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内容
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它和“四大发明”一样对世界人类物质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根据考古材料，我国远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朝便出现了“原始青瓷”，其后经过两周秦汉的发展，至公元2世纪的东汉已发展成为真正的“青瓷”。魏晋时期我国的青瓷生产得到了迅速进步，到公元6世纪的北朝后期又在青瓷的基础上成功的创烧了“白瓷”。
白瓷的发明在我国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我国长期“青瓷独尊”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后世的花瓷尤其是彩瓷的生产创造了条件。根据窑址遗存调查，邢窑是我国生产白瓷最早的窑场。它始于北齐，经过隋朝的短期发展，至唐已达到了兴盛阶段，从而成为我国白瓷的生产中心。唐代邢窑白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在国内的广泛使用和向国外的遥远传播，不论对我国还是对外国的物质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从20世纪起，中外学者开始注意了对邢窑的研究。现就20至40年代、50至70年代和80至90年代三个不同阶段的研究状况，略作回顾。
一、20世纪20至40年代的研究
明清时代，我国学术研究十分活跃，不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内，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出现了一批博古著作和陶瓷著作，诸如明曹昭著有《格古要论》，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高濂著有《遵生八牋》，清朱琰著有《陶说》，寂园叟著有《陶雅》，许之衡著有《饮流斋说瓷》等等。在这些著作中，只要提到唐代越窑青瓷，就必然提到唐代邢窑白瓷。不过多是引录陆羽《茶经》、段安节《乐府杂录》、李肇《国史补》中的原文，且又很少进行分析评论，比如清朱琰所著《陶说》即是如此［1］。因此，严格说来，这些著作对邢窑白瓷的记述，只能说是文献照抄而谈不上什么研究。
我国学者对邢窑的真正研究，应当说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开始的。此时我国出现了第一代古陶瓷专家，诸如吴仁敬、辛安潮、叶麟趾、陈万里、傅振伦等先生。这些专家都具有现代意识和科学观点，虽然他们也征引文献，但都注意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他们还注意结合实物研究，探讨文献所记与实物特征的吻合。此外值得称赞的是，他们还注意了邢窑所在位置的查找。兹举数例如下：
（1）吴仁敬、辛安潮二先生合著《中国陶瓷史》，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计十三章，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各个时代的制瓷历史。关于唐代邢窑白瓷，著者这样写道：
“邢窑，邢州所烧，在今河北省邢台县，土质细润，色尚素，为世所珍重，甚者，且谓为在越瓷上。陆羽《茶经》云：世以邢州瓷处越器上，然邢瓷类银类雪，邢瓷白而茶丹，似不如越。陆羽不以邢瓷驾越瓷为然者，仅以品茶而言耳。其实邢窑虽不能驾越窑之上，亦相仲伯间也。”［2］
按陆羽《茶经》在评论越瓷邢瓷优劣时，是扬越抑邢的，甚至将邢瓷排斥在入品之外。陆羽的这种看法虽然是不公正的，但长期以来却一直成为评论越、邢诸窑的“圭臬”［3］。吴、辛二氏在《中国陶瓷史》中第一次批判了陆羽的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越瓷、邢瓷各具特色，品位不相上下，陆羽所以祟青贬白，只能说是嗜茶好瓷者的一种偏见。吴、辛二氏这种新认识，对后来研究者的影响很大，比如范文澜先生在1942年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便采纳了这种新见解。
（2）傅振伦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文学院历史系，是著名学者文学院院长马衡的得意门生，故20世纪30年代马衡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傅氏即离教北大就职故宫。马衡指定傅氏主管古陶瓷，从此，他便开始了古陶瓷研究。
众所周知，故宫藏有大量历代名瓷。这些名瓷不论在国内陈列还是出国展览，都必须填写标签卡片，因此傅氏的早年研究，主要是根据文献记载与器物特点，为故宫藏瓷进行断代和归口鉴定。比如故宫藏有一件“短流鼓腹白瓷执壶”，因造型规整和釉色洁白，与唐皮日休《茶瓯诗》和陆羽《茶经》所记相合，傅氏便将它定成了“唐代邢窑白瓷”。按傅氏为邢台南和人，是研究地名史的专家，根据李肇《国史补》所记“内丘白瓷瓯”，他认为邢窑的窑址当在邢台的内丘县。20世纪30年代末由于他在内丘城北和临城城南的交界处找到了“磁窑沟”村名，因此他认为此处很可能就是邢窑的所在。虽然因交通不便和局势紧张未能亲临考察，但他的这种看法却为后来人们调查邢窑遗址提供了线索。
（3）陈万里先生，早年从事银行工作，研究古陶瓷是他的业余爱好。陈氏因长期生活在浙江，故他的早年研究专以浙江青瓷为范围。1935年著有《青瓷之调查及研究》，1946年著有《瓷器与浙江》［4］。在这些著作中，为论证越窑青瓷他引用了唐代文献，无疑也就涉及了与越窑青瓷对称的邢窑白瓷。
陈万里先生为调查越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因此人们应当承认陈氏是越窑遗址最早的发现者。虽然他远离北方无法对邢窑的窑址进行调查，但他一直十分关注这一名窑窑址的发现。新中国建立后他到北京故宫就职时间不久，便根据傅氏指点对磁窑沟进行了调查。虽然在这里没有发现唐代的遗存，但这是第一次对邢窑的实地寻找，为后来人们对邢窑遗址的考察起了先驱作用。
外国学者对邢窑白瓷的研究，也是从20世纪之初开始的。参与这种研究活动的学者，西方主要是巴哈格特、赫尔费勒德、沙列、林德伯格；东方主要是大西林五郎、久志卓真、上田恭辅、渡边素舟、小山富士夫等。这些学者的研究材料，主要是我国唐代传入外国的陶瓷实物，其中有遗址出土器物也有传世器物。此外是近世外国人从我国盗买的器物，其中除馆藏外，也有私人收藏品。由于外国学者比我国学者接触的实物和文献更少，与我国学者相比，对邢窑的研究更为粗浅。比如：
（1）赫尔费尔德（E·Herefeld）和沙列（F·Sarre），法国学者，1911～1913年、1936～1939年对今伊拉克境内的萨麻拉遗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掘。按萨麻拉（Sa-marra）位于巴格达北120公里，曾是公元836～883年（相当于我国唐朝中期文宗开成元年至僖宗中和三年）“撒拉逊帝国”的首都。发掘的重点是城内的宫廷废墟，出土了许多中国陶瓷残片，其中有青瓷、黄釉瓷、绿釉瓷和唐三彩，也有被学者们认为经过高火度烧造的“又硬又有玻璃质”的邢窑白瓷。1925年沙列虽然发表了发掘报告［5］，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材料，但他本人对邢窑白瓷并没有进行什么深入研究。
（2）巴哈格特（AlyBahgat），是埃及学者，1912～1920年对今埃及境内的福斯塔特遗址进行了发掘。按福斯塔特（Fostat）位于开罗南郊，是公元642年（相当于我国唐朝初期太宗贞观十六年）阿拉伯军队征服埃及时建立的，从此下至公元905年（相当于我国唐朝晚期哀帝天祐二年）一直是埃及伊斯兰帝国和埃及突伦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此次发掘在遗址中出土的陶瓷多达70万片，其中有“唐三彩”，有“越窑青瓷”，有“长沙窑瓷”，也有被学者们认为的“邢州白瓷”。巴哈格特在发掘后的第二年即1921年虽然也写了发掘报告［6］，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材料，但他本人同样对邢窑白瓷也没有进行什么深入研究。
（3）林德伯格（GustafLindberg），是瑞典学者，20世纪40年代根据瑞典收藏的宋代以前的白瓷与萨麻拉出土的白瓷“相似”，认为这种白瓷“只有邢州”才能烧造。因此他认为瑞典这些藏品和萨麻拉出土的瓷品，都应是9世纪中国唐代邢窑烧造的白瓷。虽然有人认为林德伯格的这种分析是一种“假想之说”，但在当时他能利用传世藏品与出土器物对邢窑白瓷进行对比研究，并大胆的提出这种“假想”，也是难能可贵的。
（4）大西林五郎、久志卓真、上田恭辅、渡边素舟、小山富士夫等，都是日本学者，20世纪20至40年代都有中国陶瓷专著。如大西林五郎1917年著有《支那陶磁全书》，共计四卷九编，其中第四编《唐时代》涉及到了邢窑；渡边素舟1939年著有《支那陶磁器史》，全书十二章，其中第六章《唐代陶磁の时代的情势》也涉及到了邢窑［7］。他们研究邢窑的材料，主要是收藏或出土的器物，有时也结合到文献。其与西方学者相比显见深入，但与我国学者相比仍较粗浅。40年代前半期，日本学者对我国古陶瓷研究出现了一个高峰，这是因为他们利用日军侵华之机，更多地接触到了中国的陶瓷实物，同时有些学者在日军的护卫下还对我国一些著名窑址进行了考察，比如小山富士夫考察定窑遗址即是如此。在此期间，日本学者对定窑的研究有所进步，但对邢窑的研究依然停留不前。
二、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研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古陶瓷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考古文博机构的设立和健全，对古窑址的调查和发掘，出土器物的整理和报道，推动了我国古陶瓷研究的积极发展。因此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30年间，我国许多历史名窑的研究，如越窑、巩县窑、定窑、汝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等等，都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对邢窑的研究却表现得比较沉默。至于外国对邢窑的研究，因受国内的影响更是如此。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古陶瓷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在老一辈古陶瓷专家的带动下，第二代古陶瓷专家迅速成长。如冯先铭、叶喆民、宋伯胤、耿宝昌、安金槐、朱伯谦，以及居住在台北的袁宸先生等，其中有些先生涉及到了邢窑研究。虽然因邢窑遗址尚未发现，未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但在多方搜集有关邢窑的文献记载方面，在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出土器物进行对照研究方面，在实地考察邢窑窑址方面，与20至40年代相比却大有进步。兹举数例如下：
