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至温（1217—1267年），字其玉，号全一，本为金邢州城内（今邢台市区）郝氏子。至温自幼聪敏异常，六岁时他的母亲带他到庞马村，在净土寺的下院拜见寂照禅师。寂照问他：“你愿意当和尚吗？”他点点头，以心许之。此后不久，寂照因蒙、金不断在邢州一带交战，避难辽西（今山西大同市西）。金正大四年（1227年），十一岁的至温被家人送至净土寺，礼拜寂照的弟子辨庵纳公为师，削发为僧。当时净土寺住持无还富公对僧众约束甚严，而至温从不以已过为忤。另据黄缙《上都大龙光华严寺记》，可知寂照即后来住持邢州天宁寺的虚照。而至温与刘秉忠同为其座下弟子，即所谓“少相好，同为僧”，刘法讳子聪，至温法讳子玉。因知至温为其字而非其名，而其玉应是子玉之误。
  正大七年（1230年）,无还富禅师应万松行秀之邀，北上燕京万寿寺讲法，年方十四岁的至温与净土寺十僧随同前往。当时，住持万寿寺的行秀正在开讲曹洞宗第十一祖青州一辨所留公案，门庭高广，已成四方之尊。少年至温虽觉行秀师道森严，似不容人，又看到了他的才气过人，博记多闻，论辨无碍，百家诸子之言多所涉猎，草书俊逸颇得颠素之遗法。仰慕之下，他遂于此年转拜行秀为师。自此凡行秀所作偈颂法语，至温一闻皆能了然于胸，并常以侍者身份代行秀应对参谒者。由于至温能深得行秀禅学之要，故其谈锋犀利，凛然难犯,深得时人赞许。元太宗十年（1238年）,年长至温一岁并与其为少年好友的刘秉忠因慨叹“大丈夫不得志于世间，当求出世间事”，被邢州天宁寺虚照禅师招致为僧。而代虚照前往武安山中招致刘秉忠者，就有至温。所以虞集在撰《敕赐佛国普安温禅师塔铭》时说：“刘公大厌世，故思学道，师劝之为僧，同参西京宝胜明公。”所谓明公，即指虚照弘明。而西京宝胜寺则是虚照在来邢州天宁寺之前曾任住持之所。次年（1239年）,刘秉忠因临济宗大师海云之荐进入忽必烈潜邸后，深得礼遇并逐渐成为忽必烈的帷幄重臣。刘秉忠因向忽必烈推荐说，至温亦有经天纬地之才，实为可以大用之人。忽必烈因此召见至温，相互交谈后非常高兴，并要授其以官职。至温辞谢说：“能使佛法在天下流通，才是臣僧的毕生志愿。至于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并非我所希望。”但由于忽必烈与刘秉忠的真诚与热情挽留，至温仍在忽必烈的幕府中留居了三年，并在忽必烈处理军国大事时，多有赞预。约在元太宗二十年（1225年）年初，当至温辞别时，忽必烈特向其赠送了大批金资日用而不计其费。
  元宪宗四年（1254年），刘秉忠奉命规划创建开平城（即元上都，在今内蒙正蓝旗闪电河北岸多伦县附近）时，特意在城中兴建了一座被称为“天宫”的大龙光华严寺，并请忽必烈聘至温为该寺首任住持。忽必烈准其所请，并由元宪宗赐至温以“佛国普安大禅师”之号，委其总摄关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邢、洛、磁、怀、孟等州僧尼事，使至温成为北方汉传佛教界的领袖人物。从此，至温锐意护卫佛教，凡僧之田庐见侵于豪富及他教者，他都要力争使其归还僧人。
  宪宗六年（1256年）正月，海云奉敕召集天下高僧，在昊天寺举行资戒大会，至温奉命持旨宣布中外而辅成之。据《续指月录》，海云在正月初二即这次法会举行的次日，即于会中突患风疾而半身不举，因知这次法会实际是由至温主持完成的。
  元宪宗九年（1259年）,佛、道二教均欲在蒙古贵族面前争取唯我独尊之地位，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蒙哥汗遂召集二教领袖于和林，要他们相互论辨，剖决真伪。至温和行秀的另一弟子福裕作为佛教界领袖，参加论争。论争开始前，二教相互约定，道胜则僧冠首而为道，僧胜则道削发为僧。论争中，僧问道：“你们道教的《老君化胡成佛经》等书说，老子化胡成佛。你们说说佛有什么深义？”道士回答：“佛就是觉悟，就是觉天觉地觉阴觉阳觉仁觉义。”僧说：“错了。所谓觉悟，即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三觉圆满，故号佛陀。绝非觉天地、阴阳、仁义就可以概括。”这时，听取辨论的忽必烈特意对其近侍说：“我早就听说，仁义是孔子之语。道士们说佛是觉仁觉义，也太荒谬了。”当道士又持《史记老子列传》等书为证，欲出多说侥幸取胜时，佛教的首席代表八思巴问：“这是些什么书？”道士回答：“前代帝王之史书，”忽必烈插言：“今天让你们辨论二教经典的真伪，用不着攀援前代帝王。”八思巴说：“佛祖所在的古天竺也有这种史书，你们知不知道？”道士回答不知。八思巴说：“古天竺国王频波罗作赞佛偈时，老子在哪里？”道士不能回答。八思巴又问：“《史记》中有老子化胡成佛的记载没有？”道士答：“没有。”八思巴又问：“老子所传何经？”道士答：“《道德经》。”问：“《道德经》中有化胡事没有？”答：“没有。”八思巴遂说：“既然《史记》和《道德经》中都没有化胡之说，可知《老君化胡成佛经》等书是伪造无疑。”尚书姚枢遂当众宣布，道教在这场论辨中彻底失败。忽必烈于是下令如约行罚，命近臣脱欢将参加论辨的道教领袖樊志应等十七人押往大龙光寺，交至温将其削发为僧，并将《道德经》之外的四十五部道教经典全部焚毁，勒令道教将其占据的二百三十七处寺院悉数归还僧人。汉传佛教界因对至温这一无上功德念念不忘，认为忽必烈中统建元，佛教大盛的根基即奠于此。至温则在这次论争之后，主动纳印辞职，每年除用官赐给他的资金修寺之外，对一切世味均已淡泊自如。
  中统元年（1260年）六月，忽必烈在刘秉忠等辅佐下称帝，创建大元王朝后，特在日理万机之际，诏至温自邢州天宁寺起钵，与真定刘郁、彰德胡祗遹等一起，乘传赴阙，商讨国是。至元四年（1267年）五月二十二曰，至温圆寂于开平大龙光寺。荼毗之后，其心、舌、牙不坏，且化舍利无数。关于忽必烈与至温、至温与元初政治、佛教之间的关系，虞集曾作如是评价：“世祖皇帝圣度如天，善驭豪杰。自在潜邸，至于混一海内，天下之人材大小毕至，以足其任使。故其功业之盛巍巍然、赫赫然。三代之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浮图氏以寂灭为宗，而材器文辨如温公，亦岂常人之流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