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1、后赵国师佛图澄
  佛、法、僧号称佛教三宝，其中僧是最活跃的因素。佛法是由人创造、传播、发展的。僧人是佛教文化的主体，所谓佛教史，就是僧人活动的历史。所以，要了解中国的佛教文化，必须先了解那些献身佛门、活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高僧，要了解邢台的佛教文化，同样如此。
  寻根溯源，中国佛教史要从东汉明帝感梦求法讲起，而佛教在中国得到实质性发展，则要从佛图澄在后赵襄国（今邢台）弘法讲起。
  自人猿揖别，人们对精神家园的追求，是与其对物质世界的探索并行不悖的。当人们在物质世界遇到难题，感到困惑时，往往会回到精神领地寻找答案。这就使永恒的人类精神家园蒙上了种种神秘的色彩。中国历代高僧超凡脱俗，毕生持戒苦修，弘扬佛法，其行为也多笼罩有一层神秘的光晕，令世俗之人惊羡崇拜。佛图澄就是这样一位岀类拔萃的神奇高僧。
  佛图澄（231-348年）,本姓温，原是罽宾小王之次子。《高僧传》记载他俗姓帛，西域人，可作参考。他自幼出家，曾诵经数百万言，且能善解经义，精通小乘佛教的一切有部说。来到中国后，他又曾长期留住敦煌，受到大乘佛教般若空宗的深刻影响，并对儒家学说和中国历史有了相当多的了解，竟能在和中国的士族知识分子论辨疑滞时，游刃自如，令人叹服。
  西晋永嘉四年（310年）,已在西域诸国获得高僧之誉的佛图澄再次来到中国，并深入西晋王朝的东京洛阳，意欲建寺弘法。时值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北中国进入所谓“五胡乱华”期。连年争战中，西晋王朝芨芨可危，中原大地—片混乱，致使佛图澄在洛阳建寺弘法之愿落空。他只好暂避民间，静观中国的时局发展。在此期间，羯人领袖石勒的不凡战绩逐渐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
  永嘉五年（311年）十月，已被汉王刘聪拜为幽州牧、镇东大将军、都督并幽二州诸军事领并州刺史的石勒率军转战豫州，临江北还，屯兵葛陂（今河南新蔡县）。这时，年逾八十高龄的佛图澄面对着石勒几近疯狂的民族仇杀行为，以慈悲为怀，秉承佛祖普度众生之旨，策杖军门，投住到了石勒帐下大将军郭黑略营中。郭黑略虽系一介武夫，恻隐之心却很快就被佛图澄的悲天悯人所感动，接受了佛门五戒并对佛图澄执弟子礼。郭黑略原本有勇无谋，但自此跟随石勒征战，往往能预言胜负。石勒倍感奇怪，因问郭黑略是何缘故，郭说：“现有一位老僧，才智非常，说您将来
  会拥有华夏，但应拜他为师，我前后所言，都是他教给我的。”
  石勒大喜，认为是上天所赐并马上召见了佛图澄，咨询佛法有何灵验。佛图澄深知，当时的石勒作为奉杀戮为圭镍的征服者，是听不懂也听不进佛教的深奥哲理的，因而决定用一些看似神奇的幻术，先取得其信任。为此他取钵盛水,焚香诵咒，倾刻间使钵中出现了一朵光彩夺目的火莲花。石勒目睹这一奇妙现象后，当即表示信服。他又乘机进言：“治国理民的有道明君如能把德化推行天下，会有种种祥瑞出现；反之，如果残暴荒淫，政治腐败，就会有慧星出现。不同的天象，预示不同的人事，或福或灾，都是古今的常征，天人的明戒。”
  石勒髙兴地接受了佛图澄的劝戒，使很多可能遭到民族仇杀之人得以幸免。佛图澄的慈悲和神通很快传遍中原大地，使大批汉人和五胡之人由此皈依佛教。《晋书》、《高僧传》等文献说，佛图澄善颂神咒，能役使鬼物，能以麻油杂胭脂涂掌，看千里之外犹如对面，能听铃音预言事之成败，甚至说他腹旁有一孔塞着絮物，夜晚读书时取出絮物，孔中所放之光能照亮整个房间，有时他还会把五脏自孔中取出洗涤，洗净后再放回腹中，中丘（今内丘县）城西十三里处的洗肠渊即他的洗肠处，他还能咒龙出水，襄国（今邢台市）围丸祠即达活泉的龙王庙即为纪念他咒龙出水而建（另说邢台城西北十里的龙岗为他咒龙出水处）；当他阴施默益，应时为人治疗流行性痼疾或疑难杂症收得奇效时，他又被人看作能起死回生的神医。如此等等，越传越奇。
  究其实，发生在佛图澄弘法过程中的种种神奇之事，只不过是被他或他的弟子及崇拜者人为加上神秘色彩，进行了夸张式宣传。只要加以理智的分析并还原，即可发现他的奇异完全源于对“五明”诸术的精通。所谓“五明”，是古印度和西域各国高僧为了弘法需要，所掌握的五种才能。其一曰声明，即语言文字学；二曰因明，即逻辑学；三曰内明，即佛教经义；四曰医方明，即医药学；五曰工巧明，即工艺技巧、天文历数甚至魔术杂技等。
  永嘉六年（312年），石勒纳张宾之策，进据襄国，奠基拓疆，开始了对后赵政权的创建。当时襄国一带正在流行着一种世莫能治的“痼疾”，经佛图澄配方施治，恢复健康者不可胜计。当石勒的养子石斌突患暴病，昏死两日后，经佛图澄对症施治亦起死回生，很快痊愈。石勒因视他为神僧，把年幼的儿子们都送到了襄国的佛寺中去寄养，并于每年四月初八佛诞日到寺中灌佛，为诸儿发愿。但当石虎寄养在襄国佛寺中的两个孙子得了重病,太医殷腾与其他西域僧人为其施治时，佛图澄却对弟子法牙说：“即使神
  医复出，也治不好这两个孩子的病，何况殷腾他们！”三天后，这两个孩子果然不治而死。据此可知，佛图澄并非包治百病的神僧，他对人们各种病情乃至一些不治之症的诊断，均出于他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医学实践，只不过让普通人觉着特别神奇而已。这是他精通医方明的一些确证。
