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20世纪50年代至本世纪初，刻有“盈”字款的白瓷器物在唐代遗址和墓葬中时有出土。“盈”字款白瓷的发现，为研究唐代贡瓷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故引起了考古文物界和古陶瓷界的广泛关注。现就“盈”字款白瓷的出土、“盈”字款白瓷的产地、“盈”字含义和“盈”字款白瓷的入贡时间等尚存争议的问题，试作如下分析研究。
  一、关于“盈”字款白瓷的出土
  根据“盈”字款白瓷出土的时间，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50至70年代邢窑遗址发现之前；二是20世纪30至90年代邢窑遗址发现之后；三是21世纪初。
  20世纪50至70年代出土的数量不多，见于报道者只有1957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1件“盈”字款白瓷碗残片［1］和1975年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出土的1件“盈”字款白瓷执壶［2］，此外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1件“盈”字款白瓷盒［3］。
  20世纪80至90年代出土的数量渐多，见于报道者有1980年西安唐大明宫麟德殿遗址出土的1件“盈”字款白瓷碗［4］；1984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1件“盈”字款白瓷碗［5］；1985年西安唐西明寺遗址出土的1件“盈”字款白瓷碗［6］；1992年西安唐青龙寺遗址出土的1件“盈”字款白瓷碗和1件白瓷执壶［7］；1994年内蒙古赤峰市早期辽墓出土的1件“盈”字款白瓷实足大碗［8］；1997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1件“翰林”、“盈”字双款白瓷罐［9］。尚未报道者有1990年河北宁晋县北河庄唐墓出土的件“盈”字款白瓷碗和1件“盈”字款白瓷罐，1991年河北隆尧旧城镇唐墓出土的1件“盈”字款白瓷罐。
  21世纪初出土数量大增，见于报道者有2002年西安唐新昌坊遗址出土的5件“盈”字款白瓷执壶和4件白瓷盘［10］，2003年邢台市邢钢东生活区唐墓出土的1件“盈”字款白瓷碗和1件白瓷盏托［11］。尚未报道者有2000年河北内丘北大丰唐墓出土的1件“盈”字款白瓷罐和2001年出土的2件“盈”字款白瓷罐与1件白瓷圈足碗。
  以上所列出土的这些“盈”字款白瓷，从器物品种说，主要是碗、罐、盘、执壶，此外也有盒和盏托（图一）。从器物造型特点看，具有中唐后期至晚唐的时代风格，如碗多为唇沿、浅腹、璧足底，或圆沿、浅腹、圈足底，或圆沿、浅腹、实足大平底；执壶多为撇口、颈流较长、丰肩、下腹修长、圈足底，或是撇口、颈流较长、丰肩、下腹修长、实足底。
  从上可知，“盈”字款白瓷出土的主要地点有两个：一是邢台地区，一是西安市区。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笔者认为，此应与这种白瓷的来向和去向有关。
  第一，“盈”字款白瓷的来向是唐时的邢州，它是邢州官府让邢窑烧造的贡瓷。按当时对贡瓷的要求很严，进贡前要经过层层筛选，筛选下来不能进贡的器物便流落在民间，由于邢州有死者生前所爱之物死后随葬的习俗，故流落在民间的这些贡瓷又被埋入了墓中。这种贡瓷所以在邢台地区的唐墓中常见出土，原因就在于此。
  第二，“盈”字款白瓷的去向是进贡唐朝宫廷，宫廷所在地是都城长安。按“盈”字款白瓷是一种特殊的贡品，凡刻“盈”字的贡瓷人贡后在宫中不能通用，而是专供皇帝宴私或赏赐之用［12］。如今这种贡瓷所以在西安皇帝住所大明宫、僧侣住所西明寺和青龙寺以及官僚住所新昌坊等遗址中多见出土，原因也在于此。
  第三，截至目前为止，“盈”字款白瓷在邢台地区和西安市区以外出土很少，见于报道者只有两件，一件是河北易县出土的“盈”字款白瓷执壶，一件是内蒙古赤峰出土的“盈”字款白瓷大碗。既然“盈”字款白瓷的来向是邢台，去向是西安，为什么又在河北中部和内蒙古东部出现？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此应与这种贡瓷从邢州和长安向外流散有关。
