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邢窑是唐代著名的瓷窑之一，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去，由于它的窑址未被发现而长期得不到解决，对于它的庐山真面目也一直没能搞清楚。
  1980年8月，邢窑窑址被发现，获得了邢窑的实物标本。1981年4月25日，笔者应邀赴邢窑窑址考察并参加了有关邢窑的学术讨论会。会上一致认为邢窑窑址的发现，解决了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邢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的地位
  我国陶瓷远在唐代就已销往海外，对世界一些国家产生了影响。
  唐代瓷器，出现了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两大系统。因之瓷器研究者就以“南青”、“北白”而概之。建国以来的考古资料证明，青瓷、白瓷，南北皆有，所谓“南青”、“北白”，指的是代表当时青瓷发展成就的是南方的越窑青瓷，代表白瓷发展成就的是邢窑白瓷。从陶瓷发展上看，青瓷为早，白瓷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邢窑瓷器质地坚硬，制作精致，洁白如雪，是其他白瓷窑所无法比拟的，时代也较其他瓷窑为早。唐代陆羽《茶经》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磁类雪，越磁类冰”。邢磁类银、类雪与越磁类玉、类冰，应当是陆羽对邢越二窑的高度评价。
  隋代白瓷，突破了传统青瓷的格调，为白瓷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邢窑白瓷较之隋代又前进了一大步，改变了以青瓷为主导的发展方向，迅速地发展起来。在邢窑白瓷的影响下，北方又出现了另一个烧白瓷的定窑。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与越窑青瓷从此并驾齐驱。唐代瓷器生产的成就，与邢窑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邢窑窑址未发现前的情况
  邢窑在文献中虽有较详细的记载，但长期以来由于邢窑窑址未被发现，就在一部分学者中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些疑问。坚信邢窑窑址存在的学者，尽管把一些白瓷定为邢窑，但因根据不足而缺乏说服力。在邢窑窑址未发现以前，学术界对邢窑的不同看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对邢窑持怀疑态度。建国以来，考古事业迅速发展，新发现的古代瓷窑数以百计，大大充实了我国陶瓷史的内容。唐代瓷窑如陆羽《茶经》所提及的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和洪州窑等六大青瓷窑，除鼎州窑外，皆有发现。邢州窑遗址长期未被发现，引起了人们对邢窑是否存在，文献记载是否可靠，产生了疑问。
  第二，以为邢窑的存在无可置疑，窑址迟早将会发现。其理由：一为文献有征；二为唐代的白瓷窑如河南的巩县窑、密县西关窑、登封曲河窑、山西的浑源窑以及河北的定窑等都已发现，有的还进行了发掘。它们烧制的白瓷，大都白中闪黄，真正够得上“邢窑”白瓷的器物则未发现。而建国以来，陕西、河南、河北等省的唐墓里出土了大量的白瓷，其中有一部分精致优质的白瓷，不同于上述地区所出的白瓷，很可能就是邢窑的制品。
  第三，对邢窑持慎重态度。在邢窑窑址未发现以前，既不肯定邢窑，也不否定邢窑。
  三、对邢窑窑址考察后的意见
