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第一节 土地改革
  内丘县的土地改革运动起步较早，地域性强。西部深山区的抗日根据地早在抗战期间开展了合理负担，减租减息（详见《军事·抗日战争》编）。解放后进行了反特斗争。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平汉路以西，太子岩山脉以东的丘陵、平原区；平汉路以东的内东区初不在辖，1947年4月回归内丘后，只进行查田补齐，丈量土地，发放土地证。（详见《经济综览·综合管理》编）．
  第二节 抗美援朝
  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战争，在中共中央号召下，全国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10月，县委、县政府发起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爱国募捐活动，号召每人捐献一两米、一分钱，为抗美援朝作贡献（一般农户最少捐献一碗米），到次年1月15日，全县捐献共折合款369100583元（合现在人民币36910元）。
  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逐步掀起高潮。县成立了抗美援朝总会，并制定了抗美援朝宣传计划，拟定了抗美援朝农民公约提纲，并下发各村。组织报告员在集会、群众大会、各机关部门作形势报告，大唱抗美援朝歌曲。县长亲自在村干部会上教唱抗美援朝歌曲。4月下旬，支援抗美援朝掀起高潮，县里组织了宣传员训练班，各区村、各机关部门召开控诉、投票、签名、订公约等会议，利用广播台，大众黑板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县委结合农业生产开展支援抗美援朝抗旱植棉活动，号召“抗美援朝，多种棉花，利在自己，功在国家，多种一亩棉就增加抗美援朝的一份力量”。有的村夜晚还担水点种棉花以积极响应政府号召。5月1日，全县举行了支援抗美援朝“五一”示威大游行。
  1951年10月3日至6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县委书记作了形势与当前建军任务以及抗美援朝总会三大号召的报告。参加会议的有各村村长，党支书、宣传委员、中队长、指导员、公安员、团支书、妇女主任、民政及县区干部1355人。会议期间通过两天多的分组讨论，起到强大的政治教育作用。青年干部踊跃报名参军参战、纷纷表示打不败“美帝”不回家。妇女干部、老年干部也都发言表态，积极工作，动员亲人报名参军。到会的县区干部233人都报了名，村干部222人，86％报了名。会后，全县普遍开展了爱国主义国际形势教育，并大力开展征兵宣传教育、拥军优属活动。对军人立功人员进行慰问和表彰，召开庆功大会，唱戏。把拥军“代耕”工作做为重点，评选“代耕”模范，表彰拥军优属先进单位和个人。一时全县形成了报名参军高潮，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一同参军、退伍军人二次上战场的场面。仅二区东庞一个村报名参军的就有150名，大辛旺村30名党团员中27名报名参军。
  1951年，全县开展了以增产节约，生产劳动竞赛支持抗美援朝活动。
  第三节 镇压反革命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境内一部分反革命残余势力不断从事破坏活动，乘着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之机，大肆散布政治谣言，制造暗杀、抢劫、纵火、投毒、割电线等案件，严重危害了社会安定。为严厉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共中央于1950年10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随后，内丘县据此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
  “镇反”的重点对象是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政策是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1951年，县委、县政府对“镇反”工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3月，共逮捕21人，判处死刑16人，枪决10人。4、5月份，结合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反”运动掀起高潮。县委先后两次印发了“镇反”宣传品3000多份，并组织宣传组，利用画漫画、说快板、打花棍等形式进行宣传。利用干部会、群众会、县城庙会、官庄、黄釜、柳林庙会进行“镇反”展览与宣传，公开枪决反革命分子。在对美国、日本、蒋介石的控诉中，不少村进行了对反革命分子的控诉。到5月底，收到群众检举40余件，处决反革命分子18人，其中反动会道门案犯6人，地下军案犯3人，地主反攻倒算案犯2人，瓦解部队案犯1人，土匪2人，复审2人。全县共有反革命的党团、顽伪人员、土匪、地富反动会道门等169人，多进行了群众性的管制，其中强制管制的22人。
  1951年底，内丘、临城、隆尧三县交界的清修村反革命组织“冀南反共救国军”被破获，其成员全部逮捕归案。
  经过一年“镇反”运动，先后逮捕反革命分子61人，处死23人，稳定了社会秩序。
  1955年，为继续深化“镇反”工作，由县委、政府主要领导及公、检、法、宣传部、县社等5个部门主要领导组成“镇反”委员会。下设由法院、公安局人员组成的审判办公室，以检察院为主，同公安局组成整理和审批材料办公室。另外，确定各区委书记或副书记负责本区“镇反”工作。同时抽调县区公安干部10名和百货站、民政科、税务局、粮食局、兵役局干部5人组成5个工作组，负责查证材料和调查摸底工作。是年，逮捕一批反革命分子。并视其情节，分别进行依法处理。
