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从目前内丘出土的器物和残片看来，所烧陶瓷品种有青釉、白釉、黑釉、黄釉、三彩釉及青灰釉等。其中如唐三彩和青灰釉两个品种，在临城窑出土器物中尚未见到。只以白瓷而论，盘碗造型丰富多样，有直口、撇口、唇口、葵瓣口、菱花口之分，且有高足盘、弦纹碗、唇口瓶、撇口瓶以及花纽盖罐等。在胎釉、花纹方面，总的感觉是内丘制品无论青瓷、白瓷及三彩釉光均较为润泽，胎质也多细腻。特别是隋代白瓷数量既多，质量又好，有的堪称“类银”、“类雪”，实不亚于临城祁村窑唐代白瓷的水平，而且坯体坚硬细致，一般平底露胎部分较之临城同期制品更为洁白精致。在内丘文化馆内曾见两件唐代白瓷罐残器，胎釉莹白无与伦比，光润如玉，皎洁似雪，即使与现代骨灰瓷相较也毫无逊色。其中有几件唐代透影白瓷盏底残片，迎光透视手影清晰可辨，不禁联想到前几年在河南巩县夹津口出土的两件唐代透影白瓷杯很可能就是内丘邢窑的产品，而这些在临城邢窑窑址所出众多残片中却从未见过。关于这一问题也曾在《邢窑刍议》中提到“祁村出土的白瓷看来还不具备这样的透影性能”，并且引用古代阿拉伯商人苏林曼（Suleinman）在公元851年（唐大中五年）所写的笔记说“中国人持有白色黏土制作的瓷，它像玻璃一样美丽，可以看到里面所盛的液体”，而今看来文献与实物如出一辙，从中曾使我体会到古人笔记未必都是无稽之谈，既不可因囿于所见而轻易怀疑，“更为号称唐代白瓷典型的邢窑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所谓“尝一脔而知全鼎”，虽然内丘窑址所出透影白瓷残片不多，但已初步解答了我的问题。由此也可见邢窑白瓷技艺之精名不虚传，难怪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而独步一时了。
  此外，在内丘窑址所出器物中还见到带有划花纹的唐白瓷菱花盘残片，在装饰技法上与临城祁村窑所出划花白瓷壶难分轩轾。饶有趣味的是，带有“盈”字款的唐玉环底白瓷碗盘残片，在内丘西关（老唐城遗址）附近一带多有出土。此种白瓷精细异常，过去传世品曾被古董行家们看作是定窑之物，而在临城邢窑及曲阳定窑窑址内则一无所见（据闻有人曾在临城窑址拾得带有“张”字款者，但未亲见）。
  仔细观察两窑所出白瓷底足特征，其相同处是多在足墙外边斜削一圈，呈所谓“削棱足”。这种削棱的做法早在内丘窑址所出隋代青瓷底部已经出现。而临城所出无论精粗实底或玉璧底足同样如此，几乎很少例外（惟有内丘透影白瓷盏玉环底足是在里墙向内斜削一圈，足向外微撇，似属不同）。因此不妨看作是两地邢窑白瓷在造型的削足技法上所具有的一种特征，同时也是它们一脉相承的具体明证。
  在窑具的使用方面，两地所出细白瓷使用的匣钵也是大同小异。只是内丘所用匣钵呈直口，而临城匣钵则略呈浅唇口且多挂有青色粗灰釉。在烧造工具方面，内丘窑所用三角形垫饼及花形（三角、四角、五角）支钉等数种，样式变化较临城窑多。这与该窑所出瓷器品类较多也是分不开的。
  至于内丘邢窑窑址所出陶器——唐三彩釉光滑润、胎质缜密，而且绿色有如嫩柳新荷、淡雅宜人。所见印模花纹精美、层次繁密；素烧人俑、马俑形象逼真。然而未见有蓝色釉彩，只有绿、黄、赭三色，这一点与巩县窑址所出者有所不同。尤其是唐三彩在河北省古窑址中尚属罕见，它的出现填补了河北唐代陶瓷的一块空白。既可看出邢窑品种之丰富多彩，也可证知唐代人民生活对三彩陶器需要量之大和流行面之广。除了当时曾贡白瓷的河南巩县窑已有三彩窑址闻名于世外，最近在陕西耀州窑址又发现有唐三彩陶片。而这几处窑场同样是以烧造唐白瓷见长，这一点是否意味着它们之间的某种必然的联系，因而在国外（如埃及、伊拉克、日本、朝鲜等）古遗址出土的唐三彩器物中，是否也有邢窑产品的存在？对于这些耐人寻味的问题恐怕还值得再作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