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西安是唐代京城，曾出土丰富多彩的唐代白瓷器。它们是重要的历史记录，是不衰的科技之花，闪耀着辉煌的艺术光芒。
  唐代烧制瓷器有“南青北白”的格局，“北白”指在北方地区以烧白瓷为主。白瓷是在青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标志着在中国烧制瓷器的科学技术史上的一次飞跃。例如西安西郊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的白瓷器［1］，西安东郊郭家滩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姬威墓出土的白瓷罐［2］。这些白瓷器造型规整，制作精致，艺术性强，胎釉洁净纯白，烧制技术成熟。1990年西安市西郊热电厂基建发现的隋唐墓出土大批瓷器。其中有不少初唐时期的瓷器，典型的有白釉瓷扁壶，口径5.2厘米×6.8厘米，底径6.2厘米×12.8厘米，器腹宽21.2、厚11、高26厘米，椭圆形小敞口，细颈略长，扁腹微鼓，两肩侧各有鸡心型小纽，其中一纽已残，高椭圆形圈足，两宽腹面有对称的浅浮雕垂莲纹，通体施白釉，有细冰裂纹，胎土白色、坚硬。白瓷杯，8件，造型相同，敞口深腹，斜腹壁，饼形足，通体施白釉，胎白中闪灰，有白色化妆土，依大小分二型，大杯口径12、高9.5厘米，小杯口径8.4、高8.4厘米，出土于有明确纪年的初唐墓葬。从造型、胎釉看，与隋代白瓷器相似，又与以后的唐代白瓷相近，显然是向唐过渡时期的白瓷器。
  在西安地区除了唐墓，在大明宫遗址、唐代西市遗址、唐代佛教寺院遗址（如西明寺、荐福寺、青龙寺、实际寺、空观寺等）以及达官贵族居住的遗址，特别是在南大街、北大街与西大街等拓宽基建过程中也发现了白瓷器及残片。从出土的器物与各地瓷窑发掘资料对照看，有河南白瓷、陕西黄堡白瓷以及河北邢窑、定窑等。从白瓷器看其特征、窑口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从考古资料得知，黄堡窑的白瓷器品种主要有碗、盘、缸、盂、执壶、灯、瓶等日常生活餐具、用具、玩具，多达三十余种。白釉瓷器在当时黄堡窑的烧造数量仅次于墨釉器，从其造型、胎、釉的特征看，证实西安市出土的部分白釉器为黄堡窑烧造。胎土以黄灰色为主，质粗疏有气孔；其次为青灰色，质坚密；还有白胎的，质较细腻，均施化妆土。釉色白中泛黄，有乳浊感，光亮度不强。其白胎质细的瓷器，釉面光洁，但是数量较少，品种单一，以碗盘类居多。胎厚底大，有饼形足或璧形足。中晚唐以后器类渐多，造型丰富。到唐末又有变化，以碗为例，有的呈敞口浅弧形壁，胎壁厚重，饼形足或璧形足；有的为圆唇口，有深浅腹不同等。晚期器壁薄，腹较深，变瘦，底足变为圈足，明显比以前的小巧，从这个变化可以看出白瓷器烧造质量的不断提高。从西安市区出土的黄堡窑白瓷器与黄堡窑唐代窑址发掘资料看，此产品品种很多，现选几种出土常见的典型器作一介绍。
  碗多为敞口圆唇，浅斜腹，胎厚大，宽璧形足，内底留有三支烧痕。有的在内腹上有三条等距离的竖条凸线。还有敞口，翻卷凸唇，微弧斜腹，璧形足，做工较细，胎较薄；敞口，斜深腹壁，璧形足，碗体较大；葵瓣形敞口，深弧形腹，璧形足等。盘类较常见为口沿外敞，有的带唇，斜腹，有的为葵瓣形，均为大底。执壶，喇叭形口，细颈，丰肩，腹微鼓下收，假圈足，肩上有短注形流，相应的一侧有一弧形把手，上接口沿下，下接肩部。罐，直口，短颈，鼓腹，瓜棱形，圈足。还有各种动物玩具。
