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在河北，能够与人类的发祥，新石器的开端，燕赵、中山文化以及万里长城这些举世公认的伟大民族文化遗产相媲美的，当属古代瓷窑重要而丰富的遗存。在我国陶瓷史上代表隋唐北方白瓷的邢窑、列为北宋五大名窑之首的定窑、以白地黑花艺术影响了南北一大批窑场的宋金磁州窑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同时，自80年代末，河北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第四处重要窑口——井陉窑，引起了古陶瓷界的关注，有力地推动了邢、定关系及河北与山西等我国北方重要窑场发展关系的深入探讨。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本文即通过对河北瓷窑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总结，针对存在问题试图提出进一步工作的设想。
  一、窑址调查与发掘
  （一）邢窑
  20世纪80年代以前，考古工作者所知的邢窑只是一些“内丘白瓷瓯”、“邢瓯”、“邢人”、“类银”、“类雪”一类的词汇，至于它的真正产地、范围、产品以及发展进程等很少被人提及。50年代初考古学家陈万里曾到内丘实地考察［1］，未能发现邢窑。杨文山等人50至70年代曾多次考察内丘、沙河、邢台等地［2］，最终得出的结论和陈万里一样。1980年初，临城县陶瓷厂成立了“恢复邢瓷技术小组”，为了获取仿制标本，“小组”派专人进行了古瓷窑址的调查。到1980年底，临城境内共查出古瓷窑址17处，包括：祁村、岗头、澄底、山下、解村、射兽、南程村、磁窑沟等［3］。次年春，在临城县召开了由中央、省、地、县和新闻部门参加的“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这标志着邢窑与邢瓷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1982年至1984年底，内丘县文化馆贾中敏等人在内丘县境内共查出邢窑遗址20余处［4］。至此，邢窑之谜真正解开。
  1987年，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为主组成的“邢窑考古队”对内丘、临城境内的古瓷窑址进行了复查。到1991年底，共调查核实邢窑遗址20余处，包括1988年河北省文物局泜河流域考古队发现的临城代家庄遗址［5］和1989年邢台市文物管理所发现的邢台西坚固遗址［6。西坚固遗址的发现，不仅把人们的目光引出了内丘、临城县，也为寻找早期的邢窑遗址打下了基础。1997年，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又在邢台市区内基建中发现了一处内涵丰富的邢窑窑址［7］。邢窑考古队还在调查的基础上试掘了内丘城关和临城祁村两处窑址。内丘城关试掘分别位于今西关北、礼堂、电影公司，共计布方9个，试掘面积185平方米，出土灰坑13座。遗物以隋及初唐为主，特别是隋代灰坑中出土的薄胎透影细白瓷非常引人注目［8］。祁村窑址试掘布方6个，面积约200平方米，出土灰坑39座，晚唐五代窑炉4座。遗物以中唐、晚唐、五代为主。两县窑址的试掘为邢窑的粗略分期断代及对邢窑不同时期遗迹、遗物的认识、了解提供了可能。
  （二）定窑
  20世纪30年代，叶麟趾先生考察肯定了定窑在曲阳之说［9］。此后，中外古陶瓷学者多次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50年代故宫博物院三次派人到曲阳县调查，证实曲阳县灵山镇的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为北宋定窑遗址［10］。1960～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涧磁村定窑遗址进行试掘，开探方12个，揭露面积420平方米，发现遗址地层包含晚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文化堆积，清理晚唐灰坑5座，五代窑炉1座，北宋残墙两堵和瓷泥槽2处，获得上自晚唐、下迄金元遗物251件［11］。70年代以来，地县文物部门又对窑址作过多次实地调查。1985～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窑考古队在北镇、涧磁区和燕川、野北区共选取7个地点发掘，揭露面积1859平方米。发现有窑炉、碾槽、料场、水井、沟、灶、灰坑等遗迹和大量瓷器、窑具及钱币、铜、铁、石、骨器具［12］。这次发掘证实定窑创烧于唐、衰废于金元时代的结论大体可信，同时出土一些重要遗物如白釉卧女枕、“尚药局”瓷盒。有些瓷片款识“龙”、“花”、“李小翁”等尚属首次发现。许多窑具、模具、瓷塑玩具等也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另外燕川、野北区窑址的首次发掘，对定窑遗址分布的广度有了新认识，而且此区出土的遗迹、遗物与北镇、涧磁区有着继承和发展关系，加深了对晚期定窑瓷器和瓷业的认识。
  （三）磁州窑
  磁州窑的调查始于20世纪20年代。解放以后，故宫博物院、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磁县文物保管所等单位多次对磁州窑址进行过调查和配合基本建设的发掘。进入80年代以来，见诸报道的共有三次调查、两次发掘。1985年邯郸地县进行的文物普查中，对14处古窑址进行了普查、复查［13］。1987年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邺城队和磁县文物保管所对磁县镜内的古瓷窑址进行了调查［4］。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和邯郸地区文管所在对观台窑址进行发掘的同时，组队对观兵台窑址做了调查，并据遗物与观台窑之对比得出观兵台窑址烧制时期大约从北宋中期到元代末期［15］。对观台窑址进行了发掘，计开探方、探沟12个，发掘面积480平方米。发现并清理了宋金元时期的窑炉遗迹10座，大型石碾槽1座，同时还发掘出土了房屋、作坊、灰坑、墓葬等遗迹，并伴出了大量的瓷器和窑具、模具和其他标本16］。这些都对比较全面地认识、了解观台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瓷器烧制技术、器物装饰、器型特征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1988年邯郸地县文物部门配合基建，清理了彭城镇二里沟砖厂的元代窑址17。
