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内容
邢窑是唐代北方著名的窑场，以烧造精美的白瓷而驰名中外。1980年8月至11月河北省临城县二轻局为研究和恢复邢州白瓷生产的需要，对该省的内丘、临城两县交界处和临城县境内的古瓷窑址进行了普查，先后在临城的岗头村、祁村、双井一带发现了四处唐代窑址，并在祁村、双井的窑址里找到了“类银”、“类雪”的邢窑细白瓷片。1981年6月上海博物馆派笔者和范冬青同志前往临城，在临城二轻局及县领导林玉山、张运申等同志的陪同下，对唐代邢窑窑址进行了重点调查，现将调查后对邢窑白瓷烧造概况的了解和文献记载中有关邢瓷盛烧年代的探讨，以及上海博物馆所藏邢窑瓷器作一介绍，以供邢瓷研究者参考。
一、唐代邢窑白瓷的烧造概况
从河北临城岗头村、祁村、双井唐代窑址出土的瓷片标本来看，唐代邢窑的产品主要有白釉、黑釉、褐黄釉和白釉褐彩四种，其中能够代表邢窑烧制水平的是白瓷。白瓷又可分精细的、一般的和粗糙的三类，精细的产品只占少数，一般的和粗糙的产品占多数。
精细的白瓷即是文献记载中“类雪”、“类银”的瓷器，这类白瓷主要出土于祁村，双井也有少量发现。釉色晶莹洁白，胎质细腻纯净，制作极为规整，一般都采用单件匣钵烧造。用手指扣敲时，便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与段安节《乐府杂录》中关于郭道源用邢瓯击乐的记载相吻合。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邢窑细白瓷胎釉成分的含量进行了科学的测定（表一）。从测定的资料所知，胎釉的含铁量（Fe2O3）分别为0.65％和0.64％，胎釉的含铝（A12O3）则分别为32.31％和17.68％。这样低的含铁量显然是生产“类银”、“类雪”白瓷的先决条件，而这样高的含铝量烧制后要达到瓷化的程度，就必定需要相应的高温度，这说明邢窑白瓷的淘洗和釉料的调配，以及制作和烧制的技术都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
细白瓷的种类相当丰富，目前在窑址中采集的虽然多为残件碎片，但大多能辨出它的原来形状，所见主要有碗、注子、罐、罐盖、皮囊壶、高足杯、盒等日用器皿和骑马俑、马等小型雕塑。
碗是其中数量最多、样式变化最丰富的器物，常见的有浅腹敞口玉璧形底碗、深、浅腹玉环形底碗和圈足碗。其中以浅腹唇口玉璧形底碗为多，碗底心内凹部分都施釉，露胎玉璧处大多经过精细的加工，极其光滑。有的还在其上刻划“王”或“王”字，“王”字很可能是“王”的草体。在碗底露胎处刻划“王”字，一般应该是姓氏，但此姓氏究竟是代表生产这些瓷器的坊主，还是订烧这批瓷器的买主以及其他，则尚待研究。除“王”字外，目前还未发现其他姓氏的碎片。圈足碗有圆形和海棠形二式，圆形圈足碗又有敛口、花口、敞口等多种形式，海棠形圈足碗的器形比较特殊，虽然是残片，但从碗壁上凸起凹入的四直线划分的大小格来看，其器形与圈足一样，必然呈海棠式。海棠式碗是唐代流行的碗式，河北曲阳窑和浙江越窑都有制作，但圈足亦呈海棠式的则较为罕见。
在窑址中采集的注子碎片能基本复原的只有一件，喇叭形口，椭圆形腹，平底，一面有短流，一面有曲柄，柄宽有凹楞，内外施釉。
罐圆唇、短颈、丰肩，肩以下残缺。
窑址中采集的罐盖共二式，虽都有纽，但盖的形状不同，一为子口折沿盖，另一式则为斜直形圆唇盖。
皮囊壶是邢窑细白瓷中制作极为精致的器物，上扁下圆鼓，中间附提梁，左右两侧有线纹凸起，形如皮囊壶的缝合痕，壶身前后两面刻划半圆形团花和三角形图案纹，虽是残片，但洁白细腻的胎质，晶莹透彻的釉色，足以代表唐代邢窑的制瓷造诣。其器形比同时期流行的彩色釉陶皮囊壶更为精美。
此外，盒、高足杯、骑马俑等细白瓷的制作也是唐代其他瓷窑窑口所不能比拟的。
一般白瓷的胎质比细白瓷略粗，胎壁较厚，呈灰白色泽。器物施釉均匀，釉色微微闪黄，有施半截釉的，也有施釉到底足的，大多上化妆土，制作比较规整，一般都采用筒状匣钵笼罩叠烧法烧造。
器型有盘、罐、三足炉等。碗的式样与细白瓷相似，但质粗而厚重。浅腹唇口玉璧形底的碗较多，玉璧形内底心均不施釉，碗内留有三支钉痕，这类产品的制作工艺与唐代巩县窑十分相似，巩县的白釉基本上都上化妆土，釉色微微闪青，支钉的块痕比邢窑更大。
