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一、邢、越二窑
  李唐一代的工艺美术，具有它伟大的成就。即以陶瓷来说，由陶而进展到瓷，唐代不仅是一个过渡时期，也可以说是完成时期。邢、越二窑，就是这个时期里的产物。邢是白，越是青，北方之白与南方之青，就平分秋色地代表着南北的两个系统的作品。我现在先说邢窑。
  邢窑见于记载的，《新唐书·地理志》里说：“河南府土贡埏埴盎缶，邢州钜鹿郡土贡磁器，越州会稽郡土贡瓷器。”而李肇《国史补》里，亦有：“凡货贿侈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囊，氈氊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新唐书》里所说的邢越二窑，当时是并贡于朝的；《国史补》则证明了邢窑是在内丘的了。
  同时李肇的《国史补》，是写些开元、贞元间（公元713～804年）的见闻，来补国史之缺，这就说明邢瓷在开元、贞元间，已为天下无贵贱所通用的器物。自然，它的创作时代定在开元之前，也就是在初唐，而盛行的时期则为中唐是可以肯定了的。《俑庆日记》里，提到清光绪三十三年定州发现李基墓，墓中明器瓷坯坚固如石，釉色如玻璃，色白而不滞，略如定器，而墓志年月，是咸亨六年四月（公元671年），那是初唐时期，其为邢瓷无疑。因为有唐一代文献里提到白瓷的，就是邢窑；而那时候还没有定瓷，又是可以肯定了的。
  嗣后大中初（公元847～859年，已在中唐之后），有一个叫郭道源的，善击瓯。文献里这样说：“用越瓯邢瓯十二，旋加减水，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云云。到了唐肃宗上元（公元761～762年）的时候，陆羽在他所著的《茶经》里，把邢、越二窑所出的磁盌批评了一下，就是说：“磁盌，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寿州次，岳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磁类银，越磁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磁类雪，越磁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磁白而茶色丹，越磁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磁、岳州磁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磁白，茶色红，寿州磁黄，茶色紫，洪州磁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可见当时邢、越二窑已经并重，绝不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内丘白瓷独步的时代。而且陆羽还抑邢扬越，对于人们所称赞的邢瓷，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懿宗咸通（公元861～873年）的时候，皮日休的诗里，也有“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之句，是邢与越，在晚唐的时候，依然是并重一时的两种瓷器，可是自此以后，就不再有人提及邢瓷，越瓷则徐寅、陆龟蒙辈，都有诗赞美它。而到了五代，越瓷更是独步一时。北方之邢，恐怕就在此时黯淡下去。因此就会使人揣想到那时的邢窑工人，会在曲阳另烧白瓷，开创了定瓷，或许有相当理由。不过邢瓷早为社会所通用，又何致一蹶不振到此地步。我个人认为内丘窑的白瓷，既为民间所好，自会延续下去。只是自晚唐以至五代及北宋初期，几成越瓷独霸的局面，所以邢瓷就没有什么记载；却不能说就会黯淡到一点没有前途。近三十年前（即1920年）钜鹿出土的物品中，很多光素的白瓷，有的说是定瓷，有的说是北方影青。其实定瓷是有的，不成问题。因为大观（钜鹿城在大观二年为大水所淹没）的时候，正是定瓷出品最优美的时期，而其他白瓷之并非定窑的制作，或是不近定瓷的作风，概以所谓北方影青目之，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曲解。此种物品的器形，并非一般的盘盌常品，颇多奇特的制作，如鸭座灯台等等。我以为或者就是五代以至北宋的邢瓷，这是很可能的。否则为什么有这种优秀的作品，不能明确指出它的烧窑所在呢？此后如能找到邢窑地点，或者可以能解答此问题。
