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邢州瓷窑，主要位于河北省内丘、临城两县境内。虽然邢台市区及邢台县境内也有发现，但窑址数量较少。该区域在唐代隶属邢州管辖，故仍名之邢窑。是我国北方生产白瓷系的代表窑场。窑为名窑，瓷为珍品，在《茶经》、《茶中杂咏·茶瓯诗》、《大唐六典》、《国史补》、《乐府杂录》、《长庆集》等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外陶瓷界的专家学者依据唐代文献，开始对邢窑白瓷的特征、釉色进行探讨和比较；对邢窑窑场所在地问题进行了长期地调查和研究，获取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1］。但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的邢窑，使其成为一个难解的谜团。1984年，邢窑在河北内丘发现后，震撼陶瓷界。从此，悬而未解的“内丘白瓷瓯”之谜，终于大白于天下。20多年来，文物调查、考古发掘、文物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对邢窑陶瓷器皿上的款识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邢窑款识的出土资料
  笔者在对历年来考古资料和器物标本进行梳理中发现，邢窑的款识种类尽管不多，可是件件称得上珍品，深受专家、学者及收藏爱好者的青睐。邢窑款识多为白瓷，也有陶器和部分窑具上刻划的文字，大部分款识阴刻在器物底部。主要有“大盈”、“盈”、“翰林”、“官”、“记”、“都”字等款识。1．“大盈”字款
  据调查目前发现署有“大盈”字款碗底约有10余件。“大盈”款残片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邢台市区工地发现后［2］，近年来又在市区顺德路附近、清风楼和南长街旧城改造工程中相继出土5件，其造型皆为大平底碗，现藏于个人手中。1999年10月，在西安市西郊丰登路南口空军某部大院内基建时发现一件白瓷残片，底部刻有“大盈”二字。该地区属唐代金胜寺遗址，这件瓷器应是皇帝将宫内瓷器赐给金胜寺的［3］。目前，在内丘窑址尚未发现此款的标本，但根据造型、釉色、胎体、刻划的形式，应为邢窑烧制。显而易见，署有“大盈”字款的白瓷是贡瓷带款的一种，与唐代宫廷的“大盈库”同名。在邢台市区出土“大盈”款的南长街、清风楼一带，似为唐邢州官署遗址。当时邢州作为政治、经贸中心、高档瓷外销的“中转站”出土大量带款的瓷器及残片，也在情理之中。
  2．“盈”字款
  从目前公开发表的资料看，带“盈”字款较完整器物计有24件，带款瓷片约有100多件（不含个人收藏器物）。其中1975年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孙少矩墓出土“盈”字款白瓷注子1件［4］；1985年陕西省西安市唐西明寺遗址出土带“盈”字款白瓷碗标本1件［5］；1992年陕西省西安市唐青龙寺遗址出土带“盈”字款白瓷注子、白瓷碗各1件［6］；2002年3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唐新昌坊范围内发现带“盈”字款白瓷执壶和白瓷盘各4件［7］；上海博物馆藏有“盈”字款白瓷盒1件［8］；陕西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署有“盈”、“翰林”双款的白釉罐1件［9］；山西省长治市博物馆藏有“盈”字款白瓷枕1件［10］；河北省内丘墓出土带有“盈”字款白瓷罐1件，带“盈”字款白瓷花口盘1件［11］；河北省邢台市区出土2件带“盈”字款白瓷罐和敛口碗等［12］；河北省邢台市唐墓出土1件白瓷平足碗和1件白瓷盏托，2件均带“盈”字［13］；在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大明宫遗址曾发现玉璧底带“盈”字款白瓷碗等［14］；1992年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辽代耶律之墓出土1件“盈”字款白釉大碗［15］。在河北内丘邢窑遗址曾出土大量带款瓷片标本，不仅解决了各地出土“盈”字款窑口归属问题，还证实了署有“盈”字款的白瓷是邢窑的精品。所署“盈”字款与唐西安大明宫“大盈库”有关。2004年春，在河北省内丘县城礼堂窑址曾出土两件带“盈”字款玉璧碗底，且在宽玉璧上阴刻“辛”字，“辛”字可能是书写、刻划“盈”字的工匠姓氏，另有其他涵义待考。现藏个人手中。
