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内容
李唐一代的工艺美术，具有它伟大的成就。即以陶瓷来说，由陶而进展到瓷，唐代不仅是一个过渡时期，也可以说是完成时期。邢、越二窑，就是这个时期里的产物。邢是白，越是青，北方之白与南方之青，就平分秋色地代表着南北的两个系统的作品。我现在先说邢窑。
邢窑见于记载的，《新唐书·地理志》里说：“河南府土贡埏埴盎缶，邢州钜鹿郡土贡磁器，越州会稽郡土贡瓷器。”而李肇《国史补》里，亦有：“凡货贿侈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囊，氈氊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新唐书》里所说的邢越二窑，当时是并贡于朝的；《国史补》则证明了邢窑是在内丘的了。
同时李肇的《国史补》，是写些开元、贞元间（公元713～804年）的见闻，来补国史之缺，这就说明邢瓷在开元、贞元间，已为天下无贵贱所通用的器物。自然，它的创作时代定在开元之前，也就是在初唐，而盛行的时期则为中唐是可以肯定了的。《俑庆日记》里，提到清光绪三十三年定州发现李基墓，墓中明器瓷坯坚固如石，釉色如玻璃，色白而不滞，略如定器，而墓志年月，是咸亨六年四月（公元671年），那是初唐时期，其为邢瓷无疑。因为有唐一代文献里提到白瓷的，就是邢窑；而那时候还没有定瓷，又是可以肯定了的。
嗣后大中初（公元847～859年，已在中唐之后），有一个叫郭道源的，善击瓯。文献里这样说：“用越瓯邢瓯十二，旋加减水，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云云。到了唐肃宗上元（公元761～762年）的时候，陆羽在他所著的《茶经》里，把邢、越二窑所出的磁盌批评了一下，就是说：“磁盌，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寿州次，岳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磁类银，越磁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磁类雪，越磁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磁白而茶色丹，越磁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磁、岳州磁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磁白，茶色红，寿州磁黄，茶色紫，洪州磁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可见当时邢、越二窑已经并重，绝不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内丘白瓷独步的时代。而且陆羽还抑邢扬越，对于人们所称赞的邢瓷，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懿宗咸通（公元861～873年）的时候，皮日休的诗里，也有“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之句，是邢与越，在晚唐的时候，依然是并重一时的两种瓷器，可是自此以后，就不再有人提及邢瓷，越瓷则徐寅、陆龟蒙辈，都有诗赞美它。而到了五代，越瓷更是独步一时。北方之邢，恐怕就在此时黯淡下去。因此就会使人揣想到那时的邢窑工人，会在曲阳另烧白瓷，开创了定瓷，或许有相当理由。不过邢瓷早为社会所通用，又何致一蹶不振到此地步。我个人认为内丘窑的白瓷，既为民间所好，自会延续下去。只是自晚唐以至五代及北宋初期，几成越瓷独霸的局面，所以邢瓷就没有什么记载；却不能说就会黯淡到一点没有前途。近三十年前（即1920年）钜鹿出土的物品中，很多光素的白瓷，有的说是定瓷，有的说是北方影青。其实定瓷是有的，不成问题。因为大观（钜鹿城在大观二年为大水所淹没）的时候，正是定瓷出品最优美的时期，而其他白瓷之并非定窑的制作，或是不近定瓷的作风，概以所谓北方影青目之，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曲解。此种物品的器形，并非一般的盘盌常品，颇多奇特的制作，如鸭座灯台等等。我以为或者就是五代以至北宋的邢瓷，这是很可能的。否则为什么有这种优秀的作品，不能明确指出它的烧窑所在呢？此后如能找到邢窑地点，或者可以能解答此问题。
