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唐朝是我国封建经济的繁荣时代，手工业生产得到了空前发展，烧造瓷器的窑场遍布各地，其中最著名的窑场是南方的越窑和北方的邢窑。越窑烧造的青瓷与邢窑烧造的白瓷，可以平分秋色相互媲美，同时著称于世，被后人誉为“南青北白”，这在我国唐代的文献中是有记载的。从唐末开始至五代，邢窑白瓷生产出现了衰落现象，但至北宋复有再兴之势，虽然不能与唐时的兴盛状况相比，却仍为我国北方烧造白瓷，乃至烧造贡瓷的名窑之一，这在我国宋代的文献中也是有记载的。
  一、唐代有关邢窑的文献记载
  邢窑的烧造历史悠久，但始于何时不见记载。不过由于唐朝是邢窑烧造的昌盛阶段，再加上邢窑白瓷进贡皇室，以及文人墨客将饮酒品茶使用邢瓷视为“雅趣”，因此，有关邢窑的文献记载不仅始见于唐，而且有价值的文献记载也大多集中在了唐朝。
  根据唐朝的政治经济形势，我们可以将唐朝划分为四个阶段：①高祖、太宗、高宗时期，即公元618至683年的六十五年间，可以称作“初唐”阶段；②武则天、中宗、玄宗时期，即公元684至756年的七十二年间，可以称作“盛唐”阶段；③肃宗、代宗、德宗、宪宗、穆宗、文宗、武宗时期，即公元757至846年的八十九年间，可以称作“中唐”阶段；④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时期，即公元847至907年的六十年间，可以称作“晚唐”阶段。如果这种划分可以成立［1］，那么下列八处文献记载的大体时间，分别出现在“盛唐”的后半期；“中唐”的全期和“晚唐”的前半期。比如：
  第一处见于《新唐书·地理志》：
  “邢州钜鹿郡，上。本襄国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丝布、磁器、刀、文石。户七万一百八十九，口三十八万二千七百九十八。县八：龙冈、沙河、南和、钜鹿、平乡、任、尧山、内丘。”［2］
  按《新唐书》，为宋欧阳修等撰，全书共计二百二十五卷，其中《地理志》为七卷，分别记载了唐朝的政区、人口和土贡。据《地理志》前言所示：凡举诸事均在“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3］。由此可知，《地理志》所记邢州贡瓷的大体时间在“开元、天宝”两个年间。但具体在哪个年间？所记没有明确。不过根据《元和郡县图志》明记“开元”年间，邢州只贡“丝布”和“文石狮子”，不贡“磁器”［4］，可知邢州白瓷入贡的时间不在“开元”年间，而在“天宝”年间。按“天宝”为唐玄宗年号，历十五年，“天宝”元年至十五年，即公元742至756年。依此，邢窑白瓷入贡之始，当在公元742至756年之间，时处“盛唐”的后半期。
  第二处见于《唐六典·尚书户部》：
  “河北道，古幽、冀二州之境，今……凡二十有五州焉。……厥贡：罗、绫、平紬、丝布、丝紬、凤翮、苇席、墨。……（注）邢州（贡）瓷器。”［5］
  按《唐六典》，又称《大唐六典》，全书共计三十卷，是唐人所记唐朝典章制度的文献资料。旧题“御撰”，实为官纂，自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始编至二十年（公元732年）奏上，其后又由李林甫等人加注。按李林甫《旧唐书》有传［6］，生年失记，死年为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即公元752年。依此可知，注语所记邢窑白瓷的入贡时间，当在公元752年李林甫去世之前的“天宝”年间，时处也为“盛唐”的后半期。
  第三处见于《茶经·四之器》：
  “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磁类银，越磁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磁类雪，则越磁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磁白而茶色丹，越磁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7］
  按《茶经》，为唐陆羽品茶之作，全书共计三卷，成书于何时因无确记多有异说。不过根据《新唐书·陆羽传》所记：陆羽在“上元初，更隐苕溪，自称桑苎翁，阖门著书”［8］与《全唐文·陆文学自传》所记：陆羽将所著《茶经》三卷“贮于褐布囊”的时间在“上元辛丑岁”［9］。可知《茶经》的成书时间，最迟应在“上元辛丑”。按“上元”为唐肃宗年号，“上元辛丑”为“上元二年”，即公元761年。依此，《茶经》的成书时间，当在公元761年以前，时处“中唐”的前半期。
  第四处见于《元氏长庆集·饮致用神麹酒三十韵》：
  “七月调神麹，三春酿醁醽，雕镌荆玉盏，烘透内丘瓶。”