（1）陈万里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研究范围，开始从南方青瓷扩大到了北方白瓷，其中重点是位于河北省境内的定窑和邢窑。为此他在1951年前后实地调查了定窑和邢窑的窑址。定窑的调查地点根据叶麟趾所示定在了曲阳县涧磁村，邢窑的调查地点根据傅振伦先生建议定在了内丘县与临城县交界上的磁窑沟。对磁窑沟的调查，因未作发掘只从地面上拣到了元代的黑瓷片，没有发现唐代的遗存，不过根据当地群众反映，很多瓷片沉在了河底之中，因此陈氏认为如果进行发掘，“此地仍然是个有希望的地方”［8］。
1953年陈万里先生发表《邢越二窑及定窑》一文［9］，基本总结了他对三窑的研究成果。他在谈到邢窑时，虽然仍以唐代文献为依据，但对邢窑的窑址所在问题，在他调查了磁窑沟之后，提出了新看法。比如他认为：“磁窑沟窑神庙虽有明代碑记，但未提及当地在唐代已烧造瓷器，地面的瓷器也不是唐代的。至于邢窑究竟在何处？还有待以后发现。”
（2）冯先铭先生，早年肄业于辅仁大学，建国后入故宫工作，从师陈万里专攻古陶瓷研究。1951年曾跟从陈氏调查了定窑和邢窑，1957年又调查了河南的巩县窑。由于在定窑和巩县窑遗址中发现了唐代白瓷，于是他认为：“这些新资料的发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由此得知唐代烧造白瓷，并非邢窑一处。”同时他又认为：“有了这些新资料后，从故宫院藏唐代白瓷中可以分出巩县与曲阳两窑产品，经过对比摸清了两窑白瓷的特点，从而逐渐缩小了唐代白瓷藏品未知数的比例，同时也初步划分出胎釉洁白如雪、不施加化妆土的是邢窑白瓷”［10］。
冯先铭先生对邢窑遗址调查十分重视。1977年在邯郸陶瓷总公司得知临城县境内发现古窑址后，与叶喆民先生专程驱车到临城对南程村和射兽村两处窑址进行了考察，但“只获得宋金时期仿定的瓷片败兴而返”［11］。途经邢台住宿，第二天为邢瓷出土之事访问了笔者（当时笔者在邢台五中任教）。根据冯氏提示，笔者为他们详细介绍了邢台市郊九座唐墓出土白瓷器物的情况，并说明所有细白瓷“都具有造型规整、唇沿璧足、通体施釉、胎釉洁白和不施化妆土等特点”。当时笔者认为“由于这些白瓷器物与文献所记相合，且又为邢台当地唐墓出土，故应视为邢窑白瓷”。在谈论中，笔者取出一件典型的细白瓷碗，请二位鉴定，并表示愿将此器作为邢窑故乡出土的实物标本捐给故宫。冯、叶二氏表示接受笔者的捐献，并表示同意笔者对邢窑白瓷鉴定的看法，但认为：“如果确认无疑，还需要窑址取证。”
（3）笔者杨文山，早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历史专业，毕业后长期在邢台市第一、第五中学任教，1953年编写《邢台历史乡土教材》时，开始接触邢窑研究。主要活动是：除广集有关邢窑的文献记载和收藏当地墓葬出土的白瓷器物外，曾利用身在邢台工作的方便条件，为寻找唐代的邢窑遗址，在内丘、邢台、沙河三县境内进行过七次实地考察，其中对内丘、临城两县交界上的西磁窑沟已发现的古窑址进行了两次复查。在当地农民林峰父亲的帮助下，曾在属于内丘的村南和属于临城的村北进行了挖掘，发现了宋金的白瓷残件和残片，与陈、冯二氏考察时仅发现了元代的瓷片相比提前了一步。
1958年京汉铁路增修复线时，笔者和邢台一中学生参加了路基培土劳动，在邢台市西北郊的三义庙村发现了古墓群，出土了大量的白瓷器物，1959年笔者写成了《唐代邢窑白瓷》一文，1960年后分别刊登在《滏阳日报》和《河北日报》副刊上［12］。1979年笔者调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为邢窑研究事，曾多次去故宫拜访冯先铭和叶喆民先生，在冯先生的启发下，写成了《唐代邢窑白瓷的初步探讨》一文，1980年刊登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上［13］。为时不久《河北陶瓷》主编赵鸿声先生来信，认为该文在邢窑考察、邢瓷鉴定与工艺论证上“有新看法”，提出在《河北陶瓷》上重登，目的是“希望藉以打破邢窑研究中的沉默”［14］。
（4）刘龙启先生，毕业于河北大学历史系，文物工作研究者。原为邢台地区文化局干部，后任邢台地区文管所所长，现为邢台市文管处处长。1976～1977年组织领导“邢台地区文物调查小组”，对全区18个县市进行了文物普查。因邢窑誉名中外，无疑将调查邢窑遗址列入了普查重点。但在实际普查过程中，除在内丘、临城交界处复查了磁窑沟宋金元窑址和在临城境内发现了南程村、造纸厂、射兽村三处宋金窑址外，仍然没有找到唐代的遗存。因此，“唐代邢州瓷窑遗址究竟在什么地方？至今尚未搞清楚。”［15］
20世纪50至70年代外国学者对邢窑的研究，与20至40年代相比有所深入，主要表现在他们根据文献记载与出土器物进行对照研究上有所加强，在论证器物断代与器物归口研究上借鉴了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方面表现比较突出者，西方学者主要是林德伯格和拉威尔夫人；东方学者主要是小山富士夫、三上次男、三杉隆敏、矢部良明等等。兹举数例如下：
（1）林德伯格，如前所述是瑞典学者，20世纪40年代开始注意了邢窑研究，就这一点说，他在西方学者中已处在了领先地位。50年代初，他第一次专以邢窑为题写了两篇论文，一篇刊登在1950年第1期《东方美术》季刊上；另一篇刊登在195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年报》上。这两篇论文的共同特点是以文献记载为依据，对收藏出土的唐代白瓷进行了对照研究，比如根据文献记载，他认为“邢窑白瓷是雪白的，敲打时能发出音乐的韵调，既然当时无论贫富都能使用这类瓷器，那么唐代生产这类白瓷的瓷窑一定是很多的”。根据收藏出土器物，他又认为“为了达到器表色白如雪，在胎上涂了一层化妆土，用以增加白度”［16。
（2）拉威尔夫人（MrsLavill），是英籍华人学者，精通中文。20世纪60年代她曾为《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委员会藏品——定窑和有关白瓷图录》撰写了一篇《导言》，对与定窑有关的邢窑进行了论述。拉威尔夫人的《导言》与林德伯格的论文有相同的特点，也是以文献为依据的。比如她征引了陆羽《茶经》记载，认为“邢瓷类银类雪、色白而茶色红，就这三点而论，邢不如越”。征引欧阳修等《新唐书》记载，认为“邢瓷既是地方贡品，制作必定是很好的”。征引李肇《国史补》记载，认为邢窑既然天下无贵贱都可通用，说明“邢窑的销路是很广的”［17］。
（3）小山富士夫、三上次男、三杉隆敏，都是日本学者，20世纪50至70年代他们通过对东北非、西南亚、南亚、东南亚乃至欧洲和美洲的调查访问，对我国古陶瓷外销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比如小山富士夫、三上次男在1964年和1966年曾两次赴埃及，对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古陶瓷残片进行了调查研究，在“堆积如山的六七十万片的陶瓷中”，第一次查明了“中国陶瓷约达1.2万片”，其中有“越州窑瓷”，“长沙窑瓷”，也有“唐代三彩”和“邢州白瓷”。另如1967年小山富士夫、三杉隆敏访问法国巴黎时，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了伊朗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除“越州窑瓷”外，还有“邢州窑”烧造的“菱花形白瓷碟”、“铁绘凸出蝶纹白瓷盒子”和“鱼浮雕长形白瓷杯”［18］。
（4）矢部良明，是日本学者。1975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特别展览”后，和长谷部乐尔合著《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一书，矢部良明撰写了《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部分。文中提到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遍及到现在的东京、京都、奈良、福岛、大阪、福冈诸地，其中以奈良的平城京东三坊大路、药师寺西僧房与京都的右京区御室仁和寺圆堂遗址的出土内涵最为丰富。在出土的唐代陶瓷中，不仅有唐三彩和越窑青瓷，而且还有“中国白瓷”［19］。由于此时我国已发现定窑、巩县窑在唐代均产白瓷，使日本学者对这些出土的“中国白瓷”的归口问题，感到难下定论，因此有些日本学者将这些白瓷笼统的称作“华北白瓷”。后来有些日本学者鉴于邢窑在唐代白瓷中负有盛名，又将“华北白瓷”笼统的称作“邢窑白瓷系”。
三、20世纪80至9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80至90年代，我国学者对邢窑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比如：邢窑遗址在临城和内丘境内相继发现，解开了中外学者长期关注的“邢窑之谜”；窑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实物标本，为邢窑多方面的论证提供了依据；随着邢瓷仿造活动的不断扩大，促使邢窑从一般性理论研究进入了高深的工艺科技研究。就上所举，分列如下：
（1）根据唐李肇《国史补》、元稹《饮致用神麹酒三十韵》两处记载［20］，邢窑的窑址应在唐朝邢州内丘，也即今河北省邢台市的内丘县。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30年间，虽然人们在内丘及其邻县境内进行了多次考察，却始终没有找到唐代的窑址。因此，唐代邢窑窑址在何处？便成了中外学者一个难解的疑谜。