二十余年前在印度勃拉名纳巴特废址里，发现中国瓷片四片。其中二片是邢瓷，一片是越瓷，一片是宋以后的作品。该城在七世纪时，最为繁荣，废灭于公元1020年（宋真宗时）。在印度这样一个僻远的地方，而有邢瓷碎片的发现，实一极可注意的事情。
此外，在唐的时代，平定、平阳、霍州，均烧白器。平定窑又俗称西窑，是否对于邢窑之在河北为东而言，亦是一个问题。
关于邢瓷的本质，可以一谈的，就是它的胎土色白细洁，而极坚硬。釉白颇润泽，有时微微闪黄，带一点乳白色。胎与釉之间，有一层下釉，就是俗称的护胎釉。它的制品，就现在所认为是邢瓷的，平底折边（就是边的外缘凸起一条边沿，是别的瓷器上所不曾见到的）。胎厚重，平底处有没釉的。短嘴的把壶，纯然的唐的作风。白釉很厚，有到底的，亦有不到底的。烧成火度，已达千度以上。观察器形全面，令人有一种浑厚凝重的感觉，这与后来的定瓷，大不相同，并且邢瓷的器物上，没有一点花纹，质朴素净，正是唐代邢瓷的优点所在。它的烧造地点，说在内丘，可是在内丘县境内，未能找到烧窑遗址。又说在临城，最近在内丘临城的临接地带，有一处地名磁窑沟，发现烧窑遗址。可是在一块有明弘治七年及隆庆三年的窑神庙碑记里，未曾提到唐代。所得碎片，亦非白瓷，不能证明其为邢窑所在的地方。因此邢窑遗址，究在何处，尚需等待以后的发现。
其次我再谈越窑。
越器的发现，是在抗日战争的前二三年间。当时杭州及绍兴方面所发现的，多为晋的时期的作品，最后发现了三国孙吴时期的越器，为数亦属不少。下面谈谈关于唐代的越器。
唐代越器，见于唐代文人记载的甚多，为方便起见，列表如次（表1）：
从这许多记载文字里，我们知道差不多自中唐以后的越器，更为人们所重视。根据《开元天宝遗事》（王仁裕著）里说：“内库有青瓷酒盃，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以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次如沸汤，名自暖盃。”以及徐寅的贡余秘色茶盏诗中“陶成先得贡吾君……”之句，又明确地知道青瓷之在宫中应用的，已在唐玄宗的开元天宝时候（公元712～756年）；而到了徐寅那时候，已是晚唐的最后期。此种青瓷以及秘色茶盏，除了越窑以外，还有哪一种窑烧青色的物品呢？所以我说在这一段时期，宫中用此越器，民间又这样地重视，那么越窑之在当时，岂是所谓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邢瓷所能与之抗衡？不过在千载以下，要知道越器是怎样一种制作，真是有“李唐越器人间无”之叹！而自宋至清代的著作中，都找不到有什么人收藏着越器，或是看到过越器的记载。及至最近二十年来，发现了余姚的上林湖窑以后，于是对于五代钱氏所烧造贡宋的瓷器，能够知道了它的真面目。只是李唐一代的越器，是怎样的一种制作，还不能肯定下来。后来经过几次的出土物品，才证实了唐代的越窑的一些特征。
（1）第一个发现，是有唐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年号的一块墓志铭，那是一九三四年在浙江慈溪县鹤鸣场出土的。当时出土的情形不明了，所以墓中有无其他物品，那就不得而知了。这块墓志铭，先到了杭州，随后到了上海，卖给姓毛的，后来又听说转到一个广东商人的手里。原件全面作淡橄榄色青釉，略带灰色而有气泡，系半磁胎性质。铭文在釉下，刻阴文，首行是：“唐故彭城钱府君姚夫人墓志并序”，文中的姚夫人，长庆二年死的，三年八月葬于上林东皋山之岗，这是一件有年代的青磁墓志，亦可以说是证实唐代越窑的第一个发现。不过这块瓷版很粗劣，决不能代表唐代越窑的制作。