  佛图澄能使手掌中出现火莲花或喷酒成雨,则是他能巧妙、熟练地使用麻油、胭脂、酒精及其他应器、“鬼物”，亦即应该具备的一些化学材料或道具，表演出的一些颇使当时人感到神秘的幻术，不过是他所精通的工巧明中的雕虫小技而已。当襄国城堑水源突然断绝，佛图澄和弟子法首等至围丸祠泉源调查，发现源头久已干燥，圻如车辙后，才自称能咒龙出水，并在大做法事的现象下，率众弟子经过连续三天的疏通，使得泉水复活。这表明，佛图澄不仅精通地理水脉，而且是一位颇重调查研究，勇于实践的水利专家。
  但佛图澄最使石勒和石虎等人信服的，乃是他对政治的高瞻远瞩和对军事的参谋如神。而佛图澄能够如此，首先取决于他的弟子众多，耳目广布，信息灵通，并通过自己的逻辑思维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然后再附会铃语或其他说辞，为自己的判断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永嘉六年（312年）的襄国保卫战前,石勒面对鲜卑酋长段末柸所率铁骑的凌厉攻势，颇有怯敌之意。佛图澄在听到张宾安排周密的破敌之策后，当即与张宾相互配合说：“我昨天听到襄国城中寺院铃语，明天早饭时就可擒获末柸。“石勒听后信心大增，遂依张宾之谋调兵遣将，伏奇兵于北门，以突袭战术生擒了段末柸，取得了襄国保卫战的胜利。后赵十年（328年），
  刘曜亲率前赵举国精兵，攻打后赵洛阳。石勒欲率后赵雄兵，亲与前赵一决雌雄，内外臣僚皆进谏以为不可。当石勒为此征求佛图澄的意见时，佛图澄审时度势，再次假借铃语激励石勒：“佛寺相轮铃语，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这是句羯语，意即“军出必捉刘曜”。石勒听后很受鼓舞，乃留长子石弘与佛图澄共守襄国，自率后赵雄兵直趋洛阳，与石虎的洛阳守军内外夹攻，很快击溃前赵大军，生擒刘曜，消灭了前赵政权，兼并了前赵领土。
  石勒兼并前赵，改元建平，自称赵天王行皇帝事后，对佛图澄更加崇信，有事必咨而后行，并尊称他为“大和尚”，使他成为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位取得国师地位的高僧。建平四年（333年）十月，石勒病故后，后赵政权被石虎篡夺，国都也由襄国南迁邺城（今河北临漳县），但自西晋永嘉六年（312年）至此，佛图澄以襄国为中心，已在后赵境内弘法二十余年，并取得了“中州胡晋，略皆信佛”的空前成果。
  石虎面对举国上下，皆是佛教信徒的局面，对佛图澄更为优礼有加，同时颁布诏书，尊佛图澄为“国之大宝”，特准他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曰，佛图澄升殿时，常侍以下官员都要为他举舆，太子和诸王公都要为他扶翼，佛图澄在朝堂落座后，再由主持人高唱“大和尚”，引导百官起身致敬，以彰其尊。石虎且命司空李农每天早晚要亲向佛图澄问安，太子和诸王公卿每五天要礼拜佛图澄一次，从而正式确立了佛图澄在后赵的国师地位。
  当然，佛图澄在后赵弘法，并非一帆风顺，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难题，但都被他以随机应变的大智慧化解了。残暴成性的石虎曾质问他:“佛法不杀，朕为天下之主，非刑杀无以肃清海内。如此就是犯戒杀生，我虽信奉佛教，又怎么能获得福报？”这显然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佛图澄却巧妙作答：“帝王事佛，当在体恭心顺，显畅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至于凶愚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倾财事法，无解殃祸。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则佛教永隆，福祚方远。”正是这番似乎是由佛立论的话，既为石虎，也为此后历代王朝崇信佛教的统治者面对着不可杀生的戒条，而能举起屠刀向其反对者行使镇压之权，解脱了两难之困。
  佛图澄道化既行，后赵之民不分胡汉，略皆奉佛，营造寺庙，相竞出家，已成一时风尚。这就导致了一种负面的社会现象，即僧侣队伍良莠混杂，多生僭过。为此，石虎诏询中书省，探讨解决方法。中书著作郎王度认为，自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汉魏两朝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正统文化，皆严禁汉人出家为僧。鉴于后赵是羯人建立的多民族共存之国，可对佛教发展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允许“国人”即五胡之人奉佛或出家，但为达“华夏服礼，不宜杂错”之目的，应严禁赵人即汉族人奉佛或出家，其已经岀家者要责令还俗；为保持“大赵受命，率由旧章”的国家体制，保障国家财政收入，还应严禁后赵的百官卿士即国家公职人员和五胡中的奴隶奉佛或出家。