1980年5月，临城县二轻局为恢复邢窑生产成立了“邢瓷研制小组”，6月5日通过师大领导，笔者杨文山被聘为历史顾问。8月7日至11日，笔者应邀赴临城指导窑址考察，在副县长林玉山和二轻局局长路子英的陪同下，会同“邢瓷研制小组”陈二印、张书泰、陈月恩和文化馆两位干部，乘用两辆吉普车，对内丘与临城交界处和临城境内进行了逐村逐庄的调查。除复查了西磁窑沟、南程村、造纸厂和射兽村已发现的窑址外，在临城境内又发现了解村的宋金窑址和澄底、岗头的五代窑址。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在8月10日上午11点，在岗头村西的泜北渠北岸第一次发现了晚唐的窑址，从地面上拣到了具有晚唐风格的粗白瓷唇沿璧底碗和鼓腹短流执壶，拣到了唐代装烧瓷器普遍使用的漏斗状匣钵，使人们看到唐代邢窑的端倪。11月4日陈二印和陈月恩二人继续北上，在祁村和西双井又发现了两处盛唐和中唐的窑址，不仅拣到了粗白瓷，而且还拣到了胎釉洁白的细白瓷。1981年3月14日，我们在祁村窑址挖了一个1米×2米的探方，仅细白瓷器物就出土14种。4月25日至27日，邢台地区科委受河北省科委的委托，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美术系，在临城召开了“邢窑研究与邢瓷艺术鉴赏会”，应邀参加的古陶瓷专家学者傅振伦、冯先铭、李辉柄、王莉英、王舒冰、高庄、尚爱松、李纪贤、赵鸿声等，连同省、地、市、县的有关部门的领导和科研人员以及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记者共计52人出席了集会。与会者首先参观考察了窑址，然后举行座谈对出土器物进行了鉴定，在笔者简要介绍窑址的发现经过之后，专家学者大都进行了发言（叶喆民先生因事未到作了书面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岗头、祁村、西双井的唐代窑址，应是“唐代邢窑”，或说“邢窑的一部分”，“至少也是邢窑的正统或亲支近派”［21］。会后，新华社记者胡承清以《临城发现唐代窑址——“邢窑之谜”初步揭晓》为题，向全国各大报纸播发了电讯稿；中新社记者陈则平以《“邢窑之谜”的解开》为题，向海外各大报纸诸如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日本的《新新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等播发了传真“特稿”，将我国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广告中外。
集会期间，即1981年4月26日，根据农民赵庆国的报告，在临城城南的山下村发现了宋金窑址。一年之后，即1982年3月26日，又根据赵庆国的报告，在临城西南靠近内丘边界的陈刘庄发现古窑址群。此窑分布在陈刘庄村东南的“十字沟”，东沟全部是隋代遗存；北沟南端是隋代遗存而北端则是北朝遗存；西沟西端被街道垫压，东端则有宋金的白瓷片和元代的黑瓷片；南沟北端东坡发现了唐代遗址，在这里有一座窑腔残壁和一处灰坑，出土了细白瓷璧底碗和短流执壶残件以及漏斗状匣钵。南沟南端是临城内丘的分界线——“界沟”，在这里虽没有找到窑腔遗迹，但在属于临城的北岸上下和属于内丘的南坡上下，到处都可以看到唐代细白瓷碎片的散布。
（2）如前所述，根据文献记载邢窑窑址应在内丘，但窑址发现的地点不是内丘而是临城，难免使人们在“振奋”之余又感困惑。为此，河北省地质矿产局高级工程师程在廉先生发表了《何处是邢窑？》一文［22］，根据他的《陶瓷地质学》的理论观点，对邢窑窑址的位置和寻找邢窑的走向提出了新看法。比如他认为：古代建窑烧瓷大凡就地取材，哪里有瓷土、有燃料、有水，那里就具备了建窑烧瓷的条件。他认为北起赞皇南经临城、内丘直至邢台“京广路西侧的广大范围内”，属于相同地质结构和具有瓷土与煤共生的特点。因此他预测：“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继临城之后将会在内丘和邢台境内“发现更多的古窑址”。事实证明，程氏的这一论断非常正确。
第一，1984年春，在内丘县文化局局长孙剑华先生的主持下，组织了以贾忠敏先生为首的“内丘文物组”，开始在内丘境内五个乡方圆12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进行了普查。截止1985年秋，前后在磁窑沟、南岭、北大丰、中丰洞、北双流、张家庄、西丘、南程村、宋村、冯唐、河村、武家庄、白家庄和城关等地，发现了28处古窑址。其中位于内丘城关的窑址十分密集，在这里不仅有唐代的窑址，而且还有北朝、隋朝和五代、宋金的窑址，出土了大量的青瓷、粗白瓷、细白瓷、透光白瓷、唐三彩残片和残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还出土了进贡大明宫刻有“盈”字款的十多件细白瓷残片。1985年12月初，河北省轻工厅和河北省硅酸盐学会组织了一次考察活动，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内丘发现邢窑遗址，证明文献所记无误；邢窑中心在内丘，已为窑址分布及其出土器物所证实。如果说临城窑址的发现“初步揭开了邢窑之谜”；那么可以进一步说内丘窑址的发现正式揭开了“邢窑的庐山真面目”。
第二，在内丘邢窑遗址发现的同时，即1984年秋，位于内丘东邻的隆尧县境内的西里、双碑也发现了古窑址，隆尧县文管所所长李兰珂先生进行了首次考察。虽然因沟坡早已平为耕田无法找到窑体的位置，但在耕田中到处都可以看到隋代青瓷和粗白瓷的残件、残片散布。据此，我们可以断定这里是邢窑的隋代遗存。
第三，在内丘邢窑遗址发现后的第四年，即1988的10月，位于内丘南邻的邢台县境内的西坚固也发现了古窑址，邢台市地名办主任翁振军先生进行了首次考察。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就坡挖成的馒头状窑体，在其周围的地坡上或耕田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具有北朝风格的青瓷残件和残片，同时还发现了北朝烧装瓷器普遍使用的“锯齿形垫圈”。据此，我们可以断定这里是邢窑的北朝遗存。
第四，在内丘邢窑遗址发现后的十三年，即1997年的6月，在邢台市区顺德路第一医院北侧建筑施工中又发现了古窑址，邢台市文管处副处长李恩玮先生进行了考察和试掘。在两个探沟中，出土了大量的青瓷、粗白瓷、褐釉瓷和黑釉瓷的残件、残片，同时还出土了“蘑菇状窑柱”和“三角形垫片”窑具。其中“三角形垫片”出土量之多足足装了十袋，证明此处当是一处产量可观的窑址。按此处窑址出土的器物风格和窑具特点与临城陈刘庄隋代窑址和内丘西关隋代窑址出土的器物、窑具相同，故应断为邢窑的隋代遗存。
（3）邢窑遗址在临城境内的首先发现，曾一度轰动中外。为及时公布窑址材料，笔者为“临城县邢瓷研制小组”撰写了《唐代邢窑遗址调查报告》［23］。与此同时及其之后专家学者纷纷著文立说，一时间出现了所谓“邢窑热”。在诸多论文中影响较大者有：傅振伦的《说唐代邢窑》［24］，冯先铭的《谈邢窑有关诸问题》［25］，叶喆民的《邢窑刍议》和《再论邢窑》［26］，李辉柄的《唐代邢窑窑址考察与初步探讨》［27］，李纪贤的《妙音悦耳的瓷器》［28］，王舒冰的《邢州归来》［29］，周丽丽的《唐代邢窑和上海博物馆藏邢窑珍品》［30］，以及笔者的《唐代邢窑遗址的发现和初步分析》和《隋代邢窑遗址的发现和初步分析》［31］。至于外国学者论文影响较大者，当是日本学者寺岛孝一等《唐代邢窑的发现和日本出土的白瓷》［32］和井垣春雄的《唐代邢窑之谜》［33］。
邢窑遗址在内丘境内的发现，虽然没有像临城首先发现反映的那样“火爆”，但由于内丘是文献所记之邢窑所在，窑址规模远比临城为大，出土器物也远比临城丰富，故此除内丘县文管所发表《河北省内丘县邢窑调查简报》外［34］，又有一些学者或研究者发表了一批论述文章，其中影响较大者有：王舒冰的《振奋人心的消息——内丘邢窑问世》［35，李知宴的《内丘邢窑的重大发现》36］，叶喆民的《邢窑三议》［37］，贾永禄等《谈邢窑》［38］，杨文山的《关于邢窑的产地问题》［39］，王莉英的《关于白瓷的起源及产地》［40，以及杨虎军的《北朝邢窑早期的青瓷生产和白瓷创烧》、赵鸿声等《五代邢窑白瓷生产的衰落表现和原因》、杨文山的《论宋金时期邢窑白瓷的持续生产》［41］等。
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前，人们只能根据文献记载与墓葬或古建遗址出土的器物进行所谓“对照研究”。由于有些记载和出土器物不能反映邢窑的全貌，因此这种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难免不带片面性和主观性。邢窑遗址发现尤其是发掘之后，由于在窑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器物标本和窑具，发现了窑体、积灰和捣泥工具，为人们对邢窑进行全面客观的“综合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兹归纳上列诸家著文研究成果，略举数例如下：
第一，关于邢窑的历史问题，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前，一般学者认为邢窑的烧造时间很短，所谓“邢窑白瓷始于初唐，盛于中唐，衰于晚唐，五代之后即销声匿迹”，似乎成了一种定论。但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后，由于在窑址中不仅发现了大量的唐代窑址而且还发现了大量的北朝、隋朝窑址和五代、宋金窑址，从而证明邢窑的烧造历史不是很短，更不是“仅在唐朝昙花一现”，而是源远流长的。
第二，关于邢窑的窑址问题，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前，几乎所有学者根据文献所记都认为“邢窑在内丘”。但在临城首先发现窑址之后，有些学者开始对文献所记感到困惑，甚至有的学者怀疑文献所记有误，提出“邢窑不在内丘，也不在邢台，就在临城”。内丘窑址发现后无疑这种谬误得到了纠正，但同时又出现另一种极端的说法，那就是“只有内丘窑址才是邢窑”，周围的窑址“不是邢窑，也不能说是邢窑的一部分”。不过绝大多数专家学者，根据内丘及其邻县存在着大量的具有共同特点和彼此相连的窑址这一事实。认为邢窑和越窑一样，应是一个“跨州连郡”的庞大窑区。如果内丘窑址是邢窑的中心，那么临城以及隆尧、邢台境内的窑址，应是邢窑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三，关于邢窑的瓷种问题，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前，一般学者根据文献所记，只知道有一种“类银”、“类雪”的细白瓷，有些本来属于邢窑的产品，因不见文献记载而被排斥在外，成为无法归口的所谓“未知数”。但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后，由于在窑址中除出土了细白瓷外，还出土了灰白瓷、粗白瓷、透光白瓷、褐釉瓷、黑釉瓷、黄釉瓷、绿釉瓷和唐三彩，证明邢窑的瓷种不只有细白瓷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
第四，关于邢窑的装饰问题，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前，有的学者根据所见文献记载和出土器物，认为“邢窑白瓷造型单调素无花饰，仅能以白取胜”，甚至有的学者断言“邢窑白瓷只有使用价值而无观赏价值”。但在邢窑遗址发现后，由于在窑址中出土了多种带有纹饰和花饰的细白瓷、透光白瓷、黄釉瓷和黑釉瓷的残件残片，诸如刻有水纹、棱纹、叶花纹的细白瓷皮囊壶，刻有卷叶纹的透光白瓷方形枕，印有花卉纹的细白瓷菱花形碟，印有铺首纹的细白瓷鼓腹瓶，印有蝴蝶纹的细白瓷圆形盒和印有花卉纹、人物纹的黄釉瓷双系扁壶，以及通过印贴、雕塑、刻划技法成形的各种动物和人物瓷俑，从而证明邢窑不是造型单调素无花饰，而是有多种多样的技法装饰。