  二十余年前在印度勃拉名纳巴特废址里，发现中国瓷片四片。其中二片是邢瓷，一片是越瓷，一片是宋以后的作品。该城在七世纪时，最为繁荣，废灭于公元1020年（宋真宗时）。在印度这样一个僻远的地方，而有邢瓷碎片的发现，实一极可注意的事情。
  此外，在唐的时代，平定、平阳、霍州，均烧白器。平定窑又俗称西窑，是否对于邢窑之在河北为东而言，亦是一个问题。
  关于邢瓷的本质，可以一谈的，就是它的胎土色白细洁，而极坚硬。釉白颇润泽，有时微微闪黄，带一点乳白色。胎与釉之间，有一层下釉，就是俗称的护胎釉。它的制品，就现在所认为是邢瓷的，平底折边（就是边的外缘凸起一条边沿，是别的瓷器上所不曾见到的）。胎厚重，平底处有没釉的。短嘴的把壶，纯然的唐的作风。白釉很厚，有到底的，亦有不到底的。烧成火度，已达千度以上。观察器形全面，令人有一种浑厚凝重的感觉，这与后来的定瓷，大不相同，并且邢瓷的器物上，没有一点花纹，质朴素净，正是唐代邢瓷的优点所在。它的烧造地点，说在内丘，可是在内丘县境内，未能找到烧窑遗址。又说在临城，最近在内丘临城的临接地带，有一处地名磁窑沟，发现烧窑遗址。可是在一块有明弘治七年及隆庆三年的窑神庙碑记里，未曾提到唐代。所得碎片，亦非白瓷，不能证明其为邢窑所在的地方。因此邢窑遗址，究在何处，尚需等待以后的发现。
  其次我再谈越窑。
  越器的发现，是在抗日战争的前二三年间。当时杭州及绍兴方面所发现的，多为晋的时期的作品，最后发现了三国孙吴时期的越器，为数亦属不少。下面谈谈关于唐代的越器。
  唐代越器，见于唐代文人记载的甚多，为方便起见，列表如次（表1）：
  从这许多记载文字里，我们知道差不多自中唐以后的越器，更为人们所重视。根据《开元天宝遗事》（王仁裕著）里说：“内库有青瓷酒盃，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以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次如沸汤，名自暖盃。”以及徐寅的贡余秘色茶盏诗中“陶成先得贡吾君……”之句，又明确地知道青瓷之在宫中应用的，已在唐玄宗的开元天宝时候（公元712～756年）；而到了徐寅那时候，已是晚唐的最后期。此种青瓷以及秘色茶盏，除了越窑以外，还有哪一种窑烧青色的物品呢？所以我说在这一段时期，宫中用此越器，民间又这样地重视，那么越窑之在当时，岂是所谓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邢瓷所能与之抗衡？不过在千载以下，要知道越器是怎样一种制作，真是有“李唐越器人间无”之叹！而自宋至清代的著作中，都找不到有什么人收藏着越器，或是看到过越器的记载。及至最近二十年来，发现了余姚的上林湖窑以后，于是对于五代钱氏所烧造贡宋的瓷器，能够知道了它的真面目。只是李唐一代的越器，是怎样的一种制作，还不能肯定下来。后来经过几次的出土物品，才证实了唐代的越窑的一些特征。
  （1）第一个发现，是有唐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年号的一块墓志铭，那是一九三四年在浙江慈溪县鹤鸣场出土的。当时出土的情形不明了，所以墓中有无其他物品，那就不得而知了。这块墓志铭，先到了杭州，随后到了上海，卖给姓毛的，后来又听说转到一个广东商人的手里。原件全面作淡橄榄色青釉，略带灰色而有气泡，系半磁胎性质。铭文在釉下，刻阴文，首行是：“唐故彭城钱府君姚夫人墓志并序”，文中的姚夫人，长庆二年死的，三年八月葬于上林东皋山之岗，这是一件有年代的青磁墓志，亦可以说是证实唐代越窑的第一个发现。不过这块瓷版很粗劣，决不能代表唐代越窑的制作。
