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邢窑”是我国陶瓷史上驰名古今、蜚声中外的一处窑场，也是悬而未决的一个疑团。尽管早在唐人李肇、陆羽、皮日休等的诗文里都曾提到过它的烧造地点和器物特征［1］，然而多年来人们根据文献到河北内丘去寻访，始终未能找见其窑址。五年前河北邯郸陶瓷公司曾派人去它的邻县——临城南程村一带调查，找到过大批白瓷残片及窑具，送来故宫博物院鉴定其年代。鉴定结果虽属宋代之物，但我们认为很有可能发现更早的唐代白瓷。我们于1977年春去该地，在南程村与射兽村一带找见不少白釉、黑釉、青釉和附有印花、划花、绘花装饰的宋金元时期的瓷片，但未发现唐代瓷片。
  1980年夏，河北临城二轻局陈二印、张书太等同志会同县局领导及文化馆、河北师大等有关同志沿泜北渠两岸调查了七处窑址，找到了具有唐代特征的粗白瓷片，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同年秋，笔者与傅振伦先生及王舒冰、杨文山二同志应邀去临城、内丘古窑址进行复查，在同志们的通力合作下，又获得了新的线索及大批资料。除在泜河北岸的岗头、澄底一带发现具有唐代“玉璧底”特征的白瓷残片之外，还见到个别平底足的白釉残器，以及具有金代“鸡腿瓶”特点的黑釉残器。尤其是在我们归来不久，邢瓷研制小组的林玉山、陈二印、陈月恩等同志，终于在更北方的祁村、双井一带发现了质地精白、具有初唐特征的一件白瓷壶残器，短流，圆肩，丰腹，平底，胎釉细白莹润，正与陆羽“邢磁类雪”的誉词相合。这些都为探讨邢窑的烧造地点、时间及其产品的工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现就两次见闻略抒管见，以供邢瓷研究的参考。
  第一，对于邢窑白瓷，过去人们多将它与越窑青瓷相提并论。除陆羽《茶经》外，皮日休《茶瓯》诗有“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的赞语。国外文献中提到埃及福斯塔特（Fostat）和伊拉克萨麻拉（Samarra）等地发现的唐代白瓷残片也多认为是邢窑制品［2］。所以一般很少考虑它的上限究竟早到何时。而今在临城祁村、双井一带发现的平底白瓷壶和短流青瓷壶残片，说明其上限至少是唐初，烧造历史有可能上溯到隋代。这不仅符合多年来我们调查唐宋古窑所见的一般规律，而且有传世的遗物可以参照。例如故宫博物院陈列的隋代白瓷碗、罐，以及历史博物馆陈列的隋李静训墓出土的大量白瓷器，其中著名的白釉天鸡壶，胎釉的精细洁白与祁村出土的白瓷壶近似。而隋代白瓷迄今犹未找见窑址，是否可与今天的初步发现联系一起来考虑？就是说至少有一部分隋代白瓷将可能因此而找到归宿，这是值得深入调查研究的一个问题。
  第二，过去由于邢窑窑址未曾发现，人们对于传世或出自邢台地区唐墓中比较精致的白瓷，多根据《茶经》所谓“类银”、“类雪”的说法而假定为“邢窑”瓷器，其中有的同临城窑址出土的唐代白瓷残片的特征相似。而祁村出土的瓷片，其胎釉坚细白润的程度比之近代白瓷略无逊色。特别是平底或玉璧形底的作品均未见有白土化妆的迹象，并且在玉璧形圈足心内施加白釉。这一作法与唐代曲阳窑（定窑前身）完全一致，说明当时瓷土的淘练和釉料的调配，以及制作技术都已相当精工。而在岗头附近所出玉璧形底的白瓷，胎质灰粗，釉光混浊，有的显然施加了化妆土，圈足周围露胎无釉，制作远较祁村白瓷粗陋。至于澄底村所出晚唐五代白瓷，有的只在器里施加一层白土化妆，釉色洁白，器外则薄施亮釉，露出胎体本色有如银灰。三者对比可以看出邢窑并非一概使用化妆土，而是因其时代早晚、烧制地点乃至瓷土质量、工艺精粗之不同而异。从而进一步体会到“雪”白与“银”灰的形容非常真切。
  但是，以前一般中外文献在谈到瓷器上最初使用化妆土的方法时往往即指为邢窑白瓷。今日看来这一说法至少不够全面。尤其近年在一些隋代青瓷中也曾见有使用化妆土的现象，也说明这一问题值得商榷。前几年有关科研单位曾对隋代白瓷与山西浑源出土的唐代白瓷作过鉴定，前者白度为60.5度，后者为61.8度。今日所得临城祁村白瓷，如能再作测试，将不仅有助于了解邢窑白瓷的质量，而且有利于区别窑口和全面认识唐代制瓷工艺水平。此外，该地还出土有唐代青瓷残片，也是说明邢窑烧制品种与白瓷发展历史的重要物证。
