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内容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河北省临城、内丘境内的邢窑遗址相继被发现并公之于世，人们对邢窑的研究和认识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成邢窑考古队对两县的瓷窑遗址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铲探，并发现了一些新的邢窑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邢窑考古队于1988年到1991年分别对内丘城关和临城祁村两处遗址进行了试掘。现就调查和试掘的主要收获分述如下。
一、单纯的邢窑诸窑址
由于种种原因，邢窑留给今天人们的是一幅幅破烂不堪的画面。几年来，邢窑考古队艰难跋涉其中，以期获得有助于邢窑研究的新资料。调查、铲探、试掘表明，邢窑大部分遗址地层堆积较薄，时代内涵单纯，也就是说其烧造延续时间多不久长。这是耐人寻味的一种现象。从历史记载我们知道，邢窑遗址以内丘为最著名，至迟到中唐，邢窑已名扬天下，其产品已达到“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程度。而内丘诸窑如中丰洞、北大丰、冯唐等和与内丘相邻的临城代家庄、陈刘庄等至迟到中唐后期多已停止了烧造，像内丘城关、西邱、南岭等窑址虽到晚唐仍有产品，但却产量很小。而如临城祁村、岗头、双井等窑最早的也只是从中唐方加入了烧造瓷器的行列，到五代末也相继停止了生产。整体观之，随着时间的推移，邢窑窑址在地域上渐趋北移，数量上大幅度减少，形成了各窑址烧造时代单纯同时堆积也不丰富的客观事实。分析其中原因，我们认为可能有以下几点：
（1）制瓷原料的采掘困难。据有关专家实地调查分析，内丘和临城一带的地质构造条件比较复杂，瓷土矿层被多组方向不同的断层切割成不大的小条、小块，即使瓷土质量很好，数量也是有限的，而且有的开采条件困难，可采矿量并无保证。当一处窑场周围可开采的瓷料采掘完后，受交通等条件的限制，一般情况下窑工们是不会长途跋涉并付出高昂代价去他处开采的。
（2）据《内丘县志·城池》记载：“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洪水泛滥，河龁西北隅，乃东迁焉，今城之西垣即旧城东垣也”。县志所记年限正值中晚唐之交，洪水泛滥势必导致交通运输的困难，影响到内丘诸窑的生产，一些窑场也可能由此被毁。
（3）中唐以前邢窑器物胎体厚重，加之生产废品较多，造成原材料的极大浪费。
（4）中唐祁村、定窑等窑场的兴起和高档细白瓷的大量出现冲击了本就并不景气的邢窑窑业。
二、不同发展阶段上的邢窑
调查和试掘给邢窑遗址的分期和断代带来了可能。在内丘城关遗址几个点的试掘中，分别发现了隋代与唐代、唐代早期与中期的叠压地层关系，在祁村遗址上发现了晚唐与五代时期的地层关系。依据调查和试掘所获资料，目前我们把邢窑由创烧到衰落大致分为六期，各期主要特征如下：
第一期，以邢台县西坚固遗址为代表，在内丘城关和临城祁村遗址上也有类似的器物残片出土，大体年代约当北朝后期。采集标本的主要特征是器物种类单纯，皆青瓷器，胎体厚重，碗为深腹，高假圈足，厚釉，流釉、积釉、开片现象普遍。器物种类虽单纯，但制作都很规范。窑具只发现有三角支钉、齿形支具和零星的蘑菇形窑柱，尚处于较为原始的制瓷阶段（图一）。
第二期，以内丘城关为代表，陈刘庄、代家庄、冯唐、中丰洞、北大丰、西丘等遗址也包含有本期遗物，大体年代约当隋代。该期遗物做工精细，种类较丰富，粗瓷占绝大多数，有青瓷、白瓷、黄釉瓷和一部分精细白瓷，黑釉器很少见。粗瓷器物一般胎体厚重，器形有碗、钵、盘、盆、瓶、杯、盅、盂、砚、罐等，以碗和钵的数量为最多。碗类器物为深腹，假圈足较低矮。绝大多数器物在胎上施有白色化妆土，釉层仍较厚，