  3．“翰林”字款
  由考古资料得知，目前发现“翰林”字款白瓷器约有10件之多。20世纪50年代在陕西省西安地区曾出土过3件底足刻“翰林”字款［16］；河北省内丘县唐墓出土4件［17］［18］，窑址出土2件。出土器形多为罐，形制相同，高度在22.5～30厘米左右。根据窑址出土的器盖来看，此类罐应有配套的器盖。另外，在内丘城礼堂窑址首次出土了1件器盖上刻有“翰林”字样的白瓷器，文字竖行排列，为刻后施釉，实属罕见。说明“翰林”罐是当时邢窑的精品，当与唐翰林院有关。尚有资料显示，在西安地区曾出土墨书“翰林”字款。据村民介绍，在十几年前曾发现刻有“翰”字的白瓷底足。
  4．“官”字款
  2003年8月在内丘县城窑址发掘中，首次出土带“官”字款碗底标本10余件，堪称此次考古发掘的重要发现。器形多为碗，仅存底部，足为圈足，完整器尚未发现。“官”字写法分行、楷两种字体，但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官”字款碗底虽均为圈足，但在足的修胎上十分讲究，有的在足外沿、有的在足内环边沿削棱一圈，显得很规整。更尤甚者，在窑址上发现带有“官”字款的白瓷碗外壁粘连大半个匣钵，这足以证实为邢窑烧造无疑。5．“记”字款
  属首次发现。于2006年3月在内丘县城申家庄村东北挖排水沟时距地表约2.5米处，出土青石质墓志一盒，大平底白瓷碗一件，残。口径22、高7.5、底径9.8厘米，敞口，圆唇深腹，外侈，斜圆腹，平足内凹，器内有三角支钉痕，底足偏上阴刻“记”字，字口纤细，字体流畅。据出土墓志得知：墓主人为唐宋州宁陵县尉李可则，本赵郡人，志主生卒年未载，下葬时间为唐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属于晚唐。此款可能为墓主人生前在窑上定烧的标记，或为馈赠之物，待考。6．“都”字款
  大陶罐呈浅橙色，通高97、口径56、底径39、最大腹径90厘米。大口，卷沿，圆唇，短颈，丰肩，鼓腹，下收，平底。肩部饰竖短线和连缀圆圈纹图案，底部阴刻“都”字款，字体流畅，在内丘县城南职教中心出土。根据造型与河南郑州唐墓出土的陶罐相雷同，时代应为唐代［19］。“都”字款究竟为工匠的姓氏款，还有其他涵义待考。
  二、“盈”字款与“大盈”款的关系
  陶瓷界专家们已认定：署“盈”字款白瓷当属邢窑专为唐大盈库特别烧制的贡品，所以“盈”与大盈库有直接关联。各州进奉的贡瓷，在陕西省西安地区发掘中所见不少，但只见在邢瓷的器物底部刻有“盈”字。事出有因，还得从“大盈”款谈起。“大盈”字款与唐大明宫大盈库齐名非同一般。据《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大盈库，内库也，以中人主之”。由文献记载可知，大盈库与“左藏库”关系密切，有“左藏大盈库”之称。大盈库是左藏库中的一个独立库，归入皇家私库。左藏库即国库，隶属于太府寺。它的上级机关是户部，长官有太府卿一人，从三品［20］。它是与皇家关系极为密切的官府名称。在瓷器上出现，前有先例，如：1997年在湖南湘阴岳州窑遗址出土一件青瓷碗上戳印“太官”字款，这件碗上的“太官”字款，无疑是指太官署。说明官府机构的名称在隋代就已出现在瓷器上了［21。所以邢窑将皇帝御库大盈库名字刻在瓷器上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唐代，常贡是全国各州“随乡土特产”的法定贡赋，邢州土特产，瓷器为上。开元二十七年《大唐六典》卷三记载：“河北道贡……邢州瓷器”。说明邢瓷最晚在开元年间就作为贡品入宫，既包括有款的，也包括无款的瓷器。虽在文献记载中未提及“盈”字，但在西安地区出土不少带款的瓷器，足以证实，它是贡瓷的一种。在西安地区发掘出土的邢窑、定窑、越窑、黄堡窑、巩县窑、长沙窑等各地名窑的贡品，唯邢窑出现“大盈”、“盈”字款。笔者推理，邢窑出现的“大盈”、“盈”字款应与以下几点有关：