粗白瓷的胎一般都比较粗松，呈黄或灰白色泽，其中亦有少量淘洗较细的胎，但其质量比一般白瓷终差一筹。器物均敷化妆土，施半截釉，器型多为平底小碗。部分淘洗较细的粗白瓷碗的内釉都较均匀，外釉则大多深浅不匀，而大部分粗胎白瓷碗的内外釉都不均匀，积釉处呈青白或黄白色。碗内施满釉，内底有三个支钉痕，碗外施釉不到底，底足露胎处呈赭褐色泽，上面有灰白色三角形支具痕。这是由于不用匣钵，直接放在窑内叠烧，使碗底露胎处的含铁量在烧成最后阶段与微量的氧结合，经二次氧化后产生了赭褐色泽，而被三角形支具遮住的部分却未被充分氧化，呈现原来的灰白色泽。
二、从唐代的文献记录探讨邢窑白瓷的盛烧年代
对于邢窑白瓷的始烧年代，目前由于未对窑址进行发掘，又缺少有确切年代可考的邢窑瓷器和文献记录因此尚难断论，但对于邢窑瓷器的盛烧年代，则可从文献的记录中得到证实。
唐代文献中提到邢州瓷器的共有二处，直接提到邢窑的有五处，据《新唐书》卷三十九，志第二十九“地理三”中关于临城、内丘地理沿革的记载：临城属“赵州钜鹿郡”，注：“本房子，天宝元年更名，天佑二年更曰房子”。内丘则隶“邢州巨鹿郡”，注：“武德四年隶赵州，五年来属”，可知内丘、临城二地过去曾在同一大行政区内，因此凡关于邢州瓷器，特别是邢州内丘瓷器的记载，就不能排斥为邢窑瓷器的可能性。从这一前提出发，唐代文献中关于邢窑的记载有七处，其内容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如下：
（1）《新唐书》卷三十九，志第二十九“地理三”：“邢州巨鹿郡，上。本襄国郡，天宝元年更名。上贡：丝布、磁器、刀、文石。”
（2）《大唐六典》卷三（公元756年之前）：河北道贡“邢州瓷器。”
（3）陆羽《茶经》（公元761～762年）：“……若邢磁类银，越磁类玉；若邢磁类雪，则越磁类冰；邢磁白而茶色丹，越磁青而茶色绿……。”
（4）元稹《长庆集》卷十三（公元821～824年），“饮致用神麹酒三十韵”：“七月调神麹，三春酿绿醽，雕镌荆玉盏，烘透内丘瓶。”
（5）李肇《唐国史补》（公元824年以后）：“内丘白磁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6）皮日休《茶中杂咏·茶瓯诗》（公元883年之前）：“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
（7）段安节《乐府杂录》（约公元894年）：“武宗朝，郭道源……善击瓯，率以邢瓯、赵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筋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
从上面七段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除《新唐书·地理志》对于邢州贡瓷没有确切时间记载外，其余六处都有一个相对可考的时代。由此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邢州瓷器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成书于天宝年间的《大唐六典》（公元742～756年），而明确指明邢窑白瓷的则是上元元年至二年（陆羽《茶经》），时值公元761～762年，但自公元894年后（段安节《乐府杂录》），文献上就再不见邢窑的记载了，这说明邢窑盛烧闻名的时间应该在天宝至乾宁年间（公元742～894年），即盛唐晚期至中晚唐。
（2）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是唐代上层士大夫阶级同时并重的瓷器，当时评价已如上述。根据唐至德年间顾况《茶赋》和上元元年至二年陆羽《茶经》及贞元年间孟郊诗中对于越窑瓷器的记载和评价，以及唐代有确切纪年墓葬中出土的越窑瓷器来看，唐代越窑的盛烧年代是在中、晚唐，与邢窑的盛烧年代大致相同，因此唐代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局面也应该在这一时期。
