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郭守敬在完成授时历的一系列工作后，已经是接近花甲之年，步入了人生中的暮年阶段，但是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在学术和机械制造等方面仍然有着较大的建树。由于他在水利工程和天文历法方面的重大贡献，得到了褒奖和升迁，他先后担任昭文馆大学士、同知太史院事、太史令等职。
  1、笔耕百余卷授时历在1281年颁行后，王恂等人不幸去世，从主管到具体承担改历事宜的负责人一个个的都不在了，然而还剩余着大量的工作。授时历计算原理与方法，需要归纳整理，撰写成书；测量所得的数据，应该分类核对，汇集成册；编订历书的数表，必须一种种排列计算，誊抄定稿；辛勤创造研制出来的大量天文仪器，要记录下它们的形制结构和工作原理，作为资料保存下来。原来的分工——总算、推测、记录、编撰等一系列的工作都落在了郭守敬一人的身上。
  编制授时历，用了大约3年半的时间，而整理资料，总结归类，编撰成书，郭守敬又花了大概4年时间。在这4年里，郭守敬夜以继日，年复一年，太史院里常常见到郭守敬挑灯夜战的身影，他把全国二十七个观测站送来的资料一一审核，对有误差的数字做了纠正。对一些新的计算公式，又进行反复运算核对，直至没有任何错误。对天文仪器的构造重新与旧仪器进行比对，找出了新仪器的优越性。终于在授时历施行两年后他写出了第一批书稿，大都是关于授时历的著作，一共有五种：《推步》七卷、《立成》二卷、《历议拟稿》三卷、《转神选择》一卷、《上中下三历注式》十二卷。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郭守敬被任命为太史令，这是元代天文方面以及国家研究机构最高的官吏，这一年郭守敬已经五十六岁了。郭守敬把已经编好的五种书籍一一呈奉给忽必烈。忽必烈阅后非常高兴，对郭守敬的工作十分满意。接着郭守敬又投入到了太史院的全面工作中，他利用业余时间把有关的天文仪器结构、观测记录、研究成果，编撰成了一部部专著，一共有九种：《时候笺注》二卷、《授时历修改源流》一卷、《仪象法式》二卷、《二至圭影考》二十卷、《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测二十八舍杂座诸星入宿去极》一卷、《新测无名诸星》一卷、《月离考》一卷。前后经过4年时间，郭守敬编撰书籍14种，105卷。这些书籍全部都收藏在国库中，只有太史院有一些复本，个别的有些书稿流传到了民间，但也只是一小部分，因为在元代，屡次诏禁民间私藏天文图集，以防妄言邪说。郭守敬的心血结晶，在社会频繁的朝代更迭和战乱中，除了主要有关授时历历法的一部分材料外，其它的都毁于战火中，实在是可惜至极。我们只能从一些历史文献中找到这些书籍的印记。
  至元十七年（1280年），新历完成后，郭守敬等人向忽必烈进呈历书时，写了奏议，在这些保存下来的奏议稿中，存有郭守敬对西汉到北宋十三家较为先进的历法的评论。另外存有郭守敬对制定新历的过程以及对新历的改革之处的简要介绍。
  在授时历颁布前，忽必烈命李谦拟定的《颁授时历诏》里，叙述了授时历废除旧历中的积年和日法的原因，以及凭着实测数据而来的积年和日法的先进性。
  至元二十年（1283年），忽必烈下诏，命李谦为新的历法写一份《授时历议》，其中李谦详述了郭守敬等人如何修改旧法，创用新法的前因后果情况。这篇文章几乎是按照郭守敬的《历议拟稿》来写就的，它引用了一定数量的原始材料，并与古代天象记录及古历同项材料互相印证核对，借以说明授时历确实“自古及今，其推验之精，盖未有出于此者也”。
  明朝初年翰林大学士宋濂等人编撰的《元史》，保存了李谦的《授时历议》，把郭守敬撰写的叙述新历推算方法的《授时历经》一起收入到了《历志》中。