  （1）唐开元时期，制瓷业鼎盛，邢窑名震四方，烧制白瓷质量较其他窑胜过一筹，所以皇室派人指令或定制专由邢窑烧造与大盈库同名的瓷器，既能代表皇家御器，又能达到“大唐盈裕”寓意，所以“大盈”款就作为贡品出现了。
  （2）据《顺德府志》（清乾隆十五年版）卷之七，职官上记“开元玄宗自择刺史，升期以卫尉少卿治邢州”。《旧唐书》亦有记载，唐开元年间（公元728～734年）时任邢州最高行政长官李升期，在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以卫尉少卿出任邢州刺史时，唐玄宗曾设宴为其饯行，并为其作座右铭诗以激励之［221。这次共派出11位刺史，全由皇帝从中央机构官职中选定，分派各州。李刺史来自宫廷，了解皇室，就任后，经皇室准许令邢州内丘窑场在烧制贡瓷时，署上“大盈”字款，寓意：“大盈库，年年盈余”。自此“大盈”款瓷器就作为贡品，应运而生。
  （3）据考证：李唐王朝的祖陵位于今邢台市隆尧县城南6公里的魏庄镇王尹村北。为唐高祖李渊第四代祖宣皇帝李熙的“建初陵”和三代祖光皇帝李天赐的“启运陵”。现存有华表、石翼马、石鞍马、石狮、武侍、文臣等。那么李唐故乡一定在当时的象城。唐祖陵建成不久，于唐总章年间（公元668～670年）在陵东500米（今赵孟村）修建光业寺［23］。又据《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记有：“维王桑梓、本际城池。”今译即谓“我大唐帝王的故乡，是本地县城（象城县）”。故李唐皇帝对于来自故乡的特产作为贡品，深感好奇和自豪，由于眷恋故土，视为珍品，令其烧制带“大盈”或“盈”字款。窑场得到恩准，故烧之。
  （4）据文献记载得知：经过“安史之乱”，大盈库已被洗劫一空，并遭火焚之灾，其后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即位，至德二年才回到长安，肃宗在位只有七年，假设肃宗要重建大盈库，也当在至德之后的乾元（公元758～759年）或上元（公元760～761年间）［24］。也许大盈库重建后，邢窑按皇室的指令取“补亏为盈”之意，批量生产带款的细白瓷，以充实大盈库来满足宫廷的需要。从此，“盈”字款的器物就多了起来。如果上述推理成立的话，那么应先有“大盈”，后有“盈”字款。因为“大盈”、“盈”字都能代表邢窑为皇家大盈库专门烧制的贡品。一与“百宝大盈库”同名，二寓意大盈库，盈余，取之不尽。又含吉祥之意，一语双关。
  三、“大盈”、“盈”、“翰林”字款的出土地点、
  年代及相关问题
  根据文物普查和配合基建工程抢救性清理和发掘，初步认定邢窑能烧制“盈”字款白瓷窑场约有5处，即西关北窑址、礼堂窑址、交通局及外贸窑址、老县衙窑址及中丰洞窑址，大部分集中在内丘老城区一带，烧制器类较多，可分为碗、执壶、罐、盘、盏托、盒、枕、研磨器等，以碗居多。按足分为平底足、玉璧底足、圈底足等。由此可知，带有“盈”字款的白瓷在当时已批量生产。根据遗址、墓葬出土带款的器物分析，在唐代烧制“盈”字款时间在中、晚唐时期，历时长达200年之久，“翰林”和“大盈”款白瓷出土地点应在老城区窑址。“翰林”款一般以罐多见，有大小之分，“大盈”字款一般为碗，但量很少。
  笔者根据本地区出土署有款识的白瓷器和朋友收藏的邢瓷中对照分析，可得出如下小结：出土器物多有瑕疵，完美器少见。如1987年河北内丘集上赛墓出土的“翰林”罐；河北省邢台市区唐墓出土和内丘近期出土的带款瓷器，或多或少都有小缺陷。这说明各窑场在烧制过程中，虽为一器一匣，也难免会出现一些烧制变形、烧裂、釉粘连、器表有窑粘痕和釉色烧飞、变色等器物。这种现象的出现，更充分证实上述观点。总之，邢窑白瓷成品率是相当高的。这是由窑址出土的匣钵多，细白瓷少这种现象来决定的。向皇宫进奉的贡品，那一定务必乃器臻完美之作，故窑工们对出炉后白瓷要精挑细选。稍疵品作为商品，供各阶层统治者和有钱的富裕人家使用；再疵品当场毁掉，避免流入市场，影响窑场声誉。