  但王度的这些建议却剌痛了石虎的民族自尊心，使他阅后毫不犹豫的颁布了这样一道诏书：“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允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于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
  这时的后赵对于中国来说，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石虎的这道诏命也就成了自佛教进入中国后，由国家元首正式颁布的允许其全面发展的第一道开放令。正是这道政令，成就了佛图澄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奠基人地位，使他得以把佛教的发展推进到了准中国化阶段。这道政令推行的直接结果，是使佛图澄的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接近万人，并在他所历州郡创建了佛寺893所，可谓盛况空前。
  建平十四年（348年）年末，佛图澄以117岁高龄圆寂。举丧之日，后赵士庶悲恸哀号，赴者倾国。自西晋永嘉四年（310年）至后赵建武十四年（348年），佛图澄以襄国、邺城为中心，在后赵弘法近四十年，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风姿详雅，妙解深经，旁通世论：慈悲为怀，救死扶伤，普度众生，不但吸引了竺佛调、须菩提等数十名西域高僧远自天竺、康居前来求学，还培养出了法首，法祚、法常、法雅、法汰、法和、僧慧、僧朗、道进、道安、安令首尼等众多出身于中原的知名弟子。其中，道进学通内外，法雅创立格义，法汰弘教江南，法和授徒西北，僧朗尤通气纬，安令首弘教颇力，而道安作为南北人望，则被誉为“东方圣人”。也正是他们，继承了佛图澄的遗志，终生不渝，把佛教中国化发展到了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
  2、东方圣人道安
  道安（312-385年），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他是佛图澄最为得意之弟子，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继往开来、最具关键性之高僧,生前即被誉为“东方圣人”。据《高僧传》，他虽家世英儒，却因生于西晋永嘉乱世，大河以北，兵连祸结，自幼就失去了双亲，由表兄孔氏养育。七岁时，他读书两遍就能背诵，被乡邻赞为神童。十二岁时他出家为僧，虽天性聪敏而形貌丑陋，所以不被乃师看重，只好到田园中去耕作。他执勤就劳整整三年，不但毫无怨色，且能笃性精进，斋戒无缺。如此数年后，他才启求其师授经。师父授他一卷约五千字的小乘《辨义经》。他于次曰赍经入田，利用田间休息时间诵读。傍晚归寺以经还师，请求再换一部，并声称已能背诵该经。师父惊异之下，并不相信，就又授他一部将近万言的大乘《成具光明经》。他次日又在田间休息时阅完，傍晚再次执经还师。师父要他背诵，竟然一字不差。师父大为惊叹，从此对他敬爱有加，并在他受具足戒后，任其出寺游学。时在后赵建武元年（335年）之后，佛图澄已自襄国移住邺城。
  道安游学到了邺城后，前去中寺拜会佛图澄。佛图澄接见道安后，大为嗟叹，并与他对谈了整整一天。其貌不扬的道安得到了如此特殊的礼遇，佛图澄的众弟子颇为不屑。为此佛图澄训诫众弟子：“道安颇有远见卓识，绝非你们可比。”道安也因佛图澄的知识渊博、虚怀若谷而拜其为师。自此，佛图澄每次讲法后，都要道安复讲。师兄弟们心中不服，每每在道安复讲时寻机发难，群起而攻之。但道安总能挫锐解纷,行有余力，从而得到了“漆道人，惊四邻”的时誉。
  后赵建武十四年（348年）十二月，佛图澄圆寂，道安成为佛图澄所遗后赵僧团领袖。次年初，石虎亦死，后赵大乱。彭城王石遵发动兵变，自立为帝后，曾请道安入住华林园。但石遵旋即被侍中石鉴所杀。道安为避后赵接连不断的乱兵之难，遂率僧团离开邺城，避居濩泽（或即大陆泽，一说在山西阳城）。当时，竺法济和支昙讲正在濩泽开讲《阴持入经》。道安遂与他们相互探讨，注解该经，还撰写了《阴持经序》。此后，他又与支昙讲、竺僧辅合注了《道地经》,并应冀州沙门竺道濩之请校订注释了《大十二门经》。
  稍后，道安又和法汰率僧团移居元氏境内的飞龙山（即封龙山），与自幼相识的冀州沙门僧光、法护相会，探讨改进佛经翻译时所用的格义之法，共谋佛教中国化之路。再后，道安又率僧团移居太行恒山，即时在房子县（今邢台市临城县）境之赞皇山，创寺建塔，弘法度众，史称“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意即道安在恒山又建立了一个佛教传播中心，
  前燕光寿元年（357年），道安重返邺城住持受都寺时，已是徒众数百，常宣法化的著名高僧。但邺城因遭冉闵之乱，人情萧索，已毫无生气。道安又率徒众先后到过牵口山区（今邯郸市境）、女林山区（在今山西阳城县境）寻求发展，最终南渡黄河，在陆浑（今河南嵩县）山栖木食，艰苦修学。他认为，面对当时的天灾人祸，僧团聚则不立，散则不可，只能暂隐深山。