  二、关于“盈”字款白瓷的产地
  1957年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盈”字款白瓷片后，首先引起争议的是其产地在何处，当时曾出现过两种有影响的意见：第一种认为这种白瓷可能是巩县窑的产品［13］，理由是唐文献中有“河南府”（洛阳）进贡白瓷的记载，而在已发现的唐时属于“河南府”的巩县窑窑址中已发现了白瓷；第二种认为可能是河北定窑的产品［14］，理由是在已发现的晚唐定窑遗址中也发现了白瓷，再加上定窑在五代、北宋之时又有刻款的习惯。
  1957年冯先铭先生曾去西安考察，对这两种意见不大同意。他认为唐文献中虽有河南府贡瓷的记载，但巩县窑白瓷的胎釉发土黄，与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的胎釉洁白不合，因此这种白瓷不像是巩县窑产品。至于定窑晚唐白瓷的胎釉倒是洁白的，与大明宫出土的白瓷很接近，但唐文献中并没有定瓷进贡的记载，因此也不可能是定窑产品。冯先生认为唯一有可能的是邢窑，理由是根据文献记载邢窑白瓷进贡，且其色类雪，此与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完全相合。但由于当时邢窑窑址尚未发现；因此感到“苦无窑证”［15］。
  临城唐代邢窑遗址发现后，1980年12月13日，冯先铭、欧志培两位先生在河北师大杨文山先生等的陪同下，对临城的岗头、祁村、西双井窑址进行了考察。考察中，冯先铭先生一再提醒杨文山先生在窑址中留心“盈”字款标本。其后在1981年4月15～17日的“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期间，冯先铭先生又提到了“盈”字款问题［16］。
  根据冯先铭先生的提醒，杨文山先生与临城县参加窑址调查的调查者虽然在临城窑址中找到了一些“王”、“弘”字款的标本，但“盈”字款标本始终未见。直到1984～1985年，内丘县文物组在内丘境内进行普查时，才在城关窑址发现了大量的“盈”字款白瓷片”［17］（图二），从而使冯先铭先生认为大明宫“盈”字款白瓷产地可能是邢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
  按内丘邢窑遗址发现“盈”字款标本，有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最早是1984年贾永禄先生在外贸局院内土坑中发现了1片；其后是1985年在原县委礼堂一带窑址中发现了10多片；到2003年，又在原县委礼堂一带窑址中发现了20多片。
  内丘邢窑遗址“盈”字款器物标本的大量出土，按理说“盈”字款贡瓷的产地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比如有些研究者因受定窑产地说的影响太深，所以对邢窑出土大量“盈”字款标本的事实不加理睬，在事过10年之后，仍然坚持其产地是定窑的看法；如1996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报道赤峰墓葬出土的“盈”字款白瓷大碗时，明确认定其产地是“定窑”［18］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关于“盈”字的含义
  在“盈”字款白瓷的产地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开始将“盈”字的含义转为主要话题。关于“盈”字含义的解释，研究者的分歧很大，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认为“盈”字形近“盌”字，“盌”即“碗”，因此碗刻“盈”字是“以字标物”。这种解释最早是1957年大明宫出土“盈”字款白瓷碗残片以后，由西安文物考古工作者提出的。1984年河北省邢窑研究组成员毕南海先生访问西安，在谈到“盈”字款的含义时，西安有些文博人员仍然坚持这种意见［19］。
  第二种认为“盈”字可能是内丘窑址某一窑主的“字号”。这种解释最早是由河北省邢窑研究组的某些成员提出的。认为“盈”字作为“字号”，可能是“姓氏”用字，或“名”中用字，也可能是“吉祥”字，根据是临城窑址中发现了多种类似“字号”的字款，比如“王”、“楚”、“季”、“弘”等。这种解释出现后，曾受到内丘文物工作者的批驳［20］。