  （四）井陉窑
  隋至元代以烧白瓷为主的瓷窑。1989年10月河北省文物复查队开始发现，至1997年8月陆续于今井陉县城（微水镇）西北25公里的北陉村到县城西南15公里的梅庄约16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绵河、甘陶沟、冶河及其支流的小作河、黑水河等沿岸坡地确认了城关（天长镇）、河东坡、东窑岭、梅庄、南秀林、冯家沟（矿区）、北陉、南陉、南防口等九处窑址。这些窑址处于太行腹地的山区，其分布与井陉煤田的范围恰相重合，瓷土（矸子）、釉土及燃料皆是就地取材。另一方面，傍水的坡台地势，交通相对便利，宜于陶瓷作坊生产，也宜于人们生活，特别是山地择居较丘陵、平原可选择性小得多，所以窑场废弃后，大多成为村落，致使这一窑场的保存形态基本为建筑覆压。由于文献上缺乏具体地点的记载［18］，实地也没有如定窑那样小丘似的多座瓷片堆积等显著易寻的目标，因此也就成为井陉窑发现晚的一个客观原因，并且也对考古调查发掘、窑址的保护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和问题。期间，仅有1993年、1998年两次为配合基本建设而作的小面积发掘。前者发掘90平方米，后者也只有300平方米，以致该窑的全部内涵无法在短时间内全部得到揭露，虽然新发现不断，但其创烧时间以及分期等问题至今仍未能完全得到解决，调查、发掘报告亦尚未发表。现仅就已知材料，对之加以简要说明，并谈谈初步的认识。
  已发现的遗迹：
  经调查发掘，已发现的遗迹有矸子井、澄浆池、作坊、窑炉、灰坑等。其中1998年清理发掘的河东坡窑址遗迹时代明确、结构较为完整。
  晚唐窑炉以Y7保存较为完整，由火膛、窑床、烟囱三部分组成，形体小，总长度不过3.5米，宽仅1.7米，保留有1.2米高，以匣钵片砌筑的窑壁。与五代以后的瓷窑相比，结构上保留了不少马蹄形窑的早期形态。因用柴做燃料而前端火膛不设炉栅（条）外，两侧窑壁笔直并不外弧，特别是窑床后端与烟囱间不设隔墙，一对方形烟囱与窑床直通，没有砌置通烟孔（即烟道），窑床上摞放的匣钵一直摆放到烟囱的周侧。虽扩大了有限的窑床面积，但控温难度大，保温性能差［19］。调查发现的宋、金时代的窑炉一般与其他窑场常见的馒头窑结构上基本相同，大型窑炉的炉条有直径超过20厘米者。1998年在河东坡发掘的Y3异于常形，仅由相切的两个正圆形灰室、窑室两部分构成，窑门设在相接的切线部位，窑室内径仅1.5米，窑床与火膛合为一体，烟囱（已不存）大约设在窑顶上方。依其结构和伴出物我们认为它是专门的熔釉窑［20］。
  发掘的澄浆池和作坊，时代皆为金。澄浆池以砖石砌置，方形，直径2.1～2.3米，深1.1～1.3米，成串组合。作坊发掘1处，清理两间，皆由方砖铺地，以石块和匣钵砌墙，其中的小间堆放青灰色的坯泥，大间尚摆放有加盖的小缸两口，似为上釉的场所［21］。
  已知的遗物：
  隋代。直至目前，井陉窑隋代遗物发现甚少。1993年春，天长镇邮电支局新建工作楼挖掘地下柱槽，我们现场采集到在距地表6米深以下挖出的三叉形支钉和粘有垫条的承烧用盘柱，形状与邢窑已发现的隋代同类窑具相同，从而证实井陉窑隋代已经开烧。另在历年动土工程中收集到白瓷尖唇深腹实足碗、尖唇浅腹厚平底盘、高足盘等少量器物。深腹碗碗心积釉呈浅绿色，留有三个支钉痕。高足盘中有黑釉器，亦施半釉。这些器物与隋代的邢瓷无甚区别。规整周正，明显不是始烧阶段的粗拙形态。因此，我们在确认井陉窑隋代烧瓷的同时还有两点说明：一是未将它的创烧时间确定在隋，认为有还要早的可能；二是它与邢瓷关系紧密，在烧制白瓷方面依据现有资料来看，应与之有着相同的烧制史。
  中唐。在各窑址至今尚未发现唐前期的遗物。1997年夏在南防口村窑址出土了一组完整的白瓷器物，有碗、盏托、鍑炉、盆等。其中碗形尖唇敞口浅腹，皆为实足底，胎薄质细，釉色光润。盏托托口只微微隆起，与该窑晚唐五代初期形式的托子托圈已成高筒状明显有着时代早晚的区别。
  晚唐五代，此阶段窑址已遍布整个窑场，特别如南秀林、南北陉三处窑址均只见此期遗物，采集与发掘所获标本均很丰富，有碗、托盏、盘、碟、钵、盂、注子、瓶、壶、盒、罐、盆、枕、熏炉等。白瓷制品达90％，另外尚有黑釉、青黄釉及三彩制品。
  碗的形式繁多，有尖唇、方唇、圆唇、唇口之分。花口器（碗、盘、钵、盂等）亦大量增加。碗底除个别实足外，玉璧底、宽圈足（玉环底）、圈足皆见。高档白瓷的胎质与釉色毫不逊色于邢窑的精品，1993年在发掘中还获得了一件带“官”字刻款的白瓷盘片。装饰手法贴塑与点彩十分突出，其次为刻划。代表器物如莲花熏，熏碗周壁贴塑三层立体花瓣，瓣尖耸出口部，成为一朵盛开的白莲。白釉双鱼四系背壶，则是贴塑与刻划兼施的一件精品［22］。大型白瓷塔式罐所施黑褐釉点彩，由肩、腹、托座不同部位，分层点绘团花、花树、花穗和乳头，一器而成花团锦簇的效果，华丽的风格与长沙窑的拙朴迥异，可称北方白瓷点彩装饰的代表作。
  三彩器主要以绿、棕、黄三色为主，绿单彩亦多见；不见红彩、蓝彩和白彩。施釉方法与艺术效果均与河南、陕西乃至内丘等窑有明显的不同，浸上淡绿底色，再浇以不同的重彩，因之井陉三彩别具特色。
  北宋。发现遗物较少，主要有碗、盘、瓶、罐、执壶、枕等。此窑独有的器物为刻“天威军官瓶”款的酱釉酒瓶，所见皆入窑前刻划［23］，字体有正书亦有行草，瓶高40～60厘米左右，小口凹底，无纹饰，有的肩部有一周刮釉露胎的宽圈带。在装烧方面除一器一钵外，仍采用叠烧法，但似乎不再使用支钉而改用支珠，碗的里心多留有3～5粒遗痕或粘结的珠粒。