  前燕建熙六年（365年），道安为避兵灾，决定南投襄阳（今湖北襄樊）,深入偏安一隅却又被中原士大夫视为正统的东晋境内弘法。当他在新野第一次分张徒众时，命法汰率部分徒众前往扬州（治在建康，即今南京），说该地多士大夫，民多崇尚风流（玄学）；命法和率部分徒众西行入蜀，说该地山水幽美，宜于诵经修禅，意在提醒法汰、法和，一定要适应当地的社会风情，发展佛教。他自己则率所余四百多人渡河夜行,直奔襄阳。这也是佛图澄法系在南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开端。
  东晋兴宁三年（365年）,道安率众跋山涉水，到了襄阳后，在当地僧俗信众的欢迎下，入住白马寺。时隔不久，他又被笃信佛教的荆州剌史桓豁请至江陵弘法。宁康初（373年）,镇守襄阳的朱序力邀道安重返襄阳。道安因白马寺狭，又以侨迁江东的清河张殷所捐宅院为基础，创建了拥有佛塔五层、佛殿、僧舍四百间的檀溪寺。太元三年（378年），前秦苻丕等将率军围攻襄阳。大兵压境之际，深感前途叵测的道安为了僧众的生命安全和广泛弘法的大业，再次分张徒众，其高足慧远即于此时告别恩师，率领僧众数十人，辗转到了庐山。
  太元四年（379年）三月，苻丕麾军攻克襄阳，俘获道安、习凿齿、朱序等人，后将其送到了前秦都城长安。苻坚大喜过望地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所谓一人，即指道安；半人,则指习凿齿。由此可见苻坚对佛教之笃信，对道安之重视。
  自兴宁三年（365年）至太元四年（379年）,道安在东晋境内生活十五年，弘法之功主要彰显于三个方面，即对经典之整理，对僧戒之规范，对弥勒净土信仰之建立。道安整理经典的突出成就，是他在广搜博览，析疑解难的同时，把自汉光和时至东晋宁康二年（374年）间所译佛经集合在—起，幵创性地作出了《综理众经目录》。史称“众经有据，实由其功“。同时，道安还总结出了翻译佛经的“五失本”原则和“三不易”之难。可以说，道安对于“五失本”的默许，是为了方便佛经在中国的流通；而其对“三不易”的提示，则是要译经人注意翻译时的难点，尽可能地忠于译事。
  佛门戒规在中国的弘传，是从佛图澄开始的。道安虽从佛图澄学习过，当时却未深入研究。道安南下襄阳时，跟随他的僧人已有四百之众。随着他在江南的威信曰隆，其僧团规模亦迅速扩大。因此，为对僧众有所节制，制定仪轨的重任也就落到了德为物宗，学兼三藏的道安肩头。据《高僧传》，道安所制僧尼规范、佛法宪章有三，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该法凿空拓荒，规方矩圆，循然可行，因而一经刊布，天下僧寺无不从之。道安还提倡，天下僧尼皆为释迦牟尼之弟子，故应以“释“为姓。此论一出，即得到中国佛教界的一致认同，并一直遵守到了现在。
  目睹世间疮痍，饱经困顿流离的道安为了普度众生往生弥勒净土，还曾与弟子僧辅等八人率先在佛前立誓，祈愿众生平等，所有人都形相端庄，福德无常，智慧圆满，神通自在。为此，道安倡念《弥勒下生经》和《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倡导念佛法门和造像修行。慧远在庐山设白莲花会，立净土道场，正是对道安弥勒净土信仰的继承和发展。
  自永平求法以来，传入中国之佛学可分为两大系统，一为禅法，一为般若。而道安继承佛图澄之衣钵，实为集二系之大成者。禅法重修行，般若重义解。道安毕生研究最为致力且著作等身者，就是般若学，其最大收获则是对性空宗义旨的确立。性空宗又称本无宗，是东晋佛教六家七宗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宗，其宗旨即道安所说：“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一切诸法，本性空寂。”但本无宗之“无“并非有无之“无”，而是一个哲学概念。所以，道安在解释这个“无”字时，又采用了一些禅观和玄学思想，即“以慧断智“，“空者空无”和“空无之智，在灭异想”，要求修习者面对现实世界的“六阶之差”、“四级之别”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忘之又忘，以至于无欲。为此他又把修习般若之道分成了三种境界，即法身、如、真际。
  道安到了长安后，很快便被仰慕他已久的苻坚赠以重礼，奉送到五重寺去担任住持。五重寺作为苻坚的御用大寺，时有僧侣数千人。苻坚礼请道安在五重寺规济当今，陶津来世，无疑又使他成了前秦朝廷的最高政治顾问，佛教界的最高精神领袖。仅就对中国佛教发展而言，道安在长安期间的重要贡献就是全力组织了一大批中外学僧，翻译出了《大品般若经》、《十诵比丘戒》、《增一阿含经》等大、小乘佛经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总计百余万言。