  根据李肇《国史补》中“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记载，一般认为邢窑窑址在内丘。但多年以来内丘境内并未发现任何窑址遗迹。而近年在临城、内丘交界的磁窑沟和临城县境内的程村、解村、澄底、岗头等地则发现窑址多处。在岗头窑址群中还发现唐代的遗物。岗头以北的祁村和双井村一带又发现了中唐和初唐时期的窑址，尤以祁村窑烧制的白瓷具有典型邢窑白瓷的特征。这样看来，邢窑窑址既不在邢台，又不在内丘，而是在与内丘交界的临城县。现通过考察，做以下探讨。
  第一，陆羽《茶经》于邢瓷有“类银”、“类雪”的评语。《茶经》成书于唐肃宗年间（公元761～762年），祁村窑址的时代上限经调查为唐代初期，与文献记载相符，说明祁村窑至少在公元761年以前就已建窑烧造白瓷了。
  第二，祁村窑烧制精致的白瓷的同时，还大量烧制粗瓷。白瓷造型规整，胎质坚硬，釉色洁白，与《茶经》“邢磁类雪”相吻合。过去窑址未发现，一般将制作精致，釉色洁白的器物暂定为“邢窑”。常见的多为玉璧形底的碗和小短流的壶以及丰肩平底罐等。这在研究者中间似已视为“邢窑”的基本特征，因之往往把一些早期定窑的制品也误定为邢窑。祁村窑烧制器物主要有碗，盘、壶、罐、盏托等，工艺上一丝不苟。如玉璧形底碗，多为浅腹式，敞口，口沿往往凸起一道边沿，底足矮浅，底足外沿略高于内沿，底内心微凸。碗壁内外一般不见有弦纹。除底足部外施满釉，玉璧中心施釉，釉稳定不下垂，没有定窑那种“泪痕”的流釉现象，这些都为其他白瓷窑所不及。唐代定窑白瓷虽也比较精细，然而与邢窑制品相比，还是有区别的。定窑玉璧形底碗，底足外沿与内沿平坦，玉璧中心不施釉，这是由于唐代定窑在作法上与邢窑不同；邢窑拉坯成形时，先挖足，后施釉，再将足部釉磨掉，留下底足中心的釉。定窑则先施釉，然后在磨平底足的同时挖足，因而底中心无釉。定窑质坚而不甚白，釉色微黄，制作也不如邢窑精致。河南其他瓷窑的玉璧形底碗，胎质不如邢、定二窑，制作粗糙，胎体厚重，以唇口者居多。釉色闪黄，往往有细小开片，底足无釉。祁村窑器物如此精致是与烧窑技术之高分不开的。尽管未发现窑炉，不了解它的结构，但它的窑具比较先进而多样，除了一般所见到的匣钵外，还有漏斗状匣钵，这种匣钵有盖有底，坯体置其中，然后放在漏斗状匣体之上，它是烧造高档白瓷专用的一种匣钵。这种匣钵不见于其他唐代的白瓷窑中。使用漏斗状匣钵在祁村窑也是比较早的。祁村窑在烧窑技术上要求严格，废品较少。出土的高档白瓷残片尤为少见。
  第三，窑以地名。陆羽《茶经》里提到的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和洪州窑都是如此，邢州窑亦然。祁村窑的地址在唐代不属于邢州的内丘，而是属于赵州的临城。由于李肇《国史补》有“内丘白瓷瓯”的记载，所以一般认为邢窑窑址应在内丘。然而内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任何窑迹。内丘在唐武德四年属赵州，次年改隶邢州；临城在唐则一直属赵州管辖。内丘与临城的交界处的地理区划，时分时合，窑址正处于这一地带。从内丘、临城交界的磁窑沟往北，中经解村、南程村、泜河北岸、澄底、岗头直到祁村、双井村，长达12公里，发现了古窑遗址12处，其中岗头、祁村、双井为唐代瓷窑区。鉴于此种地理情况，这应当是唐代邢窑窑址所在地无疑。另外，唐代以州名窑当是泛指，正如邢窑不在邢台而在内丘（内丘、临城交界地带），定窑不在定县而在曲阳。将来如果在内丘发现了窑址，也不能否定祁村窑之为邢窑，就像定县如果发现窑址，也不能否定曲阳窑是定窑一样。
  第四，建国以来在大量唐墓里出土了不少白瓷，尤其是陕西、河南、河北出土的白瓷更多。这些白瓷的窑址在哪里，一直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其中有些白瓷可能属于邻近瓷窑的产品。一部分精致的白瓷，如邢台唐墓出土的白瓷碗、河南安阳薛家庄唐墓出土的白瓷碗和盏托等［1］，与祁村窑烧制的器物在造型、釉色以及玉璧形底中心施釉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特别是盏托制作精工，在其他唐代白瓷窑中还未发现，可见它们是邢窑制品无疑。过去一般把它们定为“邢窑”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五，唐代的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在当时就已远销海外。在埃及著名的福斯塔特、印度勃拉名纳巴特等古代遗址中，都有邢窑白瓷的发现。日本的平城京和平安京及其周围地区出土的唐代白瓷中也有邢窑的制品［2］。如京都市下京区七条唐桥西寺遗址出土的白瓷碗就与祁村邢窑窑址出土物相同。可见邢窑白瓷真如李肇《国史补》所说“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了。
