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内容
第五章 养殖业
内丘县畜牧业历史悠久。但长期以来畜牧业处于自然发展状态，受农业丰歉等因素的影响，时兴时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了管理机构，推广先进技术，改良畜禽品种，制定保护奖励政策，使畜牧水产业得到较快发展。2000年畜牧水产业产值15834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3.3％。
第一节 畜禽品种及饲养量
旧时县域饲养的畜禽均为农家品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改良旧品种，引进新品种，使畜禽品种增多，良种数量增加。
家畜品种及饲养量
牛民国23年（1934），养牛2730头，全为耕牛。1949年，养牛增加到11583头。1956年，农业合作化完成，各农业社按耕地多少确定耕牛数量，牛的饲养量减少。1959-1961年，自然灾害严重，牛的饲养量锐减，1960年存栏7084头。1962年起，饲养量逐年增加，1969年存栏10021头。20世纪70年代始，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牛的饲养量下降。80年代初，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耕牛需要量增大，加之市场对牛肉需求量增大，牛的饲养量增加，1985年突破万头。2000年全县牛存栏22640头。
内丘养牛，主要以饲养太行黄牛、南阳牛、冀南黄牛为主，以饲养短角牛、西门达尔牛、黑白花牛为辅。
太行黄牛。属华北型役用品种，饲养历史悠久，因分布在太行山一带而得名。太行黄牛有较强的适应性和放牧采食能力，是山区的役用牛。1952年存栏12337头，为最多年份。2000年存栏7450头，占牛存栏总量的32.9％。
南阳牛。原产于河南省南阳地区，1951年引进。南阳牛体型适中，役力大，肉质好，既可耕挽又可肉用，是县内农业耕作的主要役畜和牛肉的主要来源。南阳牛多分布于丘陵区和平原西部。2000年存栏9330头，占牛存栏总量的41.2％。
冀南黄牛。是河北省南部的地方品种。冀南黄牛体格中等，体躯较长，毛短而稀，色红黄，骨胳粗大，耐粗饲，适应性强，属役用品种，分布于平原及丘陵东部。2000年存栏1450头，占牛存栏总量的6.4％。
短角牛。是原产于英国的肉用牛。短角、早熟、肉质好，适应性强，有较强的抗寒能力。1974年引入柳林乡、侯家庄乡的部分村庄。2000年存栏1450头，占牛存栏总量的6.4％。
西门达尔牛。是大型奶、肉、役三用品种。西门达尔牛原产瑞士，此牛体长、身高，后躯较宽大，毛色为红白花，头及腹下部为白色，肌肉发达而无过多脂肪。一般成牛重800～1000公斤。1979年引进，散布于侯家庄、獐獏、南赛、柳林4个乡的部分村庄。2000年存栏1850头，占牛存栏总量的8.2％。
黑白花牛。为乳用牛，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从北京引进5头。此牛数量增加缓慢，70年代末不足30头，80年代末百头左右。2000年存栏1110头，占牛存栏总量的4.9％。
另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供销社生产资料公司自内蒙古自治区的科尔泌左、右旗一带购进一部分蒙古牛，分散于平原村庄，因其不适于耕作而逐渐淘汰。
马、驴、骡民国23年（1934）养马127匹，驴503头，骡866匹。20世纪50年代始，马、驴、骡的饲养量增加。80年代始，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马、驴、骡的饲养量逐年减少。
马。20世纪50年代前均为土种马（以蒙古马的血统为主），其体格粗大，耐粗放饲养，适应性、抗病力强，力大持久，耕挽皆宜。1953-1976年，供销社生产资料公司先后从内蒙购进4500多匹蒙古马，多由平原区村庄购养。
驴。多为太行驴，尚有少量的关中驴、渤海驴。
太行驴体型小，体格匀称，食量小，爬坡能力强。
关中驴、渤海驴，体格较大，神清目秀，关中驴和勃海驴主要做种畜用，各时期的存栏量几乎持平，年存栏15头左右，分布于丘陵、山区个体配种点上。
骡。耐粗饲、抗病力强，力气大，耕挽皆宜，民间有“铁打的骡子纸糊的马”之说。骡有马骡、驴骡，公驴与母马杂交而生的为马骡，公马与母驴杂交而生的为驴骡。马骡个头较大，驴骡个头较小。
20世纪50年代前养役的骡为本地马与太行驴杂交而生。50年代后随马、驴新品种的引进，骡由各品种马、驴杂交而生的均有。
猪民国23年（1934），全县养猪20930头，多为农村有地户用粮食制品圈养。饲养量随粮食丰歉而浮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猪的饲养数量逐年增加。
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猪的饲养量曾下降，中期始逐渐回升。80年代始，猪的饲养量增加较快。一些规模养猪大户出现。
20世纪50年代前饲养农家品种，其耳大、毛黑、尾粗长、四肢粗大、耐粗放饲养、适应性强、繁殖率高，但生长慢，产肉率低。1951年开始，先后引进内江猪、巴克夏猪、定县黑猪等品种。经杂交，自然选育，逐步培育成地方特色新品种——内丘黑猪。90年代始，除内丘黑猪外，大约克夏、长白、杜洛克、斯矸、皮特兰迪卡配套系陆续引进县域。2000年内丘黑猪与其他品种的饲养数量分别占35％和65％。
羊主要有山羊、绵羊两大类。山羊分布于丘陵西部及山区，绵羊分布于丘陵东部及平原区。
羊的饲养范围主要是西部山区和丘陵区，平原较少。民国23年（1934）羊存栏5170只，其中绵羊存栏1240只，山羊3930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羊的饲养量逐年增加。20世纪60年代始，山区封山育林，禁止上山放牧，1962年始，饲养量逐年减少。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认识到羊对山林植被的破坏相当严重，2000年，县政府应全县人民的强烈要求，禁止饲养山羊、绵羊，引进小尾寒羊在平原区农村舍养。2000年末小尾寒羊存栏3200只，主要分布于金店镇的韩郝庄、东张麻、北张麻等几个村。
太行黑山羊。其体型较小，四肢强健，行动敏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放牧采食能力，成熟早、产羔多、肉质鲜美。太行黑山羊善攀崖爬坡，常啃食树木，刨食草根，对植被有较强的破坏力。
绵羊。为大尾寒羊，是肉用型品种，全身白色，体格较大、头小颈长、尾大而圆、成熟早、发育快、宜放牧采食。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引进奶山羊、奶羊、青山羊、小尾寒羊。奶山羊和奶羊约在50年代中期民间自行引入，白色较多。奶羊颌下有肉髯棒，奶山羊没有。奶山羊在平原可放牧，奶羊圈养，均以取奶为主。青山羊在60年代中期引进，以取皮为主，因适应性差，很快被淘汰。
兔20世纪50年代前县域内无家养兔。50年代中期始引入少量家养兔，做为观赏动物饲养。当时品种有中国白兔、安哥拉、青紫蓝等品种，20世纪60年代增加大耳白、丹麦等品种。70年代后期开始商品性饲养，从新河县引进100多对黑优兔；80年代初期从唐县引进300多对比利时兔；80年代中期从张家口市宣化区引进1000多对塞北兔。另有少量的大耳兔、丹麦白兔等。
狗、猫饲养历史悠久，用作看家、捕鼠，数量较多。品种为本地笨狗、笨猫，分散养于农村各家各户。20世纪50年代后，一些重要经济单位养有少量狼狗做为辅助警戒力量。70年代末期，农村笨狗笨猫随鼠药滥用而减少，狼狗有所增多，品种有黑贝、狼青、藏狗、昆明犬等，哈巴狗、布袋狗及波斯猫等观赏庞物品种的饲养亦随人民生活提高而有发展。
家禽品种及饲养量
鸡鸡分蛋鸡、肉鸡两类。20世纪50年代前饲养的蛋鸡为当地农家品种，民间称为笨鸡，单冠、体小紧凑，羽毛分黑、白、黄、皮条状四种，年产蛋120枚左右。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完成后曾为发展集体养鸡引进来亨鸡，从其他途径零星引入九斤黄、芦花鸡、澳洲黑等品种，都未形成规模。20世纪六七十年代饲养的蛋鸡品种为本地与外来品种结合的后代，群众称之为半洋鸡。80年代蛋鸡先后引进星杂579、北京白、海兰、伊蓓褐4个品种。北京白鸡羽毛色泽洁白；星杂579、海兰、伊蓓褐3个品种羽毛为黄褐色，蛋为红褐色，年产蛋300～315枚。20世纪90年代饲养来亨鸡，单冠，冠色鲜红，公鸡冠直立，母鸡冠多倒向一侧，羽毛纯白，年产蛋250枚左右。80年代初开始肉鸡饲养，有AA、爱维因两个品种，均为白色羽毛，胫、喙、皮肤为黄色，体型高大，出肉率高，生长快。
鹅、鸭内丘县域鹅、鸭养殖量小。农户散养的鹅多为白鹅，鸭为麻鸭，无规范名称。
第二节 良种繁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县域畜禽主要靠群交野配或半混群杂配繁殖。20世纪50年代始，引进优良品种，采用配种新技术，畜禽品质有了较大提高。（详见《教育·科技》编）
第三节 饲养管理
饲草、饲料
饲草县域内饲草资源丰富，主要有农作物秸秆、青草、树叶、秧蔓四大类，共有66科、262种。秸秆类有玉米秸、谷草（俗称秆草）、麦糠、麦秸、豆秸等；青草类数量较多的有白羊草、黄背草、野古草、铁杆蒿、虎尾草、狗尾草、野青茅、胡枝子、草木犀、中华隐子草、中华萎凌茅、木氏木兰、叶荩草等15种；树叶类有杨树叶、槐树叶、柿子树叶等；秧蔓类有花生秧、萝卜缨、红薯蔓等。青草类、树叶类主要分布于丘陵和西部山区以及平原的河边、河滩、沟埝、闲散荒地；秸秆和秧类以丘陵以东的乡镇为多。可利用饲草面积达60万亩，其中山场20.6万亩，河道、沟埝、河滩、闲散荒地10.6万亩，秸秆面积28.8万亩。各类饲草年产量约22.4万吨，载畜量可达22.5万个羊单位。
饲料饲料可分为精料（玉米、豆类）、代精料（麦麸、糠麸、糟粕、醋糠、粉渣、豆腐渣）、饼类（豆饼、花生饼、菜籽饼、芝麻酱、棉子饼）和配合饲料4大类。2000年饲料生产总量为106183吨，其中精料67812吨，代精料10021吨，饼类350吨，配合饲料28000吨。
畜禽饲养管理
大牲畜饲养管理牛、马、驴、骡以使役情况和季节变化进行饲养管理。耕畜在农忙季节除青草、秸秆（谷草、豆秸、玉米秸）外多配高粱、玉米、黑豆、麸皮等精料，农闲则少配。春天气候干燥可多喝些水拌麸皮，或在槽中放置小块白矾以去火（俗称败火）。冬季加些棉籽饼、黑豆以增加热量。挽役畜更要多加精料。夏、秋天热，在树下或搭凉棚，冬天及早春晚秋户内喂养。丘陵浅山区白天大都合群放牧，平原及深山区（山高坡陡不宜放牧）全为喂养。内丘县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饲养肉牛，除饲草外，多喂配合饲料。
猪的饲养管理旧时农家养猪主要以泔水（淘米、洗涮锅碗等用过的水）、糠类（谷糠、麦糠、秸秆粉）、粮食（高粱、玉米、麸皮、薯干）等掺和喂养。猪重40公斤以前，饲料以糠类为主，糠粮比约4:1。此后，逐步增加粮食喂养量。60公斤后开始促肥，糠粮比例约2:5。一般在80～90公斤出栏，每头喂养粮食200公斤左右，视家庭条件，粮多则在促肥期多喂些粮食出栏早。20世纪80年代后，猪的饲养量大增，饲养户开始采用科学配方，用玉米、花生饼、麸皮、添加剂配制饲料。90年代始，市场上养猪专用饲料（分仔猪、育肥期等不同配方）增多，养猪大户多购买专用饲料，但一般养1～2头肥猪的农户多自己搭配饲料喂养。母猪喂养的饲料平时多糠少粮，临产前及哺乳时一般加花生饼以促奶。
其他家畜家禽的饲养管理羊。一般为牧养，主要食草，每群在20～50只之间，大群多则近百只，山羊群大羊多，绵羊群小羊少。夏秋及晚春夜间露天为圈，冬天及早春则入室（称暖圈）过夜。也有少数农户拴养二三只羊，以野草、秸秆为食。小尾寒羊则全年圈养。
兔。全为圈养，夏天注意通风，冬天有保暖设施，以糠、麸为主，加少量粮食及喂食青草、树叶和部分青菜。
鸡。旧时农家放养啄食，辅助喂谷、米、高梁、玉米等，一般农户养5～10只左右。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不少养鸡专业户，采用圈养或室内笼养方式，喂专用饲料，肉鸡55～60天出栏，每只重2.4公斤以上；蛋鸡4.5～5个月产蛋。在山区和丘陵地带，20世纪末始发展野外山场散养笨鸡，饲养方法同农家传统养鸡。一般每公顷山场养鸡300只为宜。
第四节 蜜蜂饲养
明崇祯十五年（1642）《内丘县志》就有蜜蜂养殖的记载。当时均为土法养蜂，将野生蜜蜂收集，用空树干或土坯做巢饲养，群众称之为“笨蜂”。因产蜜少，很难形成规模化养殖，经济效益低下。