  第四节 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简称“三反”）。1952年初，又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根据上级要求，从1951年12月开始，在县内陆续展开“三反”、“五反”运动。运动大体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学习文件、发动群众阶段。1951年12月下旬至1952年1月底，县委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中央文件，县委领导亲自作动员报告，宣讲“三反、五反”意义，提高干部群众认识。并建立了内丘县节约检查委员会，其下设办公室领导运动的开展。
  第二阶段为揭发检举贪污浪费行为阶段。全体干部职工人人自查，领导带头，“层层下水”。之后，通过揭发检举贪污浪费的人和事，从中抓住线索，确定重点追查对象，对有碍运动的干部，采取了组织措施。
  第三阶段为抓住重点、穷追猛打阶段。从1952年2月底到3月底，把贪污千万元以上的重点人物称之为“老虎”，对“老虎”采取发动群众，小会攻心，大会斗争，穷追猛打，令其交待贪污受贿问题。
  第四阶段为查证落实阶段。县委选拔懂政策、能查账的干部100多人，编制成11个“打虎”小组，组成“打虎队”，开展查账、查物、查库、查历史、查家庭经济情况、查生活状况、查老虎“肥瘦”的“五查”活动。从1952年3月下旬至5月底，部分打虎小组转入最后阶段，即追赃打虎、查赃对证、定案处理、召开公开处理大会。
  最后，县委领导检查批判了自身的官僚主义作风，制订了改进工作的制度。
  在“三反”运动中，全县查出贪污分子110人，共贪污公款30827万元。其中，贪污100万元以上的59人，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5人（称五只老虎）。到1952年6月中旬，“三反”运动结束。这一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节 肃清反革命运动
  “镇反”运动后，县委遵照中央“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等指示。从1955年8月开始，组织开展了机关内部“肃反”运动。1956年1月15日，为加强党委对“肃反”运动的领导，内丘县以党委为核心，成立了5人小组，并建立办公室，办公室下设6个组，即综合组、准备组、专案组、甄别组、审干组、清档组。其主要职责是清查处理敌对分子。先后在县直、区直以及乡直党政群团、公、检、法、财贸、工商、厂矿、卫生、教育等单位分批进行。整个运动通过大会动员、内查外调、检举揭发、重点查漏、政策攻心、纠正偏向等工作步骤，查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做了处理；澄清了一些干部的历史问题，并做了组织结论。
  第六节 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内丘县在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同年6月，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初步展开反右派斗争。至8月，县委宣传部培训骨干宣传员1185人，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大鸣、大放运动的宣传。后县委又派出大批工作组，深入各村开展整党整社，围绕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开展大鸣、大放、大辨论。1957年10月，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全县有多名干部、群众被定为右派分子。1959年9月，县委办公室就第一批右派分子摘帽工作进行总结时统计，全县共有右派分子363名，在363名右派分子中，机关留用的122名，监督劳动的129名（其中开除公职监督劳动的41名），劳动教育的83名，退回公安处理的22名，自杀和反右派死亡的7名。1978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内丘县对被错划右派分子作了实事求是的改正。
  第七节 反右倾斗争
  1959年9月，内丘县开展在各级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进行反右倾斗争，解决对“三面红旗”的认识。是年冬，反右倾斗争达到高潮，官僚主义、吹大话、强迫命令之风再度盛行，提出了“拿出手中粮，坚决办食堂”的口号。有的生产队组成专门“搜粮队”，到社员家中翻箱倒柜、挖墙刨地的搜查粮食。对有粮不交者，进行开会辩论（批斗会），并给予不同形式的体罚。
  1960年初，全县开展了第二次向群众挖粮运动，运动中出现了不少过激行为。同年4月，邯郸市副市长刘振邦到内丘传达了“纠正强迫命令”的指示，指出“共产党不能打群众”，强调“谁打人就处理谁”。至8月上旬，全县集体食堂第二次开始陆续解散。
  第八节 四清运动
  1963年8月23日，县委派工作组14人进驻东文孝大队，搞社会主义教育试点，贯彻中共中央杭州会议精神和关于生产救灾方针，稳定社员情绪，恢复生产。即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粗线条“四清”。9月29日，县委召开各公社书记会议，并抽调80名干部，编成8个工作组深入重灾社队和二类队（较落后队）或三类队（落后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10月8日，县召开县社脱产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农村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讨论“四清”等问题。