  （2）随之而来的第二个发现，是在一九三六年绍兴古城发现了一个唐户部侍郎北表1唐代诗文中提及越器的词句海王府君夫人的墓。有一块墓志砖，砖上有唐元和五年（公元801年）年号。自墓中出土的瓷器有好几件。青釉极光亮润泽，壶及小水池的制作都很是精美，这才是唐代越瓷的标准物品。我在当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间有这么几句话：“……就此仅有的实物来研究当时造瓷的进展，就技巧上说，确乎已经到了成熟的时期。”（见《瓷器与浙江》书中《唐代越器专集》引言）因此这个发现，对于究竟唐代的越器是怎样的，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3）王墓中所见越器，并无花纹，后又在市场上见到碎片一块，有“会昌七年（公元847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记之耳”三行文字，是在釉里的，有划花，后来这块碎片，到了上海估客手里，竟复原了。同时我在杭州得到了一个小盌，盌心划花，跟碎片的划花，完全是一个作风，可以确定是同一时期的制作。所划花纹，虽极简单，可能开辟了以后五代越器上繁复花纹的途径。这就是为什么我有“吾们看到了永康太康圹里的实物，同时看看五代时候精美的作品，就晓得在这时期中形成了一架桥梁的过渡产物，那就是现在元和圹里所见到的物品”（见《唐代越器专集》引言）这样的说法了。
  由于以上的发现，可以确实知道唐代越器的究竟。而此种瓷器之在国外发现它的碎片，就现在所知道的，有以下几处：
  （1）埃及京城开罗南郊福司塔特，是一个荒废了的都城，在公元九世纪的时候，非常繁盛，到十三世纪初叶，成为废墟。三十年前有好些人在这废墟上发掘得到碎片瓷片很多，并且写了好些报告，其中就有越器的碎片，为数也不少。此种越器之到埃及，正是该城繁盛的时期，也就是公元九世纪，正当晚唐的时候。当时越器是经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关系，到达埃及的。
  （2）波斯萨麻拉遗址于1910年及1913年间，经过了两次发掘，发现了越窑的碎片。该地于公元838年（唐文宗开成三年）建筑成一都市，仅仅五十年，就于公元883年（唐僖宗中和二年）时成为废墟。越器就在那个时候，到了波斯各地方，因为那时候波斯湾是我国与波斯贸易上重越器就大量地经由我国南部出口，到了波斯。以上两处发现的越器碎片，说明了唐代已与埃及波斯间的往来，是一个极重要的资料。
  （3）印度勃拉名纳巴特遗址，发现青瓷碎片，亦经证明是越器。
  以上所谈的邢、越二窑，在完成中国瓷器的制作方面，有它重要的地位，何况由于邢、越二窑的发展，才能开辟了宋代瓷器一个灿烂的局面，这一点，更是值得我们的注意。此外，在唐代的鼎州、婺州、岳州、寿州、洪州各地，所烧造的物品，是怎样的器形与色釉，除了往年在长沙所出土的，似可确定为岳州窑外，其他地方所烧造的，此刻还不能确切地指明，这又需要等待以后窑址的发现了。
  至于唐以前的越器，上面已经说过，从三国的孙吴以至西晋，出土的实物极多，尤其是冢墓中的明器，如：粮食罐，上面附有凸雕的亭台人物禽兽；五壶尊，是在尊的肩部上面附着四个小壶，连着尊的口是五个，所以名为五壶尊；洗的种类颇多；此外天鸡壶，多孔双耳罐，耳杯，兽盘，猪栏，蛤蟆水丞等等，种类真是繁多极了。窑址之经人发现的，在萧山有九岩窑，而我在萧山方面发现的有王家湾窑，在绍兴的有庙前窑，古窑庵前窑多处，因在越州区域以内，是以普通均称越窑。
  唐以后的越窑，一般是专指余姚的上林湖窑。自五代以至北宋初期，由于钱氏的割据东南，大量烧造进贡的物品（详见《十国春秋》、《宋会要》、《宋史》、《吴越备史补遗》、《宋两朝供奉录》、《枫窗小读》诸书，以及我的《瓷器与浙江》），因之越器的制作，比之唐代的，有着显著的进步。同时开始了极繁复的图案花纹，这是唐代所没有的。
