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后，人们对邢窑白瓷的创烧、发展和兴盛，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邢窑白瓷的衰落，尤其是衰落以后的状况，却缺乏应有的探讨。本文根据文献记载、墓葬出土器物和窑址遗存，就宋金时期邢窑白瓷的持续生产，试作如下论述。
  一、从文献记载论宋金邢窑白瓷的持续生产
  不论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前，还是在邢窑遗址发现之后，人们在评论邢窑白瓷时，总喜欢多方征引唐朝或有关唐时的文献记载，而对唐朝以后的文献记载，却几乎无人问津。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可能与某些专家对邢窑白瓷的衰落和衰落以后的传统看法有关。比如有的专家认为：“邢窑衰落于晚唐五代，五代之后即销声匿迹，因此也就不再见于文献记载。”我认为：说邢窑衰落于五代是对的，也是符合事实的，但如果说“五代之后即销声匿迹”，甚至断言“不再见于文献记载，”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是邢窑在五代之后的北宋时代，是见于文献记载的，而且就目前可以查到者，至少已有三处之多，比如：
  第一处见于《太平寰宇记》，其文记云：
  邢州，原领县九，今八：龙冈、沙河、南和、巨鹿、任县、平乡、尧山、
  内丘。土产：白瓷器、丝布、绵、解玉砂。［1］按《太平寰宇记》，为北宋乐史所撰，成书于北宋初期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7～979年），原书共计二百卷，分别记载了太平兴国年间的政区、山川、风俗、姓氏、土产等事。统检全书，凡记“土产瓷器”者，共有四处，即河南府、越州、定州、邢州。由此可知，继五代之后的北宋初期，邢窑白瓷并没有因为五代的衰落而“销声”，相反它和河南府的巩县窑、江南的越州窑和河北的定州窑一样，在当时因享有同等声誉而被宋人如实的列入了史册。
  第二处见于《元丰九域志》，其文记云：
  邢州巨鹿郡安国军节度，治龙冈。辖县五：龙冈、沙河、巨鹿、内丘、南
  和。土贡：绢一十匹、瓷器一十事。解玉砂一百斤。［2］按《元丰九域志》，为北宋王存等修，成书于北宋中期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颁行于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全书共计十卷，分别记载了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的北宋政区、地理、户口、山川、土贡等事。统检全书，凡记“土贡瓷器”者，全国也只有四处：即河南府、耀州、越州和邢州。由此可知，邢窑白瓷到了北宋中期，不仅仍在持续生产。而且还由于产品质优又被皇家列入了贡物，从而证明北宋中期的邢窑，与当时生产贡瓷的河南府巩县窑、陕西的耀州窑和江南的越州窑一样，也是生产贡瓷的名窑。
  第三处见于《宋史》，其文记云：
  信德府，次府，巨鹿郡，后唐安国军节度。本邢州，宣和元年升为府。崇
  宁户五万三千六百一十三，口九万五千五百五十二。贡：绢、白磁盏、解玉
  砂。县八：邢台、沙河、任、尧山、平乡、内丘、南和、巨鹿。［3］按《宋史》，为元初脱脱等修，成书于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全书共计四百九十六卷，所载《地理志》为四十三卷，分别记载了北宋晚期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的户口、政区、贡品等事。通查全书，北宋崇宁年间全国的贡瓷之地，已由中期的四处减为三处，即河南府、耀州和邢州。由此可知，邢窑白瓷到了北宋晚期，和在北宋中期一样，不仅仍在持续生产，而且在越窑停贡的情况下，还在继续进贡。