  第三种认为“盈”字款是内丘邢窑“专为宫廷烧造贡瓷”的一种标志。这种解释最早是由内丘县某些文物工作者提出的。由于当时临城窑址发现了姓氏款标本，而内丘窑址中尚未发现，故他们认为“临城窑是民窑，不烧贡品，不受官府控制，所以窑主可以刻上姓氏作为商标”；而内丘窑因“专为宫廷”烧造贡瓷，“受官府控制”，不能刻姓氏。正是因为如此，故在内丘窑址中只发现了作为“贡品”标志的“盈”字款，而“没有发现姓氏刻铭”［21］。
  第四种认为“盈”字是唐宫内“百宝大盈库”的一种标记。这种解释最早是上海博物馆陆明华先生提出的。他认为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唐中期或者中晚期内府设有皇帝私库，名为“大盈库”或“百宝大盈库”，进贡白瓷上刻的“盈”字，应是“以百宝大盈库之‘盈’，字作为标记、专供天子享用的定烧器”［22］。
  以上四种解释各有各的道理，但以哪种为是，笔者愿作如下认识：
  第一种认为“盈”即“盌”的解释是绝对不能成立的。理由是“盈”、“盌”二字虽然形似，但“盈”绝对不是“盌”，含义更不是“以字标物”。如果说“盌”上刻“盈”字是“盌”即碗，那么刻在执壶、盒、罐的“盈”字又该如何解释？我想是无法回答的。
  第二种将“盈”字解释为“字号”是一种推论，是根据临城窑址发现多种类似“字号”字款标本后的推论。按这种推论，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有可能”，但拿不出令人信服的实据来，因此这种带有推论性质的解释缺乏说服力。
  第三种以“盈”字为贡瓷“标志”的解释太笼统，以内丘窑址只有作为贡品“标志”的“盈”字而无“姓氏刻铭”的说法太冒险。理由是一旦内丘发现了“姓氏刻铭”怎么办？果然，后来内丘出土了“和”字埙［23］，无疑使这种解释不攻自破。
  第四种将“盈”字解释为“大盈库”标记，从文献记载上是有根据的，因此比较具有说服力，故研究者多从其说。2001年邢台市清风楼东侧南长街施工时，在土坑中出生了一批“大盈”款白瓷残片，无疑为“盈”字为“大盈库”标记的解释提供了有力的物证，从而使这个长期争议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四、关于“盈”字款白瓷的入贡时间
  关于“盈”字款白瓷的入贡时间，研究者在论述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过大都说得十分笼统。比如吕成龙先生在《“翰林”、“盈”字款白瓷研究》一文中说入贡的时间“在开元以后”［24］；陆明华先生在《邢窑“盈”字与定窑“易定”考》一文中说入贡的时间“在开元、天宝或此后不久”［25］。
  笔者认为：邢窑白瓷的进贡时间应当明确两个，即首先应当明确邢窑白瓷的始贡时间，然后再进一步明确邢窑白瓷中“盈”字款白瓷的入贡时间。
  关于邢窑白瓷的始贡时间，笔者认为可以大体定在盛唐时期，但必须指出：它不在盛唐前期的开元年间，而应在盛唐后期的天宝年间。关于这方面，杨文山先生在《关于邢窑的文献记载问题》［26］一文中有十分清楚的考述。如他肯定《唐六典》所记“河北道……厥贡：罗、绫、平?、丝布、丝纳、凤翮、……邢州瓷器”［27］中的“邢州瓷器”，不是开元十年至二十年《唐六典》成书时的原文，而是从开元三十七年后至天宝二十七年前李吉甫等人的陆续“加注”。杨文山先生认为“邢州瓷器”的“加注”时间，不是开元年间而是天宝年间，因此他认定“邢州瓷器”的始贡时间不是“开元”，而是“天宝”。理由有两个：一是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明记“开元贡：文石狮子、丝、布”［28，不贡瓷器；二是《新唐书》中明记“邢州钜鹿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丝布、磁器、刀、文石”［29］。
  关于“盈”字款白瓷的入贡时间，笔者认为应当首先指出它不在邢窑白瓷的始贡之时，而应在其之后。至于后到何时，笔者认为既不在盛唐后期，也不在中唐前期，而应在中唐后期至晚唐，大体说就是中唐与晚唐之际。理由如下：
  第一，从碗器足底的时代风格说，初唐多实足，盛唐实足、璧足兼有，中唐与晚唐之际以璧足、圈足为主，但也兼有实足。按出土的“盈”字款碗器和窑址标本以璧足、圈足最多，但也有实足，此与中晚唐邢瓷碗足的时代风格正相吻合。