  因此在那时候的越器，是有着极高度的艺术。这就是为什么越器之在今日有它极崇高地位的缘故。及至吴越钱氏于太平兴国三年举地降宋以后，在文献方面还能知道兴国七年，尚有所谓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赵仁济的记事（周密《志雅堂雅抄》）：而《宋会要·食货》，第六诸郡进贡条下也有“熙宁元年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的一段记载。不过在这近百年间，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的越器是怎样的一种制作。并无实物可以证明。大约此后的上林湖窑，渐次走上了下坡路。所以《六研斋笔记》里，说到南宋时余姚秘色瓷，朴素而耐久，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另外，《余姚县志》里说：“上林湖烧秘色磁器颇佳，宋时置官监窑焉，寻废。今各邑亦俱有民窑，然所烧大率沙罐瓦尊之类，不出境，亦粗拙，不为佳器。”是上林湖窑最后的结果仅能烧些粗拙的东西，而十余年前我去调查时，并此粗器亦已不再烧造，只见砖瓦窑几处而已。
  二、定窑
  定窑向来说在定州，但是究在定州何处，没人能回答的，只是近人叶麟趾有以下一段记载：“定州窑在今河北曲阳县。定州窑地址，考诸文献所载，皆指为今之河北省定县。然经实地调查，则绝无窑址可寻。当地之大白村，虽属近似，亦无确实之证明。或谓自唐以来，所谓定州，非只限于今之保定与正定之间者，其地域较为广大，即保定、正定、平定等处，亦皆包括在内，总名曰定州，故凡由此等地方所出窑器，均称为定窑云。是说未免过于广义者，因平定之窑，俗称西窑，其器与所谓定器比较，显有不同之点。且保定、正定，亦皆无相当之窑址也。曩者闻说曲阳产磁，偶于当地之剪子村发现古窑遗迹，并拾得白磁破片，绝类定器，据土人云，昔之定窑，即在此处。又附近之仰泉村，亦为定器出产地，然已无窑迹矣，此说诚有相信之价值。且旁考地理上之关系，则曲阳距定县四十里，唐名恒阳，原属定州，盖所称定州，乃指其大地名而言，非专指今之定县。即如唐之邢州窑，在距今邢台县约五十里之内丘县，饶州窑在距今鄱阳县即昔之饶州府约一百八十里之浮梁县，是其最明显之比例也。现今曲阳县尚有制陶者，器虽粗糙，然确属定窑之本派。或谓定窑废灭于元末，盖因当时已无优良之品，固无关于此后曲阳之制作也”。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发现。同时检查曲阳县志，亦有以下的记载：
  卷一下与地条说……涧磁村，县北四十五里，东至北镇里二里，西至韩家村五里，南至灰领村十里，北至树沟村十里。……
  卷六山川古迹考……涧磁领，采访册在县北六十里。按领在龙泉镇之北，西去灵山镇十里，上多煤井，下为涧磁村，宋以上有磁窑，今废。
  ……龙泉镇，今俗称南北镇，镇旧有镇使副瓷窑税使等官。
  卷十，十一土宜物产考第六条……土性、山领——县境三面皆山，土石相间，多不能种禾麦，尚宜树木。灵山一带，惟出煤矿，龙泉镇则宜瓷器，亦有滑石者。
  ……土产，黄瓷盆瓮之属，出恒水左右。白瓷龙泉镇出，昔人所谓定瓷是也。亦有设色诸式，宋以前瓷窑尚多，后以兵焚废。宜追求旧法，参以新式，以复其利。
  是曲阳县志里明明说有瓷窑，而且说及定瓷，并旧有瓷窑税使等官，这是极重要的记载。抗战期间，曲阳沦于敌区，当时日本人小山富士夫曾经去过，并采取碎片极多。我于1951年间去该县调查，目的是要采集些碎片，并确定它是否定窑遗址。
  由定县先到曲阳，再由曲阳去北乡灵山镇，往东是涧磁村，往西是东西燕山村。现在分别就调查所得述之如次。
  （一）涧磁村
  即叶麟趾记载的剪子村，也就是县志所称的涧子里、涧子村。从灵山镇往东，经过王家村、岗北村，计七里。该村地势西南有一小溪流，南面是大溪（即恒水），旱季时，都是干枯无水。大溪南是灰领，北是马头山。东去北镇二里，过大溪后，就是南镇，南北镇合起来就是志书上的龙泉镇。
  （1）村直北，跨过几处高地，是一个很大的土丘，高约八九公尺，径约三十公尺，完全是碎片同工具所堆成的。土丘之东，又一土丘，较小一点。由此往东，有一东西方向的地沟，两边尽是碎片。在此地区，假定它是第一区窑址。碎片中划花的特多，素地的较少。胎骨洁白细腻，色釉润泽，匀净，是定窑标准的作品。碎片中得到一块瓷枕的侧面，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由此可以知道定窑的瓷枕是怎样的一回事了。