20世纪30年代初，束鹿（今辛集市）籍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李济众先生到杨寨一带村庄用现代技术饲养蜜蜂。日军侵华时，蜜蜂养殖基本停止。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庞、西北岭、南岭、北张麻、东青山等村庄均有人饲养蜜蜂。20世纪50年代后，都城铺、神头、小马、西田庄、侯家庄等村庄开始饲养蜜蜂。神头村生产大队专门为李济众先生配备助手在太子岩下山坡上饲养蜜蜂做为集体副业。60年代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养蜂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割除，养蜂业呈减少之势。20世纪80年代后有所发展。但因气候干旱、环境污染加剧、植被破坏和蜂蜜的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90年代后没有发展，基本维持80年代状况。
蜜蜂品种
最早为中华蜂，此品种在县内饲养时间较长。后又饲养意大利蜂。
蜜蜂饲养
分固定饲养和流动放养两种方法。一般养殖量较少的户多为固定饲养，找一块安静无污染地块放置蜂箱，山区、丘陵则于村庄附近选一植被好、有水源的地方放置蜂箱，也有人在自家房顶，闲置庭院放置蜂箱进行饲养。饲养量较大的养蜂户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动放养，俗称放蜂。冬春南下去湖北、湖南、四川和浙江；夏季北上去张家口坝上；初夏则在县域西部山区。在流动放养过程中，国家制定有优先运输，运费优待等优惠政策，鼓励养蜂户放养。
养蜂大户
以李济众先生最早，后都城铺村郝珠、神头村大队集体饲养量均在100箱以上。20世纪60年代小马村、西北岭村、南岭村均养有100箱左右。80年代后都城铺村、南岭村均有饲养100箱以上的养蜂户。
县域西部植被好，蜜源较多，且有洋槐花、荆花等优质蜜源，湖北省、河南省南部地区及本省衡水、沧洲等地每年夏季有3000箱蜜蜂进入县域内獐獏乡岩南桥以西内昔公路两侧地段放养。
第五节 特种养殖
内丘县特种养殖始于20世纪80年代。有鹌鹑、鸽子、鹧鸪、山鸡、海狸鼠、狐狸、蝎子、蚂蚁，狗、鹿等特种养殖，规模及持续时间各不相同。
鸽
内丘城古称鸽子城，鸽子饲养历史悠久。20世纪80年代前主要饲养本地鸽。
80年代始，增加了美国王鸽、白玉王鸽等，除家庭散养外，也有小规模笼养。
信鸽近年在县内亦有养殖，且不时参加放飞比赛。民间有信鸽协会。
鹿
1976年侯家庄乡白塔村集体购幼鹿5头（1公4母）饲养，到1983年繁殖到15头，当年秋天全部卖掉。
1998年一处占地5亩的私营养鹿场在大孟村镇邢东路南建成，饲养梅花鹿20头（4公16母），到2000年末繁殖到70头，出售鹿茸收入21.6万元，存栏鹿增值20万元。
狗
20世纪80年代始有商品性饲养。80年代数量增加，有猎狗、观赏狗、肉狗三大系列。猎狗有黑贝、狼青、细犬、金猫犬，观赏狗有北京哈巴狗、狮子狗等，肉用狗有大丹、伯彦达、中华肉犬、太行犬等。2000年约饲养商品狗2.5万余条。
1997年，私营“世界名犬肉用犬养殖发展公司”在柳林乡小房岗建成投入使用，公司占地27亩（养殖场17亩，训练场10亩），饲养有狼青、黑贝、牧羊犬、大丹、杜宾、昆明犬、伯彦达、金毛猎犬、细犬、中华肉犬、太行犬计11个品种，66条种犬。到2000年末共繁殖幼犬1300条，大都销往天津、山东等省市和河北省邯郸市。
蝎子
1995年在县城107国道东侧建200平方米私营种蝎场一处，到2000年末共繁育种蝎20万条，出售商品蝎10吨。
第六节 饲养大户
金凤畜禽集团有限公司
1994年兴办的私营企业。该公司在金店镇前夏侯村南，现有种猪场、蛋鸡场、饲料加工厂和一个兽药经营技术服务部。公司占地200亩，固定资产230万元，员工40余人。员工中有研究生学历1人，大专和中专学历25人。年可向社会提供优良种鸡100万只，优良种猪1万头，配合饲料1万吨。年生产总值3000万元。1998年被邢台市确定为市级重点种猪场，并获河北省科技企业证书。
商贸养猪场
1997年秋，县物资商业贸易总公司在内丘镇张家庄村建中型养猪场，占地30亩。从北京购进瘦肉型种猪大约克夏、长白、杜洛克、迪卡、皮特兰200头。进行纯种繁育和本地猪的杂交改良。年可提供优良仔猪1500头，瘦肉猪1000头。2000年末存栏猪1200头。
南岭种鸡场
县科委于1985年兴建，位于南岭村南原南岭煤矿址内，占地2万平方米。当年进鸡2000只，鸭500只，开展人工授精、机械孵化，为内丘县提供优良种鸡（鸭）。1988年停办，共孵化优种鸡5万多只，对县域养鸡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东宅阳肉鸡养殖专业村
1986年，原永安乡东宅阳村35户农民饲养肉鸡，年出栏肉鸡40万只以上。1996年因销售不畅，停止饲养。
十里铺蛋鸡养殖专业村
1992年，当时的河巨乡十里铺村2户农民在县科委的指导下饲养蛋鸡1400只，当年盈利2.8万元。到1993年全村有28户农民养蛋鸡，饲养量在5万只左右。效益好的1995年和1996年，盈利均在百万元左右。
第七节 疫病防治
主要疫病种类及防治措施
畜类猪瘟。此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对疫区做封锁隔离，对染病猪舍、场地消毒，病猪粪便做无害化处理。1955年，邵明驻军猪场从外地引进病猪发生猪瘟，死亡200头。1983-1984年，在城关、永安、南赛、杨庄、冯村、和庄等地，零散发生猪瘟，累计发病894头，死亡763头，死亡率85％。
马传染性贫血。此病是由马传染性贫血病毒引起的马属动物传染病，防治措施：采取饲养管理、检疫预防、注射药物、隔离病畜并进行无害化处理等综合防治措施。1973年，在黄店沟发现马传染性贫血，发病31匹。此次病发是由生产资料公司引进外地马传入的。1980年至1984年间，在白鹿角、侯家庄、獐獏3个乡对2962匹马属动物进行检疫，检出病畜3头，采取了无害化处理。
炭疽病。此病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人、畜共患的急性、败血传染病。对发生炭疽病的地区，每年对家畜预防药物。发现此病要对病畜紧急捕杀，对其尸体及污染物品进行无害化处理。1955年在柳林沟发生炭疽病死亡大牲畜9头，后蔓延到北李庄，死亡驴2头。1978年6月，南赛乡岭底赛村发生炭疽病，发病马（驴）7匹（头），死亡2头。1984年9月，五郭店乡发生炭疽病，发病家畜33头，其中羊14只，猪15头，狗4条，死亡17头（只），死亡率51.1％。1986年4月，磨窝煤矿奶牛场发生牛炭疽病，该场有奶牛14头，发病死亡1头。
牛流感。是牛的一种急性、热性、全身性传染病。该病死亡率低。无特效预防措施（疫苗）。注意防暑、隔离、消毒，消灭吸血昆虫，封锁疫区，加强饲养管理。1955年至1956年，在全县范围内普遍流行，感染1200头，死亡13头，发病率8.33％。1965年冬季又流行全县，发病6300头。1983年9月，全县除白鹿角、侯家庄两乡外，其他13个乡镇先后均有发生，发病2587头，死亡1头。
羊布氏杆菌病。该病是由布氏杆菌引起的人畜共患的地方性慢性传染病。主要危害生殖系统，使病畜发生传染性流产，该病广泛分布于各地，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和流行，给畜牧业和人类健康带来严重危害。搞好隔离，消毒，注射疫苗，淘汰病畜并作无害化处理。1975年5月，五郭店乡东沟村发生羊布氏杆菌病，检出呈阳性羊7只，作无害化处理。1981年，对五郭店、北岭、柳林三个乡27头牛、265只羊抽检，检出阳性羊6只，都作了无害化处理。1987年，南赛、柳林两乡3个村发生羊布氏杆菌病，对其3村的羊进行普检，共检羊1231只，检出阳性羊107只，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对圈舍进行彻底消毒。1988年，对柳林、南赛、小杨庄、北岭、大孟村镇等5个乡镇27个村的羊进行抽检，检羊2020只，检出病羊33只，病羊做无害化处理。1989—1994年6月间，有计划地抽检羊4600只，牛600只，未检出阳性。1993年经省、市畜牧部门考核，内丘县已达到羊布氏杆菌病基本控制县标准。
马鼻疽。主要传染马属家畜，如马、骡、驴等。它是由鼻疽杆菌引起，流行较快，多呈暴发式散发，如防治不力，可转为长期缓慢的地方流行疫病，被列为二类传染病。加强防、检，一般每年春、秋各一次，发现病畜进行隔离和药物治疗。1963年在北岭公社黄店沟发生马鼻疽，共发病31匹。为防止扩散，实行鼻疽控制区管理制度，经多年控制封锁，自1963年以后，县域内无该病发生。
牛肺病。该病主要感染牛。临床上多为急性型，死亡率达100％。属一类传染病。防治措施：对病死牛进行无害化处理。1959年散发，共计有310头牛发病，全部死亡。后处理同群畜270头。20世纪80年代后该病已经消灭。
马腺疫。该病主要感染马属性动物，有一定的传染性。多在春、秋两季发生，死亡率不高。一般用药物对症治疗很快能扑灭。1978—1980年，大孟村镇发生25匹；1982—1984年，白鹿角、城关发生10匹。该病没有发生过大面积流行。
马脑炎。该病主要感染马属动物，呈零星发生。它是由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病程短，死亡率高。该病多见于6～10岁的马，主要在6-10月发病，该病在县内发生不多。用中、西药均可治疗。1979—1984年，城关、柳林感染10匹，死亡8匹。
破伤风。该病是人畜共患传染病，多为散发型发生。它是由破伤风杆菌引起，主要通过伤口传染，传染性低，危害程度不高。该病如发现及时，药物治疗得当，死亡率低。1951-1980年，全县大牲畜零散发生296匹，死亡201匹。1981—1995年，大牲畜零散发生105匹，死亡23匹。
禽类鸡瘟。是危害养鸡业最为严重的一种传染病。它是由鸡新城疫病毒引起，是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防治措施：加强饲养管理和环境消毒，按期进行防疫。1978-1984年，在柳林乡、金店镇、河巨乡、南赛乡、小杨庄、大孟村镇和官庄乡等7个乡镇鸡瘟发生，发病5255只，死亡4773只。1984年以后，每年约有3000只鸡感染鸡瘟而死亡。
霍乱。该病除感染鸡外，对鸭、鹅也具有较强的感染力，由细菌引起。定期预防、消毒，用药物治疗。1981-1995年散发3970只，死亡2992只。
马立克氏病。该病由马立克病毒引起，对养鸡业危害较大。1994年，全县散发1.12万只，全部死亡。
雏鸡出壳后24小时内用马立克氏疫苗防疫。
小雏鸡白痢病。该病由沙门氏杆菌引起，感染雏鸡。发病和死亡率都很高，是影响雏鸡成长的一大病害。定期预防、消毒，用药物治疗。1978年至1994年，3.7万只鸡发病，死亡2.5万只。
鸡法氏襄病。该病由法氏襄病毒引起，病传染发病快，对养鸡业的危害较大。加强环境消毒，用疫苗防疫。1984-1994年，有3.3万只鸡发病，死亡9600只。
畜禽疫病防治技术队伍
20世纪50年代前没有畜禽疫病防治技术机构，只有少数乡间兽医用中草药、针石治疗牛、马、驴、骡疾病，对重大疫情只能任其自生自灭。
1950年，有民间兽医17人。1951年春，内丘县畜牧兽医站建立。1954年成立内丘县畜牧兽医联合会，下设城关、金店、柳林、诣仁、冯村五个兽医所。1959年5月，县畜牧兽医站改建为兽医院，同时在金店、柳林、侯家庄、冯村建立兽医站。1964年，县兽医院建化验室，配置冰箱、干燥箱和无菌室，1965年又增置了离心机、显微镜等，负责诊断畜禽疫病。1969年10月，全县15个公社均建立起兽医站（所）。
20世纪70年代，除官庄公社兽医站外，其他各公社均盖房建站，不再租用民房。这个时期重视培养发展农村兽医队伍，到1975年，每个村都配备了1-2名兽医防疫员，全县公社级兽医站工作人员达37人。1980年后，随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畜力不再是主要生产资料，兽医工作逐渐弱化。1994年，全县乡、镇兽医31人，其中动物检疫员19名；县畜牧局有技术人员15人，其中高级畜牧师1人，畜牧兽医师2人，助理畜牧兽医师9人。
1980年后，各乡镇畜牧兽医站疫病防治器械、设备进一步更新和改善。1994年有4个乡站配有冰箱，畜牧局化验室配有低温冰箱2台、显微镜3台，蒸馏器1台、恒温箱2台、电动离心机1台，基本能满足生物药品的冷藏和防疫灭病的需要。
第八节 水产
内丘县域干旱缺水，形不成规模水产业。传统水生植物有芦苇等；20世纪50年代末始有水面人工养鱼。2000年，全县水产养殖面积138公顷，水产品产量62吨，产值33万元。
水产资源
水生植物主要有：芦苇、香蒲、水草。
水生动物主要有：鱼、虾、蟹，以鱼为多。鱼品种有草鱼、鲢鱼、鲤鱼、鲫鱼、鲇鱼、麦穗鱼等。
水产业
芦苇种植在丘陵、山区的一部分沟间湿地和泜河沿岸的村庄，多植有芦苇。金店镇的高望村、五郭店乡的南岭、东西北岭、山凹，柳林乡的柳林沟、郝交台，南赛乡的南赛村，历史上种植芦苇较多，为芦苇主产地。20世纪50年代中期始，因盲目扩大粮田，毁掉一部分芦苇地，70年代始，天气持续干旱，今芦苇已寥寥无几。