  在白釉瓷底部署有“盈”、“翰林”、“大盈”字款，是在施釉前，待胎体未干时，用尖状工具刻划在器皿的底部。虽仅片纸只字，却有多种写法，绝非出自一人之手，字体各有千秋，或圆腴劲秀，或古拙稚朴，或正楷深刻，或行草浅划，融刚柔为一体，既体现唐代书法艺术韵味，又具有一种“治印”的“金石味”，更增添“内丘白瓷瓯”之神韵。
  在陕西省西安市唐大明宫遗址出土一件署“盈”和“翰林”双款白瓷器；在河北内丘唐墓中同时出土两件署“翰林”和“盈”字款白瓷器；在窑址发掘同一个地层里也出土有“盈”和“翰林”字款。以上情况，说明署“翰林”和“盈”字款的烧造年代不会相差很远。由于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在西安地区出土一件带有“翰林”字款白釉罐，定为盛唐之物［25］。由文献得知，在唐玄宗时就有“大盈”库之名，所以大盈库的设置时间不会早于唐玄宗时期。因此，“盈”和“翰林”字款当在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就出现了。“大盈”款烧造时间应早于其他两款，但不会早于唐开元时期。
  四、邢窑“官”字款的价值
  由考古资料得知，烧制带有“官”字款窑口主要有河北曲阳定窑、陕西耀州窑、内蒙古赤峰缸瓦窑、浙江越窑等。出土器物有碗、盘、杯、注子、瓶、洗、罐、碟、壶、托子计有200余件（包括残器）。以白瓷数量较多，时代跨度很大，有唐代晚期、五代、宋代早期、辽代等器物出土，范围在浙江、湖南、河南、陕西、河北、辽宁、内蒙等遍布全国8个省区，还在遥远的古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也曾出土26］。考古工作者根据窑址调查、考古发掘，并对照分析，证实烧制白瓷带“官”字款的窑口只有定窑和缸瓦窑。河北内丘邢窑“官”字款的出现，给陶瓷界研究新增一处重要窑口。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1）邢窑白瓷“官”字款的出现填补了陶瓷史研究的一项空白。首先改变陶瓷界长期对邢窑无“官”字款的认识，其次为国内外遗址、墓葬出土“官”字款产地归宿问题可提供一个重要的线索。
  （2）邢窑“官”字款的出土，不仅大大地丰富了邢窑遗址的文化内涵，而且对大遗址保护和开发提供科学的依据。
  署有“官”字款白瓷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出现了，几十年来，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充实和此类款识不断增多，引起陶瓷界的极大关注，展开了所谓产地问题的讨论。专家、学者各持己见，有的认为是曲阳定窑，有的认为是赤峰缸瓦窑，也有的认为是湖南长沙窑，也有部分专家认为也有其他窑口烧制的。关于1985年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安定坊遗址和1978年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的“官”字款白瓷器的产地问题，目前尚未统一说法。根据其出土器物的造型、釉色、胎质，也具有邢窑的典型特征。近年来，在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大明宫丹凤门遗址和西安唐大明宫太液池皇家园林遗址［27］分别出土了数件带“官”字款白瓷碗和“盈”字款白瓷碗，说明带“官”字款白瓷器，在唐代就已出现，且已被皇家官府征用，成为达官贵人的生活用品。笔者认为，以上出土的署有“官”字款白瓷器物，不能排除与邢窑烧造的可能性。当然，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更多的白瓷窑址的发现。