（4）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后，河北省有关部门曾经三次成立过专门研究邢窑的机构。这三次专门研究虽然规模有大有小，时间有短有长，但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是相同的：即在专家学者对邢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现代科学手段对邢窑的工艺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对邢瓷的仿制，为进一步恢复邢窑生产创造条件。兹就三次研究成果顺列如下：
第一，1980年5月，在临城县副县长林玉山和二轻局局长路子英二先生的主持下，成立了“临城县邢瓷研制小组”。研究班子由技术干部和工人陈二印、张云申、陈月恩、张书泰、张志忠等12人组成。笔者被聘为历史顾问，参加并指导了对邢窑遗址的调查。在临城境内发现了唐代窑址之后，又参加并指导了对邢瓷的研制。
邢瓷研制小组，根据笔者提供的《邢窑研制计划草案》，首先完成了四项研究准备：一是对窑址和墓葬出土的白瓷器物进行排比研究，确定唐代邢窑白瓷11种典型器物为仿制品。二是通过对成都光电研究所和邯郸陶瓷研究所对邢窑白瓷胎釉化学成分的化验数据进行归纳研究，确定对仿制品胎釉配料所含化学成分的控制指标。三是对上列两所对邢窑白瓷物理性能的测定数据进行归纳研究，确定对仿制品烧成温度、硬度、白度和吸水率的基本要求。四是对窑址出土的各种窑具和窑体遗存反复进行观察研究，确定采用“筒状匣钵”和“漏斗状匣钵”为装烧窑具，采用“馒头窑”烧成“还原焰”。
在上述四项研究准备工作完成之后，研制小组借用临城贾村瓮缸瓷厂一座废弃的窑洞为车间，开始了反复实验。经过半年试烧，终于烧成了仿制品十种约计四十余件。1981年4月在临城召开了“邢窑研究与邢瓷艺术鉴赏会”，与会专家学者对这批仿制品进行了鉴定，除在成形工艺上提出改进意见外，对其造型风格和胎质釉色予以了充分肯定。同时对研制小组的研究工作又给了很高评价，认为此次邢瓷仿制在我国尚属首次，研制小组“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进行开创性工作”令人赞佩。
鉴赏会后，临城二轻局为小组的继续研究和实现批量生产计划进行了努力，但终因经费不足、没有设备和缺乏技术力量被迫停止了活动，从此“临城县邢瓷研制小组”也即名存实亡。
第二，1983年10月，在河北省轻工厅总工程师刘可栋先生主持下，成立了“河北省邢窑研究组”。研究班子由助理工程师、助理美术师和有仿制经验的人员王振山，毕南海、陈胜一、张志忠等11人组成。笔者和河北轻化工学院姚毅先生，先后被聘为研究员兼副组长，参加领导并指导了研究活动。
邢窑研究组根据刘可栋先生拟定的《邢窑研究方案》［42］，在“交叉学科综合研究”理论指导下，对邢窑的考古、文物、工艺技术、工艺美术和陶瓷原料等诸多学科进行了同步研究。比如：对临城、内丘古窑址进行了全面考察，运用考古标本方法对采集的器物标本进行了分期分类，从而为邢窑仿制提供了历史依据。对全国各地34个重要文博部门进行了访问调查，采用窑址出土器物与馆藏器物对比鉴定方法，摸清了馆藏文物中的邢窑产品，从而为邢窑仿制扩大了工艺美术素材。对北京建材研究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单位对邢瓷标本胎釉化学成分、显微结构的分析和物理性能的测定进行了归纳研究，从而为邢窑仿制提供了工艺技术根据。与“河北省陶瓷原料勘察研究组”合作，对邢窑的陶瓷原料进行了广泛调查和定位钻探，在诸多瓷土中找到了唐代邢窑烧造细白瓷的优质瓷土，从而为邢窑仿制提供了原料保证。
邢窑研究组在各个学科取得结论的基础上，经过1984年至1986年的集中研制六次试烧，终于制出了18种与唐代邢瓷形神相似的复制品。1987年1月，在石家庄召开了“邢窑研究鉴定会”，与会专家学者对“河北省邢窑研究组”的研究成果［43］和仿制品进行了鉴定，一致认为“邢窑研究运用交叉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是成功的、有效的，在工艺技术研究的深度上取得了一定突破”；“邢窑仿制品的胎釉特点准确，基本上接近了唐代邢瓷的艺术水平。”44］
在鉴定会后，“河北省邢窑研究组”的研究任务即告结束，但如何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却没有着落。原希望临城县建立一家“邢窑瓷厂”，后又希望临城航天瓷厂增设一个“邢瓷车间”，但由于种种原因均未成功。
第三，1992年10月，在邢台市刘玉峰副市长主持下，以邢台市陶瓷厂科技研究所为基础成立了“中国邢州窑研究所”，研究班子由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化验师、美术师和技术工人蔡成铸、王振山、张风菊、王明武等15人组成。笔者被聘为历史顾问兼副所长，参加领导并主持了研究活动。
研究所经过两次工作会议，决定研究任务是“在前河北省邢窑研究组对邢窑粗细白瓷研究的基础上，对邢窑的精细透光白瓷、唐三彩乃至北朝青瓷和早期白瓷进行补充研究，并根据仿古创新原则，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45］
根据上列任务，研究所制定了《研究计划细则》，首先将“精细透光白瓷”列入了第一课题，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准备：一是通过古阿拉伯商人苏林曼（Suleiman）公元851年（相当于唐宣宗大中五年）《笔记》和唐朝诗人元稹《饮致神麹酒三十韵》对透光白瓷的描述，掌握中外文献有关这种白瓷的记载。二是通过对临城、内丘文管所和省文研所的访问，参观邢窑遗址出土的这种透光白瓷的残片或残件，证明这种白瓷实为邢窑所产。三是通过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这种白瓷胎釉化学成分、显微结构的分析和物理性能的测试，弄清这种白瓷所以带有透亮的奥秘是由于胎釉所含K20比一般白瓷所含K2O高出4至5倍，从而为仿制这种白瓷找到了工艺根据。
在完成研究准备之后，研究所便全力投入配料试验，经过七次试烧终于成功。根据“仿古创新原则”，研究所及时设计了一套仿唐酒具（12头）、两套仿唐茶具（14头和18头）、两套仿唐餐具（24头和48头），其中仿唐酒具在移交大生产之前，首先由研究所进行了小批量试产。
按仿唐酒具由一盘一壶十杯组成，盘作平底，杯作高足，壶作扁口龙柄，均印宝相花饰，胎釉洁白，晶莹透彻，造型规整，用赏兼备。1993年作为“中国历史瑰宝”被河北省外事口选送“意大利国际友好城市博览会”参展，不久又被邢台市政府定为馈赠贵宾的“市礼品”，于是各界庆典集会纷纷前来订货，产品未及出厂上市，即已供不应求。根据“超额创利提奖规定”，研究所全体成员在陶瓷厂三年不发奖金的情况下，第一次领到了相当于工资1/3的月奖金，但好景不长，由于陶瓷厂长期亏损，外债累累，被迫停产倒闭，甚至厂址也被变卖。这样，寄附于陶瓷厂的研究所，随着大势已去也就不复存在了。
纵观上述可知，20世纪中外学者对邢窑的研究，经历了两个时期三个阶段。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前，20至40年代的研究是十分粗浅的，50至70年代的研究虽有较大进步，但仍无法突破文献与器物“对照研究”的局限。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后，对邢窑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80至90年代的研究达到了高潮，不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工艺研究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如何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如何顺利地恢复“中国白瓷发祥地”邢窑的生产？在跨入21世纪之后，还是急需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白瓷的发明在我国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我国长期“青瓷独尊”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后世的花瓷尤其是彩瓷的生产创造了条件。根据窑址遗存调查，邢窑是我国生产白瓷最早的窑场。它始于北齐，经过隋朝的短期发展，至唐已达到了兴盛阶段，从而成为我国白瓷的生产中心。唐代邢窑白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在国内的广泛使用和向国外的遥远传播，不论对我国还是对外国的物质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从20世纪起，中外学者开始注意了对邢窑的研究。现就20至40年代、50至70年代和80至90年代三个不同阶段的研究状况，略作回顾。
一、20世纪20至40年代的研究
明清时代，我国学术研究十分活跃，不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内，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出现了一批博古著作和陶瓷著作，诸如明曹昭著有《格古要论》，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高濂著有《遵生八牋》，清朱琰著有《陶说》，寂园叟著有《陶雅》，许之衡著有《饮流斋说瓷》等等。在这些著作中，只要提到唐代越窑青瓷，就必然提到唐代邢窑白瓷。不过多是引录陆羽《茶经》、段安节《乐府杂录》、李肇《国史补》中的原文，且又很少进行分析评论，比如清朱琰所著《陶说》即是如此［1］。因此，严格说来，这些著作对邢窑白瓷的记述，只能说是文献照抄而谈不上什么研究。
我国学者对邢窑的真正研究，应当说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开始的。此时我国出现了第一代古陶瓷专家，诸如吴仁敬、辛安潮、叶麟趾、陈万里、傅振伦等先生。这些专家都具有现代意识和科学观点，虽然他们也征引文献，但都注意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他们还注意结合实物研究，探讨文献所记与实物特征的吻合。此外值得称赞的是，他们还注意了邢窑所在位置的查找。兹举数例如下：
（1）吴仁敬、辛安潮二先生合著《中国陶瓷史》，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计十三章，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各个时代的制瓷历史。关于唐代邢窑白瓷，著者这样写道：
“邢窑，邢州所烧，在今河北省邢台县，土质细润，色尚素，为世所珍重，甚者，且谓为在越瓷上。陆羽《茶经》云：世以邢州瓷处越器上，然邢瓷类银类雪，邢瓷白而茶丹，似不如越。陆羽不以邢瓷驾越瓷为然者，仅以品茶而言耳。其实邢窑虽不能驾越窑之上，亦相仲伯间也。”［2］