（2）随之而来的第二个发现，是在一九三六年绍兴古城发现了一个唐户部侍郎北表1唐代诗文中提及越器的词句海王府君夫人的墓。有一块墓志砖，砖上有唐元和五年（公元801年）年号。自墓中出土的瓷器有好几件。青釉极光亮润泽，壶及小水池的制作都很是精美，这才是唐代越瓷的标准物品。我在当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间有这么几句话：“……就此仅有的实物来研究当时造瓷的进展，就技巧上说，确乎已经到了成熟的时期。”（见《瓷器与浙江》书中《唐代越器专集》引言）因此这个发现，对于究竟唐代的越器是怎样的，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3）王墓中所见越器，并无花纹，后又在市场上见到碎片一块，有“会昌七年（公元847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记之耳”三行文字，是在釉里的，有划花，后来这块碎片，到了上海估客手里，竟复原了。同时我在杭州得到了一个小盌，盌心划花，跟碎片的划花，完全是一个作风，可以确定是同一时期的制作。所划花纹，虽极简单，可能开辟了以后五代越器上繁复花纹的途径。这就是为什么我有“吾们看到了永康太康圹里的实物，同时看看五代时候精美的作品，就晓得在这时期中形成了一架桥梁的过渡产物，那就是现在元和圹里所见到的物品”（见《唐代越器专集》引言）这样的说法了。
由于以上的发现，可以确实知道唐代越器的究竟。而此种瓷器之在国外发现它的碎片，就现在所知道的，有以下几处：
（1）埃及京城开罗南郊福司塔特，是一个荒废了的都城，在公元九世纪的时候，非常繁盛，到十三世纪初叶，成为废墟。三十年前有好些人在这废墟上发掘得到碎片瓷片很多，并且写了好些报告，其中就有越器的碎片，为数也不少。此种越器之到埃及，正是该城繁盛的时期，也就是公元九世纪，正当晚唐的时候。当时越器是经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关系，到达埃及的。
（2）波斯萨麻拉遗址于1910年及1913年间，经过了两次发掘，发现了越窑的碎片。该地于公元838年（唐文宗开成三年）建筑成一都市，仅仅五十年，就于公元883年（唐僖宗中和二年）时成为废墟。越器就在那个时候，到了波斯各地方，因为那时候波斯湾是我国与波斯贸易上重越器就大量地经由我国南部出口，到了波斯。以上两处发现的越器碎片，说明了唐代已与埃及波斯间的往来，是一个极重要的资料。
（3）印度勃拉名纳巴特遗址，发现青瓷碎片，亦经证明是越器。
以上所谈的邢、越二窑，在完成中国瓷器的制作方面，有它重要的地位，何况由于邢、越二窑的发展，才能开辟了宋代瓷器一个灿烂的局面，这一点，更是值得我们的注意。此外，在唐代的鼎州、婺州、岳州、寿州、洪州各地，所烧造的物品，是怎样的器形与色釉，除了往年在长沙所出土的，似可确定为岳州窑外，其他地方所烧造的，此刻还不能确切地指明，这又需要等待以后窑址的发现了。
至于唐以前的越器，上面已经说过，从三国的孙吴以至西晋，出土的实物极多，尤其是冢墓中的明器，如：粮食罐，上面附有凸雕的亭台人物禽兽；五壶尊，是在尊的肩部上面附着四个小壶，连着尊的口是五个，所以名为五壶尊；洗的种类颇多；此外天鸡壶，多孔双耳罐，耳杯，兽盘，猪栏，蛤蟆水丞等等，种类真是繁多极了。窑址之经人发现的，在萧山有九岩窑，而我在萧山方面发现的有王家湾窑，在绍兴的有庙前窑，古窑庵前窑多处，因在越州区域以内，是以普通均称越窑。
唐以后的越窑，一般是专指余姚的上林湖窑。自五代以至北宋初期，由于钱氏的割据东南，大量烧造进贡的物品（详见《十国春秋》、《宋会要》、《宋史》、《吴越备史补遗》、《宋两朝供奉录》、《枫窗小读》诸书，以及我的《瓷器与浙江》），因之越器的制作，比之唐代的，有着显著的进步。同时开始了极繁复的图案花纹，这是唐代所没有的。
因此在那时候的越器，是有着极高度的艺术。这就是为什么越器之在今日有它极崇高地位的缘故。及至吴越钱氏于太平兴国三年举地降宋以后，在文献方面还能知道兴国七年，尚有所谓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赵仁济的记事（周密《志雅堂雅抄》）：而《宋会要·食货》，第六诸郡进贡条下也有“熙宁元年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的一段记载。不过在这近百年间，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的越器是怎样的一种制作。并无实物可以证明。大约此后的上林湖窑，渐次走上了下坡路。所以《六研斋笔记》里，说到南宋时余姚秘色瓷，朴素而耐久，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另外，《余姚县志》里说：“上林湖烧秘色磁器颇佳，宋时置官监窑焉，寻废。今各邑亦俱有民窑，然所烧大率沙罐瓦尊之类，不出境，亦粗拙，不为佳器。”是上林湖窑最后的结果仅能烧些粗拙的东西，而十余年前我去调查时，并此粗器亦已不再烧造，只见砖瓦窑几处而已。
