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内容
对于邢窑白瓷的始烧年代，目前由于未对窑址进行发掘，又缺少有确切年代可考的邢窑瓷器和文献记录因此尚难断论，但对于邢窑瓷器的盛烧年代，则可从文献的记录中得到证实。
唐代文献中提到邢州瓷器的共有二处，直接提到邢窑的有五处，据《新唐书》卷三十九，志第二十九“地理三”中关于临城、内丘地理沿革的记载：临城属“赵州钜鹿郡”，注：“本房子，天宝元年更名，天佑二年更曰房子”。内丘则隶“邢州巨鹿郡”，注：“武德四年隶赵州，五年来属”，可知内丘、临城二地过去曾在同一大行政区内，因此凡关于邢州瓷器，特别是邢州内丘瓷器的记载，就不能排斥为邢窑瓷器的可能性。从这一前提出发，唐代文献中关于邢窑的记载有七处，其内容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如下：
（1）《新唐书》卷三十九，志第二十九“地理三”：“邢州巨鹿郡，上。本襄国郡，天宝元年更名。上贡：丝布、磁器、刀、文石。”
（2）《大唐六典》卷三（公元756年之前）：河北道贡“邢州瓷器。”
（3）陆羽《茶经》（公元761～762年）：“……若邢磁类银，越磁类玉；若邢磁类雪，则越磁类冰；邢磁白而茶色丹，越磁青而茶色绿……。”
（4）元稹《长庆集》卷十三（公元821～824年），“饮致用神麹酒三十韵”：“七月调神麹，三春酿绿醽，雕镌荆玉盏，烘透内丘瓶。”
（5）李肇《唐国史补》（公元824年以后）：“内丘白磁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6）皮日休《茶中杂咏·茶瓯诗》（公元883年之前）：“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
（7）段安节《乐府杂录》（约公元894年）：“武宗朝，郭道源……善击瓯，率以邢瓯、赵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筋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
从上面七段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除《新唐书·地理志》对于邢州贡瓷没有确切时间记载外，其余六处都有一个相对可考的时代。由此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邢州瓷器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成书于天宝年间的《大唐六典》（公元742～756年），而明确指明邢窑白瓷的则是上元元年至二年（陆羽《茶经》），时值公元761～762年，但自公元894年后（段安节《乐府杂录》），文献上就再不见邢窑的记载了，这说明邢窑盛烧闻名的时间应该在天宝至乾宁年间（公元742～894年），即盛唐晚期至中晚唐。
（2）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是唐代上层士大夫阶级同时并重的瓷器，当时评价已如上述。根据唐至德年间顾况《茶赋》和上元元年至二年陆羽《茶经》及贞元年间孟郊诗中对于越窑瓷器的记载和评价，以及唐代有确切纪年墓葬中出土的越窑瓷器来看，唐代越窑的盛烧年代是在中、晚唐，与邢窑的盛烧年代大致相同，因此唐代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局面也应该在这一时期。
（3）邢窑白瓷在公元824年前后，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瓷器了（李肇《唐国史补》），但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里，邢窑细白瓷器都为朝廷和上层贵族所占用，一般白瓷又为下层官吏，城市工商业者及平民所用，而广大劳动人民所用的只能是粗白瓷，这就是所谓“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真实情况，但要达到这一局面，必定要有大量的产品，这就证明了公元824年前后这一阶段，是邢窑瓷器烧制的高峰阶段。
唐代文献中提到邢州瓷器的共有二处，直接提到邢窑的有五处，据《新唐书》卷三十九，志第二十九“地理三”中关于临城、内丘地理沿革的记载：临城属“赵州钜鹿郡”，注：“本房子，天宝元年更名，天佑二年更曰房子”。内丘则隶“邢州巨鹿郡”，注：“武德四年隶赵州，五年来属”，可知内丘、临城二地过去曾在同一大行政区内，因此凡关于邢州瓷器，特别是邢州内丘瓷器的记载，就不能排斥为邢窑瓷器的可能性。从这一前提出发，唐代文献中关于邢窑的记载有七处，其内容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如下：
（1）《新唐书》卷三十九，志第二十九“地理三”：“邢州巨鹿郡，上。本襄国郡，天宝元年更名。上贡：丝布、磁器、刀、文石。”
（2）《大唐六典》卷三（公元756年之前）：河北道贡“邢州瓷器。”
（3）陆羽《茶经》（公元761～762年）：“……若邢磁类银，越磁类玉；若邢磁类雪，则越磁类冰；邢磁白而茶色丹，越磁青而茶色绿……。”
（4）元稹《长庆集》卷十三（公元821～824年），“饮致用神麹酒三十韵”：“七月调神麹，三春酿绿醽，雕镌荆玉盏，烘透内丘瓶。”
（5）李肇《唐国史补》（公元824年以后）：“内丘白磁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6）皮日休《茶中杂咏·茶瓯诗》（公元883年之前）：“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
（7）段安节《乐府杂录》（约公元894年）：“武宗朝，郭道源……善击瓯，率以邢瓯、赵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筋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
从上面七段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除《新唐书·地理志》对于邢州贡瓷没有确切时间记载外，其余六处都有一个相对可考的时代。由此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邢州瓷器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成书于天宝年间的《大唐六典》（公元742～756年），而明确指明邢窑白瓷的则是上元元年至二年（陆羽《茶经》），时值公元761～762年，但自公元894年后（段安节《乐府杂录》），文献上就再不见邢窑的记载了，这说明邢窑盛烧闻名的时间应该在天宝至乾宁年间（公元742～894年），即盛唐晚期至中晚唐。
（2）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是唐代上层士大夫阶级同时并重的瓷器，当时评价已如上述。根据唐至德年间顾况《茶赋》和上元元年至二年陆羽《茶经》及贞元年间孟郊诗中对于越窑瓷器的记载和评价，以及唐代有确切纪年墓葬中出土的越窑瓷器来看，唐代越窑的盛烧年代是在中、晚唐，与邢窑的盛烧年代大致相同，因此唐代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局面也应该在这一时期。
（3）邢窑白瓷在公元824年前后，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瓷器了（李肇《唐国史补》），但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里，邢窑细白瓷器都为朝廷和上层贵族所占用，一般白瓷又为下层官吏，城市工商业者及平民所用，而广大劳动人民所用的只能是粗白瓷，这就是所谓“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真实情况，但要达到这一局面，必定要有大量的产品，这就证明了公元824年前后这一阶段，是邢窑瓷器烧制的高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