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邢窑是我国白瓷生产的发祥地，在我国陶瓷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邢窑遗址的发现，不仅解开了为中外学者一直关注的所谓“邢窑之谜”，填补了我国陶瓷史上的一页空白，而且通过对邢窑及其所产白瓷器物的分析研究，恢复邢窑生产，从而促进我国陶瓷工业的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文献中记载的邢窑白瓷和国内外出土的邢窑白瓷唐代是我国封建经济文化的昌盛时期，手工业生产获得了空前发展。在陶瓷业中，北方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地区）所烧造的白瓷，与南方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相互媲美，同时著称于世，这是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比如：
  陆羽《茶经》：“碗，越州上，……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邢磁类银，越
  磁类玉。……若邢磁类雪，则越磁类冰。”［1］
  皮日休《茶瓯诗》：“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
  魄起。”［2］
  段安节《乐府杂录》记有：唐大中初有调音律官郭道源者，“善击瓯，率以邢
  瓯，越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3］
  李肇《国史补》：“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记。……内丘白瓷瓯，端
  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4］
  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邢州，……土贡丝布、瓷器、刀、文石。”［5］
  从上列文献记载可知，唐代邢窑生产的白瓷，在质量上是十分精美的。釉色洁白如雪，造型规范如月，器壁轻薄如云，胎质坚实，焙烧适度，扣之音脆而妙如方响，反映了邢窑白瓷制造工艺水平已经达到了十分成熟的程度，同时在数量上也是十分可观的，不仅因其货美成为宫廷贡物，而且也因其价廉畅销各地成为天下所通用。
  唐代邢窑白瓷，作为传世品，目前尚未见到，但作为出土物，在全国各地唐代遗址中却发现的不少。比如在河北的邢台、内丘、临城、高邑等唐墓中，发现了邢窑烧造的白瓷玉璧底碗、短流执壶和小口坛多件；在河南的安阳、陕西的西安、广东的广州唐墓中，也发现了邢窑烧造的白瓷玉璧底碗和盘口盏托多件。从这些出土物的分布来看，邢窑白瓷的行销地区是很宽广的，不仅遍及北方，而且也远及于南方的珠江流域。
  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一样，在行销全国的同时，通过陆路或海路也远销于国外各地。比如就目前国外文献中已经见到的，在日本的京都、印度的勃拉名纳巴特（Brohminabad）、伊朗的席拉夫（Siraf）、伊拉克的萨麻拉（Samarra）、埃及的福斯塔特（Fostat）等古遗址中，都出土了具有我国唐代风格的白瓷器物或白瓷片。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京都发现的那种“玉璧底白瓷碗”［6］和伊朗席拉夫发现的那种“瓣口白瓷碗”［7］，可以说与我们在邢窑遗址中所掘出的那种“玉璧底碗”和那种“瓣口瓣足碗”，是绝无二致的。