邢窑见于记载的，《新唐书·地理志》里说：“河南府土贡埏埴盎缶，邢州钜鹿郡土贡磁器，越州会稽郡土贡瓷器。”而李肇《国史补》里，亦有：“凡货贿侈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囊，氈氊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新唐书》里所说的邢越二窑，当时是并贡于朝的；《国史补》则证明了邢窑是在内丘的了。
同时李肇的《国史补》，是写些开元、贞元间（公元713～804年）的见闻，来补国史之缺，这就说明邢瓷在开元、贞元间，已为天下无贵贱所通用的器物。自然，它的创作时代定在开元之前，也就是在初唐，而盛行的时期则为中唐是可以肯定了的。《俑庆日记》里，提到清光绪三十三年定州发现李基墓，墓中明器瓷坯坚固如石，釉色如玻璃，色白而不滞，略如定器，而墓志年月，是咸亨六年四月（公元671年），那是初唐时期，其为邢瓷无疑。因为有唐一代文献里提到白瓷的，就是邢窑；而那时候还没有定瓷，又是可以肯定了的。
嗣后大中初（公元847～859年，已在中唐之后），有一个叫郭道源的，善击瓯。文献里这样说：“用越瓯邢瓯十二，旋加减水，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云云。到了唐肃宗上元（公元761～762年）的时候，陆羽在他所著的《茶经》里，把邢、越二窑所出的磁盌批评了一下，就是说：“磁盌，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寿州次，岳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磁类银，越磁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磁类雪，越磁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磁白而茶色丹，越磁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磁、岳州磁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磁白，茶色红，寿州磁黄，茶色紫，洪州磁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可见当时邢、越二窑已经并重，绝不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内丘白瓷独步的时代。而且陆羽还抑邢扬越，对于人们所称赞的邢瓷，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懿宗咸通（公元861～873年）的时候，皮日休的诗里，也有“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之句，是邢与越，在晚唐的时候，依然是并重一时的两种瓷器，可是自此以后，就不再有人提及邢瓷，越瓷则徐寅、陆龟蒙辈，都有诗赞美它。而到了五代，越瓷更是独步一时。北方之邢，恐怕就在此时黯淡下去。因此就会使人揣想到那时的邢窑工人，会在曲阳另烧白瓷，开创了定瓷，或许有相当理由。不过邢瓷早为社会所通用，又何致一蹶不振到此地步。我个人认为内丘窑的白瓷，既为民间所好，自会延续下去。只是自晚唐以至五代及北宋初期，几成越瓷独霸的局面，所以邢瓷就没有什么记载；却不能说就会黯淡到一点没有前途。近三十年前（即1920年）钜鹿出土的物品中，很多光素的白瓷，有的说是定瓷，有的说是北方影青。其实定瓷是有的，不成问题。因为大观（钜鹿城在大观二年为大水所淹没）的时候，正是定瓷出品最优美的时期，而其他白瓷之并非定窑的制作，或是不近定瓷的作风，概以所谓北方影青目之，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曲解。此种物品的器形，并非一般的盘盌常品，颇多奇特的制作，如鸭座灯台等等。我以为或者就是五代以至北宋的邢瓷，这是很可能的。否则为什么有这种优秀的作品，不能明确指出它的烧窑所在呢？此后如能找到邢窑地点，或者可以能解答此问题。