  第二，从执壶的造型特征说，初唐多短颈短流垂腹实足平底；盛唐多短颈短流鼓腹实足平底；中唐与晚唐之际的颈部、流部和腹部逐渐增长，底部除实足平底外又出现了类似圈足的凹底。而出土的“盈”字款执壶和窑址标本以颈长流长腹部修长居多，也有类似圈足的凹底，此与中唐和晚唐邢瓷执壶的器体造型特征也正吻合。
  第三，从与器物共存的文字资料说，其入贡时间应在中唐与晚唐之际。如西安青龙寺出土的“盈”字款白瓷执壶，底部除“盈”字外，还有“大中十三年”墨书（图三）。按“大中”（公元847～860年）为宣宗年号，时间介于中唐至晚唐之间，故明朝学者分期时尝以“大中”为中唐、晚唐的分界线［30］。依此可知；青龙寺出土的这件“盈”字款白瓷执壶的存世时间，正处在中唐至晚唐之际。
  第四，从与器物同出的墓志铭资料说，入贡时间也应在中唐与晚唐之际。如从出土“盈”字款白瓷执壶的易县北韩村唐墓中的墓志铭所记得知，墓主孙少矩生于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疾终于懿宗咸通五年（864年）。按宣宗“大中”介于宪宗“元和”与懿宗“咸通”之间，如果以“大中”为中唐、晚唐的分界线，可知易县唐墓出土的这件“盈”字款白瓷执壶的存世时间，也正处于中唐至晚唐之际。
  五、对有关“盈”字款两个疑难问题的探讨
  通过众多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有关“盈”字款白瓷的产地、“盈”字的含义及其人贡时间等有争议的问题已基本得到了解决，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探讨。
  第一，根据文献记载，唐朝进贡瓷器的窑口除邢窑外，还有越窑、耀州窑和巩县窑。如果说“盈”字是“大盈库”的标记，那么为什么在大明宫遗址同出的诸多贡瓷中，只发现邢窑贡瓷上刻“盈”字，而没有发现在越窑、耀州窑、巩县窑贡瓷上刻“盈”字。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能与唐朝皇帝对邢窑贡瓷情有独钟有关。按李唐王朝的祖籍在今邢台市隆尧县的汪尹村，村北有唐高祖李渊三代祖光皇帝李天赐的启运陵和四代祖宣皇帝李熙的建初陵［31］。今陵墓封土虽已平没，但神道的华表、翁仲、石马、石狮子等尚存，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的《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犹在。
  按《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记有“维王桑梓……”，可证李唐子孙对祖籍的眷恋。唐时邢窑白瓷驰名天下，进贡宫廷，李唐皇帝对于故乡这一特产必然情有独钟。正因如此，李唐皇帝才对邢窑的贡瓷特殊看待，要求刻一“盈”字入存大盈库，专供皇帝宴私和赏赐之用，所以在大盈库贡瓷中只有邢窑贡瓷刻“盈”字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如前所述，2001年邢台市老城清风楼东侧南长街施工时发现了一批“大盈”款白瓷片，由于出土后流散于民间，因此出土数量不得确知。不过据临城县文管所张志忠先生获悉，目前已知至少有8片，其中除临城县文管所收藏2片外，其余均落于私人手中。
  “大盈”款白瓷片的出土对“盈”字含义的研究十分重要，故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但出土地点不是内丘窑址，也不是唐代墓葬，而是了邢台市老城内的清风楼附近，这种现象确实使人费解。为了弄清这个疑问，无疑也有探讨的必要。
  笔者认为：“大盈”款白瓷残片的出土地点所以在老城的清风楼附近，应与唐代负责邢瓷进贡的邢州官府对贡品的审查有关。按邢窑白瓷作为“邢州土贡”要求是十分严格的，首先是邢州官府必须根据宫廷的要求，指定制瓷水平最高的窑主专烧，烧成后先由窑主筛选，然后送交内丘县官府，经县府筛选后再送交邢州官府，最后再由州府审定奉贡入朝。按照常规，地方在贡物之上是不能随便刻字的，邢州贡瓷上所以刻上一个“盈”字，无疑是邢州官府奉行了上方的指示。按在唐代遗址和唐墓中发现的所有“盈”字贡瓷上都是刻一“盈”字，而没有发现刻有“大盈”的器物，可知工匠们将“盈”字刻成“大盈”违背了上方的指示，对此邢州官府处理的最好办法无疑就是销毁。