  唐代邢窑白瓷，在国内的广泛使用和向国外的传播，不论对我国后世的瓷业生产或对国外的生活、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多年来，不论我国的瓷史专家（如陈万里等）；还是外国研究中国瓷史的专家（如瑞典的古斯塔夫·林伯格GustafLindberg、日本的小山富士夫等），都十分重视对邢窑白瓷的探讨［8］。但是，由于邢窑遗址始终未能发现，无法获得可靠的实物标本，因此邢窑白瓷的造型、胎质、釉色、烧结等生产技术及其工艺特点究竟如何？一直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二、唐代邢窑遗址的发现和遗址中出土的白瓷器物
  根据历史教学的需要，从1952年起到1972年，考古工作者对邢台地区所辖靠近太行山的沙河、邢台、内丘三县境内，曾进行过七次实地考察。在考察过程中，虽然在沙河的高窑、赵窑、邢台的东窑、西窑和内丘与临城两县交界的西磁窑沟，先后发现了六处分别属于明、元、金、宋四个时代的窑址，但唐代的窑址仍然没有发现。1980年8月间，笔者应临城县二轻局的邀请，会同“邢瓷研制小组”的林玉山、陈二印、张书泰、陈月恩等同志，对内丘、临城境内的古窑址进行了逐村逐庄的普查。结果除在内丘、临城两县交界的西磁窑沟查清了两处窑址外，又在临城境内的解村、南程村、泜河北岸发现了五处分别属于元、金、宋三个时代的窑址，在射兽、澄底、岗头发现了三处分别属于宋、五代两个时代的窑址。令人振奋的，是8月10日的上午我们在位于临城西北七华里的岗头村北的泜北渠北岸，第一次发现了一处唐代的窑址，不仅拣到了具有典型唐代风格的“玉璧底粗瓷碗”残件，而且还拣到了唐代装烧瓷器普遍使用的窑具——漏斗状匣钵。其后，由林玉山、陈二印等同志继续北上进行调查，至11月4日，又在位于临城西北十五华里的祁村东南、西北和西双井村东，发现了三处完全属于唐代的窑址群。从地面上，拣到了大量的属于唐代风格的粗瓷片，同时也拣到了洁白如雪的细瓷片。至此，为中外学者一直关注的所谓“邢窑之谜”，终于揭晓了。
  在上述三处窑址地面上，我们拣到的主要是粗瓷片，细瓷片的数量很少。为了进一步查清窑址产品的种类，1981年3月14日，我们根据当地农民平整土地时所发现的瓷片堆积线索，在祁村东南窑址地方铁路东侧靠近南沟子的北坡，试挖了一个1米×2米的探方。结果在二米五左右的地下，发现了大约有六十公分厚的未曾遭受扰乱的瓷片和窑具堆积层。出土了大量白瓷器物，其中粗瓷有：平底碗、玉璧底碗、短流执壶、小口坛、宽圈足盘、鸟食罐等，共计六种十四式：细瓷有：玉璧底碗、玉环底碗、瓣口瓣足碗、宽圈足盘、高足盘、宽圈足杯、高足杯、短流执壶，堆纹刻花扁壶、盘口盏托、圆形盒、鸟食罐、鸟水罐、马俑、骑马俑等，共计十五种二十一式。出土的窑具，有三角形垫片、筒状匣钵、漏斗状匣钵、盒状匣钵等，共计四种十三式。此外，我们在这个探方中，还发现了一件十分珍贵的刻花使用的象牙刻刀，并发现了一枚唐时通行的货币“开元通宝”铜钱。
  三、对有关邢窑、邢瓷若干问题的初步分析
  根据唐代邢窑遗址的分布及其出土的实物标本，我认为，我们可以对以下六个有关邢窑、邢瓷问题，进行如下的初步分析：
  （一）关于邢窑的窑址问题
  唐代邢窑的遗址究竟在什么地方？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的问题。李肇在《国史补》中有“内丘白瓷瓯”的记载，因此，一般研究瓷史的学者都认为邢窑的遗址应当在内丘。但是，经过我个人多次去内丘实地考察和近来与临城同志一起对邢窑遗址的普查，在内丘境内的西部地区，即从南与邢台交界的东青村起，经西庞、马河、西丘、大丰，直到北与临城交界的磁窑沟止30华里的地带中，除在西磁沟村南、村北发现了一些宋、金、元时代的瓷片外，其他地方找不到窑址的痕迹。但是，从内丘、临城交界的磁窑沟向北伸展，经临城境内的解村、山下、南程村、泜河北岸，射兽、澄底、岗头，直到祁村、双井一线长达二十五华里的地带中，却发现了十五处古窑址区，而属于唐代的四处遗址区，其分布之广和规模之大，也是十分可观的。这就足以说明，上述这个地带无疑是唐代邢窑窑址的所在。
  （二）关于邢瓷的品种和造型工艺问题