渔业生产因缺少水面，历史上无渔业生产。20世纪50年代中期始，先后修建了一批中小型水库及塘坝后，开始有小规模的人工养鱼。1959年、1963年和1966年，先后在马河水库投放鱼苗计177万尾，除1961年捕捞5000公斤外，均因管理不善而无收获。1963年，水库大坝决口，鱼全部冲走。同时，还在北岭、马庄、小石河水库投放鱼苗，均因水库在春、夏之交干涸而无收获。1976年在北赛、韩家庄小型水库放养鱼苗；还在北赛村修建甲鱼池，饲养量很小，经济效益很低。1985年，在小石河水库搞网箱养鱼，放置网箱5个（共25平方米），盈利3万元，后因水少而停止饲养。1986年，在省市水产部门支持下，在仙人村村北河道进行化肥养鱼试验，在金店镇大留村建立种鱼场（占地5亩），当年育种鱼5000公斤，盈利5万元。1987年，在北赛、小石河、马庄、北岭、五郭店、老树围6个小水库进行半精养高产技术养鱼，放养鱼苗50万尾。1988年，省畜牧水产局淡水处、邢台地区水产站和县水产站联合进行雏鳖人工繁殖越冬管理项目研究，在内丘镇刘家庄村建池3个，面积132平方米，投放种鳖150只，人工孵化率94％。此项技术获省科技三等奖。
第六章 管理机构
旧时，农林畜牧业管理机构情况无考。
抗日战争时期，内丘县抗日政府设农业建设科管理农林畜牧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仍设农业建设科负责全县农林畜牧业生产管理。1952年8月，农业建设科增设农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推广站、畜牧兽医站和农场（苗圃场前身）。
1954年成立内丘农业局，设技术股、林业股、畜牧兽医股、秘书室、桑苗场（农场改称桑苗场，苗圃场前身）和官庄、城关、柳林、侯家庄4个农业技术推广站。1957年增设配种站。
1958年，畜牧兽医股从农业局析出设立畜牧水产局。1960年畜牧局增设侯家庄（在九寨会村）配种分站。1962年增设金店畜牧场。
1958年，畜牧水产分出设局后，原农业局改称农林局，设技术股、林业股、人民公社管理股、秘书室、桑苗场、气象站。
1963年，畜牧水产局与农业局合并，恢复农林局。
1968年，农林局改称农林畜牧站革命委员会。
1971年，农林畜牧站革命委员会撤销，复设农林局。
1976年，复设畜牧水产局，内设人秘组、畜牧水产组、兽医组。是年，城关兽医站更名为内丘县兽医院，县配种站侯家庄配种分站撤销，人员并入县配种站。
1980年5月，农、林分离，分设农业局、林业局。时林业局设林业股、果桑股，1981年增设林业研究所。
1984年12月，畜牧水产局与农业局合并，称农业局。
1987年1月，恢复畜牧水产局。
2000年末，农、林、畜牧三局人员及机构设置：
农业局设人事保卫股、办公室、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内丘分校、农业环境保护站、农业经济管理站、土壤肥料工作站、植物保护与植物检疫站、农业技术推广站、种子公司、蔬菜站、原种场、种子监督检验站，有人员127人，其中行政干部6人，技术干部38人，乡级半脱产技术员11人，工人83人。
林业局设办公室、技术站、林政股，设苗圃场，侯家庄、獐獏、内丘镇、金店镇4个林业站和森林植物检疫检查站6个下属单位。全局职工26人，其中技术干部16人。
畜牧水产局有人员28人，其中技术干部15人，工人8人，行政干部5人。
附：调研报告
农民流动与城市化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流动概况
农民流动是以商品交换为主的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必然结果。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为界限，可划分成两个时期。
（一）改革开放前的农民流动（1949年－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百业待兴，农民多耕田务农，恢复生产，极少流动。
20世纪50年代初期，农村开始农业合作化，走集体化道路。农民流动受到限制，多在本地参加劳动生产。
20世纪50年代后期，受“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影响，农民流动“死滞”，全部劳动力流动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1959-1961年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县域内曾有青壮年到东北地区开荒务工，后多数返回，少数则成为产业工人。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前期，“文化大革命”使农民流动停止。此间，曾派2500民工赴邯郸地区开挖东风渠，派8000民工参加“根治海河”工程，派15000民工修沙河县朱庄水库，这些农民流动都是兴建水利工程是政府组织流动的。
总体来看，从1949年到1979年，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加之各种运动频繁，农民流动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状态。
（二）改革开放后的农民流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全面启动，允许商品经营，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仅出现了农产品的剩余，而且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因此产生，并开始缓慢地、带有试探性质地向周边地区流动。县域东部农村一些头脑灵活、有手艺、懂经营的人开始在各地开小饭店、修鞋、制造木器、打制白铁等。总体来看，此期间农民流动规模小、数量少，为农民流动起步阶段。
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此期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效显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帷幕，乡镇企业蓬勃兴起，改革开放步伐提速。这为农民流动提供了历史机遇。许多农民离开祖祖辈辈的土地，到远处去“淘金”，从事服装店、理发店等传统行业，跑运输、承包公路建设等新兴行业，农民涉足的行业日益广泛。但是，由于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此期农民流动呈现出无序、盲目、有畏难情绪的特点。此期间为过渡时期。
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000年此期间农民流动全面展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体制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流转制度和土地承包30年不变等重大政策出台，使农民流动热情空前提高。同时，无工不商、无商不富的观念深入人心，各种民营企业涌现，这为农民以独立的生产要素参与流动提供了条件。至此，农民流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下列特点：①流动数量多。由20世纪80年代后期5000人增至3万人，增加了5倍。②地域广。从黑龙江的煤矿到海南的沙滩浴场，从西藏的牧场地到浦东的摊点，以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几乎都有内丘县农民身影。③从业面宽。从第一产业的农田承包、荒山承包、沙滩承包、牧场承包，到第二产业水泥制造、矿山开采和第三产业美容美发、餐饮住宿、打字复印、装璜装修、批发零售等应有尽有。此外，本期还出现农民工流动到外地投资办工厂，国外劳务输出等现象。
二、当今农民流动的基本特点
（一）农民流向
农民流向具有反映市场需求的特点，一般是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由劳动力丰富地区流向劳动力匮乏地区，由微利行业流向高利行业，这些规律受到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和时代特征。
“圆心式”流向，通过对内丘县丘陵、平原、山区三地三村100户农民抽样调查，发现一个“圆心式”流向现象。即：无论在平原、山区、丘陵，农民几乎全是向本地行政中心所在地流动，呈现出由四周向圆心流动特点。譬如：山区獐獏乡的后庄、后洞、草峪、中栗峪、上栗峪、西秋、岩南等村农民有50％流向本乡乡政府驻地——獐獏；丘陵区的马河、曹川、李交台、老树围等村有40％流向本乡乡政府驻地——小房岗；平原区的青山、粱原店、孟村等村有30％流向本镇镇政府所在地——大孟村镇。他们多从事饮食住宿、批发零售、木器制造等行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圆心式”流向排斥外地人的加入，他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各行其事，使外地人难以立足。譬如：大孟村镇新开发市场店铺50间，100％是本地人经营。獐獏临街的饭店、小吃90％是本地人经营。其他各地情况也大同小异。这说明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行政区划的分割及行业垄断等限制农民的纵向流动，产生了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消极后果。
农民向县外流动的流向也呈现此类特点，以大孟村镇东青山村为例：2000年外出务工人员184名，其中邢台市域有92名，占50％。这92名农民在邢台市就业的40名，占43％；临城8名，占8％；隆尧6名，占6.1％；任县11名，占9.2％；其他零星分布在沙河、南宫等地。这说明，县外流动也是以邢台中心市区最多，呈现出“圆心式”流向的特点。
亲缘式流向，这种流向较多地混入了亲戚关系、人缘关系等非经济因素。由于社会就业形式严峻，农民就业难，加之自身素质低下，缺少协作精神，害怕面对市场竞争，因此多求助亲戚找工作。以大孟村镇东青山村为例，1人到山西开加油站，因那里是其老家。1人到西藏某工厂工作，因为其叔是那里的某厅厅长。2人在隆尧开小吃，也是亲戚关系。
其他村庄也存在类似情况。亲缘流向对于农民外流具有积极影响的一面。由于亲缘人占有一定市场或形成一定经验，故工作起来较得心应手。但其不利的一面是容易形成一定亲缘小圈子，妨碍正常的市场竞争。
农民流向行业特点主要表现在由低利润行业向高利润行业流动。并且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较少从事知识科技密集型行业。
根据调查，1995年东青山村外出务工人员中，从事建筑业的50人，到2000年减少到28人。1995年从事煤矿采掘业的16人，到2000年增至60人。形成这种农民流向的原因是利益驱动。建筑业平均月工资五六百元，且受天气因素影响，收入很不稳定。而采矿业平均月工资在一千元左右，且可以足月上班，如能加班还能增加收入。
根据调查，2000年，东青山村104个农民工中，近92％劳动力从事需求多的简单体力型行业，如采煤、建筑等。仅8％从事复杂的智力型行业，这也仅限于餐饮业中的厨师、面点师及机械行业中的焊工、钳工等类。
（二）流动者文化素质的构成
从学历文凭方面看，总体情况偏低。以2000年大孟村镇东青山村为例，受过小学教育占30％，受初中教育25％，高中10％，受职业技术中专教育的仅占5％。
从受过技术技能培训方面看，受过专业技能培训5％，主要集中在电脑、焊工、修理、厨师等机构，接受过培训，绝大多数是一边学，一边干。
文化素质和再流动关系，文化素质较高的农民工有较多的选择机遇，他们有的二年换一个职业，或三年换一个地方。而文化素质较低农民工则受制于此。他们多“从一而终”，中途再找工作很难，再流动的可能性较小。
（三）流动者性别、年龄特征
流动者性别呈现出男多女少，女性逐渐增加的特征。
此外，流动者的职业选择和性别亦有较大关系，如下表所示：
文化素质和收入关系，文化素质和收入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文化素质越高，收入越多。高中学历收入平均在800元以上，初中学历在600元以上，小学在400～500元之间。这种情况在行业内部较明显。如在本地饭店中，领班一般具有高中学历，月收入700元，普通服务员一般是初中学历，收入300～400元。有一些文化偏低的则只有去外面看车子，月收入200元左右。男性多从事第二产业中的重体力劳动，女性多从事第三产业中轻体力劳动。
年龄特征中青年居多，占90％，其中未婚占80％，已婚占20％。
（四）流动距离
本地农民流动距离与流动人数呈现反比例关系，即以家乡为起点，距离越远流动人数越少。在接受调查的务工外出人员中，49％在邢台，21％在石家庄，10％在北京。