  1964年1月，县委抽调县乡干部、企业干部、小学教员共678人，分赴各大队，以公社为单位，组成讲解团，向群众宣传中央精神，逐级动员干部“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洗手洗澡（自我批评），轻装上阵”，先上后下、先党政后企业，干部党员要人人“洗澡”、“下楼”（纠正错误，不再处理），同时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揭大议”。从5月19日到7月8日在党政机关搞科局长的“洗手洗澡”。9月9日，由内丘“四清”分团政委带领县委常委到邢台集训45天后，县抽调大批脱产干部和农村借干开往任县南章固进行“四清”。11月11日，以干部自已“洗手洗澡”的粗线条“四清”在全县铺开。是年底，查证落实“四不清”干部贪占粮食20万公斤、款38.2万元，按政策进行了退赔。
  1965年6月，县委书记带领“四清”先遣队从任县返回内丘，进行“四清”摸底。自此，内丘县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内容的细线条“四清”运动开始，县四清工作团取代县委，县委书记任县四清工作团政委。首先把官庄、金店、五郭店、城关、永安、冯村、河巨七个公社及县直各单位作为第一批搞“四清”的单位，其中县直从7月份开始，农村从8月份开始，所搞村数为全县的50％。8月，从县文教局抽调小学教职工参加“四清”运动。9月，县四清工作团组建了工作分团，陆续开赴各公社，接管了公社党政工作。10月，各公社四清分团派出四清工作队，陆续进驻各大队，细线条“四清”运动全面开始。1966年2月，县第二批搞细线条“四清”的单位进驻了工作队。6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10月，驻村四清工作队撤出，“四清”运动至此结束。
  “四清”运动中，全县搞“四清”的工作队员计1000多人，有机关干部、农村借干、解放军文艺团体、教师、大专院校学生，多数来自宁晋、威县。四清工作队进村后，根据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文件精神开展“四清”，主要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并把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运动的重点。工作队员要扎根串连，培养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组织贫下中农协会。对当过大、小队干部的均列为“四清”对象。整个运动分五步进行：一是动员准备工作；二是层层带动“洗手洗澡”；三是开展对敌斗争；四是反对官僚主义；五是组织建设。在运动中“四清”工作团、分团、工作队分别取代了县、公社、生产大队的领导权。工作队实行“三同”，即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组织社员大学习、大讨论、边学边议边揭发。清经济的方法是发动群众揭发、教育干部洗手洗澡、查账查证、三线并进；清思想主要是教育社员认识阶级斗争和“和平演变”的严重性；清政治的做法是“内查立场，外斗敌人”，发动群众大诉阶级压迫之苦，大查资本主义之害，批判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复议漏划地主、富农的阶级成分。这次运动，对改变干部作风、加强经营管理和巩固集体经济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采取“人人过关”，对当过大、小队干部的“有枣没枣打三杆”，造成一些干部对“四清”不满意，特别是把一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并且错误地把一些犯错误的干部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加之有的工作队执行政策不严，有的搞逼供信，致使许多基层干部遭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最后又因仓促收兵，没有认真执行“三定三允许”，造成一批冤假错案。如金店公社33个大队，在“四清”中大、小队干部300多人被斗，10多名干部自尽身亡。尤其是第二批“四清”社队，打击面更宽，把大批基层干部撤换了。如北岭公社，18个大队支部书记全被撤换，18个大队长撤换了17个。致使不少大、小队上台干部与下台干部长期闹矛盾、搞对立、不团结。
  第九节 “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全县干部职工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6月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夺权，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章，“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内丘县几所中学首先开始批斗一些有历史问题的其他教师。
  随着运动的开展，内丘中学等几所县办中学的学生贴出“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字报，并上街游行，造学校领导的反，学校相继处于混乱和瘫痪状态。6月20日，县委向几所中学派出工作队，取代原学校领导班子，所有学校停止三门课（政治、语文、历史），学习“毛著”，批判“三家村”。学习会、声讨会、批判会天天都有。6月25日，全县中小学校教师集中进行整训，搞人人过关。此后陆续有一些教师和学校领导被打成“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其进行批斗、戴高帽子游街。