  金代。由采集和发掘所获标本来看，金代是井陉窑的后段鼎盛期，品种与器形有极大的丰富，折腰盘、碗成了大宗产品。在釉色方面虽仍以白瓷为主，黑釉、酱釉器比例成倍增加，又见绿釉、黄釉、天青釉器。在成功的烧制兔毫盏、油滴釉碗、盘的同时，还产出十分精美的黑釉菱花斑盏。在装饰技法上除保留了划花、刻花、剔花、点彩外，生产外范印花器的同时，大约是受定窑影响，出现了大量内模印花产品，图案的种类初步统计达二三十种以上，除同见于定窑者外，花卉类如纯叶纹，荔枝纹、莲瓣加缨络纹；景物类如开光湖石园景；人物类如池上仙人图等都是首次面世的纹样。其中，河东坡窑址1996年一次出土完整的印花模子12件，图案各异，精美程度比之定窑模子毫不逊色［24］。表明闻名于定窑的印花装饰，到金代曾大盛于井陉窑。不独如此，特别应提到的是同属于印花类的戳印技法的创用，使井陉窑印花装饰脱出定窑的规范，而独树一帜。这主要表现在枕面的装饰上，最具代表的鹿纹枕，所见有卧鹿、立鹿、奔鹿，并有单鹿、对鹿、三鹿的不同，此外还有奔牛、卧牛、蝶花、花叶、仙女等不同的画面。这些图案无论主题还是陪衬、边饰均由大小不同的印板戳印而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无论定窑或是磁州窑均不能包容。
  文献曾提到的“金花器”，在1998年夏的发掘中亦发现两种。其一为白瓷盘，盘面用金粉绘饰莲花；另一件为白瓷小碗，碗口（芒口）涂金，效果比定窑的金扣器则更显自然、轻灵、绚丽。二者均是井瓷中的描金器。
  点彩多见于碗罐类，技法与唐、五代一脉相承，主要有花朵、旋花、串叶、三叶等。此外，亦见少量白地黑绘划花，白地褐绘划花、黑剔花及白地划花瓷片，似是仿磁州窑的作品，但胎质和风格显有不同，极易区别。
  在装烧技法上，在覆烧法之前即见器心砂圈的出现，至少到金代前期已呈盛行态势，这里的中、低档碗、盘、缸、盆等一般里心均有砂圈。当印花覆烧器大量生产时亦未被取代，甚至大型印花器亦采用这种砂圈叠烧式生产。这种装烧形式虽使产品的美观方面大打折扣，但省去了支钉、支珠、垫圈等支烧窑具，增产的幅度高于覆烧法，影响了当时也传承于后世。
  元代。虽仍以烧制白瓷为主，但所见产品不分粗细均呈豆青色。黑釉、褐釉出现后来居上的趋势。至明清井陉窑场终以生产粗胎黑褐釉缸、坛、瓶为主。故到元代以烧制白瓷为主的井陉窑已进入衰落期，主要有鉴于此我们暂把井陉窑的下限定在元代。
  （五）其他窑址1．隆化鲍家营
  窑址位于河北省隆化县鲍家营村［25］。1980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调查发现。发掘探沟4条，揭露面积100多平方米，清理3座窑炉，出土部分窑具和瓷器。窑炉结构大体分火膛、窑床、烟囱三部分，以柴为燃料。窑具有窑柱、支钉、垫圈等，推测装烧方法有覆烧、砂圈叠烧、支钉叠烧、支圈叠烧等多种。瓷器种类有碗、钵、盘、罐、瓶等。胎体质粗含砂，呈灰白、黄白、灰青、灰黄等色。釉色有灰白、灰青、灰黄、酱、黑等色，上釉前多数施化妆土。器物多施双面釉。釉面混浊、光泽度差、有细小开片。碗多有芒，有的有砂圈。纹饰多为釉下彩绘，有花朵、花卉、树叶和动物形象，文字有“风华雪月”、“青风绿口”等。遗物造型特征、纹饰等系元代作风，又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发掘的3座古窑应是元代的地方窑。窑址地面还可拣到辽金时期的瓷片，较元代为晚的瓷片少见，因而窑场上限可能早到辽金，下限可能到元代晚期。2．宽城县缸窑沟辽金窑址
  1976～1977年承德地区文物普查中发现。第一处窑址在东窑庄东，面积为150平方米，文化层深度4米。第二处窑址坐落在东窑沟的东山根，面积为100平方米，文化层深度3.5米。两个窑址相距150米左右。窑址暴露着大量的褐釉、豆绿釉瓷片，器形有碗、鸡腿瓶、缸等，时代属于辽金［26］。
  二、目前研究的状况
  （一）邢窑
  国内外学者对邢窑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但直到邢窑被发现前的几十年时间里，有关邢窑的研究文章很少，仅有的几篇文章也多是依据文献把传世或馆藏的唐代白瓷做了一些描述和归纳，自然不免把大部分唐代白瓷皆归入邢窑。1980年在临城县发现邢窑遗址并召开了“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后，有关邢窑与邢瓷的研究普遍展开。随着内丘、邢台窑址的相继发现，人们对邢窑的认识和了解也在逐步深入。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关于邢窑产地。一种意见是内丘、临城、隆尧、邢台等县境内的古瓷窑址［27］；一种意见认为在内丘、临城、邢台三县发现的五代以前的瓷窑遗址都应属邢窑遗址［28；另一种看法则认为邢窑以州为名，邢窑在内丘，只有内丘窑才是真正的邢窑，而临城等古瓷窑应属邢窑系之列［29］。②对“盈”字款的认识、理解。有人认为“盈”是为宫廷定烧的贡品［30］；或认为是唐代百宝大盈库定烧，取“盈”字作标记，以供天子享用的定烧器31］，有人认为“盈”为产品标记，取其圆满之意，寄托一种吉祥和祝福［32］。③邢窑产品分期断代的研究。依据内丘、临城两县调查所获标本，大多数学者认为邢窑应始烧于北朝，历经隋、唐、五代、宋，到元走向衰亡；有人以白瓷为主线，认为邢窑白瓷的烧造经历了北朝的创始、隋代的发展、唐代的鼎盛、五代的衰败四个时期［33］；有人则把内丘窑址分为北朝、隋、初唐、中唐、晚唐五代五个时期34，还有人把邢窑遗址由北朝到五代分为六期。④关于细白瓷的研究。通过对隋代“透影细白瓷”的测试研究，大多学者认为，邢窑隋代“透影细白瓷”的烧制成功，主要是因为胎、釉中低含铁量和高氧化钾所致，说明邢窑窑工在隋代已经掌握了长石、石英类矿物的粉碎方法和高温熔融下的物理性能。张志忠等进一步指出，邢窑的薄胎细瓷已基本上达到了欧洲“硬质瓷”的标准，把薄胎细瓷的起源提前了近10个世纪35］。杨文山等人则认为，邢窑精细白瓷从硬度性能来看，属“软质瓷”，虽然晶莹透彻，洁白美观，但抗污耐磨性能较差36。