  明代的大统历完全是按照授时历的原理和方法编制的。在清初编纂的《明史·历志》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梅文鼎的手笔，他对大统历有详细的诠释，也对授时历有新的发现，其中就有一些授时历的具体内容。我们从他的著作《梅氏历算全书》与《梅氏丛书辑要》中，可以深刻全面地了解授时历的相关内容。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撰写了《授时历故》，其中对授时历也有深刻的阐发。他的儿子黄百家根据他的手稿写了《明史·历志》，黄百家的手稿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与现存的各种版本的《明史·历志》都有一些出入，但是我们能够在查阅历史资料时，互相比较，取得更加接近于当时实际的情况。另外，还有明代的顾应祥《授时历法撮要》，清乾隆下旨编撰的《授时通考》，黄钺的《授时术解》等等，这些历史文献，都或多或少地载有授时历的内容，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在日本、朝鲜、韩国的一些历史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授时历的一些内容。
  2、研制新仪器授时历完成后，郭守敬把大量的有关新历的资料整理完毕，并且集印成书时，已经到了至元后期，也就是忽必烈统治的后期阶段。忽必烈在他的早期统治中，招徕流亡，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稳定社会秩序，对待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也是比较支持的。因此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人口不断增加，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逐步上升。后来忽必烈任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三人当政，他们横征暴敛，屠杀异己，张易就是在政治斗争中被杀死的。到了忽必烈的晚年时期，民不聊生，暴动和起义相继而起，政治大权被皇后南必干预，宰相大臣们很少能亲自见到忽必烈。在这种政治统治较为黑暗的情况下，郭守敬领导的太史院和司天台只是奉行公事，每年进行着常规的观测。较大的天文项目没有进行，郭守敬在这一时期的天文方面的成就显得不很突出了。但是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有着多方面的才能，除了设计大都治水工程外，他还在机械制造和机械传动装置设计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特别是在同天文学有关的计时仪器制作和开发上进行刻苦的研究。在这一时期，郭守敬研制出许多实用价值的仪器，反映了十三世纪我国机械制造的高水平。大明殿灯漏大明殿灯漏是以水为动力的机械自鸣钟。这种以水为动力的机械装置创始于东汉时代的张衡，唐代作了改进，北宋的苏颂、韩公廉等人制造过一座雄伟高大的水运仪象台，高大约12米。它的上层安装着浑仪，中层设置着浑象，底层有一座五层木阁，通过水力传动机构能自动报时、报刻和夜漏更筹，并能摇铃、扣钟、击鼓、打锣，以声响汇报时刻。南宋初年有人想在临安（今杭州）重新制作一台水运仪象台，但是没有人能够理解苏颂、韩公廉所制仪器的构造原理，就连苏颂的儿子苏携也看不懂父亲的遗作。水运仪象台的原器件在金初迁址燕京时，已经损毁。郭守敬凭着渊博的数学和机械学知识，苦思冥想，反复琢磨，不仅复原了苏、韩的水运仪象台，而且比前者更加先进，使传统的机械钟表更加完善，成为了当时完美的皇宫报时装置。