  （2）村东约一里半路，快到北镇了，田间有巨碑二，及白石狮子一对，即是法兴寺的故址。寺毁于当时日敌的三光政策之下，已无一间房屋留存。附近有云龙碎片极多，去年还出过整器十件，都是划龙的，其中有一件，盘底有“尚食局”三字。
  （3）村西约半里地，在山溪北面的高原上，碎片又是成丘的堆积着。此处除划花外，印花的不少，是为第二区窑址，不过较之第一区范围略小。
  （二）东西燕山村
  两村相连，离灵山镇西八里，叶麟趾所未曾提及的，或即叶所称仰泉村之误。村西有一条溪河，村北凤凰山，西北高峰是鸡冠岩山。远望东西燕山村，是在山坡上。碎片散在两燕山村之北，两燕山之间，及西燕山村之西，发现有印花、划花及素地的三种，纯系习见之定窑作风。在当地人家，见有印花云龙盘残片。村西地区，白釉不到底的粗瓷碎片不少，可见此处所烧造的，有粗细两种不同的作品。另有玻璃块随处都可拾得，有黑色的，有暗蓝色、暗绿色的，想亦系当年烧造过的东西。
  西村之南，有近代式民窑一处，成立在“七七事变”以前，抗战期间，机器被敌寇搬走了，窑场房屋全毁。胜利后恢复，烧造坩埚，极耐用，惜以技师他去，因而停顿。瓷土用本地北山所产，釉石在三十里外的山里，用煤亦取之本地，烧瓷的一切条件俱极优越，如能开发，颇有前途。
  就涧磁及东西燕山两处比较来说，当然窑场区域，以涧磁为广，在西燕山就差得远了。作品方面，东西燕山优秀的也有，可是比较粗一点的都在东西燕山。工具中，独多圆圈式的，大小不一，这是定窑覆烧用的工具，到处都是，可见当年生产能力之高。
  此外在灵山镇之东，约三里左右岗北村，现有窑二十余座，大都烧缸，也有几处烧黑釉粗瓷的。《大明会典》里（第十一册第一九四卷工部十四）关于陶器部分，宣德年间题准光禄寺每年所需酒缸瓶罈，分派河南布政司方面，除钧磁二州外，“真定府曲阳县酒缸一一七只，十瓶罈四、二七四个，七瓶罈六、一〇〇个，五瓶罈六、二四〇个，酒瓶一〇、三四一个，每年烧造解寺应用”。又嘉靖三十二年题准：“曲阳县缸瓶共一七、七六五件，该银一九九两八钱八分，外增脚价银一八五两九钱九分三，总该银一、一四〇两六银五分八，通行解部。召商代买，如遇缺乏，止行磁州真定烧造，免派钧州。……”此为曲阳在明代宣德年间，只烧缸窑之证。而明代曲阳的缸窑是在灵山附近，大致也是不会错的。
  就瓷窑所发现的遗品说，可以确定此处为定窑遗址，毫无疑问，因为定器有它的特征，如刻划花纹的图案，如釉上所显现的泪痕，以及细腻洁白的瓷胎等等，都是很容易与其他仿定的瓷器区别的。
  至于定窑的创始，是否在李唐时候，实在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可是在曲阳县志卷十一记载着，五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说碑石在五子山（县志里说，五子山在涧磁岭西北，下有五子山院）法兴院之西数十步，额篆题大周五子山禅山院长老和尚舍利塔，在立碑人的姓名中，有“口口使押衙银青光?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的题名，而碑石是建立于大周显德四年二月。那么，在五代后周的时候，曲阳龙泉镇已确有瓷窑，而且规模已是相当地大，出品又是相当地多的了，所以有瓷窑商税务使，在龙泉镇以监收税银，这就可以证明龙泉镇在五代的时期中，已经烧造所谓定窑的瓷器，同时还可以证实一点，就是五代时期中的定器，已经大量地生产了，那么定器的技术，在那时候必定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因此曲阳龙泉镇的瓷器，在唐时已经烧造，又是可以确信的事实。而唐代所烧造的遗片，假定能够发掘遗址，必能充分证实这一点。
