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内容
唐代是我国封建经济文化的昌盛时期，手工业生产获得了空前发展。在陶瓷业中，北方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地区）所烧造的白瓷，与南方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相互媲美，同时著称于世，这是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比如：
陆羽《茶经》：“碗，越州上，……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邢磁类银，越
磁类玉。……若邢磁类雪，则越磁类冰。”［1］
皮日休《茶瓯诗》：“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
魄起。”［2］
段安节《乐府杂录》记有：唐大中初有调音律官郭道源者，“善击瓯，率以邢
瓯，越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3］
李肇《国史补》：“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记。……内丘白瓷瓯，端
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4］
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邢州，……土贡丝布、瓷器、刀、文石。”［5］
从上列文献记载可知，唐代邢窑生产的白瓷，在质量上是十分精美的。釉色洁白如雪，造型规范如月，器壁轻薄如云，胎质坚实，焙烧适度，扣之音脆而妙如方响，反映了邢窑白瓷制造工艺水平已经达到了十分成熟的程度，同时在数量上也是十分可观的，不仅因其货美成为宫廷贡物，而且也因其价廉畅销各地成为天下所通用。
唐代邢窑白瓷，作为传世品，目前尚未见到，但作为出土物，在全国各地唐代遗址中却发现的不少。比如在河北的邢台、内丘、临城、高邑等唐墓中，发现了邢窑烧造的白瓷玉璧底碗、短流执壶和小口坛多件；在河南的安阳、陕西的西安、广东的广州唐墓中，也发现了邢窑烧造的白瓷玉璧底碗和盘口盏托多件。从这些出土物的分布来看，邢窑白瓷的行销地区是很宽广的，不仅遍及北方，而且也远及于南方的珠江流域。
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一样，在行销全国的同时，通过陆路或海路也远销于国外各地。比如就目前国外文献中已经见到的，在日本的京都、印度的勃拉名纳巴特（Brohminabad）、伊朗的席拉夫（Siraf）、伊拉克的萨麻拉（Samarra）、埃及的福斯塔特（Fostat）等古遗址中，都出土了具有我国唐代风格的白瓷器物或白瓷片。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京都发现的那种“玉璧底白瓷碗”［6］和伊朗席拉夫发现的那种“瓣口白瓷碗”［7］，可以说与我们在邢窑遗址中所掘出的那种“玉璧底碗”和那种“瓣口瓣足碗”，是绝无二致的。
唐代邢窑白瓷，在国内的广泛使用和向国外的传播，不论对我国后世的瓷业生产或对国外的生活、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多年来，不论我国的瓷史专家（如陈万里等）；还是外国研究中国瓷史的专家（如瑞典的古斯塔夫·林伯格GustafLindberg、日本的小山富士夫等），都十分重视对邢窑白瓷的探讨［8］。但是，由于邢窑遗址始终未能发现，无法获得可靠的实物标本，因此邢窑白瓷的造型、胎质、釉色、烧结等生产技术及其工艺特点究竟如何？一直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陆羽《茶经》：“碗，越州上，……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邢磁类银，越
磁类玉。……若邢磁类雪，则越磁类冰。”［1］
皮日休《茶瓯诗》：“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
魄起。”［2］
段安节《乐府杂录》记有：唐大中初有调音律官郭道源者，“善击瓯，率以邢
瓯，越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3］
李肇《国史补》：“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记。……内丘白瓷瓯，端
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4］
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邢州，……土贡丝布、瓷器、刀、文石。”［5］
从上列文献记载可知，唐代邢窑生产的白瓷，在质量上是十分精美的。釉色洁白如雪，造型规范如月，器壁轻薄如云，胎质坚实，焙烧适度，扣之音脆而妙如方响，反映了邢窑白瓷制造工艺水平已经达到了十分成熟的程度，同时在数量上也是十分可观的，不仅因其货美成为宫廷贡物，而且也因其价廉畅销各地成为天下所通用。
唐代邢窑白瓷，作为传世品，目前尚未见到，但作为出土物，在全国各地唐代遗址中却发现的不少。比如在河北的邢台、内丘、临城、高邑等唐墓中，发现了邢窑烧造的白瓷玉璧底碗、短流执壶和小口坛多件；在河南的安阳、陕西的西安、广东的广州唐墓中，也发现了邢窑烧造的白瓷玉璧底碗和盘口盏托多件。从这些出土物的分布来看，邢窑白瓷的行销地区是很宽广的，不仅遍及北方，而且也远及于南方的珠江流域。
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一样，在行销全国的同时，通过陆路或海路也远销于国外各地。比如就目前国外文献中已经见到的，在日本的京都、印度的勃拉名纳巴特（Brohminabad）、伊朗的席拉夫（Siraf）、伊拉克的萨麻拉（Samarra）、埃及的福斯塔特（Fostat）等古遗址中，都出土了具有我国唐代风格的白瓷器物或白瓷片。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京都发现的那种“玉璧底白瓷碗”［6］和伊朗席拉夫发现的那种“瓣口白瓷碗”［7］，可以说与我们在邢窑遗址中所掘出的那种“玉璧底碗”和那种“瓣口瓣足碗”，是绝无二致的。
唐代邢窑白瓷，在国内的广泛使用和向国外的传播，不论对我国后世的瓷业生产或对国外的生活、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多年来，不论我国的瓷史专家（如陈万里等）；还是外国研究中国瓷史的专家（如瑞典的古斯塔夫·林伯格GustafLindberg、日本的小山富士夫等），都十分重视对邢窑白瓷的探讨［8］。但是，由于邢窑遗址始终未能发现，无法获得可靠的实物标本，因此邢窑白瓷的造型、胎质、釉色、烧结等生产技术及其工艺特点究竟如何？一直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附注
［1］《百川学海》本，第四十四册。
［2］《全唐诗》，第二十二册《茶中杂录》。
［3］《乐府杂录》，卷三《乐器》。
［4］《津逮秘书》，卷下第18页。
［5］中华书局本，卷三十九第1013页。
［6］〔日〕长谷部乐尔：《日本出土的中国古陶瓷特别展览》，东京国立博物馆，1975年本附图。
［7］〔日〕三上次男：《陶瓷之道》，岩波新书，1970年本附图。
［8］冯先铭：《谈邢窑有关诸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