  一般瓷史研究者，根据我国唐代墓葬出土的白瓷器物多为玉璧底碗和短流执壶，便认为唐代邢瓷造型单调，因此以为邢窑的产品种类不会太多。但从我们在窑址中所发现的器物来看，并非如此，而是相当丰富。比如，我们在一个不足1米×2米的小小探方中，仅细瓷一类，便挖出了各种不同造型的器物就有十五种之多。其中不仅有唐墓中常见的玉璧底碗、短流执壶、盘口盏托和小口坛；而且还有十分罕见的瓣口瓣足碗、堆纹刻花扁壶、高足杯和高足盘。
  根据上述器物造型工艺特征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所有碗器、盘器、杯器，都是采用内腹模压和外体轮旋方法成形的；所有壶器、坛器，都是采用轮旋拉坯、附之以捏堆方法成形的。这些器物，尤其细瓷器物的造型，均十分规整、大方、丰满、美观，从工艺角度上看，可以说明唐代邢窑工匠的造型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因此，皮日休在形容邢瓷的规整时，说它“圆似月魂坠”是可信的，至于说它“轻如云魄起”，则应是以邢瓷中较为轻薄的细瓷器物与人们一般日常使用的厚壁笨重的器物相比而言的。
  （三）关于邢瓷的纹饰和花饰问题
  一般瓷史研究者，认为唐代邢瓷除了造型单调以外，还素无花饰，而仅以白取胜，因此以为邢窑生产的器物只有使用价值而无欣赏价值。但是，从我们在窑址中所发现的器物来看，也并非如此，邢瓷有纹饰也有花饰。比如在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那件“瓣口瓣足碗”和那件“堆纹刻花扁壶”便是有力的物证。从纹饰花饰的艺术手段上观察，我们可以断定：碗的四个瓣口、腹内腹外隔壁相对的四条凸纹和四条凹纹、圈足上的四个凹角，都是采用模具压印的方法制成的（图一）。扁壶提鋬前的矮流周围一圈泥条和提鋬后翘起的鸦嘴形短尾以及围绕在腹部前后两侧的三条凸起的泥纹，都是用堆贴捏合的方法制成的；而腹部左右两面的三道三角形纹饰和密布在三道纹饰之中的斜线纹饰、交线纹饰以及环绕在三道纹饰之外的叶状纹饰、花状纹饰，则都是用扁形刻刀或梳篦齿形刻刀刻划而成的（图二）。
  我们知道，宋代定瓷是继唐代邢瓷之后兴起的，利用扁形刻刀和梳篦齿形刻刀在器物上刻划纹饰和花饰，是定瓷装饰艺术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可是这种艺术特点在唐代邢瓷中已出现了，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广泛运用于宋代定瓷中的这种刻划技艺的渊源，是不是首先萌芽于唐代邢瓷而为宋代定瓷所发扬光大？图一瓣口瓣足碗
  （四）关于邢瓷胎质和釉色问题
  唐代邢瓷的釉色，陆羽在《茶经》中有明确的记载，那就是“类雪”、“类银”。所谓“类雪”，无疑是“色泽光柔洁白”；所谓“类银”，无疑是“色白而略发青灰”。在唐代邢窑遗址中，我们所发现的所有釉色洁白“类雪”的器物都是细瓷。这些器物胎坯原料都是经过严格选择的，瓷泥经过了精心的洗练，因此胎质细腻，色调白净。不施化妆土，在平滑光亮的胎面上施加一层均匀透明的釉药，经过适度的焙烧，便可使瓷面呈现出洁白如雪的光泽。而我们在唐代邢窑遗址中，所发现的所有釉色“类银”的器物都是粗瓷。这些器物所使用的胎坯原料选择不严，瓷泥的洗练也不精细，故胎质较粗，胎面也不光滑。胎色较杂，多呈银灰色，施釉前多施加一层粉色化妆土，然后施釉。尽管所施釉药与细瓷无别，但由于胎面底色过重，胎地粗糙，吃釉不均，故在焙烧之后瓷面上呈现出的釉色为银白色。即使施加的化妆土很厚从而使胎面增白，也和细瓷所呈现出的洁白如雪的色调断然有别。
  （五）关于邢瓷的装窑方法和烧结问题
  邢窑白瓷究竟怎样装窑和怎样烧结？在邢窑遗址和窑具发现之前也是一个不解之谜。现在我们从窑址中找到了大量的漏斗状匣钵、盒状匣钵、筒状匣钵和三角形垫片。尤其在我们发现了这些窑具和瓷器粘连在一起的一些残件之后，使我们十分清楚的得知，唐代邢瓷的装窑烧结共有四种方法：第一，所有细瓷碗器、盘器、杯器、盏托，都是用漏斗状匣钵或盒状匣钵装烧的，即一件匣钵装置一件瓷器，然后匣钵与匣钵相叠，叠至一定高度为止。第二，所有粗瓷碗器、盘器，都是用三角形垫片垫烧的，即每一件器物腹内底部放置一个三角形捏有三个支钉的垫片，依此一件器物一个三角形垫片的叠放，叠至一定高度，再用一件筒状的匣钵把它笼罩住，然后再在上面一器一片的垫放，再笼罩筒状匣钵，直至适当高度。第三，所有壶器、坛器等较大器物，都是用筒状匣钵单件罩烧的，即一件器物，笼罩上一件筒状匣钵，依此相叠放置，直至适当的高度。第四，所有马俑、骑马俑、鸟食罐、鸟饮罐等较小器物，都是用筒状匣钵成组罩烧的，即若干件器物排成一组（多为梅花状）然后罩上一件筒状匣钵，依此相叠放置，直至适可而止。当然筒状匣钵的高低宽窄，是根据器物大小高矮而制的。图二堆纹刻花扁壶
