，农民负担沉重，生活极为艰难。
  解放前，农村居民的衣、食、住、行：
  衣着：地主富农和商贾，绫罗绸缎，长袍马褂、衣着整齐；一般平民悉用手工土布裹身。一件衣服缝了又补，补了又缝，冬为棉衣，夏改夹衣，衣衫褴褛。
  饮食：极少数地主豪商饮食细粮，酒肉穿肠；中等人家以粗粮（主要是米面）为主，间食细粮；一般农民除逢年过节、生育、染病辅以细粮外，终年以粗粮（米面、高梁面）杂以米糠、野菜为主。春暖花开后，多采集洋槐花、椿树芽、榆树叶及野菜等加少许玉米或高粮面捏为菜团子、菜饼子、蒸块垒等食用；夏秋季，农民多采用缨缨菜、马齿苋、蒲公英，在辅之主食食用之余，晒干存放，以备青黄不接冬春之断粮时充饥。
  居住：少数富户居住表砖内坯居室，房顶为石灰、碎砖、炉渣混合封顶，或尖顶瓦房遇雨不漏，多为四合院布局；一般农户多系土坯泥墙的破房土屋，多为泥土掺上麦秸抹顶，遇连绵雨渗漏不止。房屋更新换代较慢，一住就是几辈人。冬季取暖一般在居室垒灶连做饭带取暖，屋内陈设简陋，一个破方桌，两个圈椅，一个方头柜，炕上一个被格斗，一代接一代，长期使用不更换；这种室内摆设仅限于一般人家，而贫穷人家仅一桌几凳。
  用具：以火镰石击火，燃绒引火，或于灶内保存残火，或邻居互相引燃，自清末及民国初年始用洋火（火柴）。但火镰取火的方式仍延续到建国前后。以灯台、蜡碗燃植物油照明，脸盆为铁铸或陶制，以皂角、草木灰淋水或碱洗衣，用肥皂极少。
  医疗：医疗条件低下，农民患轻病不求医，伤风感冒多为喝姜汤发汗去病。肚子病痛，烤热鞋底、沙袋、砖头敷之或揉之。头痛、眼痛多以手指揉拧，减其痛苦，或以火罐拔之。害大病无钱求医常因耽搁不治而死者颇多。
  解放后，柏乡农民经过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始能安居乐业，生产开始发展，群众生活逐步向好的方面转化。建国以后，农村开展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农业合作化进入高潮时，全县广大人民的生活基本上达到温饱程度。农民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粮食以粗粮为主，细粮较建国前增多。衣服仍以土布为主，但农民衣着整齐，冬有棉、夏有单，几套衣服换着穿。青壮男女开始穿机织布、机织袜。居住无大变化，建造新房数量不大，仍为土木结构。用的方面，火柴、煤油全面普及，搪瓷面盆在民间广泛使用，机制肥皂畅销全县，不少农民抽起了纸烟，许多农户有了马蹄表，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开始在少数农户家中出现。1958年大跃进以后，“共产风”盛行。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人为地造成极大浪费，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到1960年，进入建国以来经济最困难时期。当时“低指标、瓜菜代”，每人每日平均口粮不足半斤，用花棵菱、玉米秸、玉米棒蕊、山药蔓、棉籽饼及棉籽皮等磨成“淀粉”，作为代食品。其它代食品还有榆树叶、槐树叶、“野草”等。由于口粮缺乏，营养不足，农民患浮肿病出现，许多农妇月经停止，人口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增高，1960年全县人口出生率降为8.05‰，死亡率增高到21.4‰，1961年全县人口出生率下降到4‰，死亡率为12.9‰，1962年贯彻党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的指示，确定农村人民公社“三包一奖”，分配上实行“六十条”，允许社员种自留地、闲散荒地，开放自由市场，经过三年调整，全县饮食用品基本好转，人口出生率猛增到26.7‰，死亡率下降到10.4‰。据1962年资料，全县农村参加分配的人口9.85万人，总分配300万元，扣除税金、集体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储备金、生产预留金等），分给社员239万元，其中现金20万元，人均纯收入24.3元。共分配给社员口粮225139担，较1961年增长34.67％，人均口粮由1961年的87.05公斤上升到114.25公斤，日平均吃粮标准由1961年的0.24公斤提高到0.315公斤。1963年县境虽然遭受特大洪水袭击，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组织人力、物力，抗洪抢险，减灾自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柏乡人民充分享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生活水平仍然高于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年人均口粮119.4公斤，较1962年有所增长。