  根据实地考察以及上述分析，可以证明祁村窑就是文献所记载的邢窑。
  四、对邢窑烧瓷历史的分析
  在邢窑窑址未发现以前，对唐墓中出土的白瓷，研究者根据文献记载来鉴定它们的窑口。现在邢窑窑址已经发现，对于邢窑的历史，结合文献加以印证也是非常必要的。陆羽《茶经》除了邢窑白瓷以外，还记载了当时著名的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寿州窑和洪州窑六大青瓷窑。除鼎州窑尚未发现外，其余五窑都已发现，有的还进行了发掘。从考古资料上看，这些青瓷窑历史悠久，延续的时间也长。越州窑、婺州窑、洪州窑从晋、南朝时期开始，延续到唐代。寿州窑与岳州窑至少也滥觞于隋代以前。这些瓷窑的产品到唐代已享盛名，普遍被用作茶具，因而陆羽才把它们写入《茶经》。
  邢窑在《茶经》里出现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这是否意味着邢窑在时代上能与这些青瓷窑相比，或者也如上述那些青瓷窑，至少在隋代以前就开始烧制白瓷？建国以来在北方发掘的隋墓，如西安西郊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3］、西安郭家滩隋墓［4］，都出土有白瓷。这些隋代白瓷与邢窑有没有关系？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从现在已发现的唐代烧白瓷的窑如河南巩县窑、密县窑、登封窑以及河北曲阳窑看，都没有发现隋代白瓷，相反地在巩县窑址中却发现了隋代的青瓷［5］。邢窑白瓷质量优于其他瓷窑，在时代上也较其他瓷窑为早，因此才被收入《茶经》。至于隋代墓中出土的白瓷是哪个窑的产品，是否即唐代邢窑白瓷的前身，也就是说邢窑在隋代是否已经开始烧制白瓷，这一问题还有待今后的发掘工作来证实。
  经过调查证明，在邢窑分布的内丘、临城交界的磁窑沟和临城境内的其他地区，除了岗头、祁村、双井村发现了唐代的窑址外，其余均为金代以后或元代的窑址，烧制的器物与唐代邢窑并无渊源关系。这似乎说明祁村邢窑白瓷在唐代以后就衰落了，继之而起的曲阳定窑在唐代晚期受邢窑的影响开始烧制白瓷并很快发展起来。北宋时期定窑大量烧制带有印花装饰的白瓷，成为当时北方最有名的瓷窑。祁村邢窑停烧以后，中间相隔了一段时间，又受到定窑的影响，烧制印花瓷器。这就形成了内丘、临城交界地区瓷窑发展的基本状况。祁村邢窑遗址的发现是中国陶瓷史上一项重大收获。至于内丘境内是否如文献记载的有窑址的存在，邢窑白瓷的创烧年代，以及它衰落原因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1］ 河南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薛家庄殷代遗址、墓葬和唐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 1958年第8期。 ［2］ 〔日〕长谷部乐尔：《日本出土的中国古陶瓷特别展览》，东京国立博物馆，1975年。 ［3］ 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 ［4］ 陕西省文管会：《西安郭家滩隋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 ［5］ 冯先铭：《河南巩县古窑址调查纪要》，《文物》195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