（3）邢窑白瓷在公元824年前后，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瓷器了（李肇《唐国史补》），但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里，邢窑细白瓷器都为朝廷和上层贵族所占用，一般白瓷又为下层官吏，城市工商业者及平民所用，而广大劳动人民所用的只能是粗白瓷，这就是所谓“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真实情况，但要达到这一局面，必定要有大量的产品，这就证明了公元824年前后这一阶段，是邢窑瓷器烧制的高峰阶段。
三、上海博物馆所藏邢窑瓷器
唐代邢窑窑址的发现，为鉴定出土和传世的邢窑瓷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依据，上海博物馆馆藏的邢窑细白瓷器，无论在胎质、釉色，还是器物造型诸方面都与邢窑窑址中采集的残片相同，现介绍四件如下：
（1）碗：高3.4、口径15、底径7厘米。碗身略呈四十五度角斜出，口沿外部凸起一周，底坦平，底中心凹入，施釉，形如玉璧，俗称玉璧形底碗。
玉璧形底碗是唐代极为流行的碗式之一。但在玉璧形碗底中心凹入部分施釉的窑口，就目前所知，主要有浙江省的越窑、山西省的浑源窑、河北省的曲阳窑和邢窑，这些窑在碗底中心施釉的品种也各不相同，越窑是青釉，浑源窑是黑釉，曲阳窑和邢窑是白釉，并且仅局限于精细的白瓷产品，两窑相比之下，曲阳白瓷碗的釉色微微闪青，玉璧形底足的露胎处也不像邢窑那样经过精细的加工。
此碗胎釉洁白如雪，制作极为规整，与邢窑窑址中采集的标本完全一致。
（2）“盈”字盒：通高7、口径15.7厘米。盒呈扁圆形，上、下高度相等，上、下器型也完全相同。盖沿、胫部都有斜角，内外满釉，仅子口与子口接触处无釉。底刻“盈”字，上留三个小支钉痕。
陕西西安唐大明宫遗址里也出土了带“盈”字的邢窑白瓷，字刻在施了釉的玉璧形底碗的内底心，与此盒在施釉的底部刻“盈”字的风格完全一致。
（3）盒：通高2.6、口径3.02、底径1.6厘米。盒身和盒盖上下高度相等，盖沿和胫部有斜角，小平底，内外施釉，仅子口内外和底部无釉，底部露胎处光滑细腻，显然是经过了精细的加工。盒子的造型小巧玲珑，与双井遗址出土的盒子残片在胎质、釉色及器型上完全相同。
（4）油盒：通高5.6、底径4厘米。器身高于器盖，口内敛。盖沿和胫部有斜角，小平底，制作极为规整。内外施釉，仅子口与底部无釉，胎釉洁白如雪，露胎处光滑细腻。器型与唐代湖南长沙铜官窑出土的盖面上书褐彩“油合”两字的盒子大致相同，这类盒子是唐代南北窑场较为流行的器物，其中以邢窑油盒的制作最为规整。
（原刊于1982年《上海博物馆专刊》）
一、唐代邢窑白瓷的烧造概况
从河北临城岗头村、祁村、双井唐代窑址出土的瓷片标本来看，唐代邢窑的产品主要有白釉、黑釉、褐黄釉和白釉褐彩四种，其中能够代表邢窑烧制水平的是白瓷。白瓷又可分精细的、一般的和粗糙的三类，精细的产品只占少数，一般的和粗糙的产品占多数。
精细的白瓷即是文献记载中“类雪”、“类银”的瓷器，这类白瓷主要出土于祁村，双井也有少量发现。釉色晶莹洁白，胎质细腻纯净，制作极为规整，一般都采用单件匣钵烧造。用手指扣敲时，便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与段安节《乐府杂录》中关于郭道源用邢瓯击乐的记载相吻合。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邢窑细白瓷胎釉成分的含量进行了科学的测定（表一）。从测定的资料所知，胎釉的含铁量（Fe2O3）分别为0.65％和0.64％，胎釉的含铝（A12O3）则分别为32.31％和17.68％。这样低的含铁量显然是生产“类银”、“类雪”白瓷的先决条件，而这样高的含铝量烧制后要达到瓷化的程度，就必定需要相应的高温度，这说明邢窑白瓷的淘洗和釉料的调配，以及制作和烧制的技术都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
细白瓷的种类相当丰富，目前在窑址中采集的虽然多为残件碎片，但大多能辨出它的原来形状，所见主要有碗、注子、罐、罐盖、皮囊壶、高足杯、盒等日用器皿和骑马俑、马等小型雕塑。
