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邢窑”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窑场，在发达的中国瓷器史上曾经闪耀过灿烂的光芒，一直被陶瓷界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初，邢窑遗址首先发现于临城境内［1］,1984年又陆续在内丘县发现多处邢窑遗址［2］，方证实了文献所记载的邢窑在内丘的可靠性。瓷器研究专家纷纷撰写文章，对邢窑有关诸问题展开了多方位的讨论，取得了可喜进展，使人们对邢窑一些问题的认识正渐趋一致。但由于资料缺乏和片面的历史记载等原因，加之今日所见之邢窑遗址历遭劫难，面目全非，因而人们的研究认识颇受局限。自1987年以来，在邢台地区文物普查的基础上，我们对邢窑遗址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并对内丘城关、临城祁村等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取得了一些新的收获。仅就以下几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指教。
  一、邢窑名称及烧造地域
  邢人与瓷，最早见于唐代文人记载，从中唐至晚唐，多处史料中可以见到，如：陆羽《茶经》：“碗，越州上……，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邢磁类银，越磁类玉。……若邢磁类雪，则越磁类冰。”［3］皮日休《茶瓯诗》：“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4］李肇《国史补》：“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5］邢窑之名，即是现代人依历史文献而得来的。仅从其狭义而言，邢窑即专指唐代邢州瓷窑。很显然，邢窑即非始烧于初唐，亦非停烧于晚唐，不符合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而邢州之名亦不只存在于唐。因而狭义的邢窑只能使我们对邢窑的认识和研究走向片面和极端。那么广义的邢窑呢？我们认为邢窑和其他窑址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它不仅仅是一个有一定地域和发展过程的瓷窑遗址群，而且还应是一个总体文化特征的概括。
  关于邢窑的烧造地域问题，以前曾有过多种说法：20世纪80年代初首先发现于临城县，故说邢窑遗址当在临城境内；当然此说已成为历史。1984年于内丘县发现邢窑遗址，故认为邢窑确与文献记载相符；内丘、临城、隆尧县境内的隋至金元时期的瓷窑遗址皆属邢窑。从1987年以来，循着前人的足迹，我们多次踏查于内丘、临城、隆尧和邢台县境，并取得了一些收获。在内丘、临城县境内调查，证实了邢窑遗址近二十处；在隆尧县的双碑一带未发现瓷窑遗址，而在邢台县的西坚固一带发现了一处早期的烧瓷窑址。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在北起临城祁村，南至邢台西坚固的太行山东麓，在内丘、临城、邢台三县发现的五代以前的瓷窑遗址都应属邢窑遗址。其一，邢台县西坚固青瓷窑址所处的地理范围唐时属邢州，理应是邢窑的一部分。一种传统看法认为邢窑是专指唐代白瓷而言的，其实不然，因为邢窑不仅仅是白瓷，首先是其初创时期和其他窑址一样，一开始是不能直接烧制出白瓷的。其次，即使顶峰时的隋唐窑址内，其白瓷的比例亦不占绝对比重，往往还是青瓷和其他瓷类的总数为多。其三，在窑址群中，邢窑的地理位置有其独特的地方，它是利用了太行山东麓丘陵、平原地带的瓷土资源而发展起来的，整个窑址群呈南北基本连续的长条形分布。临城在唐时虽不属邢州，但地域与内丘紧邻，其窑址正位于这一长条形窑群的北段。而且，其隋唐时期的主流产品无论从种类特征以至装烧等方面都与内丘同时期窑址产品相同，因而当属邢窑群中的一部分。我们不应以历史上人为所造成的邢州与赵州的地理界线去割断这一完整的窑址群。其四，从调查和试掘所获得标本看，内丘城关一带至少在隋代已经烧造出大量的白瓷器物，而且其细白瓷的胎釉及烧造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目前所知，河北境内诸如内丘、隆尧、沙河、平山、正定等县内墓葬中出土的隋代白瓷和青瓷器物，大部分当属内丘城关一带窑场产品。很显然，在中唐之前，内丘特别是城关一带窑场早已是名闻一方了，况且当时窑场即在县城附近，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高档产品的烧造使它的名气远远大于其他窑场，因而至中唐以后的文献上人们习称“邢人与瓷”或“内丘白瓷”就是很自然的了。而同时在其附近的临城县境内的代家庄、陈刘庄一带亦炉火正旺，并且在用同样的方法烧造着同样的产品，它本应与内丘诸窑是连成一片的，只是因为名气、影响低于内丘窑，使得历史记载中只提内丘而忽视了临城窑。