  综合上引三处文献记载，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邢窑白瓷在整个北宋时期一直是持续生产的，而且到了北宋中期和晚期还被列为进贡之物。如果按着北宋“诏令入贡”之物只要不“诏令停贡”即为“常贡”的惯例，那么我们还可以说邢窑白瓷在北宋时期进贡的时间是很长的。如果我们从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进贡开始算起，到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7年）战乱为止，那么邢窑白瓷的进贡时间，大体可以说将近五十来年，约占整个北宋一百六十七年中的三分之一略弱。
  在北宋灭亡以后的金朝统治时期，邢窑白瓷的生产状况如何？我们在金代和有关金时的文献中，尚未找到记载。不过这并不能说明邢窑白瓷在金代“已不存在”，相反根据金代的窑址遗存和金代墓葬出土的器物，还可以说明金时的邢窑白瓷生产规模却比北宋为大，从而证明金代邢窑白瓷和北宋邢窑白瓷相比，不仅仍在持续生产而且还有一些发展。
  二、从墓葬出土器物论宋金邢窑白瓷的持续生产
  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邢台地市在基本建设施工中不断发现宋金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白瓷器物。这些器物除一部分因具有明显的磁州窑或定窑特点，可以肯定属于磁州窑或定窑产品者外，还有一大部分既不属于磁州窑又不属于定窑的产品。这些产品到底为何地烧造？在邢窑疑谜解开之前谁也说不清楚，虽然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笔者根据这些器物的造型、胎质和釉色，曾将这些器物断为宋金时期的邢窑白瓷［4］，但并未能得到有关专家的认可。相反，有的专家认为：“邢窑在五代之后已不见踪迹，宋墓中不可能再有什么邢窑的东西。”因为这是权威专家的看法，于是人们对这些器物的归口问题，便开始避而不谈了。
  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邢台地市的文管部门尚不健全，因此各地出土的宋金白瓷，除少量由文化馆收藏外，大部分流散在学校或私人手中，仅就笔者所见，就有如下六起：
  第一，1955年11月，南宫西关农民在拉土平地中，在西关西坡发现了两座宋代墓葬。当时笔者正在邢台南宫一中任教，闻讯与周春雨老师赶赴现场，但去后两墓均已挖乱，出土器物全部被农民拿走。经过追踪访问，始知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宋初铜钱，并有不少五代后期的铜钱伴出。这说明这两座墓葬均为北宋初期的墓葬。关于出土的白瓷，我们只见到了八件，其中有碗四件、杯两件、壶一件和罐一件。值得提出的是：壶的造型是一种“喇叭口长颈长流”，与唐时的“敞口短颈短流”大不相同。后来听说有些器物被南宫县文化馆征集去了。
  第二，1958年9月至10月，邢台一中师生在参加京汉铁路复线的义务劳动中，在邢台西北郊区三义庙村西起土时发现了古墓群。根据出土器物的时代风格和伴出的铜钱，可以断定其中的九座墓葬属于北宋、四座墓葬属于金代。出土白瓷共为四十一件，其中属于北宋者为二十七件，器物品种有碗、盘、碟、杯、壶和瓶；属于金代者为十四件，器物品种也有碗、盘、杯和壶。值得提出的是：在北宋墓葬出土的白瓷碗中，有一种“圆沿弧腹矮圈足碗”，与五代邢窑中常见的“唇沿弧腹宽圈足碗”十分相近，这说明宋代邢窑与五代邢窑在工艺风格上有着渊源关系。在金代墓葬出土的白瓷盘中，有不少带有“六瓣口沿”的盘，和宋代窑址中常见的“五瓣口沿”盘十分相近，这又说明金代邢窑和宋代邢窑在工艺风格上也有着渊源关系。当时笔者正在邢台一中任教，曾亲自整理过这些器物，并与高翔、彭忠英老师在一中阅览室举办过展览。展后全部器物收存在一中科学馆。第三，1960年5月至6月，邢台市砖厂工人在邢台西郊曹演庄村北脱坯起土中，发现了宋金时代的古墓葬群。当时笔者仍在邢台一中任教，闻讯后经常前去现场观看。据笔者所记，属于宋金墓葬者，至少要有三十四座，其中多为北宋者，少为金代者。出土白瓷除流散在个人手中外，我曾看到厂方收存的三十余件，主要器物有碗、盘、杯、碟、瓶、壶和罐。之后，河北省文管处唐云明先生曾前来进行了一次抢救性清理，就其中的二十五座宋墓出土材料撰成了《河北邢台清理的宋墓》一文，第二年发表在《考古》杂志上［5］。出土的部分器物，由省文管处收藏去了。