三、农民流动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流动民工作为一个自发的社会群体，寻找在城市生存、劳作的机会和新的社会位置。他们从农业技能转向非农业技能，从农村流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较发达地区。在职业上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在社会阶层上从较低收入阶层流向较高收入阶层。这预示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乡土社会行为方式，转变为以“业缘”为主的现代社会行为方式。二是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农民开始向市民身份转变。但是，我国的流动民工短时期内还难以实现上述两个根本性变化，只能以农民身份在城市打工谋生。农民作为一个经济要素参与流入地的生产建设，受到肯定和欢迎，但在非经济领域的社会生活中却受到一定的排斥和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培养起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这个转变过程将是一个艰巨而缓慢的时期，其中产生了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也正在得到逐步解决。
（一）寻找职业困难
根据调查，农民在城市中的职业，一般多由同乡、同学、朋友介绍，通过招工合同录用，较少是自谋职业。譬如：内丘县山区侯家庄乡羊峪村一带农民到石家庄烙大饼的有近70人，多以亲朋好友介绍逐渐形成补充劳动力的固定渠道，邢台市的建筑小工，沙河的矿工等，多由一个村子的流动民工组成一个集团从事相对单一的职业。这对于农民流动有保障一面，但当这种工作一旦失去，则很难再谋职业，只有回乡等待。另外，农民文化水平低，技能不熟练等亦是择业难的重要原因。
（二）信息闭塞，农民流动渠道狭窄
大多数农民找工作的信息来源比较狭窄，还不能适应社会化市场化谋求工作的新形势，还是传统的亲帮亲，朋友拉一把，没有走出靠亲戚朋友介绍的圈子。
有18％农民靠招工形式。一般是外地企业来本地发布招工启事，如河南某铁路职业学校招收代培工人，北京天津等地招收保安人员等。这种广告主要由县劳动部门负责，在县广播电视台公布。由于这种招工形式由县政府职能部门负责，在正规媒体上刊播，对农民来说较稳妥可靠。农民很希望政府多以此形式促使农民外出就业。
媒体广告信息来源。一部分待业青年农民较留意当地市县电视台和报刊的招聘启事，藉此得到工作机会。但大多数农民对此不信任。特别是有些歌舞厅、旅馆、饭店的广告，他们专招18—20岁未婚女青年，还要求相貌较好，体态匀称。这让农民（上年纪父母）很不愿意让孩子去，他们怕这些“藏污纳垢”的脏地方伤害自己孩子。由此，产生了对这些广告的抵制心理。另外，他们对广告存在一种偏见，认为工作条件差或待遇低没有人干才发广告哄人去。
自谋职业。有39％的农民靠这种形式找工作。有些独立性强、不怕吃苦的年青人独自下海闯荡世界，偶尔也能找到工作。
（三）离乡不离土
离乡不离土既是一种工作摸式，也是一种从业观念。表现为工作一般在自己家乡周围，农闲务工，农忙务农，农活打工两不误。这是一种农民自然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思想观念，是农民安土难迁的习性反映。
（四）不适应新的职业
在流动过程中，农民面对层出不穷的新职业，往往显的很被动。譬如近年兴起的家政服务业，雇主请保姆不仅仅是看孩子、洗衣服、做饭等一般性劳动，而更注重怎样更好地让孩子成长，怎样有条有理地安排家务。这个职业比较适合广大女青年。但是，有时候孩子请教一个简单的科学自然常识就难住了她们，一些育儿常识有时也不知道。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缺乏职业培训。必须加大培训力度，尤其是要对从事社会上需求大并且是新行业的人员进行培训。
（五）缺少组织性
内丘县农民流动缺少组织性，多以个体方式分散流动，这些人技术水平低，就业面窄，信息来源不畅，没有充分就业保证，这与市场竞争很不适应。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外出民间组织、政府组织，可以把各种散落的信息、资源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提高农民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就业率，加快农民向外流动速度。有些地方建立了一些较有潜力的农民就业组织，如“老乡会”、“同学会”等，这些组织在相互沟通信息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可推进就业，为农民工的流动铺路搭桥。近年来，县内虽有农民外出中介组织，但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组织规模小，组织能力弱，运行机制也不完善，与劳动力市场联系不紧密，在开拓就业市场，降低就业风险，维护农民利益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四、农民流动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农民流动促进了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市化发展也促进了农民的流动，两者形成了互为促动的关系。
（一）农民流动提高了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是工业现代化、经济市场化、服务社会化的具体体现。农民流动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有力地提高了城市化水平。以内丘县城为例，1949年，城区面积仅2.25平方公里，房屋破旧，街道狭窄，商业萧条，市场死滞。经过50多年发展，2000年，县城面积已达8平方公里。在内丘县城发展扩张过程中，农民流动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民营个体商业、饮食、服务业商户达1915户，就业人员达4109人，几乎90％是农民工开办。大孟村镇依托东庞煤矿驻地优势和众多小煤矿，引导农民流动发展小城镇，已发展成产值超亿元大镇。
（二）农民流动促进了二、三产业发展
近年来，第二、三产业迅速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迅猛增加。主要包括批发零售业、贸易业、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教育产业、文艺产业、广播电视业等第三产业和食品工业、冶金工业、建筑业、采矿业等第二产业。这些行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从业人员中绝大多数属流动民工，他们工作经验丰富，能够较好胜任本职工作，工作效率较高，客观上促进了二、三产业发展。
（三）城市化促进了农民流动
城市化的发展，使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大为增强，为农民进城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吸引农村富裕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促进了农民流动。
五、城市化目标对农民流动提出的新要求
（一）要求加快流动速度
劳动力流动速度是市场经济是否健全发达的重要标志。加快劳动力流动速度，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要素利用率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制约流动速度加快主要是下列因素。
信息传输渠道不畅。许多外地的招工信息被农民获悉后早已时过境迁。本地农民工获取信息多靠耳听口传，西部山区交通落后、电视、电信信号差，各报刊投递日期往往延误，各种传媒通联困难。2000年，邢台钢铁公司招工100人，山区某村在第三天报名时，被告知名额已满。
组织化程度低。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生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中介机构。劳工组织，可为农民流动提供信息、排除纠纷。本县这类组织尚少，也不够规范，为此，政府需加大支持力度。
流动盲目性。注重经济利益、眼前利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和长远利益。一些发廊、美容院、歌舞厅专门从贫困地区招揽貌美少女从事不良职业。一些小炼铁、小化肥、小化工等“五小”工业，国家早已明令禁止，这些黑工厂从农村招工，工资低，没有劳保措施，但也有部分农民上当受骗。另外，对劳资纠纷的调查仲裁也应提上议事日程。许多打工者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劳动超过时限，苛扣工资，虐待员工。柳林乡西杨寨村三女子在石家庄市某鞋厂打工，干半年没拿到一分钱，辞职回家时老板还强迫他们留下行李。这些问题，极大挫伤了农民流动的积极性，亟待政府职能部门加强管理。
加快流动速度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协调，最紧迫的是建立劳动力市场及中介机构和政府支持机制。只有营造一个流畅、可靠、安全的农民流动环境，劳动力流动速度才可以加快。
（二）要求农民具备更高的文化素质
知识改变命运。在市场经济中，知识经济、新技术革命扑面而来，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充氧加电”，提高文化水平，才能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就业。但内丘在外务工人员素质较低，近半数属初中以下学历，只能应付简单工作，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分工日益细化很不适应。解决农民文化素质问题主要应做好下面几项工作：一是农民工自身要提高认识，树立“多个手艺多个饭门”意识和“终身学习”的观念，尽快适应现代行业、职业要求。东庞矿区刘立军在京广路洗煤厂当洗煤工，他勤于钻研，自己动手革新十几项生产工艺，创造了可观经济效益，被河北中达集团公司以每月5000元高薪聘任；刘振卫熟练掌握电气电路知识，参加自学考试，取得大专文凭后到山西大型国营煤矿工作，后被评为技术副工程师。他们自觉学习、善于钻研的精神很值得提倡。二是建立健全各类培训机构，为农民工文化素质提高提供有效载体。就内丘县而言，培训机构大致有三类。一是国家正规办的职业中专，师资力量较雄厚，开设有农林果、电脑等课程；二是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类学校，有龙腾计算机学校，粮贸大厦服装裁剪班等培训机构。这种办学模式灵活，值得推广。三是学徒式店铺，此类多见于摩托、汽车或其他修理行业，规模小，一个师傅带一、二个学徒。今后需要加大对培训机构的政策支持倾斜力度。
（三）要求农民彻底离开土地
土地曾经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作为一种要素参与发展，以期获得利益最大化。在目前产业结构调整情况下，农民只有彻底离开土地，抛弃狭隘的土地观念，到更广阔市场中谋求发展，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较好出路。
造成农民“离乡不离土”的原因主要是思想观念因素，这就需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农民摆脱这种落后观念的束缚。
（四）要求城乡劳动力实现对流
城乡劳动力对流是实行两地生产力协调发展、优化劳动力配置的重要措施。由于农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这就需要城市高科技人员参与农村经济发展，使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在这方面，内丘县在引进外地科技人才、项目、资金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科技进步在国民经济中贡献率达到32％。其中主要由德．国EZE组织资助、中国人民大学设计的内丘县西部山区脱贫与发展研究项目，总投资4800万元。1998年创立农业高新技术园区，邀请河北农大教授指导，年创经济效益20000万元。当然，总体来看，城市向农村的人才流动还没有形成规模，还需要政府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城市高级人才向农村流动。河北省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内丘县志编辑部内丘县农经委撰文