  另外，一些研究者还对采集的大量窑具标本进行了研究，对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窑具进行了装烧方法的初步研究［37］。《谈邢窑》一文中也有对邢窑装烧技法的部分总结与描述。“邢窑研究组”还初次对一些瓷器和原料标本进行了化学组成分析、物理、光学性能测定和显微结构的观察等，发表了研究报告［38］。“邢窑研究组”美术组还完成了“邢窑造型装饰研究”［39］的报告，最先把邢窑器物从整体造型、质地、釉色、比例、对比变化等方面进行了美学的观察与概括。冯先铭先生通过对邢窑及邻近诸窑的考察，很早就注意到邢窑的发展特别是白瓷对邻近诸窑如定窑、平定窑等有很大影响。不仅如此，定窑在金以后又反过来影响邢窑，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40］。李辉柄先生则更详细的以邢定二窑的玉璧底碗为例进行了造型、做工、胎、釉等方面的对比研究，提出了二窑既关系密切又存在区别的事实［41］。王会民等人则通过邢窑的全面调查和局部试掘，发表了“邢窑调查、试掘的主要收获”，除了把邢窑遗址由北朝到五代分为六期，分别总结了每一期的器形、窑具种类和特点，还指出，隋代透影细白瓷的产生并非偶然，可能与当时的政治有着某些联系。作者还断言，约在中唐，邢窑在碗一类的器物上使用过大量的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覆烧”技法［42］。
  （二）定窑1．始烧年代与分期
  关于始烧年代一般认为始于唐代后期；也有人认为应在唐代早期［43］；还有的学者认为始烧于中唐［44］。
  关于分期，大致有六种观点：
  （1）分为三期：晚唐、五代、北宋［45］。
  （2）分为三期：早期为晚唐五代时期，中期为北宋时期，晚期为金元时期［46］。
  （3）分为四期：初创时期（唐高祖至唐代宗，618～779年），发展时期（晚唐至五代，780～960年）。“独特风格”形成时期（北宋至金哀宗，960～1234年），衰败时期（金哀宗至元代，1234～1368年）［47］。
  （4）分为六期，将唐五代定瓷和宋金定瓷各分为三期，前者为唐代早期、唐代中后期和晚唐五代，后者为北宋时期、金代和金末元初［48］。
  （5）分为六期，唐代中期、晚唐五代、北宋早中期、北宋晚期、金代、元代［49］。
  （6）按朝代分为唐、五代、北宋、金、元五期，北宋时期中再行细分为早中晚三期［50］。2．窑炉结构与原料
  五代时期，窑室平面呈马蹄形，由烟囱、窑床、火膛三部分组成，火膛内未见炉箅，窑床与烟囱间没有隔墙［51］。同宋代的馒头窑相比，在结构上并无很大差别。宋代窑炉窑床与烟囱间有隔墙［52。
  普遍认为，烧瓷燃料五代时期用柴，是还原焰窑，北宋时期改为烧煤，窑室气氛变为氧化，这是定窑白瓷釉色从白中闪青变为白中闪黄的主要原因［53］。叶喆民先生认为定窑历来煤柴并用［54］。还有人认为定窑唐至五代时期一直烧氧化焰，北宋早期或中期烧过一段时间的还原焰，或弱还原焰［55］。3．装烧工艺
  研究表明定窑先后采用五种装烧方法：三叉形支钉垫烧法、匣钵正烧法、支圈仰烧法、支圈覆烧叠置法和叠烧法［56］，存在疑议之处有两点，一是三叉支钉支烧法是否仅限于唐代早期及其时是否使用匣钵；二是有关覆烧法的年代，林洪先生曾认为早在北宋初年定窑就大量采用覆烧法［57］，现在流行的观点是定窑创用覆烧法的时间似在北宋中期，覆烧法兴盛于北宋后期。4．定瓷基本特征
  一般认为，唐代产品以黄、绿、青三彩等釉为主，有少量白瓷，已有盘、碗、罐、盒、壶、枕、瓶等器类，晚唐玉璧底白瓷碗为典型产品，此时定瓷多造型厚重且光素无纹。五代以后则以白瓷为主，兼烧黑、绿釉器，器型逐渐变化，以唇口碗为多，装饰出现少量划花。北宋以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和绿釉，即著名的“黑定”、“紫定”和“绿定”。器类丰富，增加一些像生器物，如海螺、泅龟、人物及动物雕塑等。孩儿枕、刻花净瓶、印花云龙纹盘是定窑的代表作品。白瓷胎土细腻，釉色润泽白中闪黄，碗盘类因“挂烧”、“覆烧”出现芒口。装饰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代表，题材有花卉、禽鸟、游鱼、动物、婴戏等。有在口部镶金、银、铜釦的装饰，其用意一是表明使用者身份尊贵或显示豪华，再是弥补漏釉欠缺。定瓷还有金彩名品。还曾发现有“兔毫”或“油滴”现象的黑瓷片。金代定窑延续宋制，印花成为主要装饰手法，常见以凸线界出若干画面的做法，砂圈叠烧法采用后，定瓷逐渐衰败。5．定瓷供销
  （1）宫廷所用贡瓷。已发现的定窑器题铭“尚食局”、“尚药局”、“奉华”、“风华”、“慈福”、“聚秀”、“禁苑”、“德寿”等，说明定器中有一部分是专供宫廷使用的。
  （2）官府、贵族及民间日用瓷。《中国陶瓷史》1997年版235页载：流散到国外的一件定窑盘，盘心印阴文“定州公用”楷书四字，此器或定州官衙所用；还提到窑址采集品中有刻“五王府”铭文的，应是某五王府所定烧之器。定窑中也有质量粗糙的产品，说明也为民间烧造。
  （3）外销瓷。与“丝绸之路”相关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古代遗址中，都发现不少定器。入宋以后，外销瓷器的生产逐渐从内地转向沿海，定窑从此退出外销的历史舞台［58］。6．定窑题款
  定窑瓷器带题款的有15种，大都与宫廷有关，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带“官”款的［59］。定瓷题款大多为刻字，也有印字与写字。
  “官”字题款器物大多出于五代末到北宋前期墓葬中，除“官”字外，还有刻“新官”二字的。关于“官”与“新官”款的相对年代，有人认为“新官”是相对于旧“官”而言，后者早于前者［60］，另一种意见是二者同时生产，为什么有“官”与“新官”之分还有待研究［61］。烧造年代一般认为从晚唐到北宋早期均有烧造。关于其窑口，过去有两种意见，全属辽官窑或皆归定窑。现在有代表性意见是：
  （1）除湖南出土的“官”款白瓷盒似为湖南生产的以外，浙江、辽宁和湖南等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均应为定窑的产品［62］。