至1964～1966年间，柏乡县农业生产连续获得大丰收，农民生活较60年代初有了明显好转。据1965年资料，全县农村参加分配的人口10.45万人，总分配718万元，扣除几种费用后，农民所得575万元，其中现金137万元，人均生活水平55元，较1962年增长126.34％。人均口粮225.6公斤，日口粮标准0.62公斤，较1962年增长97.46％。此时，服装普遍采用机械织造的棉布料，间有穿戴土布者；年食用细粮、肉蛋的总量及次数较50年代末有所增加；部分农户改变借灶锅冬季室内取暖的办法，在冬季较寒冷的时间，在室内垒土炉烧煤取暖；农村建筑民宅没有明显变化，偶有翻修住宅者；农家以拥有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三者之一者为荣（70年代期间才以拥有此“三大件”为家庭富裕的特征）。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收回了闲散地，取消了自留地，生产上实行“大呼隆”，在分配上“大锅饭”，严重地影响了社员生产积极性，社员出人不出力，做工不出活，生产效益低下，农村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农村经济总收入增长缓慢，农村人均生活水平增长缓慢。如1966年，农村人均生活水平53.7元，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农村人均生活水平仅为55元。资料表明，“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全县农民每天平均口粮保持在0.48公斤到0.6公斤之间，农民吃细粮的比例（按分配数计算）一般为三个月到四个月，较好的生产队可为五、六个月。其余为高梁、玉米、谷子、豆、山药（折合为粮食）等。许多农户粮食不充余，为了填饱肚皮就把分配给的小麦到临城、巨鹿等地换成山药干食用，以维持到第二年再分配新口粮。一般年份，农村每人享有0.85公斤植物（棉籽）油的标准（省吃俭用者拿到集市上偷偷卖掉以换取它用），蔬菜为生产队分配，但食用量不大，多在院落种丝瓜、架豆、洋姜（菊芋）；采集野菜补充。每人布票为5.77米（一丈七尺三寸），衣被布面到国营商业北门市、集体供销社购买，不足部分自纺自织。生活用煤，定量供应，农民一般把全年生活用煤留用于冬季，室内取暖普遍采用土炉烧煤，但仅限于隆冬寒冷的一段较短时间内。当时，农村生产动力用电基本普及，农户照明局限于县城和公社所在村及少量村庄；一般农户没有余钱盖新房。农村有“三多”，即因家庭人口多劳力少成为超支户的多，因家宅旧小、收入少娶不上媳妇的光棍汉多，因生活拮据婆媳发生口角而争吵的多，于是，人们把“吃细粮、盖新房、油满缸、娶新娘”做为急需实现的愿望。
  进入80年代后，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较大的变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鼓励群众发家致富、广泛发展专业户，大搞商品生产，使农村经济向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迈进，农村经济总收入逐年大幅度增加，农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过渡。这一时期，农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而且商品量增加。在吃的方面，绝大部分农村居民皆以小麦为主食，一日三餐吃白面（细粮），并且用粗粮换取大米调剂食用，主要食用的蔬菜为大白菜、豆角、茄子、蒜苔、菜花等，一改过去老咸菜吃窝窝头用饭习惯，肉蛋食用量及油、盐、酱、醋和味精等调味品的消费量显著增长。在穿的方面，一改“文化大革命”期间盛行的绿、青、蓝、灰色服装，涤纶、水洗丝、毛料等服装大为时兴，且花色品种五颜六色，丰富多彩，春夏秋冬大都各有几套不同品种质量的服装轮换穿，许多男青年西服革履，女青年裙装摩登，与城镇毫无区别。在居住方面，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农民手中的积蓄增多，大部分农民都新建或翻修了房屋，每户一般拥有5间北屋及其它配房。其建筑结构改换为“二五”墙的砖木结构，门口较小，仍采用方格棱老式木窗。到80年代末以后，建新房大都为“三八”墙的砖混凝土建筑，楼板顶，悬臂梁，敞檐走廊。