  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后，全县中学的红卫兵开始停课闹革命，走上街头“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24日，县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规定县直各单位可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革领导小组，大系统可建立联合委员会及其他革命组织，县直四清团取消改为县直组，县直工作队改为联络员，县直分团改为机关组，搞“清、揭、学、斗”。．县委向内中等学校派驻工作组、联络员，以掌握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动向。随后，全县的“大鸣、大放、大辨论、大字报”形成高潮。9月，县直各单位相继建立了文革领导小组。10月，掀起迎接并观看《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大型彩色纪录片高潮。11月，由各级党委组建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革领导小组被红卫兵称为压制“文化大革命”的“官办文革”、“保皇组织”而逐渐解体，代之以名目繁多的群众造反组织蜂涌而起，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各级党政领导。县直一些单位的主要领导被打成“三反分子”、“黑帮”、“走资派”，遭到揪斗，并游街示众，全县党政机关均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县中等学校的师生纷纷外出，进行全国性的大串联。12月，县委在县招待所成立红卫兵串联接待站。
  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县委、县人委、县直各单位和各公社的党政领导权相继被群众造反派非法夺去。2月上旬，各单位开始揪斗“走资派”，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及各级领导人都被群众造反组织挂黑牌，戴高帽，敲锣打鼓，游街示众。邵明驻军4595部队和县人民武装部派出“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人员，进驻县各级机关和部分中学。对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管。17日，以县武装部为主，正式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取代原县人委全部工作。1967年夏天，内丘中学红卫兵成立的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简称红一司）和“七一公社”两个红卫兵组织尖锐对立，分别占据了县礼堂和县百货公司小楼作为据点，互相攻击。大部分单位也出现两派对立组织，支左部队支持“七一公社”，称“拥军派”，“红一司”被列为“反军派”。后宣布“红一司”为黑组织，命令解散。12月20日，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工代会”、“农代会”同日宣布成立。
  1968年1月6日，红卫兵代表会成立。1月24日，内丘县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县革委）正式成立，革命委员会由军队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三结合”组成，统揽全县党、政、财、文大权。之后，县直各单位、各企事业单位及各公社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首先作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决定，并于2月25日，从县直机关抽调200多人奔赴农村，帮助社员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全县开展“三忠于、四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信仰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崇拜伟大领袖毛主席）活动，各级机关、学校、厂矿、农村都要实行天天读、天天听、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戴毛主席像章，背毛主席语录。县革委还发动红卫兵，成立县纠察队，纠察队在活动中，作出了不少过火行动。各公社也仿效县成立了纠察队，乱揪乱斗成风，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4月26日，县群众专政委员会成立，取代了县纠察队的职能，全县“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揭发、斗批阶段。28日，县革委召开干部职工大会，动员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将运动引向纵深，把变色龙、小爬虫及“地富反坏右”的言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5月，以大搞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喻比较猛烈的政治斗争）刮起，打击面进一步扩大。先后对持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121人分两期办学习班，这些人受到围攻、挂牌、游街、批斗，有的被迫害至死。9月，县革委抽调工人组成工宣队，进驻内丘中学等单位搞“斗批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开展革命教育。12月，县革委抽调人员到农村搞“斗批改”。
  1969年10月24日，县革委对今冬明春的“斗批改”工作进行了部署，抽调人员组成贫下中农宣传队（简称“贫宣队”），进驻各村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整顿领导班子，搞好整党建党。12月，各公社抽调积极分子成立的贫宣队在县学习一个月后，分赴各村搞“斗批改”。