  河南省巩县窑，窑址位于县城南部的小黄冶、白冶乡和铁匠炉村等地，以烧白瓷为主，兼烧三彩器。创烧于唐初，盛唐时生产兴旺，中唐后开始衰落，主要器形有碗、盘、壶、缸、枕等。日常生活的饮食器中碗类很多，有11种类型。如敞口，浅斜腹、玉璧形足碗，胎厚重，内有三支烧痕。敞口，翻卷唇，浅斜腹，玉璧形足碗。撇口，圆唇，浅斜腹，口沿为花瓣状，内壁起四条凸竖棱，玉璧形足碗，此外还有窄圆足底碗。盘分两种。一种为直口，浅斜腹，底平；另一种口沿为四瓣花口，内壁对应有四棱，圈足底。执壶，敞口，缩颈，上腹鼓，下收，圈足，肩有短流，对应处有鋬。巩县白瓷胎分浅灰与土白两种，土白色的较少，颗粒一般较粗，多有灰黑色小点杂质，胎表施白色化妆土，釉较厚，细润，有玻璃光，开片少，细密。巩县窑是河南诸窑中最有成就的瓷窑，此外还有密县西关窑（又称密县窑）、登封曲河窑（又称登封窑）、鹤壁集窑、郏县窑、辉县窑，都曾烧过白瓷，在造型上又有很多相似处，故有人统称其为河南窑白瓷。在西安东郊韩森寨地区唐墓中曾出土内施白釉外施墨釉的碗，大小各异而造型相同。敞口，下腹弧形折，坦底，圈足，是一种釉较有特色的碗。河南窑场所烧白瓷器曾作为朝廷贡瓷，《大唐六典》卷三：“河南道……厥贡?、絁、文绫，丝葛，水葱、蓖心席，瓷石之器”。在《元和郡县图志》卷五记载河南道给长安的贡品中有白瓷器等。
  长安在当时、特别是盛唐时期非常繁华，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使用瓷器。由于河南诸窑距长安较近，交通运输方便，加之开元年间巩县窑向宫廷进过贡品，因而在长安所使用的瓷器中，巩县等窑白瓷器也较为普遍，特别是为中下阶层所使用。以黄堡和巩县两县瓷器对照看，胎质相似，均属厚胎器，釉色白中闪乳黄。经考察，两窑遗址中用筒形匣钵及支垫所生产的碗盘很多器形相近，很明显互相有一定的联系。从文献与考古资料看，巩县窑在初唐已烧白瓷，在开元时为宫廷烧贡瓷，并有自己的特点。而黄堡窑白瓷器在盛唐时期才创烧，要达到巩县窑白瓷的水平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显然黄堡窑学习了巩县窑的烧制技术，因此两窑瓷器在某些方面相似，但又有各自的特征。黄堡窑的白釉执壶，喇叭口，流短较直，丰肩下收，造型挺拔利落。晚唐的碗撇口，深斜腹，玉璧足较多。另外小件器多，小葫芦瓶、小梁罐、小净瓶等最具特色。由此看来，黄堡窑与巩县窑及其相近的窑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生产大量的白瓷器既有唐代白瓷器的共性，也有自己的个性。
  当年长安京城皇家贵族云集，遗留下来的高档瓷器也较丰富，现在收藏的白瓷器就是这一段历史的记录。例如邢窑白釉四系罐（2gcc2），初唐，高30、最大腹径23厘米，西安市东郊纺织城枣园苏村初唐墓出土。直口，矮颈，鼓腹，收胫，假圈足外撇，肩有四系。施白釉，釉不到底，积釉处闪青微黄，白胎，坚硬。白釉螭柄注子（3gcc101），高11、口径2.5、足径2.5、最大腹径5厘米，西安地区征集。敞口，短颈，广肩，鼓腹，腹下部斜收，小平底。肩部一侧有一短流，流座有一周凸棱。另一侧是一螭兽执柄，螭口大张衔住壶口，弯腰垂腿，两足开立蹬在壶肩之上，大尾。白瓷注子（8b525），高37、腹径27厘米，1984年西安市东郊田王乡出土。小口，唇外卷，矮颈，丰肩，鼓腹，下收，平底。肩上有一短小流，施白釉，微闪青。此器体形高大，造型丰满，烧造规整，釉面光润，晶莹肥厚，胎质细腻，白润，坚硬。与白瓷注子同时出土的还有三彩武士俑等。白瓷马镫壶（2gc12），高20.5、腹长径15、腹短径14.2厘米，西安市东郊沙坡砖厂唐墓出土。壶体呈扁圆形，上有半圆形提梁，提梁一端有小圆口，假圈足，平底。马鞍形，刻凸起的菱花形纹，边饰联珠纹，中间布满六格，外绕椭圆形凸棱，仿针线缝纫状，两侧各饰仿绒线四瓣花饰。施白釉，微闪黄，胎白质细。白釉双龙柄壶（3gcb65），高31.5、口径5、足径8、最大腹径14厘米，西安市东郊纺织城地区枣圆刘村出土。盘口，细长颈，鼓腹下收，底平。由肩部至壶口置两条对应的龙形柄，龙口含壶口，龙尾与上腹连接。通体施白釉，微闪青黄，光洁温润，釉不到底，露胎，胎白质细，有明显旋削痕。造型新奇，庄重饱满，优美浑厚。