内丘县畜牧业历史悠久。但长期以来畜牧业处于自然发展状态，受农业丰歉等因素的影响，时兴时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了管理机构，推广先进技术，改良畜禽品种，制定保护奖励政策，使畜牧水产业得到较快发展。2000年畜牧水产业产值15834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3.3％。
第一节 畜禽品种及饲养量
旧时县域饲养的畜禽均为农家品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改良旧品种，引进新品种，使畜禽品种增多，良种数量增加。
家畜品种及饲养量
牛民国23年（1934），养牛2730头，全为耕牛。1949年，养牛增加到11583头。1956年，农业合作化完成，各农业社按耕地多少确定耕牛数量，牛的饲养量减少。1959-1961年，自然灾害严重，牛的饲养量锐减，1960年存栏7084头。1962年起，饲养量逐年增加，1969年存栏10021头。20世纪70年代始，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牛的饲养量下降。80年代初，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耕牛需要量增大，加之市场对牛肉需求量增大，牛的饲养量增加，1985年突破万头。2000年全县牛存栏22640头。
内丘养牛，主要以饲养太行黄牛、南阳牛、冀南黄牛为主，以饲养短角牛、西门达尔牛、黑白花牛为辅。
太行黄牛。属华北型役用品种，饲养历史悠久，因分布在太行山一带而得名。太行黄牛有较强的适应性和放牧采食能力，是山区的役用牛。1952年存栏12337头，为最多年份。2000年存栏7450头，占牛存栏总量的32.9％。
南阳牛。原产于河南省南阳地区，1951年引进。南阳牛体型适中，役力大，肉质好，既可耕挽又可肉用，是县内农业耕作的主要役畜和牛肉的主要来源。南阳牛多分布于丘陵区和平原西部。2000年存栏9330头，占牛存栏总量的41.2％。
冀南黄牛。是河北省南部的地方品种。冀南黄牛体格中等，体躯较长，毛短而稀，色红黄，骨胳粗大，耐粗饲，适应性强，属役用品种，分布于平原及丘陵东部。2000年存栏1450头，占牛存栏总量的6.4％。
短角牛。是原产于英国的肉用牛。短角、早熟、肉质好，适应性强，有较强的抗寒能力。1974年引入柳林乡、侯家庄乡的部分村庄。2000年存栏1450头，占牛存栏总量的6.4％。
西门达尔牛。是大型奶、肉、役三用品种。西门达尔牛原产瑞士，此牛体长、身高，后躯较宽大，毛色为红白花，头及腹下部为白色，肌肉发达而无过多脂肪。一般成牛重800～1000公斤。1979年引进，散布于侯家庄、獐獏、南赛、柳林4个乡的部分村庄。2000年存栏1850头，占牛存栏总量的8.2％。
黑白花牛。为乳用牛，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从北京引进5头。此牛数量增加缓慢，70年代末不足30头，80年代末百头左右。2000年存栏1110头，占牛存栏总量的4.9％。
另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供销社生产资料公司自内蒙古自治区的科尔泌左、右旗一带购进一部分蒙古牛，分散于平原村庄，因其不适于耕作而逐渐淘汰。
马、驴、骡民国23年（1934）养马127匹，驴503头，骡866匹。20世纪50年代始，马、驴、骡的饲养量增加。80年代始，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马、驴、骡的饲养量逐年减少。
马。20世纪50年代前均为土种马（以蒙古马的血统为主），其体格粗大，耐粗放饲养，适应性、抗病力强，力大持久，耕挽皆宜。1953-1976年，供销社生产资料公司先后从内蒙购进4500多匹蒙古马，多由平原区村庄购养。
驴。多为太行驴，尚有少量的关中驴、渤海驴。
太行驴体型小，体格匀称，食量小，爬坡能力强。
关中驴、渤海驴，体格较大，神清目秀，关中驴和勃海驴主要做种畜用，各时期的存栏量几乎持平，年存栏15头左右，分布于丘陵、山区个体配种点上。
骡。耐粗饲、抗病力强，力气大，耕挽皆宜，民间有“铁打的骡子纸糊的马”之说。骡有马骡、驴骡，公驴与母马杂交而生的为马骡，公马与母驴杂交而生的为驴骡。马骡个头较大，驴骡个头较小。
20世纪50年代前养役的骡为本地马与太行驴杂交而生。50年代后随马、驴新品种的引进，骡由各品种马、驴杂交而生的均有。
猪民国23年（1934），全县养猪20930头，多为农村有地户用粮食制品圈养。饲养量随粮食丰歉而浮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猪的饲养数量逐年增加。
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猪的饲养量曾下降，中期始逐渐回升。80年代始，猪的饲养量增加较快。一些规模养猪大户出现。
20世纪50年代前饲养农家品种，其耳大、毛黑、尾粗长、四肢粗大、耐粗放饲养、适应性强、繁殖率高，但生长慢，产肉率低。1951年开始，先后引进内江猪、巴克夏猪、定县黑猪等品种。经杂交，自然选育，逐步培育成地方特色新品种——内丘黑猪。90年代始，除内丘黑猪外，大约克夏、长白、杜洛克、斯矸、皮特兰迪卡配套系陆续引进县域。2000年内丘黑猪与其他品种的饲养数量分别占35％和65％。
羊主要有山羊、绵羊两大类。山羊分布于丘陵西部及山区，绵羊分布于丘陵东部及平原区。
羊的饲养范围主要是西部山区和丘陵区，平原较少。民国23年（1934）羊存栏5170只，其中绵羊存栏1240只，山羊3930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羊的饲养量逐年增加。20世纪60年代始，山区封山育林，禁止上山放牧，1962年始，饲养量逐年减少。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认识到羊对山林植被的破坏相当严重，2000年，县政府应全县人民的强烈要求，禁止饲养山羊、绵羊，引进小尾寒羊在平原区农村舍养。2000年末小尾寒羊存栏3200只，主要分布于金店镇的韩郝庄、东张麻、北张麻等几个村。
太行黑山羊。其体型较小，四肢强健，行动敏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放牧采食能力，成熟早、产羔多、肉质鲜美。太行黑山羊善攀崖爬坡，常啃食树木，刨食草根，对植被有较强的破坏力。
绵羊。为大尾寒羊，是肉用型品种，全身白色，体格较大、头小颈长、尾大而圆、成熟早、发育快、宜放牧采食。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引进奶山羊、奶羊、青山羊、小尾寒羊。奶山羊和奶羊约在50年代中期民间自行引入，白色较多。奶羊颌下有肉髯棒，奶山羊没有。奶山羊在平原可放牧，奶羊圈养，均以取奶为主。青山羊在60年代中期引进，以取皮为主，因适应性差，很快被淘汰。
兔20世纪50年代前县域内无家养兔。50年代中期始引入少量家养兔，做为观赏动物饲养。当时品种有中国白兔、安哥拉、青紫蓝等品种，20世纪60年代增加大耳白、丹麦等品种。70年代后期开始商品性饲养，从新河县引进100多对黑优兔；80年代初期从唐县引进300多对比利时兔；80年代中期从张家口市宣化区引进1000多对塞北兔。另有少量的大耳兔、丹麦白兔等。
狗、猫饲养历史悠久，用作看家、捕鼠，数量较多。品种为本地笨狗、笨猫，分散养于农村各家各户。20世纪50年代后，一些重要经济单位养有少量狼狗做为辅助警戒力量。70年代末期，农村笨狗笨猫随鼠药滥用而减少，狼狗有所增多，品种有黑贝、狼青、藏狗、昆明犬等，哈巴狗、布袋狗及波斯猫等观赏庞物品种的饲养亦随人民生活提高而有发展。
家禽品种及饲养量
鸡鸡分蛋鸡、肉鸡两类。20世纪50年代前饲养的蛋鸡为当地农家品种，民间称为笨鸡，单冠、体小紧凑，羽毛分黑、白、黄、皮条状四种，年产蛋120枚左右。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完成后曾为发展集体养鸡引进来亨鸡，从其他途径零星引入九斤黄、芦花鸡、澳洲黑等品种，都未形成规模。20世纪六七十年代饲养的蛋鸡品种为本地与外来品种结合的后代，群众称之为半洋鸡。80年代蛋鸡先后引进星杂579、北京白、海兰、伊蓓褐4个品种。北京白鸡羽毛色泽洁白；星杂579、海兰、伊蓓褐3个品种羽毛为黄褐色，蛋为红褐色，年产蛋300～315枚。20世纪90年代饲养来亨鸡，单冠，冠色鲜红，公鸡冠直立，母鸡冠多倒向一侧，羽毛纯白，年产蛋250枚左右。80年代初开始肉鸡饲养，有AA、爱维因两个品种，均为白色羽毛，胫、喙、皮肤为黄色，体型高大，出肉率高，生长快。
鹅、鸭内丘县域鹅、鸭养殖量小。农户散养的鹅多为白鹅，鸭为麻鸭，无规范名称。
第二节 良种繁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县域畜禽主要靠群交野配或半混群杂配繁殖。20世纪50年代始，引进优良品种，采用配种新技术，畜禽品质有了较大提高。（详见《教育·科技》编）
第三节 饲养管理
饲草、饲料
饲草县域内饲草资源丰富，主要有农作物秸秆、青草、树叶、秧蔓四大类，共有66科、262种。秸秆类有玉米秸、谷草（俗称秆草）、麦糠、麦秸、豆秸等；青草类数量较多的有白羊草、黄背草、野古草、铁杆蒿、虎尾草、狗尾草、野青茅、胡枝子、草木犀、中华隐子草、中华萎凌茅、木氏木兰、叶荩草等15种；树叶类有杨树叶、槐树叶、柿子树叶等；秧蔓类有花生秧、萝卜缨、红薯蔓等。青草类、树叶类主要分布于丘陵和西部山区以及平原的河边、河滩、沟埝、闲散荒地；秸秆和秧类以丘陵以东的乡镇为多。可利用饲草面积达60万亩，其中山场20.6万亩，河道、沟埝、河滩、闲散荒地10.6万亩，秸秆面积28.8万亩。各类饲草年产量约22.4万吨，载畜量可达22.5万个羊单位。
饲料饲料可分为精料（玉米、豆类）、代精料（麦麸、糠麸、糟粕、醋糠、粉渣、豆腐渣）、饼类（豆饼、花生饼、菜籽饼、芝麻酱、棉子饼）和配合饲料4大类。2000年饲料生产总量为106183吨，其中精料67812吨，代精料10021吨，饼类350吨，配合饲料28000吨。
畜禽饲养管理
大牲畜饲养管理牛、马、驴、骡以使役情况和季节变化进行饲养管理。耕畜在农忙季节除青草、秸秆（谷草、豆秸、玉米秸）外多配高粱、玉米、黑豆、麸皮等精料，农闲则少配。春天气候干燥可多喝些水拌麸皮，或在槽中放置小块白矾以去火（俗称败火）。冬季加些棉籽饼、黑豆以增加热量。挽役畜更要多加精料。夏、秋天热，在树下或搭凉棚，冬天及早春晚秋户内喂养。丘陵浅山区白天大都合群放牧，平原及深山区（山高坡陡不宜放牧）全为喂养。内丘县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饲养肉牛，除饲草外，多喂配合饲料。
猪的饲养管理旧时农家养猪主要以泔水（淘米、洗涮锅碗等用过的水）、糠类（谷糠、麦糠、秸秆粉）、粮食（高粱、玉米、麸皮、薯干）等掺和喂养。猪重40公斤以前，饲料以糠类为主，糠粮比约4:1。此后，逐步增加粮食喂养量。60公斤后开始促肥，糠粮比例约2:5。一般在80～90公斤出栏，每头喂养粮食200公斤左右，视家庭条件，粮多则在促肥期多喂些粮食出栏早。20世纪80年代后，猪的饲养量大增，饲养户开始采用科学配方，用玉米、花生饼、麸皮、添加剂配制饲料。90年代始，市场上养猪专用饲料（分仔猪、育肥期等不同配方）增多，养猪大户多购买专用饲料，但一般养1～2头肥猪的农户多自己搭配饲料喂养。母猪喂养的饲料平时多糠少粮，临产前及哺乳时一般加花生饼以促奶。
其他家畜家禽的饲养管理羊。一般为牧养，主要食草，每群在20～50只之间，大群多则近百只，山羊群大羊多，绵羊群小羊少。夏秋及晚春夜间露天为圈，冬天及早春则入室（称暖圈）过夜。也有少数农户拴养二三只羊，以野草、秸秆为食。小尾寒羊则全年圈养。
兔。全为圈养，夏天注意通风，冬天有保暖设施，以糠、麸为主，加少量粮食及喂食青草、树叶和部分青菜。
鸡。旧时农家放养啄食，辅助喂谷、米、高梁、玉米等，一般农户养5～10只左右。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不少养鸡专业户，采用圈养或室内笼养方式，喂专用饲料，肉鸡55～60天出栏，每只重2.4公斤以上；蛋鸡4.5～5个月产蛋。在山区和丘陵地带，20世纪末始发展野外山场散养笨鸡，饲养方法同农家传统养鸡。一般每公顷山场养鸡300只为宜。
第四节 蜜蜂饲养
明崇祯十五年（1642）《内丘县志》就有蜜蜂养殖的记载。当时均为土法养蜂，将野生蜜蜂收集，用空树干或土坯做巢饲养，群众称之为“笨蜂”。因产蜜少，很难形成规模化养殖，经济效益低下。
20世纪30年代初，束鹿（今辛集市）籍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李济众先生到杨寨一带村庄用现代技术饲养蜜蜂。日军侵华时，蜜蜂养殖基本停止。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庞、西北岭、南岭、北张麻、东青山等村庄均有人饲养蜜蜂。20世纪50年代后，都城铺、神头、小马、西田庄、侯家庄等村庄开始饲养蜜蜂。神头村生产大队专门为李济众先生配备助手在太子岩下山坡上饲养蜜蜂做为集体副业。60年代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养蜂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割除，养蜂业呈减少之势。20世纪80年代后有所发展。但因气候干旱、环境污染加剧、植被破坏和蜂蜜的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90年代后没有发展，基本维持80年代状况。