  二、邢窑的烧造年代
  关于邢窑的始烧年代，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至今仍难以定论。目前，大多数人认为邢窑至少始烧于北齐，主要依据是内丘城关一带窑场上所见的某些器物残片具有至少不晚于北齐的特征［6］。调查和试掘证明，内丘城关以西关窑场为最早，为隋代窑场遗址，而且有的器物残片确实具有更早一些的特征。但试掘中也许由于面积所限，除发现隋代的堆积层有大量的隋代各类器物、窑具外，未见有更早期的堆积，而隋代堆积层中的有些器物却正与人们认识的不晚于北齐的器物相同。而调查中新发现的西坚固瓷窑遗址却显示了比邢窑其他窑址更早些的特征。西坚固瓷窑遗址位于邢台县龙华乡西坚固村西北约1.5公里的大沙河北岸台地上，东距邢台县治约30公里，属太行山东麓的低山丘陵区。台地今呈北高南低的阶梯状，从地表遗物分布范围看，该遗址残存约东西长200米，南北150米。因该遗址上被大量金元时期的冶铁废碴覆盖，遗址也因此被破坏惨重，致使我们不能窥其全貌，只地表尚能拣到少量遗物能够证明该窑址的原始性。首先是所见器物极其单一，多为青瓷碗类。碗呈直口，弧腹，假圈足较高，灰胎，胎体厚重。流釉、积釉、开片现象普遍，釉层因厚薄不均而呈青绿色。再者是窑具单调，只见有三角支钉、齿形垫具和喇叭形窑柱三种，其中前两种窑具钉高而胎体厚重，这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器物厚重叠烧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缩减了装烧容量，造成了多方面的浪费。所有这些都显示出该遗址比隋代器物和窑具更原始的一面。从其碗类器物的造型、胎釉和烧造特征看，都具有河北乃至北方地区北朝时期墓中同类器物的特征，其年代当不晚于北朝后期。
  邢窑的烧造下限，通过调查我们认为其年代当在五代时期。因为从共存关系看，五代时期窑址或单独或与隋唐窑址共存。如临城的祁村、岗头等。而凡有五代以后遗存的窑址（主要指金、元时期）皆单独存在，并不与隋、唐和五代时遗物共存，如临城的山下、解村窑址等。从器物烧造和特征看，五代时期的大宗产品仍采用仰烧、叠烧的工艺，以烧造白瓷、青瓷器为主，同时烧制其他杂色瓷，器物上很少有装饰，典型器物的造型特征和中晚唐时的几近一致。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与隋唐时期的一切有着一脉相承、密不可分的关系。而金元时期的产品则大多是采用覆烧而烧制出的，遗址上很少能见到青瓷类的产品，且各种印花、刻花、划花、点彩等装饰很丰富，显然器物的总体特征焕然一新，已经完全脱离了五代以前产品的烧造、形态、装饰特征。
  三、“盈”字款析
  邢瓷中有一些刻有“盈”字款的碗、壶、盒等器物，见于报道的有：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传世粉盒［7］，陕西大明宫遗址中出土一件玉璧底碗［8］，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出土一件玉璧底碗［9］，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出土一件执壶［10］。另外在邢窑遗址上出土过数件残片（未发表）。这种产品胎质细洁，釉色光润无暇，造型规整，堪称邢瓷中的上品。由于内丘城关窑址上“盈”字款器的出土，从而为这类器物找到了生产窑口，目前已基本确认它的烧制时间是在唐代中晚期。但是“盈”字本身是什么意思，却一直颇有争论，有人认为是宫廷某一机构定烧的标志［11］；有人认为是唐代百宝大盈库定烧，取盈字作为标记，为供天子享用的定烧器［12］；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姓，与“赢”相通。对此，我们借助古文献做一些粗浅的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古文献中，关于百宝大盈库的记载见于《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旧唐书·食货志》说：“又王进计，奋身自为户口邑役使，征剥财富，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租庸，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和赏赐之用。”《新唐书·食货志》载：“故事，天下财富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覆其出土入，是时京师豪将假取不能禁，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存其多少。”从这两段记载中可以看出百宝大盈库与一般的仓库没有什么两样，虽然由天子所直接掌管，其性质却没有改变，并非是定烧瓷器的宫廷机构。