窑具有角支钉几种，此外筒形匣钵的大量出现和使用构成了该期窑具的显著特点，也为本期精细白瓷的烧制成功提供了保证（图二、图三）。
第三期，以内丘城关为代表，陈刘庄、代家庄、冯唐、中丰洞、北大丰、白家庄、西丘等也包含有该期产品，其年代约当唐代早期。该期瓷器仍以粗瓷为主，其中较多的出现了黄釉瓷和黑袖瓷，而青瓷和白瓷则较前明显减少。器胎仍较厚重。釉层较前期变薄，透明度降低，流釉、积釉、开片现象较前明显减少。在黄釉和白釉器物上均施有化妆土。该期器物种类主要有碗、盘、钵、盆、瓶、罐等，新出现了三彩器和模制的人俑、马俑等。碗类器物唇变厚，腹变浅，假圈足变大。窑具大多沿用前期的窑柱、支钉，支钉托面变大、钉变矮，并开始出现了浅盘形匣钵和薄壁盒式匣钵（图四、图五）。
第四期，以祁村为代表，内丘城关、南岭、西邱、白家庄等窑址也包含有该期产品，时代约当中唐。该期遗物种类丰富，有细白瓷、粗白瓷、黑釉瓷、酱釉瓷、褐釉
系，鼓腹或深长腹，假圈足或足与腹界线不明显。窑具种类丰富，除前期广泛使用的窑柱、支钉、筒形匣钵外，大量使用了盘状、盒状、漏斗状匣钵。这种匣钵多体积小，重量轻，多依据器物形状而设计，具有占用空间小、任意组合、便于叠放的优点。同时增加了窑容量，提高了产品的成品率，也是本期细白瓷大量出现的前提条件（图六、图七、图八）。
第五期，以祁村为代表，岗头、双井、南岭等亦包含有该期产品，时代约当晚唐。本期器物品种明显少于第四期，多为白瓷和黑瓷，白瓷多泛黄，黄釉和青瓷已很少见到，细白瓷亦不多见。瓷器制作已显粗糙。碗类器多玉璧形底、浅腹、唇沿。执壶颈部加长，腹下部稍内收，使腹与假圈足分界明显。窑具上又开始大量使用筒形匣钵，同时盘状、盒状、漏斗状匣钵减少。三角支钉钉部变得更矮，托面多呈六边形或近似圆形。蘑菇形窑柱柱变矮，柱盘变小加厚，且多加上了印方格纹装饰（图九、图一〇）。
第六期，以祁村为代表，岗头、澄底亦有发现，时代约当五代。器物种类较多，新出现了葫芦瓶、瓷枕等。瓷器中粗瓷为大宗，其中粗白瓷为最多，白中泛黄或发灰，黑瓷已占有较大比例。碗类器物多大唇沿，宽圈足，浅斜腹。执壶为长颈，鼓腹，下腹内收，圈足底。窑具以筒形匣钵为主，碗类器物基本上采用了在匣钵内叠烧的方法。三角支钉仍是常见的窑具，与上期变化不大（图一一、图一二）。
三、举世瞩目的细白瓷
在历史上，邢窑以其白瓷而著名。调查试掘表明，邢窑白瓷有过两次成就辉煌的时
期，即隋代和中唐时期。隋代细白瓷出于内丘西关北，中唐细白瓷主要见于临城祁村，在内丘礼堂一带也有发现。而且内丘城关和临城祁村这两处窑址烧造延续时间相对较长，产品也较丰富。从地层堆积上看，相对于大多数单纯的窑址来说，这两处窑址堆积也较复杂，内丘城关遗址至少包含了隋、唐代早期、中期或晚期的遗存，祁村则至少包含了中唐、晚唐、五代时期的产品。
但两个时期的细白瓷又极不相同。隋代高级细瓷其光润程度、胎的薄度、透影性、瓷化程度乃中唐细白瓷望尘莫及，创造了短暂的神话般的成就。特别是薄胎细瓷从器物的成型、配料到匣钵的选用、入窑及窑温的控制等都绝非一般水平所能企及，从出土匣钵上粘连的已扭曲变形的薄胎细瓷片看，其烧成难度极高，可以说某一环节稍不留神即可能前功尽弃。正因为其成本高，加之其胎极薄，近乎观赏的造型，很不实用，亦远非普通老百姓所能拥有和使用，因而推测这种高级细瓷极有可能是为专门需要而开发的新特产品。史载隋炀帝奢侈腐化，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营建洛阳、开凿大运河、远征高丽等，而邢窑隋代高级细瓷从共存关系看亦应属隋代后期，因此不能排除这种高级细瓷与隋炀帝的暴政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中唐细白瓷的大量出现是邢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目前所知内丘城关、祁村、陈刘庄等窑址都有这种产品，其产量大大超过了隋代的细白瓷，其造型之优美，乃中唐