蜜蜂品种
最早为中华蜂，此品种在县内饲养时间较长。后又饲养意大利蜂。
蜜蜂饲养
分固定饲养和流动放养两种方法。一般养殖量较少的户多为固定饲养，找一块安静无污染地块放置蜂箱，山区、丘陵则于村庄附近选一植被好、有水源的地方放置蜂箱，也有人在自家房顶，闲置庭院放置蜂箱进行饲养。饲养量较大的养蜂户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动放养，俗称放蜂。冬春南下去湖北、湖南、四川和浙江；夏季北上去张家口坝上；初夏则在县域西部山区。在流动放养过程中，国家制定有优先运输，运费优待等优惠政策，鼓励养蜂户放养。
养蜂大户
以李济众先生最早，后都城铺村郝珠、神头村大队集体饲养量均在100箱以上。20世纪60年代小马村、西北岭村、南岭村均养有100箱左右。80年代后都城铺村、南岭村均有饲养100箱以上的养蜂户。
县域西部植被好，蜜源较多，且有洋槐花、荆花等优质蜜源，湖北省、河南省南部地区及本省衡水、沧洲等地每年夏季有3000箱蜜蜂进入县域内獐獏乡岩南桥以西内昔公路两侧地段放养。
第五节 特种养殖
内丘县特种养殖始于20世纪80年代。有鹌鹑、鸽子、鹧鸪、山鸡、海狸鼠、狐狸、蝎子、蚂蚁，狗、鹿等特种养殖，规模及持续时间各不相同。
鸽
内丘城古称鸽子城，鸽子饲养历史悠久。20世纪80年代前主要饲养本地鸽。
80年代始，增加了美国王鸽、白玉王鸽等，除家庭散养外，也有小规模笼养。
信鸽近年在县内亦有养殖，且不时参加放飞比赛。民间有信鸽协会。
鹿
1976年侯家庄乡白塔村集体购幼鹿5头（1公4母）饲养，到1983年繁殖到15头，当年秋天全部卖掉。
1998年一处占地5亩的私营养鹿场在大孟村镇邢东路南建成，饲养梅花鹿20头（4公16母），到2000年末繁殖到70头，出售鹿茸收入21.6万元，存栏鹿增值20万元。
狗
20世纪80年代始有商品性饲养。80年代数量增加，有猎狗、观赏狗、肉狗三大系列。猎狗有黑贝、狼青、细犬、金猫犬，观赏狗有北京哈巴狗、狮子狗等，肉用狗有大丹、伯彦达、中华肉犬、太行犬等。2000年约饲养商品狗2.5万余条。
1997年，私营“世界名犬肉用犬养殖发展公司”在柳林乡小房岗建成投入使用，公司占地27亩（养殖场17亩，训练场10亩），饲养有狼青、黑贝、牧羊犬、大丹、杜宾、昆明犬、伯彦达、金毛猎犬、细犬、中华肉犬、太行犬计11个品种，66条种犬。到2000年末共繁殖幼犬1300条，大都销往天津、山东等省市和河北省邯郸市。
蝎子
1995年在县城107国道东侧建200平方米私营种蝎场一处，到2000年末共繁育种蝎20万条，出售商品蝎10吨。
第六节 饲养大户
金凤畜禽集团有限公司
1994年兴办的私营企业。该公司在金店镇前夏侯村南，现有种猪场、蛋鸡场、饲料加工厂和一个兽药经营技术服务部。公司占地200亩，固定资产230万元，员工40余人。员工中有研究生学历1人，大专和中专学历25人。年可向社会提供优良种鸡100万只，优良种猪1万头，配合饲料1万吨。年生产总值3000万元。1998年被邢台市确定为市级重点种猪场，并获河北省科技企业证书。
商贸养猪场
1997年秋，县物资商业贸易总公司在内丘镇张家庄村建中型养猪场，占地30亩。从北京购进瘦肉型种猪大约克夏、长白、杜洛克、迪卡、皮特兰200头。进行纯种繁育和本地猪的杂交改良。年可提供优良仔猪1500头，瘦肉猪1000头。2000年末存栏猪1200头。
南岭种鸡场
县科委于1985年兴建，位于南岭村南原南岭煤矿址内，占地2万平方米。当年进鸡2000只，鸭500只，开展人工授精、机械孵化，为内丘县提供优良种鸡（鸭）。1988年停办，共孵化优种鸡5万多只，对县域养鸡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东宅阳肉鸡养殖专业村
1986年，原永安乡东宅阳村35户农民饲养肉鸡，年出栏肉鸡40万只以上。1996年因销售不畅，停止饲养。
十里铺蛋鸡养殖专业村
1992年，当时的河巨乡十里铺村2户农民在县科委的指导下饲养蛋鸡1400只，当年盈利2.8万元。到1993年全村有28户农民养蛋鸡，饲养量在5万只左右。效益好的1995年和1996年，盈利均在百万元左右。
第七节 疫病防治
主要疫病种类及防治措施
畜类猪瘟。此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对疫区做封锁隔离，对染病猪舍、场地消毒，病猪粪便做无害化处理。1955年，邵明驻军猪场从外地引进病猪发生猪瘟，死亡200头。1983-1984年，在城关、永安、南赛、杨庄、冯村、和庄等地，零散发生猪瘟，累计发病894头，死亡763头，死亡率85％。
马传染性贫血。此病是由马传染性贫血病毒引起的马属动物传染病，防治措施：采取饲养管理、检疫预防、注射药物、隔离病畜并进行无害化处理等综合防治措施。1973年，在黄店沟发现马传染性贫血，发病31匹。此次病发是由生产资料公司引进外地马传入的。1980年至1984年间，在白鹿角、侯家庄、獐獏3个乡对2962匹马属动物进行检疫，检出病畜3头，采取了无害化处理。
炭疽病。此病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人、畜共患的急性、败血传染病。对发生炭疽病的地区，每年对家畜预防药物。发现此病要对病畜紧急捕杀，对其尸体及污染物品进行无害化处理。1955年在柳林沟发生炭疽病死亡大牲畜9头，后蔓延到北李庄，死亡驴2头。1978年6月，南赛乡岭底赛村发生炭疽病，发病马（驴）7匹（头），死亡2头。1984年9月，五郭店乡发生炭疽病，发病家畜33头，其中羊14只，猪15头，狗4条，死亡17头（只），死亡率51.1％。1986年4月，磨窝煤矿奶牛场发生牛炭疽病，该场有奶牛14头，发病死亡1头。
牛流感。是牛的一种急性、热性、全身性传染病。该病死亡率低。无特效预防措施（疫苗）。注意防暑、隔离、消毒，消灭吸血昆虫，封锁疫区，加强饲养管理。1955年至1956年，在全县范围内普遍流行，感染1200头，死亡13头，发病率8.33％。1965年冬季又流行全县，发病6300头。1983年9月，全县除白鹿角、侯家庄两乡外，其他13个乡镇先后均有发生，发病2587头，死亡1头。
羊布氏杆菌病。该病是由布氏杆菌引起的人畜共患的地方性慢性传染病。主要危害生殖系统，使病畜发生传染性流产，该病广泛分布于各地，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和流行，给畜牧业和人类健康带来严重危害。搞好隔离，消毒，注射疫苗，淘汰病畜并作无害化处理。1975年5月，五郭店乡东沟村发生羊布氏杆菌病，检出呈阳性羊7只，作无害化处理。1981年，对五郭店、北岭、柳林三个乡27头牛、265只羊抽检，检出阳性羊6只，都作了无害化处理。1987年，南赛、柳林两乡3个村发生羊布氏杆菌病，对其3村的羊进行普检，共检羊1231只，检出阳性羊107只，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对圈舍进行彻底消毒。1988年，对柳林、南赛、小杨庄、北岭、大孟村镇等5个乡镇27个村的羊进行抽检，检羊2020只，检出病羊33只，病羊做无害化处理。1989—1994年6月间，有计划地抽检羊4600只，牛600只，未检出阳性。1993年经省、市畜牧部门考核，内丘县已达到羊布氏杆菌病基本控制县标准。
马鼻疽。主要传染马属家畜，如马、骡、驴等。它是由鼻疽杆菌引起，流行较快，多呈暴发式散发，如防治不力，可转为长期缓慢的地方流行疫病，被列为二类传染病。加强防、检，一般每年春、秋各一次，发现病畜进行隔离和药物治疗。1963年在北岭公社黄店沟发生马鼻疽，共发病31匹。为防止扩散，实行鼻疽控制区管理制度，经多年控制封锁，自1963年以后，县域内无该病发生。
牛肺病。该病主要感染牛。临床上多为急性型，死亡率达100％。属一类传染病。防治措施：对病死牛进行无害化处理。1959年散发，共计有310头牛发病，全部死亡。后处理同群畜270头。20世纪80年代后该病已经消灭。
马腺疫。该病主要感染马属性动物，有一定的传染性。多在春、秋两季发生，死亡率不高。一般用药物对症治疗很快能扑灭。1978—1980年，大孟村镇发生25匹；1982—1984年，白鹿角、城关发生10匹。该病没有发生过大面积流行。
马脑炎。该病主要感染马属动物，呈零星发生。它是由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病程短，死亡率高。该病多见于6～10岁的马，主要在6-10月发病，该病在县内发生不多。用中、西药均可治疗。1979—1984年，城关、柳林感染10匹，死亡8匹。
破伤风。该病是人畜共患传染病，多为散发型发生。它是由破伤风杆菌引起，主要通过伤口传染，传染性低，危害程度不高。该病如发现及时，药物治疗得当，死亡率低。1951-1980年，全县大牲畜零散发生296匹，死亡201匹。1981—1995年，大牲畜零散发生105匹，死亡23匹。
禽类鸡瘟。是危害养鸡业最为严重的一种传染病。它是由鸡新城疫病毒引起，是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防治措施：加强饲养管理和环境消毒，按期进行防疫。1978-1984年，在柳林乡、金店镇、河巨乡、南赛乡、小杨庄、大孟村镇和官庄乡等7个乡镇鸡瘟发生，发病5255只，死亡4773只。1984年以后，每年约有3000只鸡感染鸡瘟而死亡。
霍乱。该病除感染鸡外，对鸭、鹅也具有较强的感染力，由细菌引起。定期预防、消毒，用药物治疗。1981-1995年散发3970只，死亡2992只。
马立克氏病。该病由马立克病毒引起，对养鸡业危害较大。1994年，全县散发1.12万只，全部死亡。
雏鸡出壳后24小时内用马立克氏疫苗防疫。
小雏鸡白痢病。该病由沙门氏杆菌引起，感染雏鸡。发病和死亡率都很高，是影响雏鸡成长的一大病害。定期预防、消毒，用药物治疗。1978年至1994年，3.7万只鸡发病，死亡2.5万只。
鸡法氏襄病。该病由法氏襄病毒引起，病传染发病快，对养鸡业的危害较大。加强环境消毒，用疫苗防疫。1984-1994年，有3.3万只鸡发病，死亡9600只。
畜禽疫病防治技术队伍
20世纪50年代前没有畜禽疫病防治技术机构，只有少数乡间兽医用中草药、针石治疗牛、马、驴、骡疾病，对重大疫情只能任其自生自灭。
1950年，有民间兽医17人。1951年春，内丘县畜牧兽医站建立。1954年成立内丘县畜牧兽医联合会，下设城关、金店、柳林、诣仁、冯村五个兽医所。1959年5月，县畜牧兽医站改建为兽医院，同时在金店、柳林、侯家庄、冯村建立兽医站。1964年，县兽医院建化验室，配置冰箱、干燥箱和无菌室，1965年又增置了离心机、显微镜等，负责诊断畜禽疫病。1969年10月，全县15个公社均建立起兽医站（所）。
20世纪70年代，除官庄公社兽医站外，其他各公社均盖房建站，不再租用民房。这个时期重视培养发展农村兽医队伍，到1975年，每个村都配备了1-2名兽医防疫员，全县公社级兽医站工作人员达37人。1980年后，随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畜力不再是主要生产资料，兽医工作逐渐弱化。1994年，全县乡、镇兽医31人，其中动物检疫员19名；县畜牧局有技术人员15人，其中高级畜牧师1人，畜牧兽医师2人，助理畜牧兽医师9人。
1980年后，各乡镇畜牧兽医站疫病防治器械、设备进一步更新和改善。1994年有4个乡站配有冰箱，畜牧局化验室配有低温冰箱2台、显微镜3台，蒸馏器1台、恒温箱2台、电动离心机1台，基本能满足生物药品的冷藏和防疫灭病的需要。
第八节 水产
内丘县域干旱缺水，形不成规模水产业。传统水生植物有芦苇等；20世纪50年代末始有水面人工养鱼。2000年，全县水产养殖面积138公顷，水产品产量62吨，产值33万元。
水产资源
水生植物主要有：芦苇、香蒲、水草。
水生动物主要有：鱼、虾、蟹，以鱼为多。鱼品种有草鱼、鲢鱼、鲤鱼、鲫鱼、鲇鱼、麦穗鱼等。
水产业
芦苇种植在丘陵、山区的一部分沟间湿地和泜河沿岸的村庄，多植有芦苇。金店镇的高望村、五郭店乡的南岭、东西北岭、山凹，柳林乡的柳林沟、郝交台，南赛乡的南赛村，历史上种植芦苇较多，为芦苇主产地。20世纪50年代中期始，因盲目扩大粮田，毁掉一部分芦苇地，70年代始，天气持续干旱，今芦苇已寥寥无几。
渔业生产因缺少水面，历史上无渔业生产。20世纪50年代中期始，先后修建了一批中小型水库及塘坝后，开始有小规模的人工养鱼。1959年、1963年和1966年，先后在马河水库投放鱼苗计177万尾，除1961年捕捞5000公斤外，均因管理不善而无收获。1963年，水库大坝决口，鱼全部冲走。同时，还在北岭、马庄、小石河水库投放鱼苗，均因水库在春、夏之交干涸而无收获。1976年在北赛、韩家庄小型水库放养鱼苗；还在北赛村修建甲鱼池，饲养量很小，经济效益很低。1985年，在小石河水库搞网箱养鱼，放置网箱5个（共25平方米），盈利3万元，后因水少而停止饲养。1986年，在省市水产部门支持下，在仙人村村北河道进行化肥养鱼试验，在金店镇大留村建立种鱼场（占地5亩），当年育种鱼5000公斤，盈利5万元。1987年，在北赛、小石河、马庄、北岭、五郭店、老树围6个小水库进行半精养高产技术养鱼，放养鱼苗50万尾。1988年，省畜牧水产局淡水处、邢台地区水产站和县水产站联合进行雏鳖人工繁殖越冬管理项目研究，在内丘镇刘家庄村建池3个，面积132平方米，投放种鳖150只，人工孵化率94％。此项技术获省科技三等奖。