  1984年，河北省邢窑研究组对西安大明宫遗址进行一次考察，考察报告说：该遗址中出土有大批唐代瓷片，其中有很多是邢窑产品，一件玉璧底上刻有“盈”字。大明宫是唐高宗李治之后诸皇帝的理政之所，毫无疑问这里出土的瓷器应该都是贡瓷，如果将“盈”字款器作为天子享用品的话，那一定要较其他瓷器胜过一筹。而且也当批量出现，但事实上这种器物与未刻“盈”字的同类器物并无丝毫差别，且数量极少，这就是说这种款识并不是天子使用的标志。
  在大明宫中与邢瓷同时进贡的还有越窑和瓯县窑的产品，却从无有过“盈”字款发现。我们可以想像，假若真正有过百宝大盈库定烧，取“盈”字为记，供天子使用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其他的贡瓷上也应该出现相同的款识，而不会只邢瓷独有。一般说来，定烧什么东西，往往都是比较特殊之物，而今见“盈”字款器物不仅宫廷拥有，而且民间也在使用。这说明“盈”字款器物和其他细瓷一样是邢窑窑场上的正常产品。民间尚能得到，宫廷何需定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百宝大盈库不存在定烧瓷器的问题。由于“盈”字款只出现于内丘城关一带窑场上，因此“盈”字之义亦当在烧造地解释了。内丘窑场，至迟在隋代已名扬四方，直至中唐，其产品一直深受世人所喜爱，因而行销国内外，达到了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地步。但中唐以后，在其周围的西双井、陈刘庄、祁村等窑相继发展起来，其细瓷产品与内丘窑如出一模，难分彼此。它们的发展有力地动摇了内丘窑称雄邢窑的地位，大大地冲击了内丘窑的销售市场，从而出现了一种危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得不采用一定的手段与其他窑一争高下。而迎合世人的心理，利用久有的盛名以达到这种目的，在制作精美的细瓷上刻上标记，以之向社会展示，这种带款的器物才是内丘窑的产品。因此我们认为这种“盈”字款即起一种标记符号的作用，取“盈”为标记则因为盈字有圆满之意，寄托一种吉祥和祝福。另外从调查知，在试掘中了解到，在内丘城关一带的几处窑址上都见到了“盈”字款的器物残片。这个现象表明，“盈”字款器非单家独有，也难以让人相信是几家姓“赢”的在不同窑口上的共同作品，亦不可能是“大盈库”或某个单位分别在几个窑口上定烧的产品。我们分析正是由于激烈的竞争，各窑场产品难分彼此，为了提高整体的竞争力和每个窑主的利益，内丘城关一带利用自身所处的有利位置和名气，或自发或由某机构统一管理窑场，并在高级细瓷上刻上相同的标记。因而我们今日才能在几处地方见到相同的“盈”字款细瓷残片，和祁村等窑址上的姓氏标记一样，勿需在每件器物上都写上“盈”字就可以达到宣传和竞争的目的了。
  “盈”字款器物的烧造取得了一定的收获，并随大量的器物远销四方，但这并未阻止窑场日趋衰落的命运。调查表明，内丘城关窑场大致停烧于中晚唐，亦即“盈”字款出现后不久，整个窑场都基本停止了烧造。而此时的祁村、岗头等窑场却正炉火兴旺，在竞争中后来居上。
  四、邢窑的主要成就
  邢窑在制瓷工艺上有着鲜明的特征，不仅在其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对邻近的定窑和磁州窑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工艺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内丘西关北精细白瓷的发现表明，远在隋代，我国就已烧制出了完全符合现代细瓷标准的高档白瓷，成为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根据考古资料和近年来在邢窑遗址进行的发掘情况证明，邢窑精细白瓷在隋代已有一定批量的生产，这种白瓷制作精美，胎质坚实，细洁如玉，断面有玻璃光泽。有的胎厚不足1.5毫米，其透影性能非常好，像这样具有高透影性能的白瓷目前在我国隋唐时期其他窑口中还没有发现，只是到了元代，福建德化窑生产的“猪油白”才具备了这种瓷器的特点。