  第四，1975年春3月至5月，邢台地区水利部门在动员下县民工兴修“百泉蓄水工程”的施工中，发现了古象化石和古墓群。当时笔者已调邢台五中任教，得讯后与本校岳鸿慈医生同往邢台南郊施工现场观看。去后古象化石尚封在土中，但古墓出土器物均被指挥部收入仓库。后来笔者有幸入库观看，得知出土白瓷共计十七件，属于宋代的白瓷为十一件，计碗三件，小盏两件、盘两件、瓶一件、壶一件和罐两件；属于金代的白瓷为六件，计碗四件、盘一件和壶一件。值得提出的是：宋墓出土的两件白瓷盏，都是细白瓷，做工很精，因此笔者曾认为这种器物，或许就是文献中所记载的那种进贡的“白瓷盏”。百泉工地出土的这些文物，曾在指挥部大棚中进行过公开展览。1977年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叶喆民二先生来邢访问我时，我曾陪同他们前去参观，并就这些宋金白瓷器物的断代和产地归口问题，同冯先铭先生进行过交谈。展后这些器物由邢台地区文管所收存，今藏隆尧文管所。
  第五，1976年夏4月，邢台地区有关部门动员民工在临城县境内兴建地方铁路的施工中，在冯村村北发现了三座宋墓和两座金墓。当时笔者正在冯村参加支农，闻讯与五中王振奇老师赶赴现场。其时五墓早已全部挖毁，出土器物多为个人拿走。之后我们来到指挥部，只见到了十三枚宋币、八枚金币和九件白瓷器物。白瓷中属于宋代者为四件，其中有碗两件、盘一件、杯一件；属于金代者为五件，其中有盘一件，碗四件。值得提出的是：在两座金墓中，有一座金墓出土了一块墨书有“大定三年”的墓砖，其出土的四件白瓷碗，均在腹底沙圈处墨书有“霍驴尾”三个字。笔者认为：“霍驴尾”应是该墓的墓主，四件白瓷碗当是墓主生前的使用之物。
  第六，1983年春3月，邢台市在南郊修建铁路地道桥的施工中，发现了两座宋代墓葬和一座金代墓葬，出土了一批白瓷器物。这些器物除流散在私人手中者外，邢台市文管所征集了九件，其中属于宋代者有两件碗、两件盂、一件盘；属于金代者有两件碗、一件盘和一件罐。这些器物曾出展于清风楼中，前文管所所长贾书敏先生，就这些器物的断代和归口问题，曾和我进行过共同讨论。
  上列六起宋金墓葬出土的白瓷器物，只不过是邢台地市所发现的众多宋金墓葬中的一小部分。但仅就这样一小部分进行统计，属于宋代的白瓷就有八十五件之多，属于金代的白瓷也有二十九件。这些白瓷器物的归口问题，虽然长期被视为“未知数”，但从它的造型、胎质和釉色的特点上看，它绝对不是磁州窑和定窑的东西，更不是河南巩县窑和山西介休窑的东西，相反却具有邢窑白瓷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定为宋金时期邢窑的产品，不能说毫无道理。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各县相继建立了文物保管所，有些出土文物逐渐被征集收藏起来。1992年7月至10月，笔者跟随大型电视系列片《中国陶瓷》河北摄制组，前后访问了邢台市、隆尧县、内丘县和临城县四个县市文管部门，又亲眼看到了一批过去未曾看到过的宋金墓葬出土的白瓷器物。比如在隆尧县文管所看到了隆尧城西金墓出土的“粗白瓷‘王’字款沙圈碗”；在邢台市文管处看到了邢台市郊区北宋墓出土的“粗白瓷鼓腹罐”；在内丘县文管所看到了内丘城东宋墓出土的“细白瓷圆形圈足粉盒”；在临城县文管所看到了临城南金墓出土的“粗白瓷印花双鱼纹盘”和城内邮电局宋墓出土的“细白瓷花口碗”，以及城内东街宋墓出土的“白底黑刻鱼纹枕”。
  以上这些器物，均系八十年代后期出土。由于此时邢窑遗址已经发现，因此这些器物的产地大都找到了它的归口。比如临城南金墓出土的“粗白瓷印花双鱼纹盘”，在山下村东的金代窑址中已找到了相同的残片；内丘城东宋墓出土的“细白瓷圆形圈足粉盒”，在内丘旧城外西南角的猪市附近的宋金窑址中也找到相同的残片。不仅如此，八十年代以前的宋金墓葬出土的白瓷器物，由于邢窑宋金窑址的发现，也再不是什么“未知数”了，而是大多找到了它们的归口，在八十多件宋器和二十多件金器中，绝大部分都可以在窑址中找到它的遗存。因此，这就证明这些既不属于磁州窑、又不属于定窑的产品，都是宋金时期邢窑的产品，从而也就证明所谓：“在五代之后”邢窑“已不见踪迹”的说法，是绝对不能成立的。
  三、从窑址遗存论宋金邢窑白瓷的持续生产
  在长期邢窑遗址的考察过程中，不仅前后发现了唐代、隋代、五代和北朝的窑址，而且也找到了多处宋金乃至元代的窑址。目前可以肯定的宋金窑址，共有十处之多，其中分布在内丘境内的窑址有三处，分布在临城境内的窑址有七处。现将这些窑址地点及其遗存简列如下：
