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关于邢窑窑址所在，自从1980年在河北临城发现唐代白瓷而盛传中外以来，似乎已经暂时形成定论不再引起人们的注意了。然而事物毕竟是在发展的，开始有祁村窑精细的唐代白瓷问世，继而有贾村窑少量的隋代白瓷出现，而今又有内丘隋唐白瓷的大量存在，相继为邢窑研究工作的步步深入提出了新的课题。
  回忆六年前根据临城出土白瓷的吉光片羽，我在《邢窑刍议》［1］与《再论邢窑》［2］两文中都曾提到“其上限可能上溯到隋代”。并且推断说“有可能照文献所说，内丘磁窑沟仍是唐代邢窑的主要遗址”［3］，“是否内丘邢窑的古窑址由于地貌的变迁已被埋没也未可知”［4］。但是此后始终未能抽身再赴内丘做第二次窑址调查。现仅就最近重去当地考察和参观的所见所闻，以及四次去临城窑址的重新认识略抒拙见，求教于博雅方家。
  一、内丘窑与临城窑在烧制品种和工艺上的异同
  从目前内丘出土的器物和残片看来，所烧陶瓷品种有青釉、白釉、黑釉、黄釉、三彩釉及青灰釉等。其中如唐三彩和青灰釉两个品种，在临城窑出土器物中尚未见到。只以白瓷而论，盘碗造型丰富多样，有直口、撇口、唇口、葵瓣口、菱花口之分，且有高足盘、弦纹碗、唇口瓶、撇口瓶以及花纽盖罐等。在胎釉、花纹方面，总的感觉是内丘制品无论青瓷、白瓷及三彩釉光均较为润泽，胎质也多细腻。特别是隋代白瓷数量既多，质量又好，有的堪称“类银”、“类雪”，实不亚于临城祁村窑唐代白瓷的水平，而且坯体坚硬细致，一般平底露胎部分较之临城同期制品更为洁白精致。在内丘文化馆内曾见两件唐代白瓷罐残器，胎釉莹白无与伦比，光润如玉，皎洁似雪，即使与现代骨灰瓷相较也毫无逊色。其中有几件唐代透影白瓷盏底残片，迎光透视手影清晰可辨，不禁联想到前几年在河南巩县夹津口出土的两件唐代透影白瓷杯很可能就是内丘邢窑的产品，而这些在临城邢窑窑址所出众多残片中却从未见过。关于这一问题也曾在《邢窑刍议》中提到“祁村出土的白瓷看来还不具备这样的透影性能”，并且引用古代阿拉伯商人苏林曼（Suleinman）在公元851年（唐大中五年）所写的笔记说“中国人持有白色黏土制作的瓷，它像玻璃一样美丽，可以看到里面所盛的液体”，而今看来文献与实物如出一辙，从中曾使我体会到古人笔记未必都是无稽之谈，既不可因囿于所见而轻易怀疑，“更为号称唐代白瓷典型的邢窑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所谓“尝一脔而知全鼎”，虽然内丘窑址所出透影白瓷残片不多，但已初步解答了我的问题。由此也可见邢窑白瓷技艺之精名不虚传，难怪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而独步一时了。
  此外，在内丘窑址所出器物中还见到带有划花纹的唐白瓷菱花盘残片，在装饰技法上与临城祁村窑所出划花白瓷壶难分轩轾。饶有趣味的是，带有“盈”字款的唐玉环底白瓷碗盘残片，在内丘西关（老唐城遗址）附近一带多有出土。此种白瓷精细异常，过去传世品曾被古董行家们看作是定窑之物，而在临城邢窑及曲阳定窑窑址内则一无所见（据闻有人曾在临城窑址拾得带有“张”字款者，但未亲见）。
  仔细观察两窑所出白瓷底足特征，其相同处是多在足墙外边斜削一圈，呈所谓“削棱足”。这种削棱的做法早在内丘窑址所出隋代青瓷底部已经出现。而临城所出无论精粗实底或玉璧底足同样如此，几乎很少例外（惟有内丘透影白瓷盏玉环底足是在里墙向内斜削一圈，足向外微撇，似属不同）。因此不妨看作是两地邢窑白瓷在造型的削足技法上所具有的一种特征，同时也是它们一脉相承的具体明证。
  在窑具的使用方面，两地所出细白瓷使用的匣钵也是大同小异。只是内丘所用匣钵呈直口，而临城匣钵则略呈浅唇口且多挂有青色粗灰釉。在烧造工具方面，内丘窑所用三角形垫饼及花形（三角、四角、五角）支钉等数种，样式变化较临城窑多。这与该窑所出瓷器品类较多也是分不开的。