按陆羽《茶经》在评论越瓷邢瓷优劣时，是扬越抑邢的，甚至将邢瓷排斥在入品之外。陆羽的这种看法虽然是不公正的，但长期以来却一直成为评论越、邢诸窑的“圭臬”［3］。吴、辛二氏在《中国陶瓷史》中第一次批判了陆羽的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越瓷、邢瓷各具特色，品位不相上下，陆羽所以祟青贬白，只能说是嗜茶好瓷者的一种偏见。吴、辛二氏这种新认识，对后来研究者的影响很大，比如范文澜先生在1942年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便采纳了这种新见解。
（2）傅振伦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文学院历史系，是著名学者文学院院长马衡的得意门生，故20世纪30年代马衡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傅氏即离教北大就职故宫。马衡指定傅氏主管古陶瓷，从此，他便开始了古陶瓷研究。
众所周知，故宫藏有大量历代名瓷。这些名瓷不论在国内陈列还是出国展览，都必须填写标签卡片，因此傅氏的早年研究，主要是根据文献记载与器物特点，为故宫藏瓷进行断代和归口鉴定。比如故宫藏有一件“短流鼓腹白瓷执壶”，因造型规整和釉色洁白，与唐皮日休《茶瓯诗》和陆羽《茶经》所记相合，傅氏便将它定成了“唐代邢窑白瓷”。按傅氏为邢台南和人，是研究地名史的专家，根据李肇《国史补》所记“内丘白瓷瓯”，他认为邢窑的窑址当在邢台的内丘县。20世纪30年代末由于他在内丘城北和临城城南的交界处找到了“磁窑沟”村名，因此他认为此处很可能就是邢窑的所在。虽然因交通不便和局势紧张未能亲临考察，但他的这种看法却为后来人们调查邢窑遗址提供了线索。
（3）陈万里先生，早年从事银行工作，研究古陶瓷是他的业余爱好。陈氏因长期生活在浙江，故他的早年研究专以浙江青瓷为范围。1935年著有《青瓷之调查及研究》，1946年著有《瓷器与浙江》［4］。在这些著作中，为论证越窑青瓷他引用了唐代文献，无疑也就涉及了与越窑青瓷对称的邢窑白瓷。
陈万里先生为调查越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因此人们应当承认陈氏是越窑遗址最早的发现者。虽然他远离北方无法对邢窑的窑址进行调查，但他一直十分关注这一名窑窑址的发现。新中国建立后他到北京故宫就职时间不久，便根据傅氏指点对磁窑沟进行了调查。虽然在这里没有发现唐代的遗存，但这是第一次对邢窑的实地寻找，为后来人们对邢窑遗址的考察起了先驱作用。
外国学者对邢窑白瓷的研究，也是从20世纪之初开始的。参与这种研究活动的学者，西方主要是巴哈格特、赫尔费勒德、沙列、林德伯格；东方主要是大西林五郎、久志卓真、上田恭辅、渡边素舟、小山富士夫等。这些学者的研究材料，主要是我国唐代传入外国的陶瓷实物，其中有遗址出土器物也有传世器物。此外是近世外国人从我国盗买的器物，其中除馆藏外，也有私人收藏品。由于外国学者比我国学者接触的实物和文献更少，与我国学者相比，对邢窑的研究更为粗浅。比如：
（1）赫尔费尔德（E·Herefeld）和沙列（F·Sarre），法国学者，1911～1913年、1936～1939年对今伊拉克境内的萨麻拉遗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掘。按萨麻拉（Sa-marra）位于巴格达北120公里，曾是公元836～883年（相当于我国唐朝中期文宗开成元年至僖宗中和三年）“撒拉逊帝国”的首都。发掘的重点是城内的宫廷废墟，出土了许多中国陶瓷残片，其中有青瓷、黄釉瓷、绿釉瓷和唐三彩，也有被学者们认为经过高火度烧造的“又硬又有玻璃质”的邢窑白瓷。1925年沙列虽然发表了发掘报告［5］，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材料，但他本人对邢窑白瓷并没有进行什么深入研究。
（2）巴哈格特（AlyBahgat），是埃及学者，1912～1920年对今埃及境内的福斯塔特遗址进行了发掘。按福斯塔特（Fostat）位于开罗南郊，是公元642年（相当于我国唐朝初期太宗贞观十六年）阿拉伯军队征服埃及时建立的，从此下至公元905年（相当于我国唐朝晚期哀帝天祐二年）一直是埃及伊斯兰帝国和埃及突伦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此次发掘在遗址中出土的陶瓷多达70万片，其中有“唐三彩”，有“越窑青瓷”，有“长沙窑瓷”，也有被学者们认为的“邢州白瓷”。巴哈格特在发掘后的第二年即1921年虽然也写了发掘报告［6］，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材料，但他本人同样对邢窑白瓷也没有进行什么深入研究。
（3）林德伯格（GustafLindberg），是瑞典学者，20世纪40年代根据瑞典收藏的宋代以前的白瓷与萨麻拉出土的白瓷“相似”，认为这种白瓷“只有邢州”才能烧造。因此他认为瑞典这些藏品和萨麻拉出土的瓷品，都应是9世纪中国唐代邢窑烧造的白瓷。虽然有人认为林德伯格的这种分析是一种“假想之说”，但在当时他能利用传世藏品与出土器物对邢窑白瓷进行对比研究，并大胆的提出这种“假想”，也是难能可贵的。
（4）大西林五郎、久志卓真、上田恭辅、渡边素舟、小山富士夫等，都是日本学者，20世纪20至40年代都有中国陶瓷专著。如大西林五郎1917年著有《支那陶磁全书》，共计四卷九编，其中第四编《唐时代》涉及到了邢窑；渡边素舟1939年著有《支那陶磁器史》，全书十二章，其中第六章《唐代陶磁の时代的情势》也涉及到了邢窑［7］。他们研究邢窑的材料，主要是收藏或出土的器物，有时也结合到文献。其与西方学者相比显见深入，但与我国学者相比仍较粗浅。40年代前半期，日本学者对我国古陶瓷研究出现了一个高峰，这是因为他们利用日军侵华之机，更多地接触到了中国的陶瓷实物，同时有些学者在日军的护卫下还对我国一些著名窑址进行了考察，比如小山富士夫考察定窑遗址即是如此。在此期间，日本学者对定窑的研究有所进步，但对邢窑的研究依然停留不前。
二、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研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古陶瓷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考古文博机构的设立和健全，对古窑址的调查和发掘，出土器物的整理和报道，推动了我国古陶瓷研究的积极发展。因此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30年间，我国许多历史名窑的研究，如越窑、巩县窑、定窑、汝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等等，都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对邢窑的研究却表现得比较沉默。至于外国对邢窑的研究，因受国内的影响更是如此。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古陶瓷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在老一辈古陶瓷专家的带动下，第二代古陶瓷专家迅速成长。如冯先铭、叶喆民、宋伯胤、耿宝昌、安金槐、朱伯谦，以及居住在台北的袁宸先生等，其中有些先生涉及到了邢窑研究。虽然因邢窑遗址尚未发现，未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但在多方搜集有关邢窑的文献记载方面，在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出土器物进行对照研究方面，在实地考察邢窑窑址方面，与20至40年代相比却大有进步。兹举数例如下：
（1）陈万里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研究范围，开始从南方青瓷扩大到了北方白瓷，其中重点是位于河北省境内的定窑和邢窑。为此他在1951年前后实地调查了定窑和邢窑的窑址。定窑的调查地点根据叶麟趾所示定在了曲阳县涧磁村，邢窑的调查地点根据傅振伦先生建议定在了内丘县与临城县交界上的磁窑沟。对磁窑沟的调查，因未作发掘只从地面上拣到了元代的黑瓷片，没有发现唐代的遗存，不过根据当地群众反映，很多瓷片沉在了河底之中，因此陈氏认为如果进行发掘，“此地仍然是个有希望的地方”［8］。
1953年陈万里先生发表《邢越二窑及定窑》一文［9］，基本总结了他对三窑的研究成果。他在谈到邢窑时，虽然仍以唐代文献为依据，但对邢窑的窑址所在问题，在他调查了磁窑沟之后，提出了新看法。比如他认为：“磁窑沟窑神庙虽有明代碑记，但未提及当地在唐代已烧造瓷器，地面的瓷器也不是唐代的。至于邢窑究竟在何处？还有待以后发现。”
（2）冯先铭先生，早年肄业于辅仁大学，建国后入故宫工作，从师陈万里专攻古陶瓷研究。1951年曾跟从陈氏调查了定窑和邢窑，1957年又调查了河南的巩县窑。由于在定窑和巩县窑遗址中发现了唐代白瓷，于是他认为：“这些新资料的发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由此得知唐代烧造白瓷，并非邢窑一处。”同时他又认为：“有了这些新资料后，从故宫院藏唐代白瓷中可以分出巩县与曲阳两窑产品，经过对比摸清了两窑白瓷的特点，从而逐渐缩小了唐代白瓷藏品未知数的比例，同时也初步划分出胎釉洁白如雪、不施加化妆土的是邢窑白瓷”［10］。
冯先铭先生对邢窑遗址调查十分重视。1977年在邯郸陶瓷总公司得知临城县境内发现古窑址后，与叶喆民先生专程驱车到临城对南程村和射兽村两处窑址进行了考察，但“只获得宋金时期仿定的瓷片败兴而返”［11］。途经邢台住宿，第二天为邢瓷出土之事访问了笔者（当时笔者在邢台五中任教）。根据冯氏提示，笔者为他们详细介绍了邢台市郊九座唐墓出土白瓷器物的情况，并说明所有细白瓷“都具有造型规整、唇沿璧足、通体施釉、胎釉洁白和不施化妆土等特点”。当时笔者认为“由于这些白瓷器物与文献所记相合，且又为邢台当地唐墓出土，故应视为邢窑白瓷”。在谈论中，笔者取出一件典型的细白瓷碗，请二位鉴定，并表示愿将此器作为邢窑故乡出土的实物标本捐给故宫。冯、叶二氏表示接受笔者的捐献，并表示同意笔者对邢窑白瓷鉴定的看法，但认为：“如果确认无疑，还需要窑址取证。”
（3）笔者杨文山，早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历史专业，毕业后长期在邢台市第一、第五中学任教，1953年编写《邢台历史乡土教材》时，开始接触邢窑研究。主要活动是：除广集有关邢窑的文献记载和收藏当地墓葬出土的白瓷器物外，曾利用身在邢台工作的方便条件，为寻找唐代的邢窑遗址，在内丘、邢台、沙河三县境内进行过七次实地考察，其中对内丘、临城两县交界上的西磁窑沟已发现的古窑址进行了两次复查。在当地农民林峰父亲的帮助下，曾在属于内丘的村南和属于临城的村北进行了挖掘，发现了宋金的白瓷残件和残片，与陈、冯二氏考察时仅发现了元代的瓷片相比提前了一步。