  唐代白瓷除邢窑外，尚有不少名窑。仅就个人足迹所至和从文献所知，有河北曲阳，河南密县、巩县，山西浑源，江西婺源和四川大邑的白瓷以及广州的白瓷等。例如唐代大诗人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中写道：“大邑烧瓷轻且坚，叩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唐人李勣奉敕修撰的《本草》有“白瓷屑，平无毒，广州良，余皆不如”的说法。结合杜甫、皮日休、陆羽等人的形容比喻，对照今日祁村出土的白瓷壶、碗，不难看出当时的白瓷质量是相当高的。又如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中说，唐初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镇民陶玉、霍仲初已能烧制“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佳者莹缜如玉”、“称为假玉器”的白瓷。祁村出土的白瓷，无论在胎釉的白度和坯体的薄度乃至瓷化程度方面都可与之比拟。此外，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说唐大中年间（公元847～859年）乐师郭道源“用越瓯、邢瓯十二，旋加减水，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方响”是一种铜铁制打击乐器，其声清浊随质之厚薄而不同。这一记载说明邢瓷胎体如不能充分烧结就不可能发出像金属那样清脆动听的声音。按我国文物界至今仍保留着一种用指叩敲以鉴别陶瓷的传统方法，一般认为声音清脆嘹亮的就已瓷化。而在西方则习惯于使用迎光透视的鉴别方法。这些都是合乎科学道理的，因为它们表明坯胎中未能融熔的部分之间，充满玻璃相与否，纯净度和均匀程度如何。我国古瓷的很大特征就是玻璃相较多。可惜祁村出土的白瓷尚无完整器物可供试验，但从其胎体的坚致与细薄程度来看，这段记载似非无稽之谈。古代阿拉伯商队苏林曼（Suleinman）在公元851年（唐大中五年，与郭道源击瓯的故事同时）所写的笔记说：“中国人持有白色黏土制作的碗，它像玻璃一样美丽，可以看见里面所盛的液体”。［3］从祁村出土的白瓷看来，还不具备这样的透影性能。
  第三，关于临城、内丘的地理沿革，据《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三”，临城隶属“赵州赵郡”。注：“本房子，天宝元年更名，天祐二年更曰房子。”内丘则隶“邢州距鹿郡”。注：“武德四年隶赵州，五年来属。”如此，则内丘、临城二地过去在同一大行政区内时合时分。若从当前实际情况观察，则传为邢窑遗址的磁窑沟而今已半部划入临城境内。类似这种区划的变迁在历史地理上亦不乏其例。以河北名窑而论，如举世闻名的“磁州窑”产地磁县，在最近几十年间就曾时而划入河南时而划归河北；号称“五大名窑”的“定窑”，却不在定县而在曲阳。既然“河北三大古窑”中的两处如此饱经沧桑，而其余的一个“邢窑”又何独不然呢？根据上述一些文献、事例和目前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来，我认为临城的几处唐代窑址就是所谓“邢窑”的一部分，至少也是邢窑的正统或亲支近派，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两次实地调查，初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和线索，即出土瓷片从时代风格看愈往北愈早。例如前面所举初唐平底白瓷壶和短流青瓷壶等残片只在祁村、双井一带有所发现。而岗头出土者多是玉璧形底的中、晚唐作品，澄底所见最早的白瓷不过是晚唐、五代之物。至于射兽、南程二村以及东、西磁窑沟所出瓷片则是宋元以后之物。最近又在山下村发现了宋代的印花白瓷，而未见有唐代产品。另一迹象是，在岗头与南程村发现有金代常见的“鸡腿瓶”残片。这类黑釉器物在以前两度去定窑调查时也发现不少，联系《金史》关于“真定府土产有瓷器”的记载，说明它们到金代并未断绝烧造。
  据南程村老年人说，南程村原名“大碗窑”，相传本地制瓷工人曾迁移去观台［4］。而1977年去该村调查时还听说县城西北约二十公里的“官都”曾发现过窑址，但因时间仓促，未能进行实地考查。另外，在西磁窑沟北坡一带堆积瓷片及窑具甚多。附近有俗称“尧舜庙”遗址，庙已无存，据说有一石碑已断作桥基，过去烧窑时在此祭神。按北方不少唐宋古瓷窑曾有“窑神庙”之设，如陕西耀州窑，河南当阳峪窑、鹤壁集窑、禹县扒村窑、宜阳二里庙窑以及山西榆次窑等，皆有窑神庙。神名“柏林”、“百灵”或“伯灵”，碑亦名“德应侯碑”。估计“尧舜”或是“窑神”之讹称。惜已无碑记可考。又在农民家中曾见白地黑花题诗瓷枕残片，似北宋磁州窑而不加化妆土，胎质缜密，釉色白中泛青，黑中发褐，别具一格。据说出自地下约7米的土层内。联系前面所闻，对当地有可能发现较早的窑址提供了一点线索。是否内丘邢窑的古窑址由于地貌的变迁已被埋没也未可知。