  至于内丘邢窑窑址所出陶器——唐三彩釉光滑润、胎质缜密，而且绿色有如嫩柳新荷、淡雅宜人。所见印模花纹精美、层次繁密；素烧人俑、马俑形象逼真。然而未见有蓝色釉彩，只有绿、黄、赭三色，这一点与巩县窑址所出者有所不同。尤其是唐三彩在河北省古窑址中尚属罕见，它的出现填补了河北唐代陶瓷的一块空白。既可看出邢窑品种之丰富多彩，也可证知唐代人民生活对三彩陶器需要量之大和流行面之广。除了当时曾贡白瓷的河南巩县窑已有三彩窑址闻名于世外，最近在陕西耀州窑址又发现有唐三彩陶片。而这几处窑场同样是以烧造唐白瓷见长，这一点是否意味着它们之间的某种必然的联系，因而在国外（如埃及、伊拉克、日本、朝鲜等）古遗址出土的唐三彩器物中，是否也有邢窑产品的存在？对于这些耐人寻味的问题恐怕还值得再作进一步的探讨。二、从历史沿革与地理条件上看内丘窑和临城窑的关系
  内丘原名“中丘”，别名“内丘”。早在西周时期即为邢国属地，春秋时期属卫国后又纳入晋国领域。战国时韩、魏、赵“三家分晋”后成为赵国疆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建立郡县，内丘为信都县地，属于钜鹿郡，直至汉初方正式建县。据《十三州志》记载，“《山海经》谓西北有蓬山，丘在其间，故曰中丘。属常山郡管辖。西晋时曾一度升为中丘郡。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曾在中丘郡内增设赵安县。到北朝时又将赵安县并入柏人县内，直至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始恢复中丘县之设［5］。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因避隋文帝之父杨忠的名讳而改称内丘县，清雍正四年（公元1762年）又避孔子（丘）的名讳而改‘丘’字为‘邱’，故至今亦称内邱”［6］。
  从史补和遗址来看，唐代内丘县城曾经向东迁移。据文献记载说“唐文宗九年（公元835年）河龁西北隅，乃东迁焉。今城西北垣即旧城东垣也。”目前内丘县城西关一带尚保存古城墙一段，长约35米，当是唐城东垣。而前面谈到的“盈”字划款精细白瓷正是在这一带发现最多。由此可见当时典型的上等白瓷窑或是分布在县城附近地方。根据当地文化馆数年来考察的结果，在内丘境内南起七里河北岸，北至磁窑沟，西迄杨庄以东，东到白家庄一带，约十八公里范围内已发现十七处窑址（城关、史村、洞上、白家庄、四里屯、西丘、南双流、北双流、新城、永固、中冯、南大冯、北大冯、南岭、北岭、五郭、磁窑沟）。而临城亦在二十公里的地带已发现有十七处古窑址群［7］。两地相较其规模不相上下，可以等量齐观、相提并论。
  内丘地处太行山麓，有罗河、李阳河横贯其间，矿藏丰富不亚于临城。特别是与制瓷业密切相关的煤、柴、石英、云母、长石等无不具备。至今该县长石仍供外销，在二十里见方地区内遍布瓷土，自古以来即为盛产名瓷之地（此种地质结构同临城十分相近，参见注［1］）。
  虽然据《新唐书》卷三十五“地理三”云：“临城隶属赵州赵郡”，内丘则“隶属邢州巨鹿郡”，但在注中则有“武德四年隶赵州，五年来属”的记录，可见在当时两县即在同一大行政区内时合时分。而且后来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内曾指出“唐邢、赵二州皆汉巨鹿郡地”而《金史》内也有过同属一路的记载。至今仍传说与内丘毗邻的临城南部村庄如贾村［8］、西磁窑沟等，在历史上均曾属于内丘。目前贾村人仍然喜欢到内丘赶集买卖物品，说明他们仍保留着历史上的传统习惯。再看两县地图内均有北程村、南程村、冯村等地名，并且恰好都有着古代生产瓷器的窑址，看来这不仅是村名的偶合，似应看作是古代窑工聚集、迁徙和技术交流的遗迹，乃至两地人的血缘关系。尤其是西、东磁窑沟历代相传早在唐时即为烧瓷胜地，有的村落半属临城，半属内丘。连同贾村一带所出瓷器在品种、造型、胎釉的特征上与内丘产品非常相似，从而可知两县陶瓷同属邢窑体系，只是何处应为主体？孰先孰后？谁高谁低？这些问题恐仍有待于今后再作进一步的发掘工作，方能得出较为公允的答案。个人初步的看法是：无论从文献记载或窑址出土实物来说，都以内丘邢窑白瓷历史较早。而且从微观上看隋唐时期制品，其胎釉皎洁、造型丰美，少数还具有透影性，可以说尤胜临城一筹，似应视为唐代邢窑的典型产地。至于临城邢窑白瓷则是邢窑的一部分，“至少也是邢窑的正统或亲支近派”。这一点仍是无可置疑的。