1958年京汉铁路增修复线时，笔者和邢台一中学生参加了路基培土劳动，在邢台市西北郊的三义庙村发现了古墓群，出土了大量的白瓷器物，1959年笔者写成了《唐代邢窑白瓷》一文，1960年后分别刊登在《滏阳日报》和《河北日报》副刊上［12］。1979年笔者调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为邢窑研究事，曾多次去故宫拜访冯先铭和叶喆民先生，在冯先生的启发下，写成了《唐代邢窑白瓷的初步探讨》一文，1980年刊登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上［13］。为时不久《河北陶瓷》主编赵鸿声先生来信，认为该文在邢窑考察、邢瓷鉴定与工艺论证上“有新看法”，提出在《河北陶瓷》上重登，目的是“希望藉以打破邢窑研究中的沉默”［14］。
（4）刘龙启先生，毕业于河北大学历史系，文物工作研究者。原为邢台地区文化局干部，后任邢台地区文管所所长，现为邢台市文管处处长。1976～1977年组织领导“邢台地区文物调查小组”，对全区18个县市进行了文物普查。因邢窑誉名中外，无疑将调查邢窑遗址列入了普查重点。但在实际普查过程中，除在内丘、临城交界处复查了磁窑沟宋金元窑址和在临城境内发现了南程村、造纸厂、射兽村三处宋金窑址外，仍然没有找到唐代的遗存。因此，“唐代邢州瓷窑遗址究竟在什么地方？至今尚未搞清楚。”［15］
20世纪50至70年代外国学者对邢窑的研究，与20至40年代相比有所深入，主要表现在他们根据文献记载与出土器物进行对照研究上有所加强，在论证器物断代与器物归口研究上借鉴了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方面表现比较突出者，西方学者主要是林德伯格和拉威尔夫人；东方学者主要是小山富士夫、三上次男、三杉隆敏、矢部良明等等。兹举数例如下：
（1）林德伯格，如前所述是瑞典学者，20世纪40年代开始注意了邢窑研究，就这一点说，他在西方学者中已处在了领先地位。50年代初，他第一次专以邢窑为题写了两篇论文，一篇刊登在1950年第1期《东方美术》季刊上；另一篇刊登在195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年报》上。这两篇论文的共同特点是以文献记载为依据，对收藏出土的唐代白瓷进行了对照研究，比如根据文献记载，他认为“邢窑白瓷是雪白的，敲打时能发出音乐的韵调，既然当时无论贫富都能使用这类瓷器，那么唐代生产这类白瓷的瓷窑一定是很多的”。根据收藏出土器物，他又认为“为了达到器表色白如雪，在胎上涂了一层化妆土，用以增加白度”［16。
（2）拉威尔夫人（MrsLavill），是英籍华人学者，精通中文。20世纪60年代她曾为《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委员会藏品——定窑和有关白瓷图录》撰写了一篇《导言》，对与定窑有关的邢窑进行了论述。拉威尔夫人的《导言》与林德伯格的论文有相同的特点，也是以文献为依据的。比如她征引了陆羽《茶经》记载，认为“邢瓷类银类雪、色白而茶色红，就这三点而论，邢不如越”。征引欧阳修等《新唐书》记载，认为“邢瓷既是地方贡品，制作必定是很好的”。征引李肇《国史补》记载，认为邢窑既然天下无贵贱都可通用，说明“邢窑的销路是很广的”［17］。
（3）小山富士夫、三上次男、三杉隆敏，都是日本学者，20世纪50至70年代他们通过对东北非、西南亚、南亚、东南亚乃至欧洲和美洲的调查访问，对我国古陶瓷外销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比如小山富士夫、三上次男在1964年和1966年曾两次赴埃及，对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古陶瓷残片进行了调查研究，在“堆积如山的六七十万片的陶瓷中”，第一次查明了“中国陶瓷约达1.2万片”，其中有“越州窑瓷”，“长沙窑瓷”，也有“唐代三彩”和“邢州白瓷”。另如1967年小山富士夫、三杉隆敏访问法国巴黎时，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了伊朗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除“越州窑瓷”外，还有“邢州窑”烧造的“菱花形白瓷碟”、“铁绘凸出蝶纹白瓷盒子”和“鱼浮雕长形白瓷杯”［18］。
（4）矢部良明，是日本学者。1975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特别展览”后，和长谷部乐尔合著《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一书，矢部良明撰写了《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部分。文中提到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遍及到现在的东京、京都、奈良、福岛、大阪、福冈诸地，其中以奈良的平城京东三坊大路、药师寺西僧房与京都的右京区御室仁和寺圆堂遗址的出土内涵最为丰富。在出土的唐代陶瓷中，不仅有唐三彩和越窑青瓷，而且还有“中国白瓷”［19］。由于此时我国已发现定窑、巩县窑在唐代均产白瓷，使日本学者对这些出土的“中国白瓷”的归口问题，感到难下定论，因此有些日本学者将这些白瓷笼统的称作“华北白瓷”。后来有些日本学者鉴于邢窑在唐代白瓷中负有盛名，又将“华北白瓷”笼统的称作“邢窑白瓷系”。
三、20世纪80至9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80至90年代，我国学者对邢窑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比如：邢窑遗址在临城和内丘境内相继发现，解开了中外学者长期关注的“邢窑之谜”；窑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实物标本，为邢窑多方面的论证提供了依据；随着邢瓷仿造活动的不断扩大，促使邢窑从一般性理论研究进入了高深的工艺科技研究。就上所举，分列如下：
（1）根据唐李肇《国史补》、元稹《饮致用神麹酒三十韵》两处记载［20］，邢窑的窑址应在唐朝邢州内丘，也即今河北省邢台市的内丘县。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30年间，虽然人们在内丘及其邻县境内进行了多次考察，却始终没有找到唐代的窑址。因此，唐代邢窑窑址在何处？便成了中外学者一个难解的疑谜。
1980年5月，临城县二轻局为恢复邢窑生产成立了“邢瓷研制小组”，6月5日通过师大领导，笔者杨文山被聘为历史顾问。8月7日至11日，笔者应邀赴临城指导窑址考察，在副县长林玉山和二轻局局长路子英的陪同下，会同“邢瓷研制小组”陈二印、张书泰、陈月恩和文化馆两位干部，乘用两辆吉普车，对内丘与临城交界处和临城境内进行了逐村逐庄的调查。除复查了西磁窑沟、南程村、造纸厂和射兽村已发现的窑址外，在临城境内又发现了解村的宋金窑址和澄底、岗头的五代窑址。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在8月10日上午11点，在岗头村西的泜北渠北岸第一次发现了晚唐的窑址，从地面上拣到了具有晚唐风格的粗白瓷唇沿璧底碗和鼓腹短流执壶，拣到了唐代装烧瓷器普遍使用的漏斗状匣钵，使人们看到唐代邢窑的端倪。11月4日陈二印和陈月恩二人继续北上，在祁村和西双井又发现了两处盛唐和中唐的窑址，不仅拣到了粗白瓷，而且还拣到了胎釉洁白的细白瓷。1981年3月14日，我们在祁村窑址挖了一个1米×2米的探方，仅细白瓷器物就出土14种。4月25日至27日，邢台地区科委受河北省科委的委托，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美术系，在临城召开了“邢窑研究与邢瓷艺术鉴赏会”，应邀参加的古陶瓷专家学者傅振伦、冯先铭、李辉柄、王莉英、王舒冰、高庄、尚爱松、李纪贤、赵鸿声等，连同省、地、市、县的有关部门的领导和科研人员以及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记者共计52人出席了集会。与会者首先参观考察了窑址，然后举行座谈对出土器物进行了鉴定，在笔者简要介绍窑址的发现经过之后，专家学者大都进行了发言（叶喆民先生因事未到作了书面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岗头、祁村、西双井的唐代窑址，应是“唐代邢窑”，或说“邢窑的一部分”，“至少也是邢窑的正统或亲支近派”［21］。会后，新华社记者胡承清以《临城发现唐代窑址——“邢窑之谜”初步揭晓》为题，向全国各大报纸播发了电讯稿；中新社记者陈则平以《“邢窑之谜”的解开》为题，向海外各大报纸诸如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日本的《新新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等播发了传真“特稿”，将我国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广告中外。
集会期间，即1981年4月26日，根据农民赵庆国的报告，在临城城南的山下村发现了宋金窑址。一年之后，即1982年3月26日，又根据赵庆国的报告，在临城西南靠近内丘边界的陈刘庄发现古窑址群。此窑分布在陈刘庄村东南的“十字沟”，东沟全部是隋代遗存；北沟南端是隋代遗存而北端则是北朝遗存；西沟西端被街道垫压，东端则有宋金的白瓷片和元代的黑瓷片；南沟北端东坡发现了唐代遗址，在这里有一座窑腔残壁和一处灰坑，出土了细白瓷璧底碗和短流执壶残件以及漏斗状匣钵。南沟南端是临城内丘的分界线——“界沟”，在这里虽没有找到窑腔遗迹，但在属于临城的北岸上下和属于内丘的南坡上下，到处都可以看到唐代细白瓷碎片的散布。
（2）如前所述，根据文献记载邢窑窑址应在内丘，但窑址发现的地点不是内丘而是临城，难免使人们在“振奋”之余又感困惑。为此，河北省地质矿产局高级工程师程在廉先生发表了《何处是邢窑？》一文［22］，根据他的《陶瓷地质学》的理论观点，对邢窑窑址的位置和寻找邢窑的走向提出了新看法。比如他认为：古代建窑烧瓷大凡就地取材，哪里有瓷土、有燃料、有水，那里就具备了建窑烧瓷的条件。他认为北起赞皇南经临城、内丘直至邢台“京广路西侧的广大范围内”，属于相同地质结构和具有瓷土与煤共生的特点。因此他预测：“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继临城之后将会在内丘和邢台境内“发现更多的古窑址”。事实证明，程氏的这一论断非常正确。