  第四，在两次调查临城古窑址过程中，所见到的瓷器残片多是碗、盘，壶、罐、盆、钵、枕之类的日用器皿，而最近在祁村所获残片中尚有小瓷马及骑马俑（儿童玩具）各一件。这些现象同其他唐宋民窑产品之粗细兼备是一致的。而且它自唐以来一直未断烧造，一方面固然由于本身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与优良传统的技术，另一方面也是和它那面对人民生活的生产方向分不开的。因此它能在划时代的白瓷中名列前茅，流芳千古。只是比起当时与之齐名的“越窑”来，除了二者在釉色上各有千秋外，邢窑无论在造型的多样或纹饰的变化方面均显得美中不足。尤其到晚唐五代时期竟被越窑“秘色”瓷［5］所专美，形成所谓“陶成先得贡吾君”［6］的局面。同时在部分越窑青瓷中还有釉下彩镂孔和所谓“金扣越器”的贴金、镶金装饰技法。相对而言，邢窑却不似从前那样为人重视了。至于后来居上的宋代“定窑”、“磁州窑”，更以其精湛的印花、刻花、剔花、绘花等多种技法取胜，尤其是剔划花的方法使化妆土的利用在磁州窑型的装饰上出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造型方面更加丰富多样，实用美观。虽然这些都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时代背景有关，然而目前所见传世唐代邢窑作品多是光素无纹、式样单调，个别窑址出土的五代残片偶有划花之作，宋以后愈加粗率。尽管如此，并不等于否定它在唐代陶瓷史上的地位。我认为邢窑到后来显然有些故步自封，甚至一蹶不振，例如在东西磁窑沟窑址所出元代以后残片，极少精细的白瓷而多是黑釉粗制的缸、盆之类［7］。这一点或许也是它之所以昙花一现而终于默默无闻的一个原因。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却见南至磁窑沟以北四十公里范围内，至今蕴藏有大量的瓷土、石英、长石和煤矿。面对如此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制瓷大好资源，倘能就地取料，充分利用这些优越条件，在传统的基础上取长补短，推陈出新，深信古树新花，必将重放异彩，为我国陶瓷史谱写出更加光辉的篇章，因而寄予无限希望。
  以上几点肤浅的认识肯定十分片面，但亲见这千年古窑的重现，兴奋之余不禁欣然命笔，并赋诗一首聊寄远怀。遗误之处尚望同志和专家们予以正之。
  为“邢瓷研制小组”所取得的重要成绩和邢瓷鉴赏会的举行表示衷心的祝贺：
  邢瓷自古有佳评，类雪类银实可称。
  漫道内丘存故址，焉知窑迹在临城。
  千年迷雾化春雪，一载普查成大功。
  喜看前程都似锦，创新超古是高峰。

［1]a．（唐）李肇《国史补》：“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记。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b．（唐）陆羽《茶经》：“邢磁类银”、“邢磁类雪”。 c．（唐）皮日休《茶瓯》诗：“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枣花 似旋眼，苹沫香沾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 ［2][3］〔日〕内藤匡书：《分リ也すい、烧物の科学》（TingYaoandrelatedWhiteWaresbyHin-CheungLovell），日本《陶说》103号，1946。［4］河北邯郸所属，观台为宋磁州窑主要产地。 ［5］（宋）叶真《垣斋笔衡》：“秘色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大抵至钱氏始以专供进耳。”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及朱琰《陶说》中也说：“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 ［6］（唐）徐寅《贡余秘色茶盏》诗：“捩色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 ［7］见会议文件《唐代邢窑遗址的发现和初步分析》及《临城县境内唐代邢窑遗址调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