  （2）“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除定窑和辽官窑外，还应考虑其他产地，钱宽墓出之器有较大可能来自湖南地区［63］。另外还有人认为钱宽夫妇墓中带“官”“新官”款的瓷器可能是浙江所产［64。关于“官”字涵义，有人认为此类器物属宫廷指定烧制品［65］，有人认为是作为官府或封建贵族订货和对外出口的一种标记［66。7．定窑系
  陶瓷界一般认为，定窑以白瓷驰名，其造型、装饰、烧造方法为各地瓷窑所仿效。宋代烧造定窑风格白瓷的窑址，尚有河北邢窑，北京龙泉务窑，山西平定、盂县、阳城、介休、长治、太原、榆次、河津、交城、霍县以及四川彭县等窑，形成定窑系。江南地区受定窑影响的有景德镇、吉安等窑。采用覆烧方法烧青白瓷的瓷窑，在浙江、福建、湖南和湖北等省都有发现［67。
  在邢窑、定窑、磁州窑的比较研究［68］，辽宋白瓷鉴别研究［69］，宋金时期仿定器的窑口鉴别［70］等方面都取得一定进展。有人从文化背景的影响及定窑对铜镜艺术、丝织、刺绣、绘画和书法的借鉴方面对定窑装饰风格的形成进行探讨［71］。还有人对定瓷所用原料进行研究与实验［72］。
  （三）磁州窑
  磁州窑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国内外学者针对一些传世瓷器和巨鹿故城出土的磁州窑器发表了一些论文和著录，掀起了磁州窑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磁州窑调查发掘资料的增多，人们对磁州窑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研究面逐步扩大。进入80年代以来，国内又一次掀起了磁州窑研究的热潮。1981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举行了“磁州窑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将美、日、英、加四国收藏的磁州窑精品在美国举行了专题性的巡回展出，出版了图录。1985年，“中国磁州窑研究会”成立，并在彭城召开了第一届学术讨论会，编印了内部论文集。1988年又在彭城召开了第二届年会，磁州窑的研究不断走向广泛和深入。
  《中国陶瓷史》把磁州窑描述成我国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有关专家学者从器类的介绍、窑址的考察到与其他窑口关系的对比研究，从器物的造型艺术特色到文化现象的研究，方方面面，特别是它独具特色和丰富多彩的造型装饰艺术更为研究者所偏重。《中国陶瓷史》把烧瓷品种最为丰富的观台窑总结为12种。李知宴先生在《漫谈磁州窑的艺术特色》［73］以及魏之瑜先生在《磁州窑艺术初探》［74］等文中皆对磁州窑的造型装饰从起源、工艺、美学、创意以及从当时政治和人们生活的各方面都做了概括和分析。刘志国先生仅金代磁州窑的装饰就分了14种［75。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对调查和传世品的总结和概括，而缺乏正式发掘所特有的地层关系和对应的时代特征。《观台磁州窑址》［76］正是对这种研究缺憾的补充。该报告详尽描述了1987年观台窑发掘的地层、遗迹、遗物的关系与特征，进行了较细致的分期、分段及相关问题包括每期、段特征的讨论。报告中分观台窑为四期七段，对应的烧造时限从五代末北宋初到元末明初，由此总结出观台窑的发展历经了“初创”、“发展”、“繁荣”、“衰亡”四个时期。不仅如此，报告中还对部分标本胎、釉、化妆土的化学成分和显微结构进行分析，通过对标本的X荧光分析法测定对其制造工艺进行了探讨等。这些都为磁州窑的研究增添了新内容，可以说是磁州窑研究的里程碑。另外马忠理先生在磁州窑历次调查、发掘的基础上，总结出磁州窑的装饰品种为58种，并对每种装饰的流行时代做了探讨，使人们对磁州窑的装饰品种及时代有了更新的认识［77］。
  （四）井陉窑
  由于井陉窑发现较晚，调查发掘资料尚未公布，有关研究文章很少。我们权且把对井陉窑的初步认识归纳如下。1．井陉窑就是“东窑”
  46年前陈万里先生曾撰文提出“在唐的时代，平定、平阳、霍州均烧白瓷。平定窑又俗称‘西窑’，是否对于邢窑之在河北为东而言，亦是一个问题”［78］。由于那时没有发现井陉窑，根据地理位置，老先生提出邢窑是否“东窑”的疑问，现在可以给予明确的解答了。依目前发现的井陉窑最西部的城关镇与河东坡窑址，二者西至平定窑的柏井窑址有驿道直通，恰仅一驿之距［79］，来往不费一日之时，非常便捷。平定窑在西，井陉窑在东，而井陉窑的河东窑址与东窑岭窑址间相隔一岭称“东窑岭”。可见井陉窑确曾俗称“东窑”，无论相对于地理位置，还是地名，均可肯定“东窑”就是井陉窑。东、西窑俗称的意义恐怕并不仅仅限于地理位置和地名称谓，以笔者所见，平定窑晚唐五代到金的制品无论胎质、釉色、品类、器形多与井陉窑别无二致。若以产品来看，二者似可合为一个窑口。实际上无论平定窑，还是霍窑、介休窑等山西白瓷，与其说受邢定影响，实际来看，还是应与井陉窑有更紧密的关系。2．井陉窑的特点
  釉色方面，井陉窑白瓷就目前所见，除元代以外无论哪个阶段都发现一些高精度的制品，胎质坚细、釉色莹润光洁，如“官”字款器等，用类雪标准衡量亦不过分。然而占更大量的中档、甚至一些高档产品如前段的双鱼穿带背壶，后段的印花盘、碗等，胎质灰白釉色闪青，更多的普通品则釉色泛青，少见泛青黄者。
  装饰方面。从所获标本来看，一般的装饰技法几乎都曾在井陉窑得到采用，代表其自身特色的，或谓之形成自己特点的技法，我们初步认为有两种：一是自唐即有突出表现的点彩，全用褐彩，图案尽为花朵、花穗或花束类，规整、大方、华丽。这种装饰不仅自身得到长期保持，也影响到定窑或磁州窑产品上出现同类装饰。二是戳印划花。这是在印花技法的基础上形成的，代表器物戳印划花枕不见于其他窑口，一些著作中将之误认为定器或磁州窑器［80］现得纠正。
  装烧工艺方面。砂圈叠烧法一般认为“出现于金代，流行于元代北方地区”［81］。依据井陉窑的发掘情况看，宋代即出现此类盘、盆，到金代前期即已成为大宗产品。因此如同定窑在北宋创覆烧法，井陉窑约在宋代创造了砂圈叠烧法。
  三、今后研究的取向
  （一）进一步调查与发掘1．调查的方向与重点