  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年）二月，道安圆寂，时年七十四岁。道安生逢乱世，先后活动于黄河南北、江汉平原，所到之处不仅受到僧俗两界信众的普遍敬仰，并曾得到过后赵、东晋，前秦最高统治者的无比宠信，堪称是继佛图澄之后，在佛教中国化之路上走得更远、贡献更大的僧团领袖、一代高僧。当时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相对于西域佛祖而称道安为“东方圣人”，绝非过誉之辞。
  3、涅槃先哲道生
  道生（？—434年）,俗姓魏，本是钜鹿（今邢台市平乡县境）诗礼传家的世家子弟。西晋永嘉之乱中，他随家人避乱南下后，寓居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他的父亲还曾出任过彭城郡广戚县县令。
  道生自幼聪颖异常，很得亲友喜爱。但他还在少年时，就因听佛图澄弟子法汰讲经而看破红尘，随法汰到建康（今南京）瓦官寺，落发做了小沙弥。法汰作为本无宗的开山者：于前燕建熙六年（365年）随道安僧团南下，行至新野时遵道安之命，率四十余众前往扬州一带弘法。当他率众行经荆州时，曾大集名僧，与主张心无义的道恒展开辩论，并在慧远的支持下获胜，声名大振。当他率众到达东晋首都建康后，不但受到了僧俗两界信众的热烈欢迎，还得到了东晋君臣的一致崇敬,并应邀主持瓦官寺。咸安年间（371一372，年），法汰应简文帝之请，在瓦官寺为东晋皇室开讲《放光般若经》，随简文帝听讲的王侯公卿，僧侣百姓多达数千人。法汰所著《放光般若经义疏》，则是他所开创的本无宗的基本理论。
  道生在法汰的引导下，把“慧解之本”作为“入道之要”，首先认真研读了大乘般若学的《放光》、《道行》诸经。随着诵读经典的曰益增多和对经义理解的日益加深，道生很快便在法汰的徒众中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十五岁时，道生就已经以熟谙经典，精通经义而著称。因此，法汰决定让这个尚未成年的弟子登座讲法。瓦官寺作为建康城中大寺，僧人众多，所以每逢道生讲经，寺内外听众往往多达数百、千人。道生讲解时吐词准确清晰，声若珠落玉盘。一些宿望学僧、名流高士提出的难题，都会被他条理分明地一一解答清楚。一来二去，竟使发难者虑挫词穷而无可再问。如此又经五年，二十岁的道生在受具足戒后，已是一位对经义领悟精深，应对机警从容，仪表清穆风雅，声名越发远扬的青年龙象了。太元十二年（387年），道生的恩师法汰圆寂，道生在极尽哀痛之后，为进一步悟经解道，决心离开
  瓦官寺游学天下。
  太元十六年（341年）,正在扬州各地游学的道生风闻高僧僧迦提婆已从洛阳南栖庐山，并译出了一切有部说的重要经典《阿毗昙心》和《阿鎗暮抄解》，遂杖锡前往参学。庐山僧团的领袖慧远与道生都是佛图澄的再传弟子。当慧远得知道生前来庐山的意图后，当即把他引见给了僧迦提婆。道生由此开始了他对毗昙学说的学习研究。
  隆安元年（397年）,僧迦提婆离开庐山，前往建业弘法。道生则继续留在庐山，与慧远共参佛法。但因道生对慧远所主张的法身有色、佛有净土、善受报应等说不愿苟同，二人时有争议发生。隆安五年（401年），道生得知高僧鸠摩罗什驻锡后秦都城长安草堂寺，并被后秦皇帝姚兴奉为国师，在逍遥园开设译场组织领导佛经翻译后，决定北上师从鸠摩罗什，广阅诸经，进一步求证自己的佛学观点是否正确。恰值时在庐山游学的慧睿、慧观亦有此意。于是三人告别慧远及庐山众僧，一路同行，投奔长安。途中他们又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慧严结伴。
  道生他们到达长安后，同拜鸠摩罗什为师，在助罗什译经的同时，开始系统研习大乘空宗的中观学说。由于道生很快便领悟了中观学之要旨，深得罗什器重。当时人则称誉道生、僧肇、道融、道睿为罗门四圣，或将他们与昙影、慧严、慧观、僧契、道常、道标合称罗门十哲。据记载,大、小品《般若经》均有部分内容为道生所译。道生所作《维摩诘经注》行文流畅，观点鲜明，时出新意，则是后人讲解该经的主要参考。
  东晋义熙四年（408年，后秦弘始十年），道生自觉学成，决定拜别罗什等师友，返回南方，到东晋统治区内传播中观学。当年夏，他路经庐山，在与慧远、刘遗民相见时，向他们介绍了后秦佛教的发展状况，并向刘遗民出示了僧肇所著《般若无知论》，赠送了自己所著《维摩诘经注》，导致了刘遗民与僧肇就般若无知论题的讨论，促进了南北佛学的相互交流。
  义熙五年（409年），道生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建康，应东晋皇室之请主持青园寺，结束游学生涯并开始缔造自己的佛学体系，提出了“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等论点，开创了中国佛学的新阶段。所谓一阐提人，梵文原义是指以贪欲为唯一目的之人。中国佛教界则指善根断尽之人。道生首倡一阐提人也有佛性、也可成佛时，断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全本大《涅槃经》尚未流传建康，所以竟因其“孤明先发，独见忤众”，遭到守旧之徒的群起围攻，被驱逐出了建康。时在刘宋元嘉五，六年（428—429年）间。