同类器物造型中的精华，而其胎的厚薄、器物大小、釉的选择适合不同层次的人使用。值得一提的是隋代高档细瓷如昙花一现，在其后邢窑几百年的烧造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细白瓷。而在两次白瓷烧制的鼎盛期中间，即唐代早期的窑址上，别说是高级细白瓷，就是中档白瓷亦不多见，这种现象与同时期所见烧制细瓷的匣钵类窑具不多正相吻合，亦与少见传世或出土的同时期细白瓷相吻合。
四、覆烧技法的早期使用
至迟在隋代的窑具上，就已出现覆烧的实物标本。一般是在一柱筒形匣钵的顶上即匣钵盖上，扣放一个或若干个碗类器物，其最初目的可能是填充空间，增加窑容量。虽然因覆扣器口与匣钵盖的直接接触而粘连，结果很不理想，但纯净没有落灰的器物内壁却给了窑工们以启发，为以后覆烧的大量使用打下了基础。
隋代或更早阶段，除少量细白瓷是装在匣钵内烧成以外，面向社会的大宗产品必须在裸露的环境中叠装仰烧而成，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缺陷。其一，因仰烧加之隋及以前产品釉层较厚而导致器内底大量积釉，使得支烧具与器物大量粘连而产品告废，同时较多的器物外壁亦因流釉至外底而粘连；其二，因仰烧不可避免地在器物内壁形成落灰与釉粘连一起的普遍现象，很不美观；其三，仰烧叠装头重脚轻，易发生倒柱或倾斜现象。
大量标本表明了在唐代早期的产品中，邢窑工匠已注意到这种现象，一方面采取薄施釉的方法以减少积釉和粘连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在釉料的配制选择上有了突破，不仅降低了釉的流动性，也使胎釉的膨胀与收缩渐趋同步，有效地避免了开片的产生。同时加大碗类内底面积，降低碗的高度，使碗壁斜度更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但落灰现象仍不可避免。中唐以前因窑容量的限制和成本的要求，不可能达到所有产品都用匣钵装烧来保证产品的质量和美观，覆烧的采用应运而生。大量实物证明，至迟在中唐，邢窑已大量用覆烧方法烧制碗、盆类器物。但中唐邢窑覆烧与定窑等所使用的传统意义上的覆烧不是一码事。定窑是以支圈作间隔装在匣钵内进行覆烧的，其器口因与支圈接触而刮去口部的釉形成芒口。而邢窑覆烧是采用三角支钉间隔叠烧而成的，最下面应是覆扣在窑柱的柱筒上，它一方面吸取了前人薄施釉、外壁施半釉的经验，另一方面继续改进器物造型，大量撇口碗即可能是这种装烧方法变化下的产物。撇口不仅是防止覆烧变形的主要手段，同时大量标本的现象表明，撇口的外壁凹槽内大部分积满了釉，有效地阻止了釉流至口沿现象的发生。
邢窑中唐覆烧产生的结果是消除了器内底积釉和落灰，但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器物外壁的落灰和部分口沿上的滴状积釉，而且仍未消除三角支钉叠烧留下的缺憾。
因而到了晚唐，随着大量各种匣钵的使用，邢窑瓷器已很少有裸烧的产品，避免了落灰。另一方面施釉更薄，仰烧时也少有积釉产生，加之在匣钵中覆烧，最下面器物的摆放已成问题，在新的技术运用之前，邢窑的覆烧在使用了一阶段后就停止了。但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代名窑窑工的聪明才智和他们自强不息的开拓、进取精神，同时也为邢窑的分期断代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五、填补空白的邢窑窑炉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前，邢窑诸窑址相继遭到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破坏，因此能否发现窑炉和窑炉的形状结构备受人们关注。在调查试掘中，为寻找窑炉颇费心思，也为试掘选点花去了很多时间和人力，最终在祁村发掘出四座窑炉，从地层叠压和遗物年代推断，其中一座为五代窑炉，另三座为晚唐时期窑炉。窑炉虽皆残破，但仍能反映出邢窑后期窑炉的概貌。