  根据杨文山先生的研究，唐代邢州治城是“襄国县城”，位置包括今邢台市明清老城的南部和中部。唐时的城池为方城，明代所建清风楼的位置是唐城中心，其南有丁字形街，其北为邢州官署。“大盈”款瓷器残片之所以在今清风楼东侧附近的南长街发现，与当时邢州官署将“大盈”款瓷器销毁后的残片弃于官署附近正相吻合。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业师杨文山先生的具体指导，幸得张志忠先生珍藏“大盈”款标本照片见刊，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冯九铭：《近十年陶瓷考古主要收获与展望》，《中华文物学会》（台湾）1991年刊。 ［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文物》1988年4期。 ［3］周丽丽：《唐代邢窑和上海博物馆藏邢瓷珍品》，《上海博物馆集刊》1982年总2期。 ［4][5］[19］毕南海：《西北华东隋唐白瓷考察纪要》，《河北陶瓷》1988年3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7］翟春玲、王长启：《青龙寺遗址出土“盈”字款珍贵白瓷器》，《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6期。 ［8］[18］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 ［9］王长启：《西安市出土“翰林”、“盈”字款邢窑白瓷罐》，《文物》2002年第4期。 ［10］尚民杰、程林泉：《西安南郊新发现的唐长安新昌坊“盈”字款瓷器及相关问题》，《文物》2003年第12期。 ［11］李恩玮：《邢台市邢钢东生活区唐墓发掘报告》，《文物春秋》2005年2期。 ［12］尚民杰、程林泉：《唐大盈库与琼林库》，《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6期。 ［13][15］[16］冯先铭在1981年4月15～17日“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期间的谈话记录。 ［14］叶喆民：《近三十年来邢定二窑研究记略》，《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17］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省内丘县邢窑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9期。 ［20］[21］贾永禄等：《谈邢窑》，《河北陶瓷》1991年第2期。 ［22］[25］陆明华：《邢窑“盈”字与定窑“易定”考》，《上海博物馆集刊》总4期。 ［23］贾永禄：《内丘发现唐代二音瓷埙》，《文物春秋》1997年第3期。 ［24］吕成龙：《“翰林”、“盈”字款白瓷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5期。 ［26］杨文山：《关于邢窑的文献记载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年第2期。 ［27］《大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日本池学园事业部影印本，第56～57页。 ［28］（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五《河东道四·邢州》，中华书局标点本，上册，第426页。 ［29］《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三》，中华书局标点本，第四册，第1013～1014页。 ［30］（明）沈骐《诗体明辨序》将唐分为四期：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先天元年为初唐；玄宗开元元年至代宗永泰元年为盛唐；代宗大历元年至文宗太和九年为中唐；文宗开成元年至昭宗天佑三年为晚唐。按此分期并非无异议，故后世有将“文宗开成与武宗会昌划入中唐，而以宣宗大中元年作为晚唐开始者”。 ［31］李兰珂：《隆尧唐陵、＜光业寺碑＞与李唐祖籍》，《文物》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