  道生离开建康青园寺，到了吴县（今苏州）虎丘。四方僧众闻讯，前来师从他的很快即达数百人之多。人们争相传说，道生在虎丘说法，不仅能深入人心，甚至能使顽石点头。由此亦见道生的佛教理论创新对信徒感化之深。但当道生在虎丘弘法的业绩传到建康后，再一次引起其反对者的嫉恨。他们为了在南朝佛教界封杀道生，竟跟踪而至吴县，对道生再次采取了驱逐行动。
  元嘉七年（430年），孤明自守的道生决心栖隐山林，再次到了庐山。他选择了一个临近飞瀑的峡谷，结庐自修涅槃之道。这时，首集庐山僧团的慧远已经圆寂十四年，山中众僧的佛学思想因受道生的创新理论之影响，多数都已经有所变化。所以，各寺僧众得知道生已至庐山后，纷纷前去拜见,并将他迎入东林寺中，奉为住持。
  此后不久，由北凉昙无谶译出的四十卷全本大《涅槃经》传至建康。该经明确记述—阐提人也有佛性，只要诚心修行也能成佛。这就证明道生此前所说不妄。此后虽仍有人坚持异说，但一阐提人也能成佛之说日渐得到公认。道生在建康的弟子得读此经后，迅速将其传送庐山。但道生并未因此而中止自尊沉静的志向。他已无意于前往都城弘法，只是在对该经进行深入研究后，又对自己的理论有所发展。元嘉十一年（434年）十一月，被誉为“人中之龙”、“涅槃圣”的道生圆寂于他在庐山弘法的讲座之上。
  道生在中国佛教史上之所以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因为他能集《般若》、《毗昙》、《涅槃》三学之大成，坚持不懈地进行佛学理论创新，孤明先发地提出顿悟成佛说、佛无净土说、善不受报说、一阐提人也能成佛说而振聋发联。其中，顿悟相对于渐悟而言，又分大、小两派。
  道生执大顿悟说，主张真理只有一个，是不可分的。所以他认为渐悟犹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行虽有渐，至则顿达。同理，修行若能到“十住”的最后一念，即能生“金刚道心”，把一切妄念断尽，悟解佛理，当即成佛。若就众生皆有佛性而言，觉悟就是反归本性，见性成佛。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关键，是要“放下屠刀”，而放下屠刀的这一刹那就是顿悟。由此可知，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即通向涅槃之境的修行之路，是方法论。
  道生作为精通般若学的高僧，深知如果把扫除名相，万法皆空的大乘空宗理论贯彻到底，就会把佛教的最高境界涅槃也归结于空，从而造成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之信众的信仰危机和修习困境。所以他从空转有，认为佛以法为尊，有法即有佛，“理者皆佛，乖则凡夫”。换言之，佛只是对宇宙性空之理的体悟，即真理的化身。至于佛经所谓佛有丈六金身之类的说法，只是为了立教方便所拟的说辞。同理，“佛无净土”是说成佛在于返归实相、返归自身的佛性，而非在超绝众生处别树境界。佛经中所以会有净土说，也是为了立教方便，只是相对于凡夫未觉悟时有秽、有惑之境而言。所以他断言，佛的法身是无形的、精神的，无须托身于某处。无土为净，净即无土，因而根本就不存在特定空间范围的净土。
  道生根据法身无相说提岀的善不受报论认为，佛所体现的实相之理，既是无生无灭，也就无因果报应可言，而用于论说因果报应之事例也难以验证。如按六道轮回说，行善者死后为人，作恶者死后变畜生。但畜生却有比人富乐，而人有比畜生悲惨者。这说明善恶贫富苦乐是业，而非因果报应。所以道生断言，因果报应说是在以功利诱人，是与绝形色，离合散，去美恶，舍罪福，彻悟人生真谛的涅槃之境相矛盾的。
  至于道生背负着被开除教籍，驱逐出境的重压，仍要坚持的一阐提人也有佛性论，是因为他已经觉悟，只有从理论上承认众生在成佛这一理想追求上的平等，才能有效淡化乃至清除现实世界的阶级矛盾，才有可能把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统统吸引到对佛教的信仰之中，实现普度众生的佛教之旨。总而言之，道生佛学体系的建构虽然依傍的是佛教经典，其高超处却是以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儒学思想为内核的。这表明，中国佛学自道生始，已经走上独立发展之路。
  4、北朝禅擘僧稠
  僧稠（479—559年），俗姓孙，其家祖籍昌黎，后定居柜鹿郡屢陶县（今邢台市宁晋县）,遂为廮陶人。僧稠出生于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年）,正值北魏鼎盛期。从少年到青年，他一直以性度纯懿，孝亲信友而知名乡里。由于他能够勤学世典，备通经史，还曾被征引为太学博士，为太学生们析疑解难，声盖朝廷。
  正始三年（506年），正当僧稠在仕途上春风得意之时，却因偶读佛经，涣然神解，径投钜鹿景明寺，拜在僧寔法师座下落发做了和尚。当佛陀禅师的高足道房游化暂住钜鹿景明寺时,僧稠开始从其学习行止观，即《涅槃经》所载四念处法之观身、观受、观心、观法。