窑炉平面近似马蹄形，整体由火膛、窑床和双烟囱组成，总的说应是大火膛、长方形窑床、大烟囱。但从出土的窑炉形状看，晚唐与五代又存在明显差异。其一，相对于晚唐窑炉来说，五代时期火膛面积小而深，而窑床面积相对要大得多。很显然，这是提高窑容量上的一种改进手段；其二，五代窑炉的窑床前高后低，高差近40厘米，这不仅使得火焰与烟的流动更趋合理，也是为防止窑床因前后坯体受热不均而发生倒柱现象的一种改进。
一、单纯的邢窑诸窑址
由于种种原因，邢窑留给今天人们的是一幅幅破烂不堪的画面。几年来，邢窑考古队艰难跋涉其中，以期获得有助于邢窑研究的新资料。调查、铲探、试掘表明，邢窑大部分遗址地层堆积较薄，时代内涵单纯，也就是说其烧造延续时间多不久长。这是耐人寻味的一种现象。从历史记载我们知道，邢窑遗址以内丘为最著名，至迟到中唐，邢窑已名扬天下，其产品已达到“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程度。而内丘诸窑如中丰洞、北大丰、冯唐等和与内丘相邻的临城代家庄、陈刘庄等至迟到中唐后期多已停止了烧造，像内丘城关、西邱、南岭等窑址虽到晚唐仍有产品，但却产量很小。而如临城祁村、岗头、双井等窑最早的也只是从中唐方加入了烧造瓷器的行列，到五代末也相继停止了生产。整体观之，随着时间的推移，邢窑窑址在地域上渐趋北移，数量上大幅度减少，形成了各窑址烧造时代单纯同时堆积也不丰富的客观事实。分析其中原因，我们认为可能有以下几点：
（1）制瓷原料的采掘困难。据有关专家实地调查分析，内丘和临城一带的地质构造条件比较复杂，瓷土矿层被多组方向不同的断层切割成不大的小条、小块，即使瓷土质量很好，数量也是有限的，而且有的开采条件困难，可采矿量并无保证。当一处窑场周围可开采的瓷料采掘完后，受交通等条件的限制，一般情况下窑工们是不会长途跋涉并付出高昂代价去他处开采的。
（2）据《内丘县志·城池》记载：“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洪水泛滥，河龁西北隅，乃东迁焉，今城之西垣即旧城东垣也”。县志所记年限正值中晚唐之交，洪水泛滥势必导致交通运输的困难，影响到内丘诸窑的生产，一些窑场也可能由此被毁。
（3）中唐以前邢窑器物胎体厚重，加之生产废品较多，造成原材料的极大浪费。
（4）中唐祁村、定窑等窑场的兴起和高档细白瓷的大量出现冲击了本就并不景气的邢窑窑业。
二、不同发展阶段上的邢窑
调查和试掘给邢窑遗址的分期和断代带来了可能。在内丘城关遗址几个点的试掘中，分别发现了隋代与唐代、唐代早期与中期的叠压地层关系，在祁村遗址上发现了晚唐与五代时期的地层关系。依据调查和试掘所获资料，目前我们把邢窑由创烧到衰落大致分为六期，各期主要特征如下：
第一期，以邢台县西坚固遗址为代表，在内丘城关和临城祁村遗址上也有类似的器物残片出土，大体年代约当北朝后期。采集标本的主要特征是器物种类单纯，皆青瓷器，胎体厚重，碗为深腹，高假圈足，厚釉，流釉、积釉、开片现象普遍。器物种类虽单纯，但制作都很规范。窑具只发现有三角支钉、齿形支具和零星的蘑菇形窑柱，尚处于较为原始的制瓷阶段（图一）。
第二期，以内丘城关为代表，陈刘庄、代家庄、冯唐、中丰洞、北大丰、西丘等遗址也包含有本期遗物，大体年代约当隋代。该期遗物做工精细，种类较丰富，粗瓷占绝大多数，有青瓷、白瓷、黄釉瓷和一部分精细白瓷，黑釉器很少见。粗瓷器物一般胎体厚重，器形有碗、钵、盘、盆、瓶、杯、盅、盂、砚、罐等，以碗和钵的数量为最多。碗类器物为深腹，假圈足较低矮。绝大多数器物在胎上施有白色化妆土，釉层仍较厚，
窑具有角支钉几种，此外筒形匣钵的大量出现和使用构成了该期窑具的显著特点，也为本期精细白瓷的烧制成功提供了保证（图二、图三）。
第三期，以内丘城关为代表，陈刘庄、代家庄、冯唐、中丰洞、北大丰、白家庄、西丘等也包含有该期产品，其年代约当唐代早期。该期瓷器仍以粗瓷为主，其中较多的出现了黄釉瓷和黑袖瓷，而青瓷和白瓷则较前明显减少。器胎仍较厚重。釉层较前期变薄，透明度降低，流釉、积釉、开片现象较前明显减少。在黄釉和白釉器物上均施有化妆土。该期器物种类主要有碗、盘、钵、盆、瓶、罐等，新出现了三彩器和模制的人俑、马俑等。碗类器物唇变厚，腹变浅，假圈足变大。窑具大多沿用前期的窑柱、支钉，支钉托面变大、钉变矮，并开始出现了浅盘形匣钵和薄壁盒式匣钵（图四、图五）。