  按《元氏长庆集》，又简称《长庆集》，计六十卷，补遗六卷，是唐朝诗人元稹的文诗集子。据《旧唐书·元稹传》记：元稹于长庆年间，“尝为《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竞相传唱”［11］。按“长庆”为唐穆宗年号，历时四年，即公元821至824年。依此，《饮致用神麹酒三十韵》的成诗时间，当在公元821年以后，时处“中唐”的后半期。
  第五处见于《国史补·货贿通用物》：
  “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纪。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12］
  按《国史补》，又称《唐国史补》，唐李肇撰，全书三卷三百零八节，所记为“开元”至“长庆”年间杂事。按“开元”为唐玄宗年号，“长庆”为唐穆宗年号，“开元”初元年至“长庆”末四年，即公元713年至824年。依此可知，《国史补》所记“内丘白瓷瓯”的时间，最迟应在唐穆宗“长庆”四年，即公元824年以前，时处也为“中唐”的后半期。
  第六处见于《乐府杂录·方响》：
  “武宗朝郭道源，后为凤翔府天兴县丞，充太常寺调音律官，善击瓯，率以邢瓯、越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筋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13］
  按《乐府杂录》，为唐段安节撰，全书一卷五章。旧本首列《乐部》，次列《歌舞》、《乐器》、《乐曲》，未附《五音二十八调图》。《乐府杂录》何时成书文献不见记载。不过根据所记郭道源居官“武宗朝”，可知《乐府杂录》所提到的击“邢瓯”之事，应在唐武宗在位的“会昌”年间。按“会昌”历时六年，“会昌”元年至六年，即公元841至846年。依此，郭道源用“邢瓯”击乐之时，当在公元841至846年间，时处也为“中唐”的后半期。
  第七处见于《全唐诗·茶中杂咏·茶瓯诗》：
  “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磁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枣花势旋眼，萍味香沾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14］
  按《茶瓯诗》，为唐朝诗人皮日休所作，具体作于何时不见记载。不过有的学者认为此诗当作于“咸通年间”。按“咸通”为唐懿宗年号，历时十五年，“咸通”元年至十五年，即公元860至874年。依此可知，皮日休在《茶瓯诗》中所提到的“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磁器”的时间，当在公元860至874年间，时处“晚唐”的前半期。
  第八处见于《全唐诗·夏日青龙寺寻僧》：
  “得官殊未喜，失计是忘愁。不是无心速，焉能有自由。凉风盈夏扇，蜀茗半邢瓯。笑向权门客，应难见道流。”［15］
  按《夏日青龙寺寻僧》，为唐朝诗人薛能所作，具体作于何时也没有明确记载。不过根据《全唐诗·薛能诗》所附《薛能传》记有：“（李）福徙西蜀，（薛能）奏以自副，咸通中摄嘉州刺史”，可知薛能居蜀品茗之时在“咸通”年间。按“咸通”为唐懿宗年号，历时十五年，从元年至十五年，即公元860至874年。依此可知，薛能在《夏日青龙寺寻僧》中提到用“邢瓯”品茶之时，当在公元860至874年间，时处也为“晚唐”的前半期。
  上列八处文献记载，均属纪实材料，从多方面反映了唐代邢窑白瓷的生产状况。比如文献中提到邢窑的窑址在内丘；邢窑白瓷器物的造型规整如月轻薄如云；釉色洁白如雪或灰白如银；烧结程度良好，胎质坚硬以筋击打能发出清脆的金属声；产量巨大可以通销全国；产品精美得以入贡皇室等等。
  二、宋代有关邢窑的文献记载
  唐朝末年，由于政治腐败和连年战争，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这种形势下，邢窑白瓷生产开始从兴旺转为衰落。五代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依然如故，因此邢窑白瓷生产的衰落局面未能改善。北宋的基本统一，结束了五代时期的分割混战局面，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邢窑白瓷生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关于这方面，我们可以在宋代常见的文献中找到以下三处记载。比如：
  第一处见于《太平寰宇记·河北道》：
  “邢州，原领县九，今八：龙冈、沙河、南和、巨鹿、任县、平乡、尧山、内丘。土产：白瓷器、丝布、绵、解玉砂。”［16］