它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特点，既有波斯萨珊朝器物特征，又融合我国传统风格，是当时瓷器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西安市南羌唐青龙寺遗址出土邢窑白釉“盈”字款瓷碗与执壶，同时出土的还有白釉瓷碗、墨釉瓷碗、橄榄形瓷罐、茶叶末釉执壶等［3］，还有巩县窑与耀州窑产品。它们出土于在一个灰坑，均残破。从现场考察看，这个灰坑是当时废弃的井，内已填满垃圾。从这些瓷器碎片来看，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饮食餐具。由于使用不慎被打破而丢于灰坑内，均为同一时期。其中带“盈”字款白釉执壶上有“大中十三年（859年）三月十日”等墨书题记，是断定埋藏时间的重要证据。“翰林”与“盈”字款白瓷罐，西安北郊唐代大明宫遗址出土［4］，高22.5、口径10.5、最大腹径20.5、底径9.2厘米。圆唇，短颈、鼓腹，腹以下渐敛，平底，口、底大小相若。胎体坚实细腻，洁白。内外施透明釉，釉质莹润，积釉处闪水绿色。外底无釉，在中心偏左部位竖向刻划“翰林”二字，在中心偏右上方刻划“盈”字，字体规整，笔画清晰流畅。目前已发现的署“盈”字款邢窑白瓷以碗最多见，另有执壶、盒、罐等。考古工作者曾在河北内丘城关邢窑遗址中发现20多件刻“盈”字款的碗底标本［5］。1957年冯先铭先生在西安唐代大明宫遗址发现过邢窑“盈”字款碗残片［6］。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在西安发掘唐代西明寺遗址时，出土“盈”字款邢窑白瓷标本［7］。
  唐代时期邢窑烧造白釉瓷器赫赫有名，产量大，并引起社会的关注，是当时烧造白釉瓷器的代表。正如唐代李肇《国史补》记：“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同时还记载唐开元至贞观年间的见闻，可知邢窑白瓷器作为地方特产向朝廷进贡，为皇室所使用。当时北方的邢窑白瓷器与南方的越窑青瓷器并驾齐驱，享有崇高的声誉。当时的文人墨客纷纷给予赞美，例如著名诗人皮日休作《茶瓯诗》，陆羽《茶经》评其特征“白如雪”，从而可以看出白瓷是邢窑器中的精品。“盈”字款白瓷应是大明宫内大盈库定烧的瓷器。大盈库属内库，《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宋白注文）：“大盈库，内库也，以中人主之。”内库又称内藏、中藏、禁藏、中库、私库等，即指由宦官管理的皇室财政库藏，专为皇家贵族服务。它与国库机构不同，但有一定的联系，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国库支拨，成为国库系统中单一的专库。1977年11月西安市东郊新筑乡公社枣图村社员修水渠时，发现唐代窖藏中有一件乾符六年（公元879年）银铤［8］，长27.5、宽7、厚0.9厘米，重1625克，正面錾刻四行字：“内库使臣王翱，文思使臣王彦珪，文思副使臣刘可濡，乾符六年内库分别铸，重廿廿两。”银铤右侧还錾“匠臣武敬容”五字。铭文中的“内库分别铸”证明此为内库银铤。据《历代职官表》记，以宦官为文思院使，可知王彦珪、刘可濡为宦使，此正如文献所载。从《大唐六典》与《新唐书·百官志》看，内库的管理及组织机构有一定的制度与章法，唐代的皇帝极为重视，特别是到了唐玄宗开元时期对内库加强、扩建。“贡献宜归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置是二库。”［9］这二库即大盈库和琼林库。两库设立有专使管理，如《仇仕良神道碑》载：“太和七年（公元833年）转大盈库领染坊。”［10］《刘遵裕墓志》载：“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曾任大盈库使。”