  此后僧稠离开景明寺北游，栖止于定州嘉鱼山中。当他敛念息想，修禅很久却并无果证时，认为自己的方法或有不当,便欲出山再诵《涅槃经》，寻求答案。恰在此时，—僧自泰山而来，得知僧稠的想法后告诉他说："世间一切生灵皆有佛性，但在修禅的初始阶段必须耐得住寂寞，待到因缘际会，自会证得正果。"于是僧稠听从该僧之劝，打消了出山的念头，旬日摄心，果然得定，乃至于眠梦觉见，都无欲想。僧稠在定州嘉鱼山中修习禅定,长达五年后，又到了赵州（治房子，即今邢台市临城县）嶂洪山中，师从道朋禅师学习十六特胜法。该法又称数息法，分为十六种不同的修行境界，可与道房传授给僧稠的四念处法相互契合，即一至四为念息部分，归属身念处；五至八为觉喜乐部分，归属受念处；九至十二为心沉浮部分，归属心念处；十三至十六为观离灭行部分，归属法念处。僧稠苦修此法时，曾经循序渐进，节食鞭心，史称"九旬一食，米唯四斗。单敷右上，不觉晨宵。布缕入肉，挽而不脱"。有时候煮食未熟时，他却摄心入定了。待他精神出定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所煮的食物也早已被禽兽吃掉了。更有甚者，有一次僧稠在修行死想时，还遇到了强盗的威胁。他不但了无惧色，还为强盗们讲解了诸业行的因果，使其放下武器，受戒而去。
  此后，僧稠又移至中丘县（今邢台市内丘县）鹊山静修。期间曾因感应深远，而使一位"女神"对他抱肩搂腰，气嘘项面，恣情娆戏。他则心如死灰，因证深定，九曰不起。定觉之后，"女神"对他娆戏的情景虽然历历在目，他却越发清心寡欲、越发觉悟到世俗生活的一无可取了。
  于是，自觉学成的僧稠离开鹊山，前往嵩山少林寺拜谒师祖佛陀禅师，并就自己修禅证得的结果作了汇报。佛陀深感欣慰地赞扬他说："你已经是葱岭以东，禅学修养最高的人了。"同时，佛陀还把更为深奥的修禅要领传授给了僧稠。僧稠从此开始跟随佛陀，在嵩山修禅。嵩山僧俗两界也因此产生了很多有关僧稠的传说。其中一则说，僧稠在修行禅法时，曾遇两虎相斗，咆哮如雷，声震山谷。僧稠乃以锡杖中分二虎，使之各散而去。《朝野佥载》则说，北魏少林寺的和尚经常在休暇时，以角力腾踔为戏。而僧稠刚入寺时身体瘦弱，因在角力时常被其他僧人欺辱而奋发自强，终于锻炼的筋骨强劲，不但能在大殿中横踏壁行，自西至东凡数百步，或反复跳跃腾空以头触梁；而且力大无比，能引重千斤，拳风迅捷，骁武无敌。这也是后人认为少林武术始于僧稠和慧光的主要论据。
  为了更为广泛地传播禅学，僧稠还曾先后在怀州西王屋山、青罗山、马头山开辟禅林，广结禅缘。当时青罗山一带流行疾疫，患者溃烂的病体经常发岀令人窒息的恶臭。僧稠接受这些患者的供养，为他们祈福时,不但不避其臭，且能异常的亲切。所以每当他打坐时久感到疲乏，舒脚床前时,这些虔诚的患者就会进行扶持，使他端正坐姿，在禅定中觉得犹如神助。而他修禅入定的时间多以七日为期。魏孝明帝因仰慕他的品德，曾先后三次诏请他前往京城洛阳弘法，均被他婉言谢绝。孝明帝为示尊崇，只好派遣特使，赍奉香资对他就山供养。永熙元年（532年）,新即位的魏孝武帝则因诏请僧稠入京供养而不得，只好在尚书谷中为其创建禅寺，集徒供养。
  东魏孝静帝时（534—550年），僧稠为避战乱，修禅常山，被定州刺史娄睿、彭城王高攸等礼请到了大冥山，创立开归戒，信奉者非常多，时称燕赵之境，道味通被，略无血食。北朝各地的僧侣也纷纷闻风而至，使得僧稠座下礼贶云集，盛况空前。每当遇到被名利纠缠者时，僧稠就会为其说善偈鼓励，从而使其能够息心戒欲，理念更新，皈依佛门。僧稠也因此获得道张乱世，望重天心之誉。
  北齐天保二年（551年），自觉已经绍续中华正统的文宣帝高洋诏命僧稠前往邺城，教化群生。本欲居山积稔，业济一生的僧稠面对北齐新朝廷的严辞敦谕，只好改变初衷，恋恋不舍地离开他苦心经营了十年的大冥山禅寺，移锡邺城。
  文宣帝得知僧稠将到邺城时，特为躬举大驾，出郊迎接。当他看到年逾古稀的僧稠神态清旷，动发人心的仪容仪表时，不由得肃然起敬•并当即把僧稠接到了皇宫之内。当文宣帝聆听僧稠为其讲论了"三界本空，国土亦然，荣华世相，不可常保"的道理后，不禁毛竖汗流，深相信服，并从僧稠学四念处法，受菩萨戒。在修禅悟道的同时，文宣帝还下令在北齐境内断酒禁肉，放舍鹰鹞，去官畋猎。文宣帝且向僧稠明确表示，他愿作僧稠的弟子和外护檀越。僧稠则称文宣帝此举为"应天顺俗，居宗设化，栋梁三宝，导引四民"，并欣欣然"义无推寄"地做了北齐的国师。由此，佛教也就成了北齐的国教。
  僧稠留居宫中四十余天，面对文宣帝曰垂明诲后，以"道化须布，思序山林"为由，辞请回归大冥山寺。文宣帝则以僧稠远离邺城，无法随时咨谒为由，不准僧稠之辞，并于天保三年（552年）敕命有司，特在邺城之西八十里的龙山之阳精心创建、开凿了云门寺和大石窟寺，请僧稠出任住持。僧稠遂两任纲位，并集结起了近千人的僧团。北齐朝廷对其供养丰裕，充诸山谷。文宣帝还敕命国内诸州别置禅寺，弘扬僧稠禅法。为了使僧稠禅法取得举国独尊之地位，文宣帝甚至要下令废止义学僧在北齐境内的讲经诵经之风。僧稠为此进谏说，义学僧都是"绍继四依，弘通三藏”之人，他们讲经诵经，是使百姓认识、信仰佛教的基础，即所谓“禅业之初宗，趣理之弘教，归信之渐发，皆蒙斯人”。文宣帝听后大喜，并决定把国家资财分为三份，国家、皇室、佛教各用其一，史称文宣帝此举为“彻情归向，通古无伦”。文宣帝敕送给僧稠和云门寺的钱绢被褥，接轸登山，还明令云门寺可以建库储存，以日常消费。但以弘扬佛法为要务，以苦行修禅为宿志的僧稠认为，这些财富会牵动僧侣们的贪心俗欲而违背佛教。因此他致书文宣帝，又把这些钱物送还到了国库。