  三、对于临城窑烧制品种及其历史情况的几点补充
  通过四次到临城窑址考察的收获看来，除所烧唐代白瓷为其正宗外，尚有隋唐时期的青瓷、唐宋金元时期的黑瓷、印花白瓷、白地绘黑花以及钧釉瓷器。从宏观上看它的时限较长、品种亦多。这一点则非内丘窑所能望其项背。
  此次又有祁村窑址寻得唐代黑釉壶短流一个、金代叠烧之黑釉碗底一个。在南程村窑址寻得金代白地黑花大碗半个，内书“色期白雪”（或有希望获得传统“邢磁类雪”的美誉之意）。联系第一次在该村所得白地绘黑花瓷片，以及在西磁窑沟地下7米深处出土的白地黑花题诗枕残片亦可证知当时当地确曾受到磁州窑技法的影响。同样地在南程村、解村、山下村窑址一带所得大量的宋金白瓷，除了印花之外，四次所见所得竟无一片是刻划花白瓷，而且胎釉粗灰，早已失掉了“类雪”、“类银”的特色，则又是后来学习定窑技法和每况愈下的明证。在贾村窑址除过去曾发现有隋唐青瓷、白瓷和元代钧釉残片外，此次又在山下村窑址寻得钧釉残片，说明临城窑到了元代还曾受到钧窑的影响。这种情况同磁州窑系的许多窑址亦有钧釉残片出土的事实，都可谓是大势所趋、不足为奇了。
  此外，在祁村窑址曾先后两次寻得晚清时期白瓷碗残片，底心有矾红图章款因磨损而隐约难以辨识。虽未经化验其胎釉成分一时尚难肯定即是当地产物，然而在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清代窑址”中曾经提到“临城窑”。而且至今临城贾村仍有烧造粗瓷的窑厂，究竟文献与实物、历史与现实两者如何联系，还需要再作进一步的探讨。不过，如果结合河北省其他两大名窑——定窑与磁州窑的兴衰起伏和连绵不断的历史，以及当地用之不竭的大好资源想来，则对于临城“邢窑”的上下限乃至它的历史名称应如何判断？恐怕仍是值得商榷的一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在内丘邢窑虽有大量的隋代青瓷、白瓷的发现，却未见后来有模仿定窑、磁州窑、钧窑的典型制品（只有出土的宋、金时期流行的一般器物，数量亦有限）。若与临城邢窑相比，说明它的烧造历史虽早而且精品较多，然而其时限则较短，似乎只是昙花一现。由于故步自封或其他原因而很少学习其附近名窑的新技法，以致后来一蹶不振。加以丘陵地带窑址往往被流土埋没而不易发现，或许是它之所以默默无闻而长期难以寻觅的另一原因。
  总之，今日内丘邢窑窑址的新发现，又为过去临城邢窑窑址的研究弥补了美中不足之处。并且再次证明了当时文献的可信，和它流芳千古的美誉确实当之无愧。在令人欣庆之余不胜盼望能早日进行正式的发掘，庶使有些问题得以澄清。倘能充分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资源，重新振兴往日独占鳌头的令名，方不辜负久享盛誉的历史传统。鉴往知来、推陈出新，令人不禁对邢瓷的恢复和发展寄予莫大的希望。

［1］［3][4][9][10］ 《文物》1981年9期49～52页及《河北陶瓷》1982年第1期。 ［2］ 《中国陶瓷》1982年7期（增刊“古陶瓷研究专辑”） 78～80页。 ［5］［6］ 河北省内丘县地名办公室：《内丘县地名志》。 ［7］ 河北临城邢瓷研制小组：《唐代邢窑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81年第9期。 ［8］ 《金史·卷二·地理志》：“河北西路，县六十一，……内丘（属邢州）……临城（属沃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