碗是其中数量最多、样式变化最丰富的器物，常见的有浅腹敞口玉璧形底碗、深、浅腹玉环形底碗和圈足碗。其中以浅腹唇口玉璧形底碗为多，碗底心内凹部分都施釉，露胎玉璧处大多经过精细的加工，极其光滑。有的还在其上刻划“王”或“王”字，“王”字很可能是“王”的草体。在碗底露胎处刻划“王”字，一般应该是姓氏，但此姓氏究竟是代表生产这些瓷器的坊主，还是订烧这批瓷器的买主以及其他，则尚待研究。除“王”字外，目前还未发现其他姓氏的碎片。圈足碗有圆形和海棠形二式，圆形圈足碗又有敛口、花口、敞口等多种形式，海棠形圈足碗的器形比较特殊，虽然是残片，但从碗壁上凸起凹入的四直线划分的大小格来看，其器形与圈足一样，必然呈海棠式。海棠式碗是唐代流行的碗式，河北曲阳窑和浙江越窑都有制作，但圈足亦呈海棠式的则较为罕见。
在窑址中采集的注子碎片能基本复原的只有一件，喇叭形口，椭圆形腹，平底，一面有短流，一面有曲柄，柄宽有凹楞，内外施釉。
罐圆唇、短颈、丰肩，肩以下残缺。
窑址中采集的罐盖共二式，虽都有纽，但盖的形状不同，一为子口折沿盖，另一式则为斜直形圆唇盖。
皮囊壶是邢窑细白瓷中制作极为精致的器物，上扁下圆鼓，中间附提梁，左右两侧有线纹凸起，形如皮囊壶的缝合痕，壶身前后两面刻划半圆形团花和三角形图案纹，虽是残片，但洁白细腻的胎质，晶莹透彻的釉色，足以代表唐代邢窑的制瓷造诣。其器形比同时期流行的彩色釉陶皮囊壶更为精美。
此外，盒、高足杯、骑马俑等细白瓷的制作也是唐代其他瓷窑窑口所不能比拟的。
一般白瓷的胎质比细白瓷略粗，胎壁较厚，呈灰白色泽。器物施釉均匀，釉色微微闪黄，有施半截釉的，也有施釉到底足的，大多上化妆土，制作比较规整，一般都采用筒状匣钵笼罩叠烧法烧造。
器型有盘、罐、三足炉等。碗的式样与细白瓷相似，但质粗而厚重。浅腹唇口玉璧形底的碗较多，玉璧形内底心均不施釉，碗内留有三支钉痕，这类产品的制作工艺与唐代巩县窑十分相似，巩县的白釉基本上都上化妆土，釉色微微闪青，支钉的块痕比邢窑更大。
粗白瓷的胎一般都比较粗松，呈黄或灰白色泽，其中亦有少量淘洗较细的胎，但其质量比一般白瓷终差一筹。器物均敷化妆土，施半截釉，器型多为平底小碗。部分淘洗较细的粗白瓷碗的内釉都较均匀，外釉则大多深浅不匀，而大部分粗胎白瓷碗的内外釉都不均匀，积釉处呈青白或黄白色。碗内施满釉，内底有三个支钉痕，碗外施釉不到底，底足露胎处呈赭褐色泽，上面有灰白色三角形支具痕。这是由于不用匣钵，直接放在窑内叠烧，使碗底露胎处的含铁量在烧成最后阶段与微量的氧结合，经二次氧化后产生了赭褐色泽，而被三角形支具遮住的部分却未被充分氧化，呈现原来的灰白色泽。
二、从唐代的文献记录探讨邢窑白瓷的盛烧年代
对于邢窑白瓷的始烧年代，目前由于未对窑址进行发掘，又缺少有确切年代可考的邢窑瓷器和文献记录因此尚难断论，但对于邢窑瓷器的盛烧年代，则可从文献的记录中得到证实。
唐代文献中提到邢州瓷器的共有二处，直接提到邢窑的有五处，据《新唐书》卷三十九，志第二十九“地理三”中关于临城、内丘地理沿革的记载：临城属“赵州钜鹿郡”，注：“本房子，天宝元年更名，天佑二年更曰房子”。内丘则隶“邢州巨鹿郡”，注：“武德四年隶赵州，五年来属”，可知内丘、临城二地过去曾在同一大行政区内，因此凡关于邢州瓷器，特别是邢州内丘瓷器的记载，就不能排斥为邢窑瓷器的可能性。从这一前提出发，唐代文献中关于邢窑的记载有七处，其内容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如下：
（1）《新唐书》卷三十九，志第二十九“地理三”：“邢州巨鹿郡，上。本襄国郡，天宝元年更名。上贡：丝布、磁器、刀、文石。”
（2）《大唐六典》卷三（公元756年之前）：河北道贡“邢州瓷器。”
（3）陆羽《茶经》（公元761～762年）：“……若邢磁类银，越磁类玉；若邢磁类雪，则越磁类冰；邢磁白而茶色丹，越磁青而茶色绿……。”
（4）元稹《长庆集》卷十三（公元821～824年），“饮致用神麹酒三十韵”：“七月调神麹，三春酿绿醽，雕镌荆玉盏，烘透内丘瓶。”
（5）李肇《唐国史补》（公元824年以后）：“内丘白磁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6）皮日休《茶中杂咏·茶瓯诗》（公元883年之前）：“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
（7）段安节《乐府杂录》（约公元894年）：“武宗朝，郭道源……善击瓯，率以邢瓯、赵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筋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