  第一处分布在内丘城关，具体位置在旧城西南角外，即原猪市和猪市的西南一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考察时，这里虽然已经夷为平地，无法找到具体的窑炉所在，但地面上却普遍散有宋金时代的白瓷残片。主要宋代器物：碗有宋墓常见的“扁沿弧腹矮圈足碗”、“五瓣口沿弧腹矮圈足碗”和“扁沿斜腹矮圈足碗”（图一，2～4）；盘有宋墓常见的“扁沿浅腹矮圈足盘”和“五瓣口沿浅腹矮圈足盘”（图二，2、3）。在金代方面，碗有金墓常见的“扁沿弧腹尖圈足碗”和“六瓣口沿折腰尖圈足碗”（图一，6、7）；盘有金墓常见的“扁沿浅腹尖圈足盘”和“六瓣口沿折腰尖圈足盘”（图二5、6）。此处，还发现了一些宋墓中常见的“扁沿深腹条纹矮圈足杯”和“喇叭口长颈长流单柄执壶”（图三，2、5）；金墓中常见的外腹部带有褐色点彩的“扁沿短颈鼓腹尖圈足盂”（图四，2）。此外，还发现了一些正烧使用的“漏斗状匣钵”和覆烧使用的“圆形支圈”。
  第二处分布在内丘城西北的北双流，具体位置在北双流村的村南和村东南。在这里虽然也没有找到窑炉遗迹，但地面上尤其坡边处普遍散布着宋金时代的白瓷残片。器物造型基本上和城外猪市一带窑址遗存相同，所不同者，这里又发现了宋墓常见的“敛口凸沿鼓腹矮圈足钵”（图四，1）和金墓常见的带有“母口”的“平沿长颈长流单柄执壶”（图三，6）。此外在这里同样也发现了正烧使用的“漏斗状匣钵”和覆烧使用的“圆形支圈”等窑具。
  第三处分布在内丘城北与临城交界的西磁窑沟，具体位置在西磁窑沟的村东北、村东和村南。这处窑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和冯先铭先生曾进行过考察，但所发现的瓷片均为元代的黑瓷遗物。八十年代初笔者与临城同志对此重新进行了考察，并在元代的黑釉瓷片堆积层上进行了深沟发掘，结果发现了金代的粗白瓷残片和残件。主要器物是金墓中常见的四种：第一种是“扁沿深腹尖圈足碗”和“扁沿浅腹尖圈足碗”（图一，5、8）。第二种是“扁沿浅腹尖圈足盘”（图二，5），其中有的这类器物腹内或腹外，还带有褐黑色的点彩。第三种是“扁沿短颈鼓腹尖圈足盂”（图四，2），其中有的器物腹外，也带有褐黑色的点彩。第四种是比较大型的粗白瓷盆，造型特点是“平沿斜腹平底”，这种器物在这里的金代窑址中多为“里白外黑”，而“里外全白”的不多见。这里值得提出的是：褐色或褐黑色点彩的数量这里比任何一处窑址都多，比如器物中有碗、有盘也有盂。点彩花样多为数量不等的梅花点或菊花瓣点。
  第四处分布在临城城南与内丘北境靠近的陈刘庄，具体位置在陈刘庄的村东南附近。这里虽然早已变成了道路或耕地，找不到任何窑炉遗迹，但地边处和道坡旁，到处都可以看到宋金时代的白瓷残片，器物品种与内丘的猪市附近相似，不过出土更多的是宋金时代的碗器。
  第五处分布在临城城南山下，具体位置在山下村东的旧沟和村东北与村东南的旧沟旁中。这三处窑址均有宋金时代的遗存，器物种类大体与内丘相同。不过应当特别提出的是：山下村东的这处窑址遗存比较丰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考察中，我们曾发现了一座比较完好窑炉底部，并在附近找到了各种窑具，包括正烧使用的“漏斗状匣钵”、“筒状匣钵”和覆烧使用的“圆形支圈”，以及叠烧偶尔使用的“垫饼”或“垫圈”。除此之外。更值得提出的是：这里出土的器物上多带有装饰花纹，除一般带有瓣沿的杯碗外（图三，4），带有印花的碗和印花的盘很多。花饰取材多种多样，从格局上讲，有整体花饰纹，包括“牡丹缠枝纹”、“菊花缠枝纹”和“荷花缠枝纹”、“云飞凤舞纹”等。也有六等份格子花饰纹或八等份格子花饰纹，分别包括“芦雁纹”、“鱼藻纹”、“菊花纹”、“荷花纹”、“梅花纹”、“婴戏纹”和“鸳鸯纹”等。这些印花技艺无疑是受到了定窑的影响。
  第六处分布在临城城南的南程村，具体地点在南程村的村西北附近。这里窑址面积很大，遗存十分丰富，堆积成山，可以和定窑“十三堆”中的中等堆积不相上下。堆积物主要是覆烧使用过的“圆形支圈”，此外也有一些正烧使用的“漏斗状匣钵”和
  图二宋金邢窑盘器1．北宋扁沿浅腹无足平底盘2．北宋扁沿浅腹矮圈足盘3．北宋五瓣口沿浅腹矮圈足盘4．金代扁沿浅腹无
  足平底盘5．金代扁沿浅腹尖圈足盘6．金代六瓣口沿浅腹尖圈足盘（比例不等）