  （六）关于邢瓷的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能问题
  在唐代邢窑遗址发现之后，我们通过邯郸陶瓷研究所、成都光学仪器研究所和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大力协助，对遗址出土的细瓷胎质和釉质的化学成分，先后进行了七次化学分析。我们知道，古人制瓷在胎泥选料和釉药配料上，完全凭借于经验，因此胎泥的化学成分和釉药的化学成分是难以把握稳定的。但是令人惊异的是，唐代邢窑制瓷工匠却基本上掌握了这种技术，比如我们提供的品样是各种不同器物或不同个体，但获得的化验数据却几乎一样。如胎质的化学成分，都保持：SiO2为66、A1203为32,TiO2为0.38、Fe2O3为0.48、CaO为0.78、MgO为0.9、K2O为0.79、Na20为0.59左右；而釉质的化学成分，则是：SiO：为68、A12O3为17、TiO2为0.3、Fe2O3为0.46、CaO为7.5,MgO为2.4、K20为1.2、Na2O为0.8、MnO为0.1、FeO为0.15。
  从上列的化学成分可知，邢瓷不论胎质和釉质，在SiO2和Al1O2上所占的比重都是相当高的，这在焙烧温度上无疑需要强高度。根据“熔融温度经验公式”，即：
  360+R203-R2O
  T始＝．85的计算，邢瓷的胎质和釉质，是经过1380℃以上的高温烧成的，这个数据经对邢瓷瓷片1400℃的重烧验证不误。由此可知，过去某些瓷史研究者，根据一般古瓷烧成温度，断说邢瓷在1200℃即可成瓷，是值得商榷的。
  在邢瓷的物理性能上，我们先后共进行了四次测定，主要数据：第一次的硬度（kg/mm2）为612；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吸水率（%）为0.24；第四次的白度（%）为78；重烧验证的温度为1380℃。依此测定的结果看，邢瓷的物理性能，与现代世界制瓷业最先进的所谓“硬质瓷”的烧成物理要求十分接近［9］。
  按我国当前陶瓷界对于“硬质瓷烧成于何地”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些人认为：“硬质瓷”烧成于欧美，是我国制瓷技术传入外国后由外国人研制而成的。但也有人认为：我国是瓷器发明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制瓷历史，“硬质瓷”的烧制，理应起自我国，然苦无物证，而邢瓷的物测结果，无疑为这一立论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1］ 《百川学海》本，第四十四册。 ［2］ 《全唐诗》，第二十二册《茶中杂录》。 ［3］ 《乐府杂录》，卷三《乐器》。 ［4］ 《津逮秘书》，卷下第18页。 ［5］ 中华书局本，卷三十九第1013页。 ［6］ 〔日〕长谷部乐尔：《日本出土的中国古陶瓷特别展览》，东京国立博物馆，1975年本附图。 ［7］ 〔日〕三上次男：《陶瓷之道》，岩波新书，1970年本附图。 ［8］ 冯先铭：《谈邢窑有关诸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4期。 ［9］ 按现代“硬质瓷”的烧成物能指标，一般定为：温度为1358℃以上；白度为78以上；硬度为650以上；吸水率不得超过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