从上面七段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除《新唐书·地理志》对于邢州贡瓷没有确切时间记载外，其余六处都有一个相对可考的时代。由此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邢州瓷器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成书于天宝年间的《大唐六典》（公元742～756年），而明确指明邢窑白瓷的则是上元元年至二年（陆羽《茶经》），时值公元761～762年，但自公元894年后（段安节《乐府杂录》），文献上就再不见邢窑的记载了，这说明邢窑盛烧闻名的时间应该在天宝至乾宁年间（公元742～894年），即盛唐晚期至中晚唐。
（2）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是唐代上层士大夫阶级同时并重的瓷器，当时评价已如上述。根据唐至德年间顾况《茶赋》和上元元年至二年陆羽《茶经》及贞元年间孟郊诗中对于越窑瓷器的记载和评价，以及唐代有确切纪年墓葬中出土的越窑瓷器来看，唐代越窑的盛烧年代是在中、晚唐，与邢窑的盛烧年代大致相同，因此唐代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局面也应该在这一时期。
（3）邢窑白瓷在公元824年前后，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瓷器了（李肇《唐国史补》），但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里，邢窑细白瓷器都为朝廷和上层贵族所占用，一般白瓷又为下层官吏，城市工商业者及平民所用，而广大劳动人民所用的只能是粗白瓷，这就是所谓“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真实情况，但要达到这一局面，必定要有大量的产品，这就证明了公元824年前后这一阶段，是邢窑瓷器烧制的高峰阶段。
三、上海博物馆所藏邢窑瓷器
唐代邢窑窑址的发现，为鉴定出土和传世的邢窑瓷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依据，上海博物馆馆藏的邢窑细白瓷器，无论在胎质、釉色，还是器物造型诸方面都与邢窑窑址中采集的残片相同，现介绍四件如下：
（1）碗：高3.4、口径15、底径7厘米。碗身略呈四十五度角斜出，口沿外部凸起一周，底坦平，底中心凹入，施釉，形如玉璧，俗称玉璧形底碗。
玉璧形底碗是唐代极为流行的碗式之一。但在玉璧形碗底中心凹入部分施釉的窑口，就目前所知，主要有浙江省的越窑、山西省的浑源窑、河北省的曲阳窑和邢窑，这些窑在碗底中心施釉的品种也各不相同，越窑是青釉，浑源窑是黑釉，曲阳窑和邢窑是白釉，并且仅局限于精细的白瓷产品，两窑相比之下，曲阳白瓷碗的釉色微微闪青，玉璧形底足的露胎处也不像邢窑那样经过精细的加工。
此碗胎釉洁白如雪，制作极为规整，与邢窑窑址中采集的标本完全一致。
（2）“盈”字盒：通高7、口径15.7厘米。盒呈扁圆形，上、下高度相等，上、下器型也完全相同。盖沿、胫部都有斜角，内外满釉，仅子口与子口接触处无釉。底刻“盈”字，上留三个小支钉痕。
陕西西安唐大明宫遗址里也出土了带“盈”字的邢窑白瓷，字刻在施了釉的玉璧形底碗的内底心，与此盒在施釉的底部刻“盈”字的风格完全一致。
（3）盒：通高2.6、口径3.02、底径1.6厘米。盒身和盒盖上下高度相等，盖沿和胫部有斜角，小平底，内外施釉，仅子口内外和底部无釉，底部露胎处光滑细腻，显然是经过了精细的加工。盒子的造型小巧玲珑，与双井遗址出土的盒子残片在胎质、釉色及器型上完全相同。
（4）油盒：通高5.6、底径4厘米。器身高于器盖，口内敛。盖沿和胫部有斜角，小平底，制作极为规整。内外施釉，仅子口与底部无釉，胎釉洁白如雪，露胎处光滑细腻。器型与唐代湖南长沙铜官窑出土的盖面上书褐彩“油合”两字的盒子大致相同，这类盒子是唐代南北窑场较为流行的器物，其中以邢窑油盒的制作最为规整。
（原刊于1982年《上海博物馆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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