唐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开元盛世”，内库财务极大丰富、盈余，内库财物有绫罗绸缎、皇家衣物、医疗药品、宝珠金玉、字画书籍、各类食品、器物用品、储藏所需物品等，应有尽有。《仇仕良神道碑》载：仇仕良管理大盈库，“绫罗万段，锦绣千筐，每极珍华，曾无滥恶。又元黄朱紫，染彩文章，靡砂精鲜，悉中程度。”内库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皇族，皇族指皇帝及其后妃、太子、公主等，为他们服务的宦官、奴仆及宫女所需的物品也靠内库提供。此外，还有宫内的其他部门需要财物，如内侍省中的各部门等。加之，这些社会上层人物及随从的生活极其腐化，机构庞大，消费额是非常巨大的。内库的收入来源，主要由国库支拨。如《旧唐书·杨炎传》记载：“凡财赋皆归左藏库，一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之先以其全数闻。”国库将“常贡”货物调拨部分给内库，《旧唐书·王鉷传》记有玄宗时王鉷在征税外的钱财，“岁进钱宝百亿万，便贮于内库，以恣主恩赐赉”。其次进奉，即税外的进奉入内库，特别是到天宝以后，不定数的地方进奉给了内库。《旧唐书·食货志》记：“先是兴元克复京师后，府藏尽虚，诸道初有进奉，以资经费，复时有宣索。其后诸贼既平，朝廷无事，常额之外，进奉不息……皆竞为进奉，以固恩泽。”《册府元龟》记载奉进的官吏与数量也很多，例如太和元年（公元827年）六月宰相裴度进贡金六十八铤。1975年西安市西北工业大学基建工地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双鱼宝相莲瓣银盘11］，底部錾刻铭文：“朝义大夫、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守、洪州刺史……赐紫金鱼袋节李勉奉进。”李勉为肃宗、代宗、德宗三代重臣，也向皇帝进奉。西安市北郊唐大明宫遗址曾出土天宝十载（公元751年）税山银铤，上刻杨国忠进奉内库。从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看，天宝年以后，每年进奉总值与国库拨经内库的钱数基本相等。这种向皇室内库的进奉年年不断，成为内库的主要收入项目。唐代，常贡是全国各州“随乡土特产”的法定贡赋，包括金石珠宝、珍奇异物、药品稀果及地方特产等。《通典》卷六“食货”载：“天下诸郡，每年常贡……诸郡贡献，皆取当土所生。”这些常贡的物品部分通过国库支拨纳入内库。另外，各级官员给皇帝的额外进贡也直接纳入内库。进贡品主要是土特产，烧造瓷器的地区当然以本地瓷器特产作为贡品上交内库，即大盈库或琼林库。在西安北郊大明宫遗址曾发现玉璧底带“盈”字款的瓷碗［12］。陕西省博物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分别收藏一件带“盈”字款的白瓷罐，均出土于西安市北郊唐大明宫遗址。特别是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收藏的带“盈”字款白釉罐，足底除了刻“盈”字，还刻有“翰林”二字，是邢窑为皇宫专烧的瓷罐。在开元二十六年编的《唐六典》中“河北道贡……恒州春罗孔雀等，罗、定州两窠细绫，怀州牛膝……邢州瓷器”，是邢窑瓷器为皇宫进贡的明确记载。同时在《新唐书》、《旧唐书》中均记载唐玄宗、肃宗时称大盈库为“百宝大盈库”。瓷器上的“盈”字应与皇宫大明宫的大盈库有关。“翰林”二字则表明这件“盈”字款白瓷罐是大盈库供大明宫翰林院使用的。