  河北省境内古瓷窑址特别是邢窑、定窑、磁州窑等名窑历史上都进行过多次调查，每次调查可以说都有新发现与收获。但总的说来，原来的调查铺开的面较窄，专题性不强，大多是在已有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的小规模调查，有的则是在已知前提上的复查，也有大规模文物复查中的偶尔发现。现已知的四大窑的位置，均居于太行山东麓及山前丘陵平原地带，而河北西北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等广大区域内的古瓷窑址近乎空白。而在这些区域内古遗址、墓葬中曾出土过数量可观的瓷器及残片，特别是景县、河间、任丘、吴桥、青县，石家庄的平山、赞皇等地皆出土过早期瓷器，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青瓷莲花尊更为世所珍品。但遗憾的是都找不到窑口或窑系归属。张家口宣化、唐山迁安等地出土的精美辽代瓷器则更需寻找烧瓷窑口。因此作为瓷窑考古专题，我们认为很有必要继续进行调查工作：首先是已知古瓷窑址也就是邢窑、定窑、磁州窑、井陉窑、隆化窑及相邻区域内的补充调查；再就是广大区域内特别是西北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未知古瓷窑址的调查。2．白瓷创烧问题
  北齐范粹墓白瓷的出土使得白瓷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时间至少提前到距今1400多年前，同时范粹墓白瓷的烧制地点和白瓷的创烧也成为学者们讨论的一个热点。根据现有资料，河北境内邢窑、井陉窑皆至少在隋代已生产白瓷器，特别是邢窑隋代高级透影细白瓷的发现更使人们看到烧制白瓷技术的成熟和在河北境内寻找到更早期烧制白瓷窑口的可能。因此继续调查和发掘，特别是邢窑、井陉窑及其附近区域的调查和发掘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早日解决。同时调查发掘还要尽可能地解决河北境内瓷器的始烧时间问题。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内和邢台葛庄等地都发掘出土了原始瓷器或残片，虽然目前还不能证明这些原始瓷器就是本地产品，但这些资料表明至少在商周时期，河北地区的古人们已开始使用原始瓷器，并已可能亲自烧制原始瓷器。3．各窑址缺环
  （1）邢窑宋瓷。虽然前述观点中有人认为邢窑五代以后衰落，但作为邢窑区域内的瓷器烧造则至少延续到元代。在已调查试掘的资料中，除了北宋，从隋至元皆可找到相对应的比较丰富的遗址或地层。虽曾有人在射兽等窑址残存中拣到过零星的宋代瓷片，但作为宋史有明确记载的贡瓷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继续调查与发掘，寻找邢窑宋代窑址或地层堆积和瓷器，不仅可以印证历史，而且通过邢窑宋瓷和定窑宋瓷的对比研究，或可能改变一些传统的观念。
  （2）定窑创烧。前述观点中对定窑创烧时间的看法颇不一致，或认为初唐，或认为中唐，或认为晚唐五代。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人们对定瓷早期产品的认识各不相同，另一方面恐怕还是对早期产品的揭示不够。一般观点认为定窑早期受到邢窑较大影响，其产品也基本相同。因此在揭示、寻找定窑早期产品的同时，继续调查发掘定窑同时期窑址和地层将有助于定窑创烧时间问题的解决。
  （3）井陉窑唐早期窑址。在已发现的资料中，河北境内唐代早期的资料不多，特别是窑炉和有纪年的瓷器更是鲜见，同时这也给窑址内唐早期瓷器的断代带来了一些困难。目前所知，井陉窑瓷器烧造由隋至元，与邢窑区域内的瓷器烧造时间差不多，惟独不见唐早期产品。即使已试掘出唐早期堆积层的邢窑，其遗物也不丰富，人们对这一时期的窑炉、窑具、瓷器的面貌也还不甚了解，因此寻找井陉窑唐早期窑址很有必要，这不仅有助于人们对井陉窑整体面貌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会对河北瓷窑考古的综合研究有所帮助。
  （二）建立邢、定、井三窑窑口的界定标准
  唐、五代时期，邢、定白瓷产品造型多相同或相近，胎质、釉色也颇多相同相近之处。因为定窑的创烧晚于邢窑，研究者多认为这是受邢窑影响所致。现在又发现了井陉窑，不仅唐、五代白瓷的特征与之雷同，且隋代的标本尽管发现很少，但除未见极精细的透影白瓷外，外观也与邢瓷制品极其相似。
  再说宋代，定窑崛起为五大名窑之首。前期，定州塔基所出精美白瓷有的带有“官”、“新官”刻款。后期覆烧法及印花产品大盛，同时“尚食局”、“尚药局”等刻款器物在窑址发现。但同期包括金代，邢、井二窑也在烧造。
  窑口如上所述，但近代以来，各地出土唐、五代精美白瓷，只要够得上“类银”、“类雪”的标准，一律判归邢窑。后者则无一例外地指作定器，只有那些中、低档产品才被视作“土定”。
  实地来看，唐、五代时期，井陉窑与定窑不乏精美如同邢窑的产品。宋金则更有商榷的余地，见于《宋史·地理志》记“信德府（邢州）贡白瓷盏”，中山府（即定州）所出贡品中却无瓷器。同样《金史·地理志》中“真定府（辖井陉）产瓷器”，中山府却不记有瓷器产出。越来越多的发现证实，金代井陉瓷确实具备了赶超定瓷的水平。而即便宋、金时期定窑也有大量的中、低档“土定”产品。还应指出的是，以白中闪黄概括宋定白釉特征，似乎和井、邢有所区别，但实际所见，同期定瓷亦不乏闪青、泛青者。而邢窑晚唐五代已见大量闪黄、泛黄产品。
  如此，唐代各地，特别是井陉、曲阳附近出土的精细白瓷是邢窑产品，还是当地窑产品？同样宋金时期，各地所出精美的白瓷或白瓷印花产品，特别是井陉、邢台附近所出者，是定窑产品，还是当地窑产品？
  再把问题的范围扩大一些，“定窑系”还包括了山西平定、阳城、介休、霍县，四川彭城诸窑，而介休、霍县窑同时还归入了“磁州窑系”。如此，还有没有这些窑的自身特点？这么广阔地域内的窑口都纳入同一窑系，是否尽可涵盖其实际？如妥当，为何一窑又属于两系？当具体到某件标本来看，又怎样准确界定它的窑口？以上问题即需深入思考，也是实际操作上无法回避、亟须解决的问题。