  大明殿灯漏整个机械构造通高一丈七尺，它的外表像是一个大球，坐落在一个四方的机柜内。整个灯漏分为两层，有主体和附件两部分。上部是附件，分曲梁和中梁。曲梁，顾名思义，是一个弯曲的梁，而且中间弯曲，又左右对称。曲梁的面上刻有水槽，用来定水准。中部安设一颗云珠，代表地球，左右两旁分别布置着两颗云珠，代表着太阳和月亮。曲梁两端用龙首作装饰，曲梁摆动时，龙首张吻转目，好似凝视着梁架的水平位置是否左右平准。云珠的下面，另外悬挂着一颗大珠。位于曲梁下面的是中梁，它的左右盘旋着两条腾龙，呈现二龙戏珠之状，双龙又能随上面大珠的摇摆而俯仰转动，好像在查看水槽内的水是否均匀稳定。曲梁、中梁、龙首、龙身都不是单纯为了装饰而设置，而是用来校正大明殿灯漏的水平状态，它们具有反映校正水平的工作过程的性能。
  它的主体部分分为4层，各部分结构分明，作用不同。顶部最高一层是第四层，四方环列着“四神”，即代表日、月以及天上列宿中在天球上相差半周的参宿与辰宿（即心宿）。它每天自东向西转动一周，表示天体在作周日运动。第三层按东、西、南、北方向布置着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即代表二十八宿的四象的活动模型。它们按一定时刻跳跃、舞蹈和鸣叫，与周日旋转运动相呼应。第二层四周刻有每日一百刻的度数，又排列着代表十二时辰名称的木质“十二神”。每神手中各持一块写明时辰名称的“时牌”，按时轮流在一定门口出现，报告那时正是什么时辰。另外再有一个木人立在门口，一直用手指明着刻数，正当何时何刻，一望便知。底层的四角，又是四个各执乐器的木人。每个时辰分“初”与“正”两段，每段各有四刻。这一层的木人，逢初刻鸣钟，到二刻打鼓，至三刻敲锣，最末四刻时击铙钹。一般说，在日常生活中白天六辰还容易区分估计，而每辰再细分的八刻则往往吃不准。以时牌报时，配以不同的声响报刻，这样巧妙的一具时钟，确实是相当完美的。
  大明殿灯漏的动力装备，是一组水利机械。用水车注入水壶，通过类似漏壶的一组水箱，使一个水位恒定的漏壶中的水均匀地流出，依次冲击激动一个枢轮。枢轮旁装有一整套轮轴装置。利用凸轮机构与齿轮系统，使轮轴传动装置的一重重机轮带动灯球内四层中的不同物象，作出不同的反应，尤其是第三层的四象模型，已能够自动地按时鸣叫，发出不同的声响，并且以不同的姿势跳跃。机械传动装置内装有控制速度的擒纵器，使灯漏的走速均匀，计时准确。另外还装有相当复杂的凸轮机构和齿轮系统，以带动这一整套的传动装置。
  大明殿灯漏框架的材料是用金子做主要成分的合金。灯漏的四面都点缀着各种珠宝与金银饰物，做得非常华丽。忽必烈看到大明殿灯漏的成品后，极为欢喜，将它安放在皇宫的正殿——大明殿上，因而又称为大明殿七宝灯漏。每逢皇帝即位、元旦朝贺、生日祝寿、册立皇后、册封太子、诸王与外国使节来朝以及其它重大庆典，都要在大明殿举行仪式。此时就用这座金光闪闪的灯漏来计时，来烘托盛大典礼的气氛。
  郭守敬创制的大明殿灯漏的时间因没有历史资料的确切记载，不能断定，但从一些专家的分析来看，大约在1262—1270年试制成功。郭守敬的大明殿灯漏，与前代灯漏不同的是：前代的仪器以天文观察、演示天象为主要功能，郭守敬把这两项天文功能省掉，保留了其计时部分，并在计时机构上增加报时与演示功能，称为第一台脱离天文仪器的独立计时仪器，为后世钟表的发展开创了先河。
  从钟表结构和郭守敬所处的时代来分析，由于大元皇朝向西北欧洲进军，推动了中西方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中亚和欧洲众多小国不断地向中国皇帝进呈贡品，民间的互访促进了民间交往。当时大明殿灯漏及郭守敬的著作也传到了西方。由于枢轮结构庞大复杂，制作难度也大，人们在制作钟表的过程中，不断地积累经验，大胆改革，后来用重锤代替水轮，使时钟机构体积大大缩小，结构简化，更加紧凑合理。
  时钟机构传到欧洲，经过各国工匠们不断革新，设计出具有各自特色的专门计量时间的仪器——钟表，但这已经是郭守敬制作大明殿灯漏400年以后的事情。钟表后来得到广泛应用与发展，对促进各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广泛深入到人们家庭与生活中间。为此，近来有人提出：中国人开创了钟表史，当是郭守敬达到了顶峰，钟表可以说是中国第五大发明。郭守敬创制大明殿灯漏，是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最直接的祖先，是世界上机械钟表的鼻祖。