关于薄胎细瓷的起源，《中国陶瓷史》认为：“薄胎瓷器制作开始于明永乐时期，但永乐的薄胎只是半脱胎，到成化时……其薄的程度达到了几乎脱胎的地步。”据此，我们认为，邢窑出土的薄胎细瓷已达到了半脱胎的程度，当是我国最早烧制薄胎细瓷的窑口。1969年，河南巩县夹津口曾出土过具有透影性能的薄胎白瓷杯［13］，从照片上看与邢窑白瓷杯基本一致，有可能就是邢窑的产品。巩县邻近洛阳，洛阳在隋初称东都，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隋炀帝下令将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洛阳遂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这里出土的薄胎细瓷杯很可能就是邢窑的贡品。
  （2）为了搞清邢窑隋代透影细白瓷的内在结构，河北省邢窑研究组曾请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这种产品进行了科学测试［14，测试结果表明，其胎中含有较多的K2O，其含量在5.2％～7.25％之间。在隋唐时期其他烧造白瓷的窑址中，还未见报道有这类产品出土。结果还表明，其釉中也含有与胎体差不多的K2O成分（4.7％～6.4%）。由此推断其胎釉中引入了40％左右的钾长石［15］。近年我们曾在西关北隋代遗址中发掘出了一些石英、长石碎块，这些原料与透影白瓷均出在同一地层中，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推断的正确性，说明隋代邢窑工匠已认识到了长石矿物的性质和在陶瓷配方中所起的作用，而在配料时有意识掺和进去，这是我国最早使用长石作为制瓷原料的典型例子。
  长石是一种硬质原料，陶瓷界称之为瘠性原料，其硬度为6～6.5。由于硬度较大，不易粉碎。钾长石的主要成分为SiO2、Al2O3和K2O，铁含量较低，在坯釉中起助熔作用。因而引入一定量的长石，可以提高瓷坯的瓷化程度，降低温度和吸水率。以往一些外国瓷史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瓷器大都采用黏土或瓷土等单一的原料制成，长石质瓷是从外国学来的。我国古陶瓷研究者［16］根据南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提到“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的记载推断石英类原料的使用要早于南宋。看来这并非无稽之谈。邢窑隋代白瓷中掺用长石的发现证明了长石质瓷是由中国人在公元618年前的隋朝发明的，比外国生产的长石质瓷器要早十多个世纪。
  （3）邢窑唐三彩的发现，成为我国继河南巩县、密县、登封和陕西铜川之后发现的又一处烧制唐三彩的窑址。邢窑三彩器有钵、鍑、罐、盘、碗等，注重实用、美观，而巩县、铜川等窑场却以生产各种用以陪葬的明器为主。邢窑三彩的釉色有单色和复色之分，呈黄、绿、蓝、红、棕、褐等色，其釉色较均匀，玻璃质感强，有开片纹。而胎中一般含铁量高，泥粒较粗，素烧后的胎多呈黄褐或者发红。邢窑工匠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往往在坯胎上施一层白色化妆土后再行素烧，再施以不同色调的低温铅釉，烧出了色彩艳丽、五彩缤纷的三彩艺术珍品。邢窑三彩器出土最多的是内丘礼堂北一带，在北大丰和临城祁村、射兽窑口上也有零星发现，其烧造时间一直延续到宋金之际。
  值得一提的是在内丘礼堂北出土了两件“金星釉”（又名沙金釉）陶片，该器为敛口小盂，胎质较细，胎色黄褐，器表施一层薄的玻璃质釉，釉色为淡棕色，釉面晶莹光滑，釉中分布有极小的金星晶体，在阳光照耀下，金星闪烁，光彩夺目。以前在廊坊市唐墓中曾出土过一件三彩鍑［17]］，这件鍑的颈部也施有一层金星釉，虽然其结晶体不如内丘出土的稠密，但这足以说明邢窑金星釉产品的发现并非偶然，而是低温彩釉的一个品种，为研究结晶釉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4）匣钵是烧制高质量瓷器的重要工具之一，没有匣钵，就烧不出细致洁净的白瓷器，也可以说就没有邢窑。调查和试掘表明，至迟在隋代，邢窑已大量使用匣钵，这是我国最早使用匣钵的窑场之一。隋代，邢窑的匣钵多为筒状，规格视器物形状而有高矮大小之分，最大的直径超过30厘米，可烧碗3～5件，最小的约12厘米左右，一个匣钵只装一件器物，隋代的高透影细瓷就是在这种匣钵中烧成的。至唐代，匣钵种类增多，独创了盒式薄壁匣钵，这种匣钵主要用于烧制各种细瓷器皿，其特点是：器壁较薄，与同时的粗瓷厚度差不多；重量轻，节省燃料；由于有一定的规格，可以随意组合使用，可三钵二器，也可二钵一器，也可以和漏斗状匣钵配套使用。另外，漏斗状匣钵也是唐代邢窑盛行的窑具之一。这种匣钵与今天陶瓷厂用的匣钵毫无两样，其特点是采用一钵一器，提高了窑容量，并有效地防止了坯体变形，提高了产品质量，亦可重复多次使用，大大降低了成本。