  定瓷到了北宋，已为宫廷中所应用，《宋会要》里是这样记载的：“磁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磁器及漆器以给用。……宋太宗淳化六年七月，诏拣出纳磁器库诸州磁器缺璺。”同时一方面供宫中应用，另一方面亦供应着社会上的需要。曲阳县志有一段记载，说明这个事实。就是在天成元年（后唐明宗时，公元927年）乡贡进士马庆重修五子山院碑面的右侧，有一个“贩瓷器客赵仙重修马庆碑记。”碑文行书，文云：“愚常谓此山乃境中绝胜之所也。然有记事之碑，经其雨雪，字体亏残，愚虽不达，恻然悯之，于是请匠以重镌之，庶后观者得以（缺），时宋宣和二年（宋徽宗时，公元1121年）庚子八月十五日中山府贩磁器客赵仙重修记。”下题“院主僧智弁岳阳杨刊。”就这个史实可以知道当时的定瓷是有着广大市场的。而《格古要论》里，也提到“宋宣和政和间窑最好。”……可见当时出品，最为优秀，同时在这样大量生产之下，定会发生粗制滥造的弊病，因此可以说明东西燕山村所发现的遗片，为什么会远逊于涧磁村遗片的理由了。
  同时并因定器有芒（疑是覆烧的毛边），宫中改用汝瓷。不久有靖康之变，北方瓷场受到极大波动，烧定瓷的优秀工人，南迁到景德镇，遂烧所谓影青的青白瓷，这是有一脉相承的事实，可以证明的。其次景德镇居民的祖先，颇多是曲阳籍贯，也是一个很可以注意的事情。而北方的定瓷，就在这样情况之下，衰落下来。不过定瓷的存续时间有多么长，此时还未易肯定下来。
  就定瓷的制作说，所谓划花、刻花是模仿着越器的。因为唐至五代的越器，在国内有着极大的声誉，定瓷之受到他的影响，可以想像而知。不过印花的方法，却是定窑的独创，即在越器中亦未曾见到此种制作。而定器的来源，或者是由制作邢瓷的工人，转而在曲阳方面，开一新局面，亦有此种揣测，这是值得注意的事。至于定窑所制作的器具，以盘碗为最多，瓶壶为最少。瓷胎洁白，色釉微带黄而润泽异常。印花的图案，编排配置，极为整齐。大盘的盘心用莲花鲤鱼为图案的较多，四围多以牡丹、萱草、飞凤为图案。划花的花纹，自由放纵，跟印花的大不相同。刻花的刚劲有力，要以刻莲花瓣的算是典型。瓷枕极少见。故宫藏有一件，以孩儿侧卧的姿态作为枕面的长方枕，雕刻最精，是定瓷中极为少见的。定瓷中还有如苏东坡诗中所赞美的“定州花瓷琢红玉”的红定。周辉的《清波杂志》、蒋祈的《陶记略》都有记载。究竟是怎样一种作品，至今还是疑问。墨定在《项子京历代名瓷图谱》中，曾经说到，仅见一种，就是一件墨定凫尊，在明代已成为稀有的珍品了。惟近来出土的黑釉碎片，真如漆黑，胎质器形，都是定的作风，是否就是黑定，亦属疑问。紫定，《项谱》中有五件，说明釉色是“灿紫晶澈，如熟葡萄，璀璨可爱。”又说：“红色紫若茄苞，晶莹润澈”云云。是紫定色釉的紫，如葡萄，又如紫茄，绝不是普通一般人所指的紫定了。《格古要论》中说到定器，亦以紫定色紫，黑定黑如漆，价高于白定云云。此外，定瓷中还有画金花的。南宋末周密的《志雅堂稚抄》中说：“金花定椀，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永不复脱。”徐兢《高丽图经》中，亦有“金花鸟盏，翡色小瓯，银炉汤盆邑皆窃效中国制度”的说法，是墨定上有金花之证。而东坡诗中所谓“定州花瓷琢红玉”又是说明红定上是有金花的。抗战前，据闻出土过几件金花的定椀，可惜都流落到海外去了。
  南渡后，各处仿烧定窑的不少，见之记载的，如昌南（景德镇）仿定，亦名粉定。元时彭窑仿定器，土脉细白，与定相似，称为新定。象山窑（浙江象山县）所烧的似定器，磁州白釉器，无泪痕，亦有划花、印花及素瓷诸种，价高于定。萧窑（江苏徐州萧县白土镇）烧白釉器，胎质颇薄。宿州专仿定器，釉色酷似北定。临川窑（江西临川）胎薄，白釉微带黄色。南丰窑（江西南丰县）胎虽厚，白磁跟临川相近。德化窑（福建德化）称为白建。耀窑（陕西耀县）白似牛乳，似粉汁，似熟米，薄胎，有暗花，白釉极厚。有开片，胎比定厚，色白比之定瓷稍黄，因有暗花及开片，所以跟定瓷有区别。饶州窑体薄，釉润，色白，但是不及定器。此外，吉州、泗州、宣州各窑，均是仿造定器的。究竟怎样可以区别各处所烧造的仿定瓷器，必须在各地找得窑址后，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原刊于《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