第四期，以祁村为代表，内丘城关、南岭、西邱、白家庄等窑址也包含有该期产品，时代约当中唐。该期遗物种类丰富，有细白瓷、粗白瓷、黑釉瓷、酱釉瓷、褐釉
系，鼓腹或深长腹，假圈足或足与腹界线不明显。窑具种类丰富，除前期广泛使用的窑柱、支钉、筒形匣钵外，大量使用了盘状、盒状、漏斗状匣钵。这种匣钵多体积小，重量轻，多依据器物形状而设计，具有占用空间小、任意组合、便于叠放的优点。同时增加了窑容量，提高了产品的成品率，也是本期细白瓷大量出现的前提条件（图六、图七、图八）。
第五期，以祁村为代表，岗头、双井、南岭等亦包含有该期产品，时代约当晚唐。本期器物品种明显少于第四期，多为白瓷和黑瓷，白瓷多泛黄，黄釉和青瓷已很少见到，细白瓷亦不多见。瓷器制作已显粗糙。碗类器多玉璧形底、浅腹、唇沿。执壶颈部加长，腹下部稍内收，使腹与假圈足分界明显。窑具上又开始大量使用筒形匣钵，同时盘状、盒状、漏斗状匣钵减少。三角支钉钉部变得更矮，托面多呈六边形或近似圆形。蘑菇形窑柱柱变矮，柱盘变小加厚，且多加上了印方格纹装饰（图九、图一〇）。
第六期，以祁村为代表，岗头、澄底亦有发现，时代约当五代。器物种类较多，新出现了葫芦瓶、瓷枕等。瓷器中粗瓷为大宗，其中粗白瓷为最多，白中泛黄或发灰，黑瓷已占有较大比例。碗类器物多大唇沿，宽圈足，浅斜腹。执壶为长颈，鼓腹，下腹内收，圈足底。窑具以筒形匣钵为主，碗类器物基本上采用了在匣钵内叠烧的方法。三角支钉仍是常见的窑具，与上期变化不大（图一一、图一二）。
三、举世瞩目的细白瓷
在历史上，邢窑以其白瓷而著名。调查试掘表明，邢窑白瓷有过两次成就辉煌的时
期，即隋代和中唐时期。隋代细白瓷出于内丘西关北，中唐细白瓷主要见于临城祁村，在内丘礼堂一带也有发现。而且内丘城关和临城祁村这两处窑址烧造延续时间相对较长，产品也较丰富。从地层堆积上看，相对于大多数单纯的窑址来说，这两处窑址堆积也较复杂，内丘城关遗址至少包含了隋、唐代早期、中期或晚期的遗存，祁村则至少包含了中唐、晚唐、五代时期的产品。
但两个时期的细白瓷又极不相同。隋代高级细瓷其光润程度、胎的薄度、透影性、瓷化程度乃中唐细白瓷望尘莫及，创造了短暂的神话般的成就。特别是薄胎细瓷从器物的成型、配料到匣钵的选用、入窑及窑温的控制等都绝非一般水平所能企及，从出土匣钵上粘连的已扭曲变形的薄胎细瓷片看，其烧成难度极高，可以说某一环节稍不留神即可能前功尽弃。正因为其成本高，加之其胎极薄，近乎观赏的造型，很不实用，亦远非普通老百姓所能拥有和使用，因而推测这种高级细瓷极有可能是为专门需要而开发的新特产品。史载隋炀帝奢侈腐化，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营建洛阳、开凿大运河、远征高丽等，而邢窑隋代高级细瓷从共存关系看亦应属隋代后期，因此不能排除这种高级细瓷与隋炀帝的暴政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中唐细白瓷的大量出现是邢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目前所知内丘城关、祁村、陈刘庄等窑址都有这种产品，其产量大大超过了隋代的细白瓷，其造型之优美，乃中唐
同类器物造型中的精华，而其胎的厚薄、器物大小、釉的选择适合不同层次的人使用。值得一提的是隋代高档细瓷如昙花一现，在其后邢窑几百年的烧造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细白瓷。而在两次白瓷烧制的鼎盛期中间，即唐代早期的窑址上，别说是高级细白瓷，就是中档白瓷亦不多见，这种现象与同时期所见烧制细瓷的匣钵类窑具不多正相吻合，亦与少见传世或出土的同时期细白瓷相吻合。
四、覆烧技法的早期使用