  灵台水浑运浑天漏1298年，郭守敬制造了一座天文钟——灵台水浑运浑天漏。它是一座水力转动的浑象，与前一朝代北宋的苏颂、韩公廉的水运仪象台中层的浑象相接近。
  灵台水浑运浑天漏主要分为两部分。主体部分是一座浑象——天球仪，它的面上“点画周天星度”。球体外围有两道环圈。一环表示太阳在天球上的轨道，也就是黄道；另一环代表月亮运行的轨道，也就是白道。两个环斜向包络在球外。动力部分运用一套漏壶连续不断地流出的水的冲击力，推动一组轮轴与齿轮相结合的机械装置。这些大大小小的机轮共有25个，都是木制的，利用这组机械传动，最终可以带动整个浑象按天球的周日视运动而“随天左旋”，走动一度，就能表现出太阳运行的情况。在月环上，代表月亮的小球，会按月亮的运动速度，每天右转十三度余。这就是说，它不但能自动表演太阳的东升西落，还告诉观众，太阳在整个宇宙是如何移动的。它还能表现出晚上的夜天空如何的星回斗移，还可以为人们演示，并直观地告诉观者为什么月出东山之上的时间，每夜要延迟将近半个时辰。
  这座灵台水浑运浑天漏不但是一座天文时钟，还兼当日月运行仪，对星象观测可做参证，对历法计算可作比较。早在唐代，僧一行和梁令瓒就制造过水运浑天铜仪，外面就包络有缀以日月的两个轮圈，能演示日月行度和交会。郭守敬的水浑运浑天漏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将水运仪象台中的浑象抽出来单独安装并予以改进，进而使之能表现多种天象，但实质上是郭守敬对传统天文仪器的恢复和发扬，是郭守敬用天才的智慧把这个失传已久的机械恢复起来并进一步完善了。
  制作系列香漏漏壶是古代利用滴水多寡来计量时间的一种仪器，漏壶也称刻漏。漏壶按计时方法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观测容器内的水漏泄减情况来计量时间，叫作泄水型漏壶；另一种是观测容器（底部无孔）内流入水增加情况来计量时间，叫作受水型漏壶。最早的漏壶是在漏壶中插入一根标竿，称为箭。箭下用一只箭舟托住，浮在水面上。水流出或流入壶中时，箭下沉或上升，藉以指示时刻。前者为泄水型漏壶，叫作沉箭漏，后者为受水型漏壶，叫作浮箭漏。这两种类型统称箭漏。还有是以滴水的重量来计量时间，叫作称漏。此外，还有一种以沙代水的沙漏。中国历史上用得最多、流传最广的是箭漏。
  漏壶的发明时代目前尚无定论。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中早就有了掌管漏壶的官吏。《周礼·夏官》有“挈壶氏”，“掌挈壶以令军井”，“凡军事县（悬）壶以序聚柝”，“皆以水火守之”。“水守”是在壶旁备水，需要时往壶里添加；“火守”有两方面的意义，即夜间用火照明以观察箭上的刻度，在冬天又要以火温水，防止冻结。《史记》上曾记载司马穰苴在军中“立表下漏”以待庄贾，日中而贾违令不至，即被处死刑的事件。由此可见，春秋时期漏壶的使用已很普遍了。
  早期的漏壶，现已无存。西汉的漏壶现已发现3只，是分别在河北满城、内蒙古伊克昭盟和陕西兴平发现的。这3只漏壶属于同一类型，都是铜制单只泄水型壶，大小稍有不同。壶的形状是圆筒状，下有三足，在接近底部的侧面有小孔，安装滴水管，壶上有提梁，梁中央有长方形的孔，用以扶箭直立。
  郭守敬在年轻时期就仿照北宋燕肃制作的漏壶，制作过一套莲花漏，曾被元政府放置在燕京的灵台上作为全国的标准计时仪器使用。从历史上一直到郭守敬的时代，漏壶都是一直用水。善于创新的郭守敬就试着用其它的东西来代替水。他新制成了柜香漏、屏风香漏、行漏等一系列漏壶。