  按《太平寰宇记》，为北宋乐史所撰，成书于北宋初期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7至984年）。原书共计二百卷，分别记载了太平兴国年间的政区、山川、风俗、姓氏、土产等事。统检全书，凡记“土产瓷器”者，全国共有四处，即河南府、越州、定州、邢州。由此可知，继五代后的北宋初期，邢窑白瓷并没有因五代时的衰落而“销声匿迹”，相反它和河南府的巩县窑、江南的越州窑和河北的定州窑一样，在当时因享有同等声誉，而被宋人如实地列入了史册。
  第二处见于《元丰九域志·河北路》：
  “邢州，巨鹿郡安国军节度，治龙冈。辖县五：龙冈、沙河、巨鹿、内丘、南和。土贡：绢一十匹、瓷器一十事、解玉砂一百斤。”［17］
  按《元丰九域志》，为北宋王存等修，成书于北宋中期神宗元丰三年，即公元1080年，颁行于元丰八年，即公元1085年。全书共计十卷，分别记载了元丰年间（公元1078至1085年）的北宋政区，地理、户口、山川、土贡等事。统检全书，凡记“土贡瓷器”者，全国也只有四处，即河南府，耀州、越州和邢州。由此可知，邢窑白瓷到了北宋中期，不仅仍在持续生产，而且还由于产品质优，又被皇家列入了贡物，从而证明北宋中期的邢窑，与当时生产贡瓷的河南府巩县窑、陕西的耀州窑和江南的越州窑一样，也是生产贡瓷的名窑。
  第三处见于《宋史·地理志》：
  “信德府，次府，巨鹿郡，后唐安国军节度。本邢州，宣和元年升为府。崇宁户五万三千六百一十三，口九万五千五百五十二。贡：绢、白磁盏、解玉砂。县八：邢台、沙河、任、尧山、平乡、内丘、南和、钜鹿”。［18］
  按《宋史》，为元初脱脱等修，成书于至正五年，即公元1345年。全书共计四百九十六卷，所载《地理志》为四十三卷，分别记载了北宋晚期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至1106年）的户口、政区、贡品等事。通查全书，北宋崇宁年间全国的贡瓷之地，已由中期的四处减为三处，即河南府、耀州和邢州。由此可知，邢窑白瓷到了北宋晚期，和在北宋中期一样，不仅仍在持续生产，而且在越窑停贡的情况下，还在继续进贡。
  综合上列三处文献记载，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邢窑白瓷在整个北宋时期一直是持续生产的，而且到了北宋中期和晚期，还被皇家列为进贡之物。如果根据北宋“诏令入贡”之物只要不“诏令停贡”即为“常贡”的惯例［19］，那么我们还可以说，邢窑白瓷在北宋时期进贡的时间是很长的。如果以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进贡开始算起，到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7年）战乱为止，邢窑白瓷的进贡时间大体说将近五十来年，约占整个北宋一百六十七年中的三分之一略弱。
  三、引用文献记载存在的问题
  上列唐代八处、宋代三处有关邢窑的文献记载，其数量虽说不多，然而在内容上却涉及到了邢窑的诸多方面。因此，不论考古文物界还是古陶瓷界，都把这些文献记载视为论证邢窑白瓷的重要材料。但有些研究者由于在引用这些文献时不够严谨，或由于坚持权威专家的固有成说，故在引用这些文献记载的过程中尚存在着不少问题。兹就其中常见的一些问题列举如下：
  第一，引用文献不注意核对引文的原始出处。
  保证引文的确切无误，是引用文献从而进行分析研究的起码要求。为此，引文最好取自原著尤其是善本原著，如果取自转引转抄则应对引文的原始出处进行核对，否则就会依此得出不确切甚至是错误的结论。比如有的研究者为论证邢窑白瓷的胎质坚硬，击打时能发出金属声，引用了《太平御览》中的一段话：“唐大中初，有调音律官大兴县丞郭道源，善击瓯，用越瓯、邢瓯共一十二，旋加减水，以筋击之，其音妙于方响”［20］。引用者对这段话的原始出处未作核对，仅看到文中有“大中初”，便错误的认为郭道源击打邢瓯的时间在“唐代的大中年间”。
  按上举《太平御览》这段话，系转抄自唐段安节的《乐府杂录》。《乐府杂录》中的原文是：“武宗朝郭道源，后为凤翔府天兴县丞”，《太平御览》在转抄时不但将“天兴县丞”错抄成“大兴县丞”；而且也将“武宗朝”错抄成了“大中初”。按“大中”是唐宣宗的年号，不是唐武宗的年号，由此可知，《太平御览》把武宗年间郭道源击打邢瓯的事，错成了宣宗年间的事。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就是《文献通考》在转抄《乐府杂录》这段文字时也抄错了，而且错的更离谱。比如它不仅错成了“大中初”，而还进一步错成了“武宗大中初”［21］。按武宗在位仅六年，只有一个年号叫“会昌”，《文献通考》的编辑者在“大中”年号前面，莫名其妙的又加上了一个“武宗”皇帝，真可谓是“错上加错”。