  （5）窑炉的不断改进是邢窑发展的前提。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了解到的邢窑窑炉皆为馒头式窑。在内丘西关北隋代窑址上可见到一座窑炉残体，直径不到2米，高约1.5米，因未经发掘清理，整体面貌不清。1991年我们在对临城县祁村遗址的试掘中，清理出几座中晚唐和一座五代时期的窑炉残基，从而得以对其结构有了大致的了解。
  中晚唐时期的窑炉总体特征是双烟囱，大燃烧室，燃烧室呈半圆形。窑床和烟囱都是长方形。窑炉规格大小不同，大的通长6米左右，宽2.2米以上，小的宽1.5米左右，窑床平坦。燃烧室面积一般占窑床长度的3/5，深度悬殊，深的达1.8米，浅的只有0.9米左右。
  五代时期的窑炉从总体上仍保留有唐代窑炉的风格，但已有不少变化。这时的窑炉，平面呈马蹄形。发掘出的这座面积较大，通长6.3米，最宽处3.3米。火膛在南，呈半月形，深达2.26米，长度仅占总长度的1/6。窑室东西两壁呈外弧形，窑床北高南低。长方形双烟囱设在窑室后墙的东西两端，烟囱的咽喉部位各置两个砖柱，由中晚唐时期的1个进烟口分隔成3个，这种做法进一步提高了烟道的抽力。
  由于所清理各窑皆为残基，上部情况已不详知，但从其平面结构看，当属半倒焰式馒头窑，这种窑式靠夹墙竖烟道产生的抽力来控制一定的空气进窑。
  邢窑的唐代窑炉汲取了两汉以来在窑室后墙上设置两个烟囱的做法，使窑室内温度保持均匀。这种窑中的产品是在还原焰中烧成的。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定其产品烧成温度一般在1300℃左右，有些细白瓷的烧成温度可达到1380℃。为了防止窑床底部因火候较低而达不到所需温度，一般在窑床上垫有许多窑柱，使底部有火焰流通，缩小了上下温差。这时的窑炉，虽然设计比较合理，但也有一定的弱点，主要表现在平坦的窑床上，容易使摆放在上面的器坯受热而出现前倾现象，尤其是靠近燃烧室的部分，因受热较早，若是升温过快，容易引起倒柱而导致辍烧。
  五代时期的窑工们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窑炉结构上的缺点，在尽量缩小窑内前后温差的同时，将平坦的窑床改进成前高后低的窑床，这样上面摆放的坯体重心后移，坯体由前往后发生收缩时不易出现前倾甚至倒柱现象，无疑这是邢窑窑炉发展的一大进步。

［1］杨文山：《唐代邢窑遗址调查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 ［2][6］贾忠敏、贾永禄：《河北省内丘县邢窑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9期。 ［3]1986年北京市中国书店印刷民国16年陶氏涉园刻本，《百川学海》本，第四十四册，《茶经》。 ［4］《全唐诗》第二十二册，《茶中杂录》。 ［5］《津逮秘书》下卷，第18页。 ［7］周丽丽：《唐代邢窑和上海博物馆藏邢窑珍品》，《上海博物馆集刊》，1982年建国三十年特辑。 ［8］毕南海：《西北、华北、华东五省市隋唐白瓷考察纪实》，《河北陶瓷》1987年第2期。 ［9］安家瑶：《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1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文物》1987年第4期。 ［11］李振奇等：《河北临城七座唐墓》，《文物》1990年第5期。 ［12］陆明华：《邢窑“盈”字及定窑“易定”考》，《上海博物馆集刊》，1987年第9期。 ［13］杨文宽、张祥生：《古代部分陶瓷窑炉初探》，《中国古陶瓷研究》，科学出版社，1987年。 ［14］河北省邢窑研究组：《邢窑工艺技术研究》，《河北陶瓷》1987年第2期。 ［15］陈尧成、张福康、张志忠、毕南海：《邢窑隋唐细白瓷研究》，《89古代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英文版，221页。 ［16］李国桢、郭演仪：《中国名瓷工艺基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 ［17］该三彩器已残，现流入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