第一，1984年春，在内丘县文化局局长孙剑华先生的主持下，组织了以贾忠敏先生为首的“内丘文物组”，开始在内丘境内五个乡方圆12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进行了普查。截止1985年秋，前后在磁窑沟、南岭、北大丰、中丰洞、北双流、张家庄、西丘、南程村、宋村、冯唐、河村、武家庄、白家庄和城关等地，发现了28处古窑址。其中位于内丘城关的窑址十分密集，在这里不仅有唐代的窑址，而且还有北朝、隋朝和五代、宋金的窑址，出土了大量的青瓷、粗白瓷、细白瓷、透光白瓷、唐三彩残片和残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还出土了进贡大明宫刻有“盈”字款的十多件细白瓷残片。1985年12月初，河北省轻工厅和河北省硅酸盐学会组织了一次考察活动，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内丘发现邢窑遗址，证明文献所记无误；邢窑中心在内丘，已为窑址分布及其出土器物所证实。如果说临城窑址的发现“初步揭开了邢窑之谜”；那么可以进一步说内丘窑址的发现正式揭开了“邢窑的庐山真面目”。
第二，在内丘邢窑遗址发现的同时，即1984年秋，位于内丘东邻的隆尧县境内的西里、双碑也发现了古窑址，隆尧县文管所所长李兰珂先生进行了首次考察。虽然因沟坡早已平为耕田无法找到窑体的位置，但在耕田中到处都可以看到隋代青瓷和粗白瓷的残件、残片散布。据此，我们可以断定这里是邢窑的隋代遗存。
第三，在内丘邢窑遗址发现后的第四年，即1988的10月，位于内丘南邻的邢台县境内的西坚固也发现了古窑址，邢台市地名办主任翁振军先生进行了首次考察。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就坡挖成的馒头状窑体，在其周围的地坡上或耕田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具有北朝风格的青瓷残件和残片，同时还发现了北朝烧装瓷器普遍使用的“锯齿形垫圈”。据此，我们可以断定这里是邢窑的北朝遗存。
第四，在内丘邢窑遗址发现后的十三年，即1997年的6月，在邢台市区顺德路第一医院北侧建筑施工中又发现了古窑址，邢台市文管处副处长李恩玮先生进行了考察和试掘。在两个探沟中，出土了大量的青瓷、粗白瓷、褐釉瓷和黑釉瓷的残件、残片，同时还出土了“蘑菇状窑柱”和“三角形垫片”窑具。其中“三角形垫片”出土量之多足足装了十袋，证明此处当是一处产量可观的窑址。按此处窑址出土的器物风格和窑具特点与临城陈刘庄隋代窑址和内丘西关隋代窑址出土的器物、窑具相同，故应断为邢窑的隋代遗存。
（3）邢窑遗址在临城境内的首先发现，曾一度轰动中外。为及时公布窑址材料，笔者为“临城县邢瓷研制小组”撰写了《唐代邢窑遗址调查报告》［23］。与此同时及其之后专家学者纷纷著文立说，一时间出现了所谓“邢窑热”。在诸多论文中影响较大者有：傅振伦的《说唐代邢窑》［24］，冯先铭的《谈邢窑有关诸问题》［25］，叶喆民的《邢窑刍议》和《再论邢窑》［26］，李辉柄的《唐代邢窑窑址考察与初步探讨》［27］，李纪贤的《妙音悦耳的瓷器》［28］，王舒冰的《邢州归来》［29］，周丽丽的《唐代邢窑和上海博物馆藏邢窑珍品》［30］，以及笔者的《唐代邢窑遗址的发现和初步分析》和《隋代邢窑遗址的发现和初步分析》［31］。至于外国学者论文影响较大者，当是日本学者寺岛孝一等《唐代邢窑的发现和日本出土的白瓷》［32］和井垣春雄的《唐代邢窑之谜》［33］。
邢窑遗址在内丘境内的发现，虽然没有像临城首先发现反映的那样“火爆”，但由于内丘是文献所记之邢窑所在，窑址规模远比临城为大，出土器物也远比临城丰富，故此除内丘县文管所发表《河北省内丘县邢窑调查简报》外［34］，又有一些学者或研究者发表了一批论述文章，其中影响较大者有：王舒冰的《振奋人心的消息——内丘邢窑问世》［35，李知宴的《内丘邢窑的重大发现》36］，叶喆民的《邢窑三议》［37］，贾永禄等《谈邢窑》［38］，杨文山的《关于邢窑的产地问题》［39］，王莉英的《关于白瓷的起源及产地》［40，以及杨虎军的《北朝邢窑早期的青瓷生产和白瓷创烧》、赵鸿声等《五代邢窑白瓷生产的衰落表现和原因》、杨文山的《论宋金时期邢窑白瓷的持续生产》［41］等。
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前，人们只能根据文献记载与墓葬或古建遗址出土的器物进行所谓“对照研究”。由于有些记载和出土器物不能反映邢窑的全貌，因此这种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难免不带片面性和主观性。邢窑遗址发现尤其是发掘之后，由于在窑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器物标本和窑具，发现了窑体、积灰和捣泥工具，为人们对邢窑进行全面客观的“综合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兹归纳上列诸家著文研究成果，略举数例如下：
第一，关于邢窑的历史问题，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前，一般学者认为邢窑的烧造时间很短，所谓“邢窑白瓷始于初唐，盛于中唐，衰于晚唐，五代之后即销声匿迹”，似乎成了一种定论。但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后，由于在窑址中不仅发现了大量的唐代窑址而且还发现了大量的北朝、隋朝窑址和五代、宋金窑址，从而证明邢窑的烧造历史不是很短，更不是“仅在唐朝昙花一现”，而是源远流长的。
第二，关于邢窑的窑址问题，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前，几乎所有学者根据文献所记都认为“邢窑在内丘”。但在临城首先发现窑址之后，有些学者开始对文献所记感到困惑，甚至有的学者怀疑文献所记有误，提出“邢窑不在内丘，也不在邢台，就在临城”。内丘窑址发现后无疑这种谬误得到了纠正，但同时又出现另一种极端的说法，那就是“只有内丘窑址才是邢窑”，周围的窑址“不是邢窑，也不能说是邢窑的一部分”。不过绝大多数专家学者，根据内丘及其邻县存在着大量的具有共同特点和彼此相连的窑址这一事实。认为邢窑和越窑一样，应是一个“跨州连郡”的庞大窑区。如果内丘窑址是邢窑的中心，那么临城以及隆尧、邢台境内的窑址，应是邢窑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三，关于邢窑的瓷种问题，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前，一般学者根据文献所记，只知道有一种“类银”、“类雪”的细白瓷，有些本来属于邢窑的产品，因不见文献记载而被排斥在外，成为无法归口的所谓“未知数”。但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后，由于在窑址中除出土了细白瓷外，还出土了灰白瓷、粗白瓷、透光白瓷、褐釉瓷、黑釉瓷、黄釉瓷、绿釉瓷和唐三彩，证明邢窑的瓷种不只有细白瓷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
第四，关于邢窑的装饰问题，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前，有的学者根据所见文献记载和出土器物，认为“邢窑白瓷造型单调素无花饰，仅能以白取胜”，甚至有的学者断言“邢窑白瓷只有使用价值而无观赏价值”。但在邢窑遗址发现后，由于在窑址中出土了多种带有纹饰和花饰的细白瓷、透光白瓷、黄釉瓷和黑釉瓷的残件残片，诸如刻有水纹、棱纹、叶花纹的细白瓷皮囊壶，刻有卷叶纹的透光白瓷方形枕，印有花卉纹的细白瓷菱花形碟，印有铺首纹的细白瓷鼓腹瓶，印有蝴蝶纹的细白瓷圆形盒和印有花卉纹、人物纹的黄釉瓷双系扁壶，以及通过印贴、雕塑、刻划技法成形的各种动物和人物瓷俑，从而证明邢窑不是造型单调素无花饰，而是有多种多样的技法装饰。
（4）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后，河北省有关部门曾经三次成立过专门研究邢窑的机构。这三次专门研究虽然规模有大有小，时间有短有长，但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是相同的：即在专家学者对邢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现代科学手段对邢窑的工艺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对邢瓷的仿制，为进一步恢复邢窑生产创造条件。兹就三次研究成果顺列如下：
第一，1980年5月，在临城县副县长林玉山和二轻局局长路子英二先生的主持下，成立了“临城县邢瓷研制小组”。研究班子由技术干部和工人陈二印、张云申、陈月恩、张书泰、张志忠等12人组成。笔者被聘为历史顾问，参加并指导了对邢窑遗址的调查。在临城境内发现了唐代窑址之后，又参加并指导了对邢瓷的研制。
邢瓷研制小组，根据笔者提供的《邢窑研制计划草案》，首先完成了四项研究准备：一是对窑址和墓葬出土的白瓷器物进行排比研究，确定唐代邢窑白瓷11种典型器物为仿制品。二是通过对成都光电研究所和邯郸陶瓷研究所对邢窑白瓷胎釉化学成分的化验数据进行归纳研究，确定对仿制品胎釉配料所含化学成分的控制指标。三是对上列两所对邢窑白瓷物理性能的测定数据进行归纳研究，确定对仿制品烧成温度、硬度、白度和吸水率的基本要求。四是对窑址出土的各种窑具和窑体遗存反复进行观察研究，确定采用“筒状匣钵”和“漏斗状匣钵”为装烧窑具，采用“馒头窑”烧成“还原焰”。
在上述四项研究准备工作完成之后，研制小组借用临城贾村瓮缸瓷厂一座废弃的窑洞为车间，开始了反复实验。经过半年试烧，终于烧成了仿制品十种约计四十余件。1981年4月在临城召开了“邢窑研究与邢瓷艺术鉴赏会”，与会专家学者对这批仿制品进行了鉴定，除在成形工艺上提出改进意见外，对其造型风格和胎质釉色予以了充分肯定。同时对研制小组的研究工作又给了很高评价，认为此次邢瓷仿制在我国尚属首次，研制小组“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进行开创性工作”令人赞佩。
鉴赏会后，临城二轻局为小组的继续研究和实现批量生产计划进行了努力，但终因经费不足、没有设备和缺乏技术力量被迫停止了活动，从此“临城县邢瓷研制小组”也即名存实亡。
第二，1983年10月，在河北省轻工厅总工程师刘可栋先生主持下，成立了“河北省邢窑研究组”。研究班子由助理工程师、助理美术师和有仿制经验的人员王振山，毕南海、陈胜一、张志忠等11人组成。笔者和河北轻化工学院姚毅先生，先后被聘为研究员兼副组长，参加领导并指导了研究活动。
邢窑研究组根据刘可栋先生拟定的《邢窑研究方案》［42］，在“交叉学科综合研究”理论指导下，对邢窑的考古、文物、工艺技术、工艺美术和陶瓷原料等诸多学科进行了同步研究。比如：对临城、内丘古窑址进行了全面考察，运用考古标本方法对采集的器物标本进行了分期分类，从而为邢窑仿制提供了历史依据。对全国各地34个重要文博部门进行了访问调查，采用窑址出土器物与馆藏器物对比鉴定方法，摸清了馆藏文物中的邢窑产品，从而为邢窑仿制扩大了工艺美术素材。对北京建材研究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单位对邢瓷标本胎釉化学成分、显微结构的分析和物理性能的测定进行了归纳研究，从而为邢窑仿制提供了工艺技术根据。与“河北省陶瓷原料勘察研究组”合作，对邢窑的陶瓷原料进行了广泛调查和定位钻探，在诸多瓷土中找到了唐代邢窑烧造细白瓷的优质瓷土，从而为邢窑仿制提供了原料保证。