  作为需要解决的诸课题之一，我们拟集合邢、定、井、磁四窑相同时代（阶段）有代表性的高、中、低档典型标本加以综合的分析、化验、检测，就其异同在各方面做出科学鉴定的基础上，求得可实际操作的界定标准。
  中国陶瓷的历史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物质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它不仅在考古断代分期方面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其工艺、造型、装饰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对现代陶瓷生产也具有重要意义。综上，河北是古陶瓷大省，陶瓷考古是河北考古的一大项重要内容，在陶瓷研究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有利条件。但是，目前我省陶瓷考古相对滞后，调查发掘没有详细明确的计划，基本处于无序状态，资料的整理不及时，研究不充分、成果不多，现在又有上述重大的项目和亟须解决的课题，因此需要在调查发掘和综合研究方面进行大量扎实的工作。鉴于历史的经验，河北考古部门应该从河北陶瓷大省的实际情况出发，成立专门的陶瓷考古小组，提出和落实具体可行的详细工作规划，进行连续系统的工作，申请专项资金，一是用于保障继续调查发掘和综合研究的启动和运转，二是用于整理现有的以有新发现的资料，出版报告、图录和论文。同时应吸引各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共同对河北诸窑进行深入研究，以使我省的陶瓷研究水平不断有新的突破，及时发表与出版有关的成果。

［1］陈万里：《邢、越二窑及定窑》，《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 ［2］杨文山：《唐代邢窑遗址的发现和初步分析》，《河北学刊》1982年第2期。 ［3］河北临城邢瓷研制小组：《唐代邢窑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81年第9期。 ［4］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省内丘县形窑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9期。 ［5］高建强等：《泜河流域考古调查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第1期。 ［6］王会民、樊书海、张志忠：《邢窑问题新议》，《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 ［7］资料未发，部分标本见于河北省博物馆1997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陶瓷特展。 ［8］张志忠、王会民：《邢窑隋代透影白瓷》，《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9］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北平文奎堂书庄，1934年。 ［10］陈万里：《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1期。冯先铭： 《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1期。 [1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第 8期。 ［12］刘世枢：《曲阳县唐、宋定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又 《曲阳县定窑遗址发掘》，《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 ［13]1985年调查的磁州窑址资料正在整理中。 ［14]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邺城队和磁县文保所进行了磁县的窑址调查，资料尚待整理 发表。 ［15］秦大树：《河北省磁县观兵台古瓷窑遗址调查》，《文物》1990年第4期。 ［16］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磁县观台磁州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4期。 ［17]1988年配合基建清理了彭城镇东南的二里沟砖厂工地，出土元代“内府”瓶、碗、盘、鱼藻盆等。资料在整理中。 ［18］《乾隆正定府志》卷十二《物产》：“正定府产瓷器，缸坛之属也，明时充贡出井陉”。《雍正井陉县志》卷三《物产志·货类》：“磁器、瓦器、砂器”。又，《金史·地理志》卷二十五《河北西路》记：“真定府产瓷器”等。都没有明确、具体的地点。 ［19］《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18日头版《井陉窑发掘获重大成果》一文所配发的Y7图片。 ［20］经仔细的工作，在Y3窑室周围未发现烟囱痕迹。另在Y3灰室底部及窑床上灰渣层内发现试管型小型坩锅。 ［21］见《井陉窑发掘获重大成果》一文配发的作坊图片。 ［22］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190页335器，文物出版社，1980年。 ［2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图版廿九《南海山北墓区出土器物》第5器，东方出版社，1998年。 ［24］孟繁峰、杜桃洛：《井陉窑遗址出土金代印花模子》，《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2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隆化鲍家营古窑址发掘》，《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 ［26］承德地区行政公署文化局编印：《承德地区文物普查报告》，1978年10月。 ［27］杨文山：《关于邢窑产地问题》，《河北陶瓷》1992年第2期。 ［28］同［6］。 ［29］[30］贾永禄、贾忠敏、李振奇：《谈邢窑》，《河北陶瓷》1991年第2期。 ［31］陆明华：《邢窑“盈”字及定窑“易定”考》，《上海博物馆集刊》1987年第9期。 ［32］同［6］。 ［33］同［29］。 ［34］同［4］。 ［35］同［8］。 ［36］杨文山：《邢窑精细透光白瓷的初步研究》，《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37］毕南海、张志忠：《邢窑装烧方法的研究》，《河北陶瓷》1989年第2期。 ［38］河北省邢窑研究组：《邢窑工艺技术研究》，《河北陶瓷》1987年第2期。 ［39］同［38］。 ［40］冯先铭：《谈邢窑有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4期。 [41］李辉柄：《定窑的历史以及与邢窑的关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 ［42］王会民、张志忠：《邢窑调查试掘主要收获》，《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3］穆青：《早期定瓷初探》，《文物春秋》1995年第3期。 ［44］张金茹：《定窑瓷器分期初探》，《文物春秋》1995年第3期。 ［45］同［11］。 ［46］冯先铭：《曲阳定窑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47］李辉柄、毕南海：《论定窑烧瓷工艺的发展与历史分期》，《考古》1987年第12期。 ［48］刘毅：《定瓷基本特征和仿定瓷的窑口鉴别》，《文物季刊》1998年第4期。 ［49］同［44］。 ［50］冯先铭：《定窑》，《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51］同［11］。 ［52］同［12］。 ［53］李国桢、郭演仪：《历代定窑白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3年第3期。 ［54］叶喆民：《近三十年来邢定二窑研究记略》，《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55］陈文增：《宋代定窑文化品位确立之艺术借鉴》，《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56］同［47］。 ［57］同［11］。［58］同［47］。［59］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 ［60］冯永谦：《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陶瓷器》，《文物》1975年第12期。 ［61］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第12期。 ［62］李辉柄：《关于“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的探讨》，《文物》1984年第12期。 ［63］同［61］。 ［64］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 ［65］杨根：《宋代的八大窑系》，《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考古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66］同［44］。 ［67］参见［46］、［59］。 ［68］叶喆民：《近三十年来邢定二窑研究记略》，毕南海《邢定二窑的关系及制品考》，《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69］李红军：《辽代白瓷与北宋定窑白瓷的鉴别研究》，《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70］同［48］。 ［71］同［55］。 ［72］蔺占献：《定窑坯釉的研究与仿制》，《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73］李知宴：《漫谈磁州窑的艺术特色》，《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74］魏之瑜：《磁州窑艺术初探》，《磁州窑研究论文集》，邯郸陶瓷公司，第一册。 ［75］刘志国：《磁州窑研究综述》，《河北陶瓷》1984年第2期。 ［76］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77］马忠理：《磁州窑的装饰品种及其流行时代》，《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78］同［1］。 ［79］井陉窑城关镇窑址所在地，见于《宋史·地理志》，自熙宁八年县治迁此，后一直设有驿站。平定窑窑址所在的柏井，为柏井驿站所在地，二驿为真定府至太原府驿路的相邻驿站。 ［80］周淑兰、胡美生：《中国古陶瓷艺术精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其中99～101、103页“宋定窑划花奔鹿枕、卧鹿、对鹿、奔牛枕”，第199页“宋定窑戳印花枕”等即为井陉窑特产的戳印花枕。同样器物，见于李秀珍、张慧：《河北省博物馆馆藏古代陶瓷枕概述》 1992年第1期，将之判定为宋磁州窑枕。 ［81］《中国古陶瓷图典》七，《成型工艺·涩圈》，文物出版社，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