  带“盈”字款白瓷器为什么会在青龙寺遗址出土？青龙寺属佛教寺院，是唐长安城内传播佛教密宗的著名寺院。初建于隋，始称“灵感寺”，一度废毁，复立为观音寺，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改称青龙寺。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佛教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相应的进入昌盛阶段，这与唐宫廷的支持分不开。唐代诸帝中除了武帝一度废佛外，都信仰佛教，主要目的是在政治上利用佛教。如唐高祖重视对佛教的整顿与利用，于公元619年在京师聚集高僧，立“十大德”，将全国佛教置于统一管理之下。还有唐代由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起于法门寺七迎舍利，从而可以看出唐代帝王之崇佛与佛教在当时的地位。传承密教最著名的是高僧惠果（？～公元805），他曾住青龙寺，青龙寺是当时著名的密教寺院，惠果作为享有最高权威的传法师，在青龙寺立灌顶道场，广授僧徒，受到朝野尊崇，被尊为“密教瑜珈大师”，“三朝（代宗、德宗、顺宗）供奉大德”等。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灭佛废寺，青龙寺亦遭毁坏。唐武帝灭佛虽给佛教以深重打击，但是武宗驾崩后，宣宗即恢复佛教。当时，还未改元，宣宗令增加佛寺，所度僧尼令祠部给牒，同时将武宗时积极毁佛的赵归真、刘元清、邓元超等人拘捕诛戮，使佛教又得到发展。青龙寺同样得到恢复，并于宣宗大中九年（公元855年）改为本名。从这里可以看到唐代最高统治者与佛教寺院的关系。皇室把自己享用的贵重器物与日常用品赐给佛教寺院是平常事，青龙寺遗址出土的“盈”字款白瓷器就是皇室贵族将大盈库的瓷器赐给青龙寺，以作日常用的瓷器。西明寺出土“盈”字款瓷器，同样显示了皇室对佛教的重视。还有在西安市西郊丰登路南口空军某部大院内，1999年10月基建时发现一件白瓷残片，底部刻有“大盈”二字，从其胎、釉与刻字的字体看为唐代白瓷。该地区属唐代金胜寺遗址。金胜寺创建于隋开皇（公元581～600年）时期，此处还有清朝陕西总督毕源树所立的《大清重修崇圣寺碑》，提到该寺在唐代称为金胜寺及该寺数千年的变迁经过等。这件瓷器应是皇帝将宫内瓷器赐给金胜寺的。同时瓷器上的“盈”、“大盈”均指的是大盈库的又一佐证。
  关于“官”字款白瓷器，共计33件，分5式，1985年西安市北郊火烧壁出土。造型与大小尺寸分别是：三尖瓣口盘，盘口为尖瓣花形，盘内花瓣之间凸起竖直线，三瓣尖顶距离相等，圈足，口径11.7、高2.9、足径5.9厘米。五尖瓣口盘，盘口为五尖瓣，荷花形，圈足，口径13.5、高3.4、足径6.1厘米。五宽瓣口盘，盘口为五瓣梅花形，圈足，口径13.6、高2.5、足径6厘米。五双脊瓣口盘，为海棠形，花瓣相连，每花瓣中间凹进成双脊，圈足，口径14.4、高3.4、足径6.4厘米。五宽瓣浅碗，造型相同，大小略异，花瓣较宽，浅腹，圈足，口径16.6、高15、足径7厘米。以上碗盘外底均有一“官”字，是在施釉后未烧前刻划的。瓷器胎薄质细，色白，坚硬致密，瓷化程度高。内外施满釉，釉质匀净，釉色白中闪青，光润晶莹，柔和细腻。圈足经过刀削，有的外壁有轮旋整修痕迹，近足处釉略厚，有流釉“泪痕”，圈足粘有砂粒。造型精美，制作规整，花瓣式的口沿与素白闪青的釉色结为一体，显得高雅素洁，表现了古代工匠极高妙的艺术造诣。关于西安北郊窑藏出土带“官”字款白釉瓷器等文物，可归为四类：陶罐和陶罐口上盖的方砖，罐内的青釉残瓷碗，白釉瓷碗盘，带“官”字款白釉瓷器。后三类都是陶罐内藏的瓷器。①陶罐是唐代器物，罐口上盖的方砖，从纹饰和陶质分析，是西安唐代遗址如大明宫遗址常见的方砖，无疑是唐代遗物。②罐内的青釉残瓷碗，虽然被打碎为残片，但尚能分辨整个器物的特征与造型，具有唐代江浙一代烧造的特点，“这些窑都烧一种敞口瘦底碗，这种碗的碗身都是斜直形，碗足都是玉璧形”。“这种碗口腹向外斜出，璧形底，制作工整，是中唐时出现的新品种，确切地说是唐代越窑器。”