邢窑研究组在各个学科取得结论的基础上，经过1984年至1986年的集中研制六次试烧，终于制出了18种与唐代邢瓷形神相似的复制品。1987年1月，在石家庄召开了“邢窑研究鉴定会”，与会专家学者对“河北省邢窑研究组”的研究成果［43］和仿制品进行了鉴定，一致认为“邢窑研究运用交叉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是成功的、有效的，在工艺技术研究的深度上取得了一定突破”；“邢窑仿制品的胎釉特点准确，基本上接近了唐代邢瓷的艺术水平。”44］
在鉴定会后，“河北省邢窑研究组”的研究任务即告结束，但如何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却没有着落。原希望临城县建立一家“邢窑瓷厂”，后又希望临城航天瓷厂增设一个“邢瓷车间”，但由于种种原因均未成功。
第三，1992年10月，在邢台市刘玉峰副市长主持下，以邢台市陶瓷厂科技研究所为基础成立了“中国邢州窑研究所”，研究班子由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化验师、美术师和技术工人蔡成铸、王振山、张风菊、王明武等15人组成。笔者被聘为历史顾问兼副所长，参加领导并主持了研究活动。
研究所经过两次工作会议，决定研究任务是“在前河北省邢窑研究组对邢窑粗细白瓷研究的基础上，对邢窑的精细透光白瓷、唐三彩乃至北朝青瓷和早期白瓷进行补充研究，并根据仿古创新原则，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45］
根据上列任务，研究所制定了《研究计划细则》，首先将“精细透光白瓷”列入了第一课题，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准备：一是通过古阿拉伯商人苏林曼（Suleiman）公元851年（相当于唐宣宗大中五年）《笔记》和唐朝诗人元稹《饮致神麹酒三十韵》对透光白瓷的描述，掌握中外文献有关这种白瓷的记载。二是通过对临城、内丘文管所和省文研所的访问，参观邢窑遗址出土的这种透光白瓷的残片或残件，证明这种白瓷实为邢窑所产。三是通过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这种白瓷胎釉化学成分、显微结构的分析和物理性能的测试，弄清这种白瓷所以带有透亮的奥秘是由于胎釉所含K20比一般白瓷所含K2O高出4至5倍，从而为仿制这种白瓷找到了工艺根据。
在完成研究准备之后，研究所便全力投入配料试验，经过七次试烧终于成功。根据“仿古创新原则”，研究所及时设计了一套仿唐酒具（12头）、两套仿唐茶具（14头和18头）、两套仿唐餐具（24头和48头），其中仿唐酒具在移交大生产之前，首先由研究所进行了小批量试产。
按仿唐酒具由一盘一壶十杯组成，盘作平底，杯作高足，壶作扁口龙柄，均印宝相花饰，胎釉洁白，晶莹透彻，造型规整，用赏兼备。1993年作为“中国历史瑰宝”被河北省外事口选送“意大利国际友好城市博览会”参展，不久又被邢台市政府定为馈赠贵宾的“市礼品”，于是各界庆典集会纷纷前来订货，产品未及出厂上市，即已供不应求。根据“超额创利提奖规定”，研究所全体成员在陶瓷厂三年不发奖金的情况下，第一次领到了相当于工资1/3的月奖金，但好景不长，由于陶瓷厂长期亏损，外债累累，被迫停产倒闭，甚至厂址也被变卖。这样，寄附于陶瓷厂的研究所，随着大势已去也就不复存在了。
纵观上述可知，20世纪中外学者对邢窑的研究，经历了两个时期三个阶段。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前，20至40年代的研究是十分粗浅的，50至70年代的研究虽有较大进步，但仍无法突破文献与器物“对照研究”的局限。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后，对邢窑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80至90年代的研究达到了高潮，不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工艺研究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如何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如何顺利地恢复“中国白瓷发祥地”邢窑的生产？在跨入21世纪之后，还是急需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附注
［1］朱琰：《陶说》卷二，《美术丛刊》上海神州国光社民国二十五年版。
［2］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第七章，商务印书馆，1936年。
［3］蔡乃武：《茶经·四之器质疑》，《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陈万里：《青瓷之调查及研究》，第一集1935年版；《瓷器与浙江》，中华书局1946年。
［5]FredrichSarry:DieKeramikvonSamarra.Berlin1925．武素敏译：弗里德里彻·沙列《萨马腊发掘》，柏林1925年版。
［6]AlyBahgatBeyetAlbertGabriel:FouillesdalFoustat.Paris1921．武素敏译：阿里·巴哈格特、贝也特·阿尔贝特·加布里《福斯塔特发掘》，巴黎1921年版。
［7］〔日〕大西林五郎：《支那陶磁全书》，东京松山堂书店1917年版；渡边素舟《支那陶磁器史》，东京成光馆书店1939年版。
［8］陈万里、冯先铭：《故宫博物院十年来对古窑址的调查》，《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总2期。
［9］陈万里：《邢越二窑及定窑》，《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
［10］冯先铭：《谈邢窑有关诸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4期。
［11］叶喆民：《近三十年来邢定二窑研究记略》，《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12］杨文山：《唐代邢窑白瓷》，分别载《滏阳日报》1960年3月16日副刊版和《河北日报》1961年5月5日副刊版。
［13］杨文山：《唐代邢窑白瓷的初步探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第4期。
［14］赵鸿声为刊登：《唐代邢窑白瓷的初步探讨》所写的“编者按语”，《河北陶瓷》1980年第
4期。
［15］邢台地区文化局：《邢台地区文物普查报告》，1977年内部资料。
［16］冯先铭：《谈邢窑有关诸问题》引语，《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4期。
［17］傅振伦译：拉威尔夫人《定窑和有关白瓷》，《河北陶瓷》1979年增刊。
［18］庄景辉等译：三上次男《陶瓷之路》，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印《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二辑。
［19］王仁波等译：矢部良明《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印《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
[20］李肇《国史补》记：“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元稹《饮致神麹酒三十韵》记：“雕镌荆玉盏，烘透内丘瓶”。
［21］赵鸿声：《专家座谈邢窑》，《河北陶瓷》1982年第1期。
［22］程在廉：《何处是邢窑？》，《河北陶瓷》1984年第1期。
［23］河北省临城县邢瓷研制小组：《唐代邢窑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81年第9期。
［24］傅振伦：《说唐代邢窑》，《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总4期。
［25］冯先铭：《谈邢窑有关诸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4期。
［26］叶喆民：《邢窑刍议》，《文物》1982年第9期；《再论邢窑》，《中国陶瓷》1982年第7期。
［27］李辉柄：《唐代邢窑窑址考察与初步探讨》，《文物》1981年第9期。
［28］李纪贤：《妙音悦耳的瓷器》，《紫禁城》1981年第3期。
［29］王舒冰：《邢州归来》，《河北陶瓷》1981年第4期。
［30］周丽丽：《唐代邢窑和上海博物馆藏邢瓷珍品》，《上海博物馆集刊》1982年总2期。
［31］杨文山：《唐代邢窑遗址的发现和初步分析》，《河北学刊》1982年第3期；《隋代邢窑遗址的发现和初步分析》、《文物》1984年第12期。
［32］〔日〕寺岛孝一等：《唐代邢窑の谜》，《发见と日本出土の白磁》，日本《古代文化》34卷11期。
［33］〔日〕井垣春雄：《唐代邢窑の谜》，《日本美术工艺》1982年总530、531期。
［34］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省内丘县邢窑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9期。
［35］王舒冰：《振奋人心的消息——内丘邢窑问世》，《河北陶瓷》0987年第1期。
［36］李知宴：《内丘邢窑的重大发现》，《河北陶瓷》1987年第4期。
［37］叶喆民：《邢窑三议》，《河北陶瓷》1986年第4期。
［38］贾永禄等：《谈邢窑》，《河北陶瓷》1992年第2期。
［39］杨文山：《关于邢窑的产地问题》，《河北陶瓷》1993年第2期。
［40］王莉英：《关于白瓷的起源及产地》，《中国古陶瓷研究》（创刊号），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41］杨虎军：《北朝邢窑早期的青瓷生产和白瓷创烧》、赵鸿声等《五代邢窑白瓷生产的衰落表现和原因》、杨文山：《论宋金时期邢窑白瓷的持续生产》，均载《邢台历史经济论丛》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
［42］刘可栋：《论古陶瓷研究方案设计》，《河北陶瓷》1988年第2期。
［43］河北省邢窑研究组原定三个研究课题为：《邢窑考古文物研究》，《邢窑工艺技术研究》和《邢窑工艺美术研究》，后分别发表于：《河北陶瓷》1987年第2期和1988年第2期时，题名略有变动。
［44］姚毅：《邢窑研究综述》，《邢台历史经济论丛》，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
［45］杨文山：《邢窑“精细透光白瓷”的初步研究》，《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