  1970年3月22日凌晨，县革委组织人员大规模对重点人的家进行搜查，主要清查日伪文件，国民党证件和枪支弹药。同年，县革委的“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领导小组成立，后半年在全县开展了一场“一打三反”运动。7月6日，县革委常委进行了历时半个月的开门整风，主要学习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5·20”庄严声明文章等，进行斗私批修。
  1971年2月25日至27日，中共内丘县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恢复中共内丘县委。之后，各基层党组织也陆续恢复。新县委领导了批陈（陈伯达）整风和批林（林彪）整风，着力抓落实干部政策，大部分受冲击干部得到解放，重新安排工作，落实待遇。1974年，全县深入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全县各行各业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潮，大抓理论队伍，组织学习、培训、辅导，搞起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教育，并在党校举办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班。1976年2月，又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到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第十节 否定“文化大革命”平反冤假错案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1978年1月，县委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问题。1978年12月6—9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清理“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问题。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批判“两个凡是”，进入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平反冤假错案阶段。
  1979年12月10日，县委发出《关于落实政策中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对20世纪60年代初精减回乡职工要求复工问题；对“文化大革命”中被遣回农村的干部职工重新安排后，其亲属要求迁返市镇问题；对右派分子改正后要求回城工作问题及文革前一些案件的处理等15个问题逐一进行明确。1980年7月22日，县委发出《关于为“文化大革命”前县委、县人委的主要领导彻底平反通知》，1980年7月23日，发出《关于建立落实政策顾问组的通知》，8月23日发出《关于进一步清理＜“文化大革命”中干部审查材料＞的通知》，决定对全县干部审查材料进行清理。12月7日作出《关于为安生长同志平反的决定》。1981年7月12日，作出《关于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前县委“两套马车”株连的同志平反的决定》，1981年9月2日作出《关于为“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委举办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受迫害的干部职工平反的决定》和《关于为前公检法平反的决定》。1982年1月，县委连续作出决定：对原县委书记徐玉恺、县委副书记王白石、原县长郭玉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迫害，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并为受其株连的家属及县局级领导干部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其间，并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冤假错案的主要责任人，视情节给予党政纪处分。1982年12月20日，县委召开7万多人参加的广播大会，为“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16起较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1983年1月，县委批准解决9户因右派受株连家属子女22人的“农转非”问题。1984年县委发出《关于成立核查“三种人”小组的通知》，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骨干分子、派性骨干分子和打砸抢分子进行核查，清理。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为677名“地富反坏”分子摘掉帽子。
  到1982年底，全县共受理“文化大革命”案件1981起，改正冤假错案288起，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427人的遗留问题，从“反右”以来，先后6次摘掉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为其恢复工作，恢复政治待遇，恢复商品粮，给予经济补偿。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诬陷的一大批人作了结论，对运动中划高成分的作了复查和纠正。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打砸抢问题的128人和突击提干的68人及犯有其他错误的人，分别作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