  综上所述，邢窑作为领先白瓷领域的佼佼者，在烧制贡瓷中，所选用的款识，多与唐代宫廷设置的某些机构有关，且多以刻划形式出现在器皿的底部，这在其他窑址是罕见的。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邢窑它不但烧制带款的贡瓷，供皇室使用，还生产不带款的细白瓷作为商品销售海内外，达到“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邢窑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关于白瓷“官”款的烧造年代究竟是邢窑先烧还是定窑先烧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以上款识的出土，为研究邢窑的生产性质及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可提供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1］[16］冯先铭：《谈邢窑有关诸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4期。 ［2］姚卫国：《邢窑款识谈》，《中国文化报》，2001年7月12日。 ［3］王长启：《唐代白瓷器在西安的发现》，《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7月第1版。 ［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文物》1988年4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1期。 [6］翟春玲、王长启：《青龙寺遗址出土“盈”字款珍贵白瓷器》，《考古与文物》1997年6期。 ［7］尚民杰、程林泉：《西安南郊新发现的唐长安新昌坊“盈”字款瓷及相关问题》，《文物》2003年12期。 ［8］周丽丽：《唐代邢窑和上海博物馆藏邢瓷珍品》，《上海博物馆集刊》1982年2期。 ［9］王长启：《西安市出土“翰林”、“盈”字款邢窑白瓷罐》，《文物》2002年4期。 ［10］《“盈”字款邢窑白瓷枕》，《中国文物报》2003年3月12日，另见《收藏鉴赏周刊》。 ［11］［17］贾成惠：《河北内丘出土“盈”、“翰林”字款白瓷器》待刊。 ［12］李军：《邢台文博》2004年总第65期。 ［13］李恩玮：《邢台市邢钢东生活区唐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5年2期。 ［14］冯先铭：《谈邢窑有关诸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4期。 ［15］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期。 ［18］贾永禄：《河北内丘出土“翰林”款白瓷》，《考古》1991年5期。 ［19］郑州市文物工作队：《郑州地区发现的几座唐墓》，《文物》1995年5期。 ［20］孔令纪、曲万法等：《中国历代官制》，齐鲁书社，1993年。 ［21］权奎山：《唐宋瓷器“官”和“新官”》，《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22］赵福寿：《邢台通史》下卷第十四章。 ［23］李兰珂：《隆尧唐陵、（光业寺碑）与李唐祖籍》，《文物》1988年4期。 ［24］尚民杰、程林泉：《唐大盈库与琼林库》，《考古与文物》2004年6期。 ［25］李知宴：《内丘邢窑的重大发现》，《河北陶瓷》1987年4期。 ［26］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12期。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文化财研究所奈良文化财研究联合考古队：《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发掘报告》，《考古》2003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