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当今社会，人们传递邮件，互通信息，可以使用飞机、轮船、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以及电报、电话、网络等通信设备，既快捷，又准确。而在我国古代，人们传递信息主要是依靠人力和畜力来完成的，方法有鼓语、烽火、驿传、信鸽等，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驿传。
  驿传，是我国古代政府设置的一种供使臣出巡、官吏往来和传递诏令、文书等用的交通组织。它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称为遽、驲（古代驿站专用的车）、邮、传等。《孟子·公孙丑》中载，“德之流行，速於置邮而传命”，可见，当时邮驿制度已相当发达。秦统一六国后，由于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需要，在秦及其占领的六国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驿道，形成了一个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并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驿传制度，制定了相关法律。汉承秦制，驿传制度进一步完备。当时，用车传送称“传”，用马传送称“驿”，步递称“邮”，三种称呼互相通用，也称为“置”。汉代驿传制度是在交通要道上约隔三十里设置一驿，即供应人夫、车马和食宿的交通站。驿有传舍，可供歇宿。各级来往人员及其随从的膳食和驿马的饲料，都有一定的标准。持有官府颁发的符、传，过往的旅客都可在传舍止步休息。驿与驿之间或不设驿的一般道路上，则由主察奸盗的亭兼管文书传递。十里一亭，五里一邮。亭也可止宿。文书由驿及亭、邮传送，有很具体的规定。到了唐代，全国空前大统一，驿传的设置、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制度更加完备。全国共设置驿一千六百四十三所，其中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津渡处设置水陆相兼之驿八十六所。宋代的驿以接待为主，通信主要由急递铺承担。元以后的驿站则将接待、通信、运输合而为一。
  发展到元代，驿传的规模更大，组织更严密。当时，驿传称为驿站，又叫站赤，为蒙古语amui的音译。“站”是蒙古语Jam的音译，它的意义和汉语中的“驿”相当，“驿站”是用两种不同语言的同一意义的词语组合而成的一个新词。“站赤”意为站务管理者，泛指站的管理制度。
  元代的驿站始建于成吉思汗（1206-1227）时代。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以后，便挥师南下攻打金、西夏，西征中亚，占领了广大地区。在长期的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中，成吉思汗注意保存金朝原有的驿传，并仿效中原的驿传制度，在境内建立起最远通往中亚的驿站。当时，长春真人邱处机从中原前往中亚觐见成吉思汗，途中就是使用驿骑，通过驿道到达中亚的。
  窝阔台汗（1229-1241）统治时期，命各千户从所管百姓中签发站赤、兀剌赤（ulaai，马夫）承当站役，出备马、牛、车具等物，选地建站；增设了从蒙古本土通往察合台汗国和拔都封地，从国都和林通往中原汉地的驿站，扩大了驿站的规模，基本上建立起贯通当时整个蒙古国疆域的驿站系统。他颁布了乘驿的规定，初步制定和完善了有关站赤的管理制度。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逐渐建立起以京城大都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驿站系统，把全国各地联结起来。从大都往东到通州，往西北到昌平，往西南到良乡，有三条驿站大道。从通州、昌平、良乡再分若干站道，东北直抵奴儿干（今黑龙江省河口），北方可通到吉利吉思部落（今叶尼塞河上游），西北达到今天的新疆境内，西南直到乌思藏宣慰司辖境（今云南、西藏地区），范围之广远远超过前代。元朝在这些遍及全国各地的驿道上，建立驿站一千五百余处。当时的交通有陆道和水道之分，因此驿站也分为陆站和水站。其中，陆站，又叫旱站，交通工具主要是马、牛、车、轿等，又有马站、牛站、车站、轿站、步站之分；水站，又叫水上驿站，交通工具主要是舟船；辽东黑龙江下游地区一些驿站，以狗拉雪橇为工具，在冰雪上载运使者，运送货物，因而，又称狗站；至元二十六年（1289），为了运送外国使臣进贡的奇异货物，特设从泉州到杭州的海站。陆站两站之间的距离，从五六十里至百数十里不等；如相距路程较长，则於中间设置邀站以供使者休息。每站役使站户和所备马、牛、舟、车数目，视其交通繁闲程度而多寡不同。繁忙的站，站户多至两三千户，一般为百余户至数百户，江南轿站则只有一二十户。步站置搬运夫，专为运送货物而设。元代最多时役使站户多达到二、三十万户。站户另立户籍，主要负责为过往使臣及其随从提供交通工具和给养。
  元代水上驿站共建有四百余所，在当时的内河航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郭守敬为官五十余年，曾两度出任国家水利部门的最高长官——都水监，长期负责河工水利工作。期间，他参与了元朝部分水上驿站的规划和建设。
  1265年，为了探究黄河河套段能否漕运，西夏治水后，郭守敬率领随从乘船顺黄流而下，四昼夜到达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以亲身试航的成功，证明此段黄河可以通航。返京后，郭守敬在向元世祖忽必烈汇报西夏治水情况时，提出了在河套黄河河段上建立水驿，通舟漕运的建议。不久，忽必烈下令，在中兴（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至东胜州之间1200余里的水路上，设立水站四十所，以确保此段黄河线路上漕运船只的供给。水上驿站的设置，漕运的开通，大大加强了元朝中央对西北地区的管理，便利了河套和西夏故地的开发。
  1275年，蒙古军队大举进攻南宋。为了方便前线与京城的联系，保证华北对前方军需供应，朝廷派郭守敬前往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北部一带勘察汶水、泗水相通的形势，以便在原有陆路驿站之外，再增设水路驿站，相互配合，提高通信和交通的能力。郭守敬在北起山东陵州（今山东省德州市），西南到河南汲县，东南到江苏徐州东南吕梁洪，边长为410公里的三角形范围内，进行反复勘测，最后确定了利用汶水、泗水沟通卫河的线路，并指出在天津杨村至江苏徐州间运河上增设水站的具体数量和大致位置。后来，元世祖忽必烈正是根据郭守敬的规划，建立起了天津至徐州间的水上驿站。它们的设置，为元军攻宋前线提供了快速、高效的通信和物资保障。
  此后，元朝政府还按照郭守敬对南北运河线路的规划，先后开挖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将南起杭州，北到大都的运河（即京杭运河）全线贯通，在这些新开的河段上设置了相当数量的水上驿站，如临清驿、通州驿等，它们和大运河上原有的水驿，构成了整个京杭大运河上的驿传体系，为南来北往的船只提供停靠的码头，为船上的官员、使者、商贾们提供住宿、餐饮的便利。京杭大运河上驿站的设立，促进了我国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尤其在南粮北运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