二十余年前在印度勃拉名纳巴特废址里，发现中国瓷片四片。其中二片是邢瓷，一片是越瓷，一片是宋以后的作品。该城在七世纪时，最为繁荣，废灭于公元1020年（宋真宗时）。在印度这样一个僻远的地方，而有邢瓷碎片的发现，实一极可注意的事情。
此外，在唐的时代，平定、平阳、霍州，均烧白器。平定窑又俗称西窑，是否对于邢窑之在河北为东而言，亦是一个问题。
关于邢瓷的本质，可以一谈的，就是它的胎土色白细洁，而极坚硬。釉白颇润泽，有时微微闪黄，带一点乳白色。胎与釉之间，有一层下釉，就是俗称的护胎釉。它的制品，就现在所认为是邢瓷的，平底折边（就是边的外缘凸起一条边沿，是别的瓷器上所不曾见到的）。胎厚重，平底处有没釉的。短嘴的把壶，纯然的唐的作风。白釉很厚，有到底的，亦有不到底的。烧成火度，已达千度以上。观察器形全面，令人有一种浑厚凝重的感觉，这与后来的定瓷，大不相同，并且邢瓷的器物上，没有一点花纹，质朴素净，正是唐代邢瓷的优点所在。它的烧造地点，说在内丘，可是在内丘县境内，未能找到烧窑遗址。又说在临城，最近在内丘临城的临接地带，有一处地名磁窑沟，发现烧窑遗址。可是在一块有明弘治七年及隆庆三年的窑神庙碑记里，未曾提到唐代。所得碎片，亦非白瓷，不能证明其为邢窑所在的地方。因此邢窑遗址，究在何处，尚需等待以后的发现。
其次我再谈越窑。
越器的发现，是在抗日战争的前二三年间。当时杭州及绍兴方面所发现的，多为晋的时期的作品，最后发现了三国孙吴时期的越器，为数亦属不少。下面谈谈关于唐代的越器。
唐代越器，见于唐代文人记载的甚多，为方便起见，列表如次（表1）：
从这许多记载文字里，我们知道差不多自中唐以后的越器，更为人们所重视。根据《开元天宝遗事》（王仁裕著）里说：“内库有青瓷酒盃，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以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次如沸汤，名自暖盃。”以及徐寅的贡余秘色茶盏诗中“陶成先得贡吾君……”之句，又明确地知道青瓷之在宫中应用的，已在唐玄宗的开元天宝时候（公元712～756年）；而到了徐寅那时候，已是晚唐的最后期。此种青瓷以及秘色茶盏，除了越窑以外，还有哪一种窑烧青色的物品呢？所以我说在这一段时期，宫中用此越器，民间又这样地重视，那么越窑之在当时，岂是所谓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邢瓷所能与之抗衡？不过在千载以下，要知道越器是怎样一种制作，真是有“李唐越器人间无”之叹！而自宋至清代的著作中，都找不到有什么人收藏着越器，或是看到过越器的记载。及至最近二十年来，发现了余姚的上林湖窑以后，于是对于五代钱氏所烧造贡宋的瓷器，能够知道了它的真面目。只是李唐一代的越器，是怎样的一种制作，还不能肯定下来。后来经过几次的出土物品，才证实了唐代的越窑的一些特征。
（1）第一个发现，是有唐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年号的一块墓志铭，那是一九三四年在浙江慈溪县鹤鸣场出土的。当时出土的情形不明了，所以墓中有无其他物品，那就不得而知了。这块墓志铭，先到了杭州，随后到了上海，卖给姓毛的，后来又听说转到一个广东商人的手里。原件全面作淡橄榄色青釉，略带灰色而有气泡，系半磁胎性质。铭文在釉下，刻阴文，首行是：“唐故彭城钱府君姚夫人墓志并序”，文中的姚夫人，长庆二年死的，三年八月葬于上林东皋山之岗，这是一件有年代的青磁墓志，亦可以说是证实唐代越窑的第一个发现。不过这块瓷版很粗劣，决不能代表唐代越窑的制作。
（2）随之而来的第二个发现，是在一九三六年绍兴古城发现了一个唐户部侍郎北表1唐代诗文中提及越器的词句海王府君夫人的墓。有一块墓志砖，砖上有唐元和五年（公元801年）年号。自墓中出土的瓷器有好几件。青釉极光亮润泽，壶及小水池的制作都很是精美，这才是唐代越瓷的标准物品。我在当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间有这么几句话：“……就此仅有的实物来研究当时造瓷的进展，就技巧上说，确乎已经到了成熟的时期。”（见《瓷器与浙江》书中《唐代越器专集》引言）因此这个发现，对于究竟唐代的越器是怎样的，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3）王墓中所见越器，并无花纹，后又在市场上见到碎片一块，有“会昌七年（公元847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记之耳”三行文字，是在釉里的，有划花，后来这块碎片，到了上海估客手里，竟复原了。