至迟在隋代的窑具上，就已出现覆烧的实物标本。一般是在一柱筒形匣钵的顶上即匣钵盖上，扣放一个或若干个碗类器物，其最初目的可能是填充空间，增加窑容量。虽然因覆扣器口与匣钵盖的直接接触而粘连，结果很不理想，但纯净没有落灰的器物内壁却给了窑工们以启发，为以后覆烧的大量使用打下了基础。
隋代或更早阶段，除少量细白瓷是装在匣钵内烧成以外，面向社会的大宗产品必须在裸露的环境中叠装仰烧而成，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缺陷。其一，因仰烧加之隋及以前产品釉层较厚而导致器内底大量积釉，使得支烧具与器物大量粘连而产品告废，同时较多的器物外壁亦因流釉至外底而粘连；其二，因仰烧不可避免地在器物内壁形成落灰与釉粘连一起的普遍现象，很不美观；其三，仰烧叠装头重脚轻，易发生倒柱或倾斜现象。
大量标本表明了在唐代早期的产品中，邢窑工匠已注意到这种现象，一方面采取薄施釉的方法以减少积釉和粘连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在釉料的配制选择上有了突破，不仅降低了釉的流动性，也使胎釉的膨胀与收缩渐趋同步，有效地避免了开片的产生。同时加大碗类内底面积，降低碗的高度，使碗壁斜度更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但落灰现象仍不可避免。中唐以前因窑容量的限制和成本的要求，不可能达到所有产品都用匣钵装烧来保证产品的质量和美观，覆烧的采用应运而生。大量实物证明，至迟在中唐，邢窑已大量用覆烧方法烧制碗、盆类器物。但中唐邢窑覆烧与定窑等所使用的传统意义上的覆烧不是一码事。定窑是以支圈作间隔装在匣钵内进行覆烧的，其器口因与支圈接触而刮去口部的釉形成芒口。而邢窑覆烧是采用三角支钉间隔叠烧而成的，最下面应是覆扣在窑柱的柱筒上，它一方面吸取了前人薄施釉、外壁施半釉的经验，另一方面继续改进器物造型，大量撇口碗即可能是这种装烧方法变化下的产物。撇口不仅是防止覆烧变形的主要手段，同时大量标本的现象表明，撇口的外壁凹槽内大部分积满了釉，有效地阻止了釉流至口沿现象的发生。
邢窑中唐覆烧产生的结果是消除了器内底积釉和落灰，但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器物外壁的落灰和部分口沿上的滴状积釉，而且仍未消除三角支钉叠烧留下的缺憾。
因而到了晚唐，随着大量各种匣钵的使用，邢窑瓷器已很少有裸烧的产品，避免了落灰。另一方面施釉更薄，仰烧时也少有积釉产生，加之在匣钵中覆烧，最下面器物的摆放已成问题，在新的技术运用之前，邢窑的覆烧在使用了一阶段后就停止了。但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代名窑窑工的聪明才智和他们自强不息的开拓、进取精神，同时也为邢窑的分期断代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五、填补空白的邢窑窑炉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前，邢窑诸窑址相继遭到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破坏，因此能否发现窑炉和窑炉的形状结构备受人们关注。在调查试掘中，为寻找窑炉颇费心思，也为试掘选点花去了很多时间和人力，最终在祁村发掘出四座窑炉，从地层叠压和遗物年代推断，其中一座为五代窑炉，另三座为晚唐时期窑炉。窑炉虽皆残破，但仍能反映出邢窑后期窑炉的概貌。
窑炉平面近似马蹄形，整体由火膛、窑床和双烟囱组成，总的说应是大火膛、长方形窑床、大烟囱。但从出土的窑炉形状看，晚唐与五代又存在明显差异。其一，相对于晚唐窑炉来说，五代时期火膛面积小而深，而窑床面积相对要大得多。很显然，这是提高窑容量上的一种改进手段；其二，五代窑炉的窑床前高后低，高差近40厘米，这不仅使得火焰与烟的流动更趋合理，也是为防止窑床因前后坯体受热不均而发生倒柱现象的一种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