③罐内白釉瓷碗盘与早期定窑瓷器特点相同。特别是玉璧形碗底，可以说是唐代烧制。敞口盘与折腹盘都是圈足，圈足较宽矮，从胎、釉的特点看，釉色白中闪青，外壁有明显的轮旋刀痕，施釉厚薄不匀，尤其外腹壁有流釉“泪痕”等，也就是唐代定窑瓷器。④近年来对以往出土的带“官”字和“新官”字款的瓷器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就，对这类器物有了新的认识。陈万里先生对辽代“驸马赠卫国公”墓葬出土的刻有“官”字款白瓷，以自己多年对定窑瓷器研究的丰富经验推断：“辽国早期所用精美白瓷，可能是曲阳的定窑所烧造，我想这一点假定能在定窑的废墟碎片堆里找到“官”字的碎片，就可证实了我的看法。”冯先铭先生“于定窑遗址调查中也采集有一件‘官’字款铭文残片”。这说明定窑曾烧此种瓷器是无可非议的。西安市北郊出土的这类刻“官”字款的白瓷器，从胎质，白中泛青的釉色，仿当时金银器碗盘的器形，器外留有凹凸不平的痕迹，圈足内粘砂粒及器底内刻“官”字的字体特征看，再结合考古资料与文献，可知定窑在唐代开始烧造白釉青瓷，并且产品已达到成熟的地步。定窑创始于唐而终于元，历时长达六七百年，其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为晚唐至五代（公元780～960年），中期为北宋至金哀宗天兴三年（公元960～1234年），晚期为金哀宗天兴三年至元末（公元1234～1368年）。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东北1.5公里处，白瓷的釉色纯白或白中闪青是其主要特征之一。再从遗址和有纪年墓葬的出土品看，早期定窑瓷器制作精细，造型优美，胎色洁白细腻，瓷化程度好，器形有碗、盘、盏托、盒、瓶等，尤其是花瓣口的盘、碗制作得极为精湛，与唐代盛行的金银器碗、盘造型一样。特别是五双脊瓣口盘与定窑唐五代窑址（北镇）出土的刻“新官”款的五瓣口盘，可证明此批带“官”字款白瓷器为定窑早期作品。再参照晚唐钱宽墓出土带“官”字款白瓷碟与同时出土上述三件唐代器物，可以进一步证实该批带“官”字款白瓷器的时代为晚唐器物。该批带“官”字款瓷器出土地点为西安北郊火烧壁，原是唐长安城安定坊遗址。安定坊位于城西北郊，据《城坊两京考》载：“东南隅千福寺，东章怀太子宅，咸亨四年舍宅立为寺……”还有“右神策军护中尉第五守进宅”。至于窖藏的这批“官”字款白瓷器，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必然是有身份的官宦或巨富，因遇到“兵乱”或“遭不幸”而匆匆忙忙埋藏的。
  1964年于西安市城内建国路出土一带“官”字款花瓣形白瓷盘，口径17.7、高3.6、足径9.2厘米。花瓣形，浅腹，圈足，足内刻一“官”字。通体施白釉，制作规整，圈足底经刀削修整。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花瓣口白瓷碗，高6.2、口径17.5厘米，底径7.5厘米。以后又在附近出土金银碗2件，也属定窑器，其中鸿雁蝴蝶纹鎏金银碗1件，碗内中心錾刻飞翔鸿雁一对，内腹还有折枝叶与蝴蝶。海棠形鹦鹉金花银碗1件，碗内中心錾刻飞翔的鹦鹉一对，内腹壁还有四朵团花［13］。从造型与纹饰看为唐代晚期，并且出土地点约在唐皇城东南的崇仁坊，所住贵族与商业东市有关。加之带“官”字款白釉花瓣口盘的造型与当时金银器盘相似，“官”字字体也为唐体字，故此盘为唐末时期款。