门窗较大，玻璃镶嵌，宽敞明亮，有的农户用瓷砖贴房外墙，粘屋内地，装饰考究；院内栽花植树，布局优美，与旧时的农村相比，有天壤之别。在用的方面，变化尤为突出，室内陈设由“文化大革命”末期的一方桌，两圈椅，一方柜，更新为80年代末的一迎门橱桌，两主椅，一方柜，到90年代初新婚居室家具均为组合家具，配有沙发茶几，并向高档发展，由土炕改为木床，间有席梦思床者。电风扇、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洗衣机基本普及。冬季取暖，由室内燃烧煤泥炉更新为烧蜂窝煤铁炉，有的农民开始采用土暖气取暖。农民以拥有大彩电、电冰箱和摩托车为荣。据县统计局1993年住户调查农村百户主要实物消费量和耐用品拥有量总计蔬菜3,325公斤、植物油1,521公斤、猪肉1,640公斤、牛羊肉124公斤、家禽8公斤、蛋类304公斤、鱼虾15公斤、食糖547公斤、卷烟5,636盒、酒1,978公斤、茶叶111公斤、糖果270公斤、水果1,674公斤、棉布548米、自行车179辆、缝纫机108台、钟表102只、手表186只、电扇77台、洗衣机40台、摩托车3辆、大型家具384件（其中沙发112个、大衣柜135个、写字台68张），收音机56台，黑白电视机94台，彩色电视机15台，收录机27台。据资料，1990年农村居民消费额8,215.2万元，人均消费536.9元。人均纯收入712.8元；到199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12元，较1990年增长84.06％，是1976年的2.85倍。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水平1,960元，较1994年增长49.39％。
  第二节城镇居民生活
  解放前，除少量旧政权职员生活水平高于农民家庭外，因工商业不发达，为数极少的工人及店员多为贫苦农家子弟，其生活水平却低于一般农民家庭，生活极其困苦。手工业作坊主及商贾多为农村地主，富有大户，不在职工之列，其生活水平与旧政权当权者不分伯仲。
  解放后，柏乡县干部职工实行供给制，普遍过着艰苦朴素生活。1949年全县干部职工538人，工资总额6.45万元，年人均工资120元，至1995年，全县干部职工平均工资增加到3704元。建国后至80年代，干部职工大多为“一头沉”（夫妻双方，多为男方在外工作，女方在家务农）的单职工，工作在单位，吃住在农村，其生活水平一般高于普通农民家庭（仅60年代初生活困难时低于一般农民的生活水平）。60～70年代人们以拥有“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三大件为时尚，其“三大件”首先出现在干部职工家庭，农村中能修房盖屋者多为家庭中有干部职工的居民，但建筑标准较低。职工及非农业人口按成人15公斤，非成年人15公斤以下（不等）标准供应粮食，大多数纯干部职工家庭粮食不够吃，由于粮食市场没有开放，想方设法远道到集市上购买山药干、白萝卜条做补充粮食。纯干部职工一般不拥有私人房宅，租赁城内农民家宅居住。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许多农家子女升入大中专学校，大部分分配回县，加之农村户口临时工转正，双职工家庭增多。随着职工工资不断提高，加之不少干部职工业余时间搞第三产业，收入大大增加，不少干部职工纷纷在城内建造起规格较高的私房，有的为两层楼房，其房屋装饰华丽，室内家具陈设（除居住面积低于农村居民外）一般高于农村居民。1994年，城镇新住宅0.58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达到13.5平方米。职工主副食结构发生了变化，可到供应站或自由市场上随意购买，肉、蛋、蔬菜、瓜果等，生活富裕充足。电视机、电风扇、洗衣机、收录机、手表、缝纫机等耐用消费品在80年代初就已普及，进入90年代，许多干部职工家庭的黑白电视机大都更换为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摩托车进入寻常干部职工家庭；室内取暖由煤炉变为土暖气（有的家属院聚集区为单位统一供暖），进入90年代，许多较富的干部职工家庭还装上了空调。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取得了发展，干部职工收入增加，生活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1983年职工家庭平均每人消费水平461.35元。到1990年每人平均1,030.1元，较1983年增长123.28％；到1994年，职工家庭平均每人消费水平上升为1,657元，较1990年增长6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