  第二，引用文献不注意考查引文的所处时间。
  把握引文的所处时间，是引用文献从而进行分析研究的先决条件，否则也会依此得出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结论。比如有些研究者为论证邢窑白瓷的进贡问题，节引了《唐六典》中的一段话：“河北道……厥贡……邢州瓷器。”引用者对这段话的所处时间未作考证，仅根据《唐六典》成书于“开元十年至二十年”（公元722至732年），便错误的认为邢窑白瓷的始贡时间在“唐代的开元年间”。
  上举引文中的“邢州瓷器”，不是《唐六典》中的原文，而是后来李林甫等人的加注，加注的时间在“天宝年间”。据此邢窑白瓷的始贡时间，应是“天宝年间”，而不是“开元年间”。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举出另一条有力的证据，那就是前面提到的《元和郡县图志》。按《元和郡县图志》为唐李吉甫撰，全书四十二卷，详细记载了“开元”和“元和”两个年间的各地“贡赋”。其中所记邢州的“贡赋”是：“开元贡：文石狮子、丝布；赋：绵、绢”22。由此可证，邢州在“开元年间”只贡“文石狮子”和“丝布”，不贡瓷器。
  第三，引用文献得出的结论与坚持固有成说的结论相矛盾。
  关于邢窑的烧造历史，在古陶瓷界曾有一种说法，即：“邢窑白瓷始烧于初唐、盛于盛唐中唐、衰于晚唐”。由于这种说法出自权威专家之口，因此在20世纪50至70年代邢窑遗址发现之前，基本上成了一种“固有成说”。20世纪80年代初邢窑遗址在临城、内丘等地相继发现之后，人们开始根据历代窑址的断代分期，虽然将“邢窑白瓷的始烧”提到了隋朝或北朝，然而“邢窑白瓷衰于晚唐”的说法却至今没有改变。但在事实上，“邢窑白瓷衰于晚唐”的说法是错误的，起码是不准确的。
  按晚唐尤其是晚唐前期，邢窑白瓷生产尚处于发展阶段。关于这方面，我们不仅能在晚唐的邢窑遗址［23］和晚唐的墓葬中找到物证［24］，而且在晚唐的文献中也有明确记载。但由于有些研究者在引用这些文献时，不顾这些物证和文献的存在，却坚持权威专家“邢窑衰于晚唐”的成说，因此，这就使他们根据文献分析得出的结论，与其根据固有成说的结论发生了矛盾。比如有的研究者，一方面引用晚唐的文献，如皮日休的《茶瓯诗》和薛能的《夏日青龙寺寻僧》，极力论证晚唐邢窑白瓷的工艺成就和通用状况；但另一方面却又根据权威专家的固有成说，仍然坚持“晚唐之时，邢窑的白瓷生产已经衰落”。
  第四，引用文献不能面对事实大胆地修正固有错误。
  关于邢窑白瓷衰落以后的结果如何？在古陶瓷界也有一种说法，那就是“邢窑白瓷衰于晚唐五代，五代之后即销声匿迹。”或云“邢窑白瓷至宋停止了烧造，五代之后即被新兴的定窑所取代。”因为这种说法也是出自权威专家之口，故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前也是一种固有成说。但在邢窑遗址发现的过程中，由于在临城、内丘境内发现了大量的宋金窑址，尤其是与晚唐五代窑址共存的宋代窑址；再加上邢台地市宋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既不属于磁州窑又不属于定窑的白瓷器物，使人们看到了宋代邢窑白瓷的存在。但权威专家断言：“宋代无邢窑”，认为所有宋金窑址“均属金代的仿定窑址，与邢窑没有渊源关系。”至于邢台地市宋墓中出土的，既不是磁州窑又不是定窑的白瓷，则被称作：“目前尚难归口的未知数”。
  笔者认为“宋代无邢窑”的说法是错误的，为坚持此说的种种辩解也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有三：一是邢台地市宋墓中出土的，既不是磁州窑又不是定窑的白瓷，在内丘、临城宋代的窑址中已发现了诸多器物标本，证明这种所谓“尚难归口”的白瓷，实际上就是宋代邢州烧造的白瓷。二是在金代窑址中确实发现了仿定窑的东西（同时也发现了仿磁州窑的东西），但在宋代窑址中，尤其在与晚唐、五代窑址共存的窑址中所发现的白瓷，却保存着邢窑白瓷工艺的明显特征，证明其技术风格与晚唐、五代邢窑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三是在宋代的文献中有清清楚楚的记载，它不仅记载了宋代邢州烧造白瓷，而且还记载了宋代邢州白瓷的长期进贡。
  权威专家“宋代无邢窑”的立论，虽然没有真凭实据，但在考古文物界和古陶瓷界的影响是很大的。比如在古陶瓷界有关邢窑的论著中，有的完全遵从权威专家的固有成说，论定宋代无邢窑；有的则只谈唐不谈宋，对宋代有无邢窑采取回避态度。在考古文物界有关邢窑的调查发掘报告中，由于窑址的分期断代不得不提到宋代窑址，但其与邢窑有无渊源关系？有的只提出“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调查”；有的则对此不加可否。