同时我在杭州得到了一个小盌，盌心划花，跟碎片的划花，完全是一个作风，可以确定是同一时期的制作。所划花纹，虽极简单，可能开辟了以后五代越器上繁复花纹的途径。这就是为什么我有“吾们看到了永康太康圹里的实物，同时看看五代时候精美的作品，就晓得在这时期中形成了一架桥梁的过渡产物，那就是现在元和圹里所见到的物品”（见《唐代越器专集》引言）这样的说法了。
由于以上的发现，可以确实知道唐代越器的究竟。而此种瓷器之在国外发现它的碎片，就现在所知道的，有以下几处：
（1）埃及京城开罗南郊福司塔特，是一个荒废了的都城，在公元九世纪的时候，非常繁盛，到十三世纪初叶，成为废墟。三十年前有好些人在这废墟上发掘得到碎片瓷片很多，并且写了好些报告，其中就有越器的碎片，为数也不少。此种越器之到埃及，正是该城繁盛的时期，也就是公元九世纪，正当晚唐的时候。当时越器是经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关系，到达埃及的。
（2）波斯萨麻拉遗址于1910年及1913年间，经过了两次发掘，发现了越窑的碎片。该地于公元838年（唐文宗开成三年）建筑成一都市，仅仅五十年，就于公元883年（唐僖宗中和二年）时成为废墟。越器就在那个时候，到了波斯各地方，因为那时候波斯湾是我国与波斯贸易上重越器就大量地经由我国南部出口，到了波斯。以上两处发现的越器碎片，说明了唐代已与埃及波斯间的往来，是一个极重要的资料。
（3）印度勃拉名纳巴特遗址，发现青瓷碎片，亦经证明是越器。
以上所谈的邢、越二窑，在完成中国瓷器的制作方面，有它重要的地位，何况由于邢、越二窑的发展，才能开辟了宋代瓷器一个灿烂的局面，这一点，更是值得我们的注意。此外，在唐代的鼎州、婺州、岳州、寿州、洪州各地，所烧造的物品，是怎样的器形与色釉，除了往年在长沙所出土的，似可确定为岳州窑外，其他地方所烧造的，此刻还不能确切地指明，这又需要等待以后窑址的发现了。
至于唐以前的越器，上面已经说过，从三国的孙吴以至西晋，出土的实物极多，尤其是冢墓中的明器，如：粮食罐，上面附有凸雕的亭台人物禽兽；五壶尊，是在尊的肩部上面附着四个小壶，连着尊的口是五个，所以名为五壶尊；洗的种类颇多；此外天鸡壶，多孔双耳罐，耳杯，兽盘，猪栏，蛤蟆水丞等等，种类真是繁多极了。窑址之经人发现的，在萧山有九岩窑，而我在萧山方面发现的有王家湾窑，在绍兴的有庙前窑，古窑庵前窑多处，因在越州区域以内，是以普通均称越窑。
唐以后的越窑，一般是专指余姚的上林湖窑。自五代以至北宋初期，由于钱氏的割据东南，大量烧造进贡的物品（详见《十国春秋》、《宋会要》、《宋史》、《吴越备史补遗》、《宋两朝供奉录》、《枫窗小读》诸书，以及我的《瓷器与浙江》），因之越器的制作，比之唐代的，有着显著的进步。同时开始了极繁复的图案花纹，这是唐代所没有的。
因此在那时候的越器，是有着极高度的艺术。这就是为什么越器之在今日有它极崇高地位的缘故。及至吴越钱氏于太平兴国三年举地降宋以后，在文献方面还能知道兴国七年，尚有所谓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赵仁济的记事（周密《志雅堂雅抄》）：而《宋会要·食货》，第六诸郡进贡条下也有“熙宁元年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的一段记载。不过在这近百年间，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的越器是怎样的一种制作。并无实物可以证明。大约此后的上林湖窑，渐次走上了下坡路。所以《六研斋笔记》里，说到南宋时余姚秘色瓷，朴素而耐久，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另外，《余姚县志》里说：“上林湖烧秘色磁器颇佳，宋时置官监窑焉，寻废。今各邑亦俱有民窑，然所烧大率沙罐瓦尊之类，不出境，亦粗拙，不为佳器。”是上林湖窑最后的结果仅能烧些粗拙的东西，而十余年前我去调查时，并此粗器亦已不再烧造，只见砖瓦窑几处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