  柜香漏：中国古代有焚香的习惯，或为敬神礼佛，或为去秽除臭。如果香制得均匀，燃烧时空气相对稳定，那么焚香可以作为计量时间的一种方法。南宋王应麟《小学绀珠》卷一“晷漏四法”条记道：“铜壶、香篆、圭表、辊弹。”这香篆就是香漏。因为把香制成曲折盘蛇形（以减少占地面积而又能燃多时间），有如篆字，故称香篆。郭守敬把香放入柜中，大抵是为了保持燃烧时空气流的稳定。柜香漏不可能用香料末子来简单地代替水，肯定还有较为复杂的结构，由于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参考，它的具体结构和形制我们是不得而知了。
  屏风香漏：简单说是把香漏放在屏风上的。郭守敬的学生齐履谦说屏风香漏“以备郊庙”，屏风香漏是为皇帝祭祀天地、祭祀祖先时放在神庙里用的。郊祀庙祭时有一套复杂的礼仪，其中多有时刻规定，因此计时仪器是少不了的，使用屏风香漏则兼有计时和敬神的作用。
  行漏：这是供皇帝出行时随行用的，由专人携带随行，用以计量时间。那时的漏壶早已是多级制，比较大，不是小型的单壶了。行漏的形式比较简单，带在路上比较便利，具体的结构相比前两者没有多大的区别。
  元延祐三年（1316年）的一套漏壶，现保存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是三级漏壶。这时正好是郭守敬去世的那一年，不是郭守敬的杰作，但当时肯定是吸收了郭守敬一系列漏壶的优点而制成的。试制木牛流马三国时代蜀国的诸葛亮曾经六出祁山讨伐魏国，曾经制造过木牛流马。查考史书，《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上述记载明确指出，木牛流马确实是诸葛亮的发明，而且木牛流马分别是两种不同的工具，从木牛流马使用的时间顺序来看，先有木牛，后有流马，流马是木牛的改进版。诸葛亮造出木牛流马200年后，据说南北朝时期的科技天才祖冲之造出了木牛流马。《南齐书·祖冲之传》说：“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但是祖冲之也没有留下任何详细的资料。
  郭守敬经过长期细致地研究，了解了木牛流马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从物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复制和改造，最后试制成功，敬献给忽必烈，忽必烈看后深为震惊，并大悦。史书上对郭守敬的木牛流马做了评述：“虽不尽得诸葛旧制，亦自机妙”。3、议开铁幡竿渠郭守敬在晚年从事的水利工程工作除了著名的大都治水，就是他设计的铁幡竿渠了。
  在今天的上都城旧址上有龙岗、铁幡竿山和铁幡竿渠等。传说当年刘秉忠建开平宫城时，因这一带原为大海，水中有蛟龙，于是刘秉忠作法驱龙，并立数十米高的大铁幡竿来镇压之，不久，海水退去，蛟龙失去依托，只好腾空远遁，后人遂将铁幡竿所在的山称为铁幡竿山。
  “铁幡屹立海水竭，卧龙飞去空冥冥”说的就是这件事。在哈灯台山上，至今铁幡竿的基座仍然还在，成为上都的一处有名的景观。其实，它的出名，不仅因为这神奇的传说，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里有郭守敬设计开凿的著名的泄洪水利工程——铁幡竿渠。
  1298年，元朝廷的有关人员想在上都西北郊的铁幡竿岭脚下，开出一条河渠南向通到滦河，用以宣泄山洪。元皇帝同意了这项工程，并召来郭守敬到上都商议规划。郭守敬在上都亲自勘查、测量、设计，根据上都西、北两侧群山绵亘和这一带多年来的降雨情况，以及连年爆发山洪的历史记载，认为这一带虽然平时似乎水流平缓，然而暴雨季节时积聚的水流容易引发山洪爆发，基于这一点考虑，郭守敬认为对洪水流量的判断不可低估，河道务必要开得宽广，以便能承受山洪爆发时的水量。他明确指出：河道的宽度必须要达到五十步至七十步（约75—105米）。可是主管此项工程的官员目光短浅，舍不得在这上面花钱，对郭守敬的建议置之不理，认为郭守敬是夸大其词，并在施工中，擅自把郭守敬确定的完成渠的宽度缩改了三分之一。渠建成的第二年，恰巧碰上了连日的倾盆大雨，山洪直泻如注，河水骤然猛涨，直冲滦河。由于新开的铁幡竿渠宽度不够，容纳不下奔腾而下的洪水，顿时横溢两岸，泛滥成灾，淹没帐篷牲畜无数，汹涌的波涛还差点淹及皇帝的行宫。皇帝铁木耳不得不在第二天马上向更高的北部山岗上迁移，临行前，他想起了郭守敬说过的话语，禁不住感叹地对左右大臣们说：“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