  以上这些研究者，虽然在“宋代有无邢窑”问题上所持态度不尽相同，但表现在引用文献记载上却完全一样，那就是：对唐代文献记载的徵引不厌其烦，而对宋代的文献记载则回避不用。在邢窑研究的长期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当是这些研究者，在为邢窑白瓷生产状况判定不同阶段时，较为过多地顾及了权威专家的固有结论，而不能面对事实，大胆地修正权威专家的这些错误。

［1］笔者曾请教过唐史专家，故友胡如雷先生，胡先生表示：“此种分期，也算一说”。 ［2］《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三》，中华书局标点本，第四册，第一〇一三至一〇一四页。 ［3］《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四册，第九六〇页。 ［4］[22］〔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五《河东道四》，中华书局标点本，上册，第四二五至四二六页。 ［5］《大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日本池学园事业部影印本，第五六至五七页。 ［6］《旧唐书》卷一〇六《李林甫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十册，第三二三九至三二四〇页。 ［7］《茶经》卷中《四之器》，《左氏百川学海》本，第六册《茶经》第四至五页。 ［8］《新唐书》卷一三六《隐逸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十八册，第五六一一页。 ［9］《全唐文》卷四三三《陆文学自传》，中华书局精华本，第五册，第四四二〇至四四二一页。 ［10］《元氏长庆集》卷十三《饮致神麹酒三十韵》，中华书局《四部丛刊》本，第一二二（一三）第五页。 ［11］《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十三册，第四三三三页。 [12］《国史补》卷下《货贿通用物》，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第一〇三五册第四四七页。 ［13］《乐府杂录》五《方响》，中华书局《丛书集成》本，第一六五九册，第三三页。 ［14］《全唐诗》九函九册《皮日休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下编，第一五四八页。 ［15］《全唐诗》九函二册《薛能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下编，第一四三五页。 ［16］《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九《河北道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第四六九册，第四九一页。 ［17］《元丰九域志》卷二《河北路》，中华书局标点本，上册，第八〇至八一页。 ［18］《宋史》卷三十八《地理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七册，第二一二七页。 ［19］（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一四六册《食货》，中华书局影印精装本，第六册，第五七〇八页。 ［20］《太平御览》卷五八四《乐部》，光绪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第二十册，第六页。 ［21］《文献通考》卷一三五《乐考八》，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一册，第一二二页。 ［23］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省内丘县邢窑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9期。王会民、张志忠：《邢窑调查试掘主要收获》，《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号。 ［2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文物》，1988年4期。李振奇等：《河北临城七座唐墓》，《文物》，199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