  带“官”字款定窑白瓷器，出土范围较广，从我国南方到北方都有发现。该批带“官”字款白瓷器中，有一件火烧壁出土的五瓣口碗，胎有明显的变形。这种变形器足以说明该批带“官”字款白瓷绝不能作为贡品进奉皇宫，也不可能是皇帝的赏赐器或由宫廷流入民间的。另外，从以往有墓志墓葬中所出土该类白瓷看，其主人的身份都是贵族，说明它带有一定的商品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应是“官窑”瓷，这种看法也有一定理由，就“官”字本意讲，是指朝廷及朝廷办事处、官府、官方、官职、官位、官吏、官员等。白瓷器上刻划的“官”字的涵义可能属于这个范畴。总之，该类瓷器选料精细、制作规整、造型精美、施釉细腻，是当时的珍品。这种早期定窑带“官”字款白瓷很可能是“以进上访，备赏赉也”，同时也供各阶层统治者与有钱的富户人家使用，“官”字是一种标记。
  关于邢窑与定窑的关系，以两窑所烧瓷器进行对比极为类似［14，邢窑与定窑的窑址分别位于河北省临城、内丘二县，与曲阳县涧磁村相距160公里，由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在窑炉、窑具、烧制技术等方面两窑基本相同。在西安地区出土与征集的白釉瓷器、特别是上述的精细白瓷器中，两者有很多相似特征，例如玉璧形底白瓷碗。区别也是明显的，胎质方面，邢窑少数坚硬细腻，瓷化程度好，多数有气孔和夹层，普遍瓷化差；而定窑器烧结好，瓷化程度高，质坚体硬，很少有气孔，少数胎色较深的略显粗松。釉质方面邢窑色泽稳定，多呈粉白或白中微泛青色，表面光滑莹润，施釉到底，足心多数满釉；而定窑瓷器釉面厚薄不均，有精有粗，呈色不同，精细的洁白、平整、光润、质粗的光泽较差。造型方面，邢窑简练、庄重、大方，制作规整，还有模仿当时金银器造型的；而定窑则模仿邢窑器，并有一类就是仿当时的金银器形。
  总之，唐代北方烧造的白釉瓷器已达到了成熟阶段，精细的白瓷器烧造水平更高，可谓“白如雪、薄如纸、声如磬”。白釉瓷器的烧制成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次飞跃。它们有共同特征，例如执壶多短流、鼓腹、丰满，碗多为玉璧形底、圆底等，是这一时代的艺术风格，同时又由于地域不同而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1］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 ［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安郭家滩姬威墓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第8期。 ［3］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青龙寺遗址出土“盈”字款珍贵白瓷罐》，《考古与文物》1977年第6期。 ［4］王长启：《西安市出土“翰林”、“盈”字款邢窑白瓷罐》，《文物》2002年第4期。 ［5］[6］冯先铭：《近十年陶瓷考古主要收获与展望》，（台湾）《中华文物学会》1991年刊。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考古工作队：《唐长安城西明寺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8］[11］韩保全：《西安市出土唐代李勉奉进银器》，《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9］《陆宣公翰苑集》卷一四。 ［10］《文苑英华》卷九二三。 ［12］冯先铭：《谈邢窑有关诸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4期。 ［13］韩保全：《西安市文管会收藏的几件唐代金银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第54页。 ［14］李辉柄：《定窑的历史以及与邢窑的关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