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规模宏大的四海测验，反映了郭守敬天体测量工作的广度，恒星观测就非常能够体现郭守敬在深度上对天体测量的重大成就。制定历法，对日月五星等各种天体位置的测量，必须要以二十八星宿的距度为依据，并且数值要精密。郭守敬是对星空较为熟悉的，从小积土为台，自制仪器，观测星空，在加上他入仕后从事天文工作后积累的丰富经验，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间测量了二十八星宿的入宿度和去极度。战国以来，历代的二十八宿的距度单位都是度，北宋虽有度下附少（1/3）、半（1/2）、太（2/3）的，仍显粗疏。郭守敬所测的结果的表达方式是在度之下采用百分制，以五分即1/20度为最小单位，精确度比以前大为提高。在李谦所著的《授时历议》中指出元代恒星测量值与历代测量不同的原因，一是前人的测量不够精密，另一个是恒星经过多年可能“微有移动”。
  从郭守敬所测的二十八宿的数据来看，误差超过10′的只有一宿，即胃宿误差为11′43。有五宿误差极为微小，未超过1′。而误差最小的室宿，只有0′03。整个二十八宿的数据平均误差为4′22，还不到郭守敬所取的最小单位值5分。所以这一次测量，就当时的时代条件来说，已经是非常精确和远超前人的。
  郭守敬除测二十八宿宿度外，还测量了全天的恒星。战国时期，魏国的石申编著过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到了汉代，天文书籍共记载天空一共有283个星座，1464颗星。唐宋时，天文工作者对这些恒星都进行过观测，并做过详细记录。但那时只观测了每个星座的距星以及少数几个特殊星座的每颗星，如北斗七星和紫薇垣星座的垣墙十五星等。那时测有数据的星的总数没有超过400颗。郭守敬所测定方位的星、以及星的数目特别多。从他的著作《新测二十八舍杂座诸星入宿去极》一卷及《新测无名诸星》一卷来看，郭守敬不但对传统的1464颗星加以测量，而且还对两千年以来未曾起过名字的星星，也选取了相当多的数目，测定了它的入宿度和去极度。其中741颗星的去极度，631颗误差小于1度。663颗星的入宿度测量中，631颗星误差小于1度。紫薇垣星座中78颗星入宿度，有44颗星误差小于1.5度。这是一份完备的星表。远远超过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皇祐十二世纪的星表，单是比中世纪时期在中亚地区通过实测而制定的兀鲁伯木星表早了150多年。至于西方著名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观测制定的星表，完成于十六世纪末，表内的星数只有1005颗，时间上也比郭守敬晚了300多年。
  郭守敬制定的恒星表很有价值，直到清初仍在民间流传着。清代的学者梅文鼎曾经在旧书摊上收购到一份载有全天星宿入宿去极度分的、未标明作者姓名的残坏刻本，他经过一番考订，将这部书命名为《古历列星距度考》，并著录在他的著作《勿庵历算书目》中。他还在福建看到过相同的写本，并马上从中补抄了他收购到的刻本中。梅文鼎从书中记载的各星的入宿度、去极度以下的百分制记法来分析，应是元朝历法中的制度，他因此断定是郭守敬传记中所讲的《二十八舍杂座诸星入宿去极度分》及《新测无名诸星》的两部书。我们现在看到的郭守敬所制的恒星表即是清代人所转录的郭守敬的天文著作。
  郭守敬所制的恒星表，在星座图形的星圈旁标注入宿去极度分，把星图和星表融合在一起，便于人们对照查看。这是恒星图表表达方式的一种创新，可谓独树一帜。他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恒星表，已可从现存的石氏星表、宋代星表至元代的星表，以及从敦煌星图到元明诸星图，贯穿成了一条链锁，反映了中国古代星象观测比较完整的面貌，并且反映了中国在世界恒星观测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