第六章 管理机构
旧时，农林畜牧业管理机构情况无考。
抗日战争时期，内丘县抗日政府设农业建设科管理农林畜牧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仍设农业建设科负责全县农林畜牧业生产管理。1952年8月，农业建设科增设农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推广站、畜牧兽医站和农场（苗圃场前身）。
1954年成立内丘农业局，设技术股、林业股、畜牧兽医股、秘书室、桑苗场（农场改称桑苗场，苗圃场前身）和官庄、城关、柳林、侯家庄4个农业技术推广站。1957年增设配种站。
1958年，畜牧兽医股从农业局析出设立畜牧水产局。1960年畜牧局增设侯家庄（在九寨会村）配种分站。1962年增设金店畜牧场。
1958年，畜牧水产分出设局后，原农业局改称农林局，设技术股、林业股、人民公社管理股、秘书室、桑苗场、气象站。
1963年，畜牧水产局与农业局合并，恢复农林局。
1968年，农林局改称农林畜牧站革命委员会。
1971年，农林畜牧站革命委员会撤销，复设农林局。
1976年，复设畜牧水产局，内设人秘组、畜牧水产组、兽医组。是年，城关兽医站更名为内丘县兽医院，县配种站侯家庄配种分站撤销，人员并入县配种站。
1980年5月，农、林分离，分设农业局、林业局。时林业局设林业股、果桑股，1981年增设林业研究所。
1984年12月，畜牧水产局与农业局合并，称农业局。
1987年1月，恢复畜牧水产局。
2000年末，农、林、畜牧三局人员及机构设置：
农业局设人事保卫股、办公室、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内丘分校、农业环境保护站、农业经济管理站、土壤肥料工作站、植物保护与植物检疫站、农业技术推广站、种子公司、蔬菜站、原种场、种子监督检验站，有人员127人，其中行政干部6人，技术干部38人，乡级半脱产技术员11人，工人83人。
林业局设办公室、技术站、林政股，设苗圃场，侯家庄、獐獏、内丘镇、金店镇4个林业站和森林植物检疫检查站6个下属单位。全局职工26人，其中技术干部16人。
畜牧水产局有人员28人，其中技术干部15人，工人8人，行政干部5人。
附：调研报告
农民流动与城市化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流动概况
农民流动是以商品交换为主的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必然结果。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为界限，可划分成两个时期。
（一）改革开放前的农民流动（1949年－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百业待兴，农民多耕田务农，恢复生产，极少流动。
20世纪50年代初期，农村开始农业合作化，走集体化道路。农民流动受到限制，多在本地参加劳动生产。
20世纪50年代后期，受“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影响，农民流动“死滞”，全部劳动力流动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1959-1961年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县域内曾有青壮年到东北地区开荒务工，后多数返回，少数则成为产业工人。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前期，“文化大革命”使农民流动停止。此间，曾派2500民工赴邯郸地区开挖东风渠，派8000民工参加“根治海河”工程，派15000民工修沙河县朱庄水库，这些农民流动都是兴建水利工程是政府组织流动的。
总体来看，从1949年到1979年，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加之各种运动频繁，农民流动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状态。
（二）改革开放后的农民流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全面启动，允许商品经营，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仅出现了农产品的剩余，而且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因此产生，并开始缓慢地、带有试探性质地向周边地区流动。县域东部农村一些头脑灵活、有手艺、懂经营的人开始在各地开小饭店、修鞋、制造木器、打制白铁等。总体来看，此期间农民流动规模小、数量少，为农民流动起步阶段。
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此期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效显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帷幕，乡镇企业蓬勃兴起，改革开放步伐提速。这为农民流动提供了历史机遇。许多农民离开祖祖辈辈的土地，到远处去“淘金”，从事服装店、理发店等传统行业，跑运输、承包公路建设等新兴行业，农民涉足的行业日益广泛。但是，由于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此期农民流动呈现出无序、盲目、有畏难情绪的特点。此期间为过渡时期。
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000年此期间农民流动全面展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体制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流转制度和土地承包30年不变等重大政策出台，使农民流动热情空前提高。同时，无工不商、无商不富的观念深入人心，各种民营企业涌现，这为农民以独立的生产要素参与流动提供了条件。至此，农民流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下列特点：①流动数量多。由20世纪80年代后期5000人增至3万人，增加了5倍。②地域广。从黑龙江的煤矿到海南的沙滩浴场，从西藏的牧场地到浦东的摊点，以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几乎都有内丘县农民身影。③从业面宽。从第一产业的农田承包、荒山承包、沙滩承包、牧场承包，到第二产业水泥制造、矿山开采和第三产业美容美发、餐饮住宿、打字复印、装璜装修、批发零售等应有尽有。此外，本期还出现农民工流动到外地投资办工厂，国外劳务输出等现象。
二、当今农民流动的基本特点
（一）农民流向
农民流向具有反映市场需求的特点，一般是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由劳动力丰富地区流向劳动力匮乏地区，由微利行业流向高利行业，这些规律受到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和时代特征。
“圆心式”流向，通过对内丘县丘陵、平原、山区三地三村100户农民抽样调查，发现一个“圆心式”流向现象。即：无论在平原、山区、丘陵，农民几乎全是向本地行政中心所在地流动，呈现出由四周向圆心流动特点。譬如：山区獐獏乡的后庄、后洞、草峪、中栗峪、上栗峪、西秋、岩南等村农民有50％流向本乡乡政府驻地——獐獏；丘陵区的马河、曹川、李交台、老树围等村有40％流向本乡乡政府驻地——小房岗；平原区的青山、粱原店、孟村等村有30％流向本镇镇政府所在地——大孟村镇。他们多从事饮食住宿、批发零售、木器制造等行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圆心式”流向排斥外地人的加入，他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各行其事，使外地人难以立足。譬如：大孟村镇新开发市场店铺50间，100％是本地人经营。獐獏临街的饭店、小吃90％是本地人经营。其他各地情况也大同小异。这说明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行政区划的分割及行业垄断等限制农民的纵向流动，产生了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消极后果。
农民向县外流动的流向也呈现此类特点，以大孟村镇东青山村为例：2000年外出务工人员184名，其中邢台市域有92名，占50％。这92名农民在邢台市就业的40名，占43％；临城8名，占8％；隆尧6名，占6.1％；任县11名，占9.2％；其他零星分布在沙河、南宫等地。这说明，县外流动也是以邢台中心市区最多，呈现出“圆心式”流向的特点。
亲缘式流向，这种流向较多地混入了亲戚关系、人缘关系等非经济因素。由于社会就业形式严峻，农民就业难，加之自身素质低下，缺少协作精神，害怕面对市场竞争，因此多求助亲戚找工作。以大孟村镇东青山村为例，1人到山西开加油站，因那里是其老家。1人到西藏某工厂工作，因为其叔是那里的某厅厅长。2人在隆尧开小吃，也是亲戚关系。
其他村庄也存在类似情况。亲缘流向对于农民外流具有积极影响的一面。由于亲缘人占有一定市场或形成一定经验，故工作起来较得心应手。但其不利的一面是容易形成一定亲缘小圈子，妨碍正常的市场竞争。
农民流向行业特点主要表现在由低利润行业向高利润行业流动。并且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较少从事知识科技密集型行业。
根据调查，1995年东青山村外出务工人员中，从事建筑业的50人，到2000年减少到28人。1995年从事煤矿采掘业的16人，到2000年增至60人。形成这种农民流向的原因是利益驱动。建筑业平均月工资五六百元，且受天气因素影响，收入很不稳定。而采矿业平均月工资在一千元左右，且可以足月上班，如能加班还能增加收入。
根据调查，2000年，东青山村104个农民工中，近92％劳动力从事需求多的简单体力型行业，如采煤、建筑等。仅8％从事复杂的智力型行业，这也仅限于餐饮业中的厨师、面点师及机械行业中的焊工、钳工等类。
（二）流动者文化素质的构成
从学历文凭方面看，总体情况偏低。以2000年大孟村镇东青山村为例，受过小学教育占30％，受初中教育25％，高中10％，受职业技术中专教育的仅占5％。
从受过技术技能培训方面看，受过专业技能培训5％，主要集中在电脑、焊工、修理、厨师等机构，接受过培训，绝大多数是一边学，一边干。
文化素质和再流动关系，文化素质较高的农民工有较多的选择机遇，他们有的二年换一个职业，或三年换一个地方。而文化素质较低农民工则受制于此。他们多“从一而终”，中途再找工作很难，再流动的可能性较小。
（三）流动者性别、年龄特征
流动者性别呈现出男多女少，女性逐渐增加的特征。
此外，流动者的职业选择和性别亦有较大关系，如下表所示：
文化素质和收入关系，文化素质和收入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文化素质越高，收入越多。高中学历收入平均在800元以上，初中学历在600元以上，小学在400～500元之间。这种情况在行业内部较明显。如在本地饭店中，领班一般具有高中学历，月收入700元，普通服务员一般是初中学历，收入300～400元。有一些文化偏低的则只有去外面看车子，月收入200元左右。男性多从事第二产业中的重体力劳动，女性多从事第三产业中轻体力劳动。
年龄特征中青年居多，占90％，其中未婚占80％，已婚占20％。
（四）流动距离
本地农民流动距离与流动人数呈现反比例关系，即以家乡为起点，距离越远流动人数越少。在接受调查的务工外出人员中，49％在邢台，21％在石家庄，10％在北京。