  铁幡竿岭下的铁幡竿渠遗迹还在，现在在上都城西北3公里处，有一个宽约1公里的山口，山顶上尚存有一个石砌的高台。两山之间有一个古拦洪坝遗址，应该是古渠道的遗址，大约有10里长，现在仍保存得相当完整。坝身是用褐色粘土夯筑的，外用石块砌成，坝北迎水，南侧则又附高约4米的土堤以加固，坝西头留有溢洪口，下接溢洪渠，斜折东南下，向南流入闪电河。整个堤坝工程，形状像只畚箕，从西北向东南，保护着上都不受洪水的侵害。这一工程是较为成功的大型泄洪水利工程，成为郭守敬留给草原人民的一件永久纪念品。
  4、重修通惠河闸坝郭守敬在1293年开通惠河时，建造了二十四座闸坝，由于当时务求速成，都采用的是木制的闸坝，时间久长，有些木闸开始腐朽，使漕运有时不能正常运转。郭守敬建议把已经腐烂和没有腐烂的木闸全部依次改建成石闸。为此，他要求闸户们培训学习石工、木工、铁工、和炼石灰的技术，并亲自上课指导。这样改建石闸的任务交由闸户办理，就不再征发民工。从1311年到1327年经过近17年的改造工程，通惠河上二十四座闸坝才基本完成。这已经是郭守敬去世10年后的事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通惠河的闸坝遗迹亦是改建后的石闸。
  在白浮引水的长期的运行中，出现了一些实际问题。郭守敬借鉴前人的经验，加上自己的创新，成功地解决了技术难题。在白浮引水的路线中的渠道与山溪的交叉口，有十二处“清水口”建筑，郭守敬在大德十一年（1307年）提出将十一处水口改为“编荆笆”建筑，改用“荆笆编笼装石”的方式筑成溢流堰，就是渠道通过小溪故道地带所建的一种临时性挡水溢流建筑物。它本身是渠堤的一部分，又可起到“自溃堤”的作用。当发生洪水时，该段堤堰被冲毁，洪水可泄入原河道排入沙河，起到“以泄水势”的作用，避免下游渠道溃决和把过量洪水引入城区。这种“笆口”式的建筑一直应用到清朝。郭守敬当年修笆口的十一处地址，与今天京密引水渠下念头村至白家疃一段渠道上集中了十二座立交工程相比较，地点很接近。“清水口”工程妥善处理了引水与防洪的关系，保证了大都城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的安全。元末明初几十年里，白浮引水工程由于长期没有治理，全线湮废。明代在解决北京水源紧缺问题时，曾考虑重修，但是因无人解决水工技术上的难题，未能实施。由此可以说明郭守敬创建时的难度了。
  5、老骥伏枥大德七年（1303年），据《元史》记载：“七月丙子，诏除集贤，翰林老臣预议朝政，其余三品以下，年七十者，各升散官一等致仕”。意思是说，凡年满七十岁的三品以下的官员，都要去职返里。这时郭守敬已经73岁了，他也像其他官员一样，提出了致仕的请求。但是元成宗说：“公以旧臣且朝廷所施为，独不许奏请”。这正是郭守敬在天文历算、河工水利方面的重要贡献无人替代，国家不能离开他，唯独不批准他离职，继续留任。就此开了一个先例，后来并作为一种规定：太史令及其他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员，都一律不准退休。
  郭守敬在请求退休后的10年里，一直在太史院工作，尽职尽责，延祐三年（1316年）去世，终年86岁。他享有高龄，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去世后归葬于故乡——邢台，墓地在今邢台市区西北30里的郭村，当地人把他列入乡贤祠，以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