  “筒状匣钵”。器物品种残片多乱杂在堆积层中，可以肯定的标本除包括内丘窑址发现者外，还有宋墓常见的“圆形子母口矮圈足粉盒”（图四，4）、“喇叭口长颈长流单柄执壶”（图三，5），大多是金代覆烧的各种盘器和碗器。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发现了多处比较完好的窑炉遗存，地点分布在堆积山的东北部和北部地坡处。
  第七处分布在临城城南的解村，具体位置是解村的村西南、村西口和村西北的沟子里。这里因为都被夷平为耕地，地面遗存很少。主要器物品种，从残片中可以看到有碗、盘、壶和杯。发现的窑具有“漏斗状匣钵”，同时也有“圆形支圈”。
  第八处分布在临城城西的泜河北岸，具体地点是临城县造纸厂南墙的内外。这里的堆积可以和南程村的堆积相比，器物遗存和窑具遗存也基本上和南程村一样。
  第九处分布在临城城西北的射兽，具体地点是射兽的村北，即今“临祁公路”的北面。这处遗存的散布很大，但地面上的遗物却很少。器物种类也不多，除了碗外只有盘。这些器物均具有宋代风格，金代的东西还没有发现。按此处窑址基本上是五代窑址，主要器物遗存是五代时期的“唇沿浅腹宽圈足碗”。
  第十处分布在临城城西北的澄底，具体地点在澄底村东北“临祁公路”的南面。这处遗址基本上也是五代遗址。不过也发现了宋代的东西。比如在这里发现了“圆沿弧腹矮圈足碗”（图一，1），和宋初墓葬出土的碗形差不多，但与五代时期碗形相比，“唇沿”已变成了“圆沿”，而“宽圈足”也变成了较窄的“矮圈足”。
  上列十处宋金窑址，说明宋金时期邢窑的白瓷仍在生产。由此可知，这不仅有文献记载可查和有墓中出土器物可证，更重要的是又找到了它的具体烧造地点。因此我认为，我们在这些材料面前，应当放弃以前的不准确的论断，承认宋金时期邢窑白瓷仍在持续生产这个事实。
  但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专家仍然坚持以往的成见，坚持“邢窑在五代衰落之后不复存在”的看法，认为在内丘、临城境内发现的大量宋金窑址中，“只有金代的窑址，而没有宋代的窑址。”理由是：“这些窑址已经发现了覆烧法是在北宋邢窑停烧之后，至金因受定窑的影响而出现的新窑。”，因此他们认为：“这些窑址和邢窑没有什么直接的渊源关系。”
  由于这些看法出于专家之口，尤其是权威专家之口，它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有些文物工作者往往根据这种看法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虽然他们掌握了许多原始材料，但不敢承认北宋时期有邢窑白瓷生产的存在。其实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无需争辩的，因为只要我们敢于面对实际，敢于根据新材料修正错误，大家就不难求得共识。但是，如果有人非要坚持过去的错误成说，非要硬说，“邢台地市宋墓出土的白瓷的归口是一个未知数，而将它视为邢窑产品不可靠”；或者非要硬说，“内丘、临城五代以后的窑址都是金代的而将它列有宋代的窑址也不可靠”。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有关宋代邢州白瓷生产和有关宋代邢州白瓷进贡的文献可靠不可靠？换句话说：《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宋史》的记载可信不可信？如果说不可信，就应当提出论证来。如果说可信，那么为什么不敢承认宋代有邢窑白瓷的生产呢？

［1］《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九《河北道八·邢州》，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469册，第491页。 ［2］《元丰九域志》巷二《河北路·邢州》，见中华书局标点本上册，第80～81页。 ［3］《宋史》卷三十八《地理一·邢州》，见中华书局标点本第七册，第2127页。 ［4］笔者就邢地市唐宋墓葬出土的白瓷器物，曾于1959年底和1960年初撰写了《邢台出土的邢窑白瓷》和《关于邢窑白瓷》两篇文章。分别刊登在1960年9月8日《滏阳日报》和1961年5月2日《河北日报》上。 ［5］唐云明《河北邢台清理的宋墓》，《考古》196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