三、农民流动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流动民工作为一个自发的社会群体，寻找在城市生存、劳作的机会和新的社会位置。他们从农业技能转向非农业技能，从农村流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较发达地区。在职业上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在社会阶层上从较低收入阶层流向较高收入阶层。这预示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乡土社会行为方式，转变为以“业缘”为主的现代社会行为方式。二是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农民开始向市民身份转变。但是，我国的流动民工短时期内还难以实现上述两个根本性变化，只能以农民身份在城市打工谋生。农民作为一个经济要素参与流入地的生产建设，受到肯定和欢迎，但在非经济领域的社会生活中却受到一定的排斥和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培养起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这个转变过程将是一个艰巨而缓慢的时期，其中产生了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也正在得到逐步解决。
（一）寻找职业困难
根据调查，农民在城市中的职业，一般多由同乡、同学、朋友介绍，通过招工合同录用，较少是自谋职业。譬如：内丘县山区侯家庄乡羊峪村一带农民到石家庄烙大饼的有近70人，多以亲朋好友介绍逐渐形成补充劳动力的固定渠道，邢台市的建筑小工，沙河的矿工等，多由一个村子的流动民工组成一个集团从事相对单一的职业。这对于农民流动有保障一面，但当这种工作一旦失去，则很难再谋职业，只有回乡等待。另外，农民文化水平低，技能不熟练等亦是择业难的重要原因。
（二）信息闭塞，农民流动渠道狭窄
大多数农民找工作的信息来源比较狭窄，还不能适应社会化市场化谋求工作的新形势，还是传统的亲帮亲，朋友拉一把，没有走出靠亲戚朋友介绍的圈子。
有18％农民靠招工形式。一般是外地企业来本地发布招工启事，如河南某铁路职业学校招收代培工人，北京天津等地招收保安人员等。这种广告主要由县劳动部门负责，在县广播电视台公布。由于这种招工形式由县政府职能部门负责，在正规媒体上刊播，对农民来说较稳妥可靠。农民很希望政府多以此形式促使农民外出就业。
媒体广告信息来源。一部分待业青年农民较留意当地市县电视台和报刊的招聘启事，藉此得到工作机会。但大多数农民对此不信任。特别是有些歌舞厅、旅馆、饭店的广告，他们专招18—20岁未婚女青年，还要求相貌较好，体态匀称。这让农民（上年纪父母）很不愿意让孩子去，他们怕这些“藏污纳垢”的脏地方伤害自己孩子。由此，产生了对这些广告的抵制心理。另外，他们对广告存在一种偏见，认为工作条件差或待遇低没有人干才发广告哄人去。
自谋职业。有39％的农民靠这种形式找工作。有些独立性强、不怕吃苦的年青人独自下海闯荡世界，偶尔也能找到工作。
（三）离乡不离土
离乡不离土既是一种工作摸式，也是一种从业观念。表现为工作一般在自己家乡周围，农闲务工，农忙务农，农活打工两不误。这是一种农民自然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思想观念，是农民安土难迁的习性反映。
（四）不适应新的职业
在流动过程中，农民面对层出不穷的新职业，往往显的很被动。譬如近年兴起的家政服务业，雇主请保姆不仅仅是看孩子、洗衣服、做饭等一般性劳动，而更注重怎样更好地让孩子成长，怎样有条有理地安排家务。这个职业比较适合广大女青年。但是，有时候孩子请教一个简单的科学自然常识就难住了她们，一些育儿常识有时也不知道。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缺乏职业培训。必须加大培训力度，尤其是要对从事社会上需求大并且是新行业的人员进行培训。
（五）缺少组织性
内丘县农民流动缺少组织性，多以个体方式分散流动，这些人技术水平低，就业面窄，信息来源不畅，没有充分就业保证，这与市场竞争很不适应。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外出民间组织、政府组织，可以把各种散落的信息、资源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提高农民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就业率，加快农民向外流动速度。有些地方建立了一些较有潜力的农民就业组织，如“老乡会”、“同学会”等，这些组织在相互沟通信息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可推进就业，为农民工的流动铺路搭桥。近年来，县内虽有农民外出中介组织，但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组织规模小，组织能力弱，运行机制也不完善，与劳动力市场联系不紧密，在开拓就业市场，降低就业风险，维护农民利益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四、农民流动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农民流动促进了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市化发展也促进了农民的流动，两者形成了互为促动的关系。
（一）农民流动提高了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是工业现代化、经济市场化、服务社会化的具体体现。农民流动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有力地提高了城市化水平。以内丘县城为例，1949年，城区面积仅2.25平方公里，房屋破旧，街道狭窄，商业萧条，市场死滞。经过50多年发展，2000年，县城面积已达8平方公里。在内丘县城发展扩张过程中，农民流动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民营个体商业、饮食、服务业商户达1915户，就业人员达4109人，几乎90％是农民工开办。大孟村镇依托东庞煤矿驻地优势和众多小煤矿，引导农民流动发展小城镇，已发展成产值超亿元大镇。
（二）农民流动促进了二、三产业发展
近年来，第二、三产业迅速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迅猛增加。主要包括批发零售业、贸易业、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教育产业、文艺产业、广播电视业等第三产业和食品工业、冶金工业、建筑业、采矿业等第二产业。这些行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从业人员中绝大多数属流动民工，他们工作经验丰富，能够较好胜任本职工作，工作效率较高，客观上促进了二、三产业发展。
（三）城市化促进了农民流动
城市化的发展，使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大为增强，为农民进城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吸引农村富裕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促进了农民流动。
五、城市化目标对农民流动提出的新要求
（一）要求加快流动速度
劳动力流动速度是市场经济是否健全发达的重要标志。加快劳动力流动速度，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要素利用率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制约流动速度加快主要是下列因素。
信息传输渠道不畅。许多外地的招工信息被农民获悉后早已时过境迁。本地农民工获取信息多靠耳听口传，西部山区交通落后、电视、电信信号差，各报刊投递日期往往延误，各种传媒通联困难。2000年，邢台钢铁公司招工100人，山区某村在第三天报名时，被告知名额已满。
组织化程度低。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生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中介机构。劳工组织，可为农民流动提供信息、排除纠纷。本县这类组织尚少，也不够规范，为此，政府需加大支持力度。
流动盲目性。注重经济利益、眼前利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和长远利益。一些发廊、美容院、歌舞厅专门从贫困地区招揽貌美少女从事不良职业。一些小炼铁、小化肥、小化工等“五小”工业，国家早已明令禁止，这些黑工厂从农村招工，工资低，没有劳保措施，但也有部分农民上当受骗。另外，对劳资纠纷的调查仲裁也应提上议事日程。许多打工者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劳动超过时限，苛扣工资，虐待员工。柳林乡西杨寨村三女子在石家庄市某鞋厂打工，干半年没拿到一分钱，辞职回家时老板还强迫他们留下行李。这些问题，极大挫伤了农民流动的积极性，亟待政府职能部门加强管理。
加快流动速度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协调，最紧迫的是建立劳动力市场及中介机构和政府支持机制。只有营造一个流畅、可靠、安全的农民流动环境，劳动力流动速度才可以加快。
（二）要求农民具备更高的文化素质
知识改变命运。在市场经济中，知识经济、新技术革命扑面而来，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充氧加电”，提高文化水平，才能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就业。但内丘在外务工人员素质较低，近半数属初中以下学历，只能应付简单工作，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分工日益细化很不适应。解决农民文化素质问题主要应做好下面几项工作：一是农民工自身要提高认识，树立“多个手艺多个饭门”意识和“终身学习”的观念，尽快适应现代行业、职业要求。东庞矿区刘立军在京广路洗煤厂当洗煤工，他勤于钻研，自己动手革新十几项生产工艺，创造了可观经济效益，被河北中达集团公司以每月5000元高薪聘任；刘振卫熟练掌握电气电路知识，参加自学考试，取得大专文凭后到山西大型国营煤矿工作，后被评为技术副工程师。他们自觉学习、善于钻研的精神很值得提倡。二是建立健全各类培训机构，为农民工文化素质提高提供有效载体。就内丘县而言，培训机构大致有三类。一是国家正规办的职业中专，师资力量较雄厚，开设有农林果、电脑等课程；二是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类学校，有龙腾计算机学校，粮贸大厦服装裁剪班等培训机构。这种办学模式灵活，值得推广。三是学徒式店铺，此类多见于摩托、汽车或其他修理行业，规模小，一个师傅带一、二个学徒。今后需要加大对培训机构的政策支持倾斜力度。
（三）要求农民彻底离开土地
土地曾经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作为一种要素参与发展，以期获得利益最大化。在目前产业结构调整情况下，农民只有彻底离开土地，抛弃狭隘的土地观念，到更广阔市场中谋求发展，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较好出路。
造成农民“离乡不离土”的原因主要是思想观念因素，这就需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农民摆脱这种落后观念的束缚。
（四）要求城乡劳动力实现对流
城乡劳动力对流是实行两地生产力协调发展、优化劳动力配置的重要措施。由于农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这就需要城市高科技人员参与农村经济发展，使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在这方面，内丘县在引进外地科技人才、项目、资金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科技进步在国民经济中贡献率达到32％。其中主要由德．国EZE组织资助、中国人民大学设计的内丘县西部山区脱贫与发展研究项目，总投资4800万元。1998年创立农业高新技术园区，邀请河北农大教授指导，年创经济效益20000万元。当然，总体来看，城市向农村的人才流动还没有形成规模，还需要政府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城市高级人才向农村流动。河北省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内丘县志编辑部内丘县农经委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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