  于是文宣帝对僧稠更加敬重，并命有司把这些钱物别置一库，以便随时供给僧稠之僧团所需。此后诏书手敕，一月数至云门寺。那怕是与佛教发生的寸尺小缘，文宣帝也要亲与僧稠讲一讲感悟心得。文宣帝还经常率领其皇亲国戚和亲近大臣，在卫队的前呼后拥下到云门寺去礼佛。但僧稠为表示佛教之尊，从不出山门迎接。黄门侍郎李奖等恭请僧稠传授禅法之要，僧稠因著《止观法》和《味定之宾》，刊印后竟在北齐境内达到了家藏一本的普遍程度。
  僧稠也曾遇到过文宣帝对他产生的信仰危机。当时有人以僧稠对文宣帝倨傲为由，编造谗言。文宣帝因而大怒，决定要亲向僧稠问罪。预先得到信息的僧稠在安排好僧众接待文宣帝的准备事宜后，自己独乘牛车，赶到距寺二十余里处的龙山谷口，孤立等候。文宣帝看到他后感到奇怪，问他为何要孤立道边？僧稠回答：“我怕我的身血不净，在您杀我时玷污了佛门净地。”文宣帝惊奇之下，懊悔不已，不由得下马拜伏，并对随行的尚书令杨遵彦说：“如此真人，怎么能加以诽谤呢！”为表示悔改，文宣帝还要亲自背僧稠回寺。僧稠坚辞不受。文宣帝说：“弟子我就是背着您走遍天下，也不足以弥补我的过错。“同时他又问僧稠：“弟子我的前世，究竟是做什么的呀？”僧稠乘机回答：“您是罗刹王转世，所以今生仍然好杀。”弦外之音，则是在劝谏文宣帝戒杀戮，行仁政。文宣帝对此深信不疑，不仅诏定了每年的断天下屠杀日期，还在天保三年（551年）至七年（556年）的六年间，先后三次敕命天下百姓与他一起奉斋持戒，行善修福。
  天保十年（559年）元旦，文宣帝向僧稠咨询当年吉凶，颇通中医四诊的僧稠眼望着面容憔悴的文宣帝回答：“今年不能好。”文宣帝很不高兴，遂问僧稠自己又当如何，僧稠回答：“我也将不久于人世。”当年十月，文宣帝病逝。次年四月，八十一岁高龄的僧稠端然坐化。继文宣帝而立的北齐废帝高殷特派襄乐王赍素帛五百段，至云门寺吊唁僧稠之丧，并设千僧斋为僧稠追福。僧稠肉身焚化之日，多达数万的观礼者莫不哀恸断绝，哭响流川。皇建二年（561年），北齐朝廷特在云门寺西北为僧稠起建舍利塔，并由右仆射魏收撰文镌碑，树立塔前以示纪念。
  《续高僧传》的作者评论僧稠禅之影响时说：“高齐河北，独盛僧稠”。而僧稠禅是和佛图澄、道安法系“神道所通”的，所以才能“接踵传灯，流化靡歇”。另据考证，今安阳灵泉寺，即文宣帝为僧稠所建云门寺。今安阳小南海石窟，即僧稠为大寺主之石窟大寺，该窟主要造像均由僧稠主持，凿成于北齐天保元年至六年间（550-555年）。
  5、译经大师彦悰
  彦悰（556-610年），俗姓李，初出家时法名道江，隋柏人县（今邢台市隆尧县境）人。岀身名门的彦悰自幼聪敏，饱读诗书，甚有乡誉。但因他生逢乱世，所以在不满十岁时，便被家人送到信都（今冀县）僧边法师处学习佛法。僧边令他试读七千字的《须大拿经》，他一日便了。僧边又令他诵《大方等经》，数日亦过。僧边非常惊异，并在他满十岁后给予剃度，为他取法名道江。道江成为小沙弥后，很快便以慧声洋溢，如江河之望，并因听讲《十地论》能理解妙要，誉满州邑。
  道江十二岁时，回到家乡巏〓山诵习《法华经》。不久，他为解答经文中的疑难而游学邺城。学有所成后，他重返乡寺，开讲《无量寿经》。当时，太原名士王劭正任职柏人，寓居该寺，听过道江讲经后甚表钦敬,并与这位小沙弥成了非常要好的忘年交。
  北齐武平元年（570年），年仅十五岁的道江西游晋阳（今太原）时，既为人讲经也从人学经，使得号称通儒的雷尔道、张汾朔及尚书敬长瑜、卢思道、元行恭、邢恕等朝贵钦敬之下，同为建斋，共请其讲《大智度论》。齐后主高祎偕斛律皇后西幸晋阳时，又把道江请进宣德殿,开讲《仁王经》,而时任北齐国统，僧都之职的高僧却要做道江的承奉。开讲时，高祎亲临御筵，文武百官及六宫嫔妃共侍胡太后升座法会，并称英髦的二百僧众亦随之听讲。少年道江则由侍中高元海亲扶升座并接侍上下。讲经时，道江神坚气朗,析疑解难头头是道。听讲者皆因闻所未闻，不由得交口赞叹，更增景仰之意。
  自武平二年（571年）始，道江因父亲去世而闭门谢客，孤栖僧寮时，几乎通读了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期间右仆射杨休之与文林馆诸贤均欲和道江交好，但性爱恬静的道江却是不卑不亢，不请不到。武平六年（575年）,年满二十岁的道江受具足戒时，背诵多达万言的《戒本》并回答授戒师提出的问题，仅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北周建德五年（576年，即北齐隆化元年），北齐亡国后，博学的道江又被敕灭佛道二教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礼请入宫，共谈玄籍，成为北周仅有的一百二十名通道观学士之一，与宇文恺等一起，为宇文邕讲论《易经》、《老子》和《庄子》。这使道江不得不更名彦悰，外穿俗衣,内持僧服，虚与周旋。韬光养晦中，彦悰还帮助宇文邕杂纂了《无上秘要》一书。宣政元年（578年）六月，宣帝宇文赟继武帝宇文邕统治北周后，每次打醮祭神都会累日通宵。于是，奉命陪驾的彦悰便会在谈论之际，借机宣讲佛法，并渐渐被宇文赟接受。宇文赟因此授命彦悰出任礼部等官，彦悰均辞而不受。同时，彦悰因与朝士王劭、辛德源、陆开明、唐怡等人情同琴瑟，被时人雅称为“文外玄友”。大象二年（580年），杨坚出任北周首辅，佛教开始恢复，彦悰也开始为诸朝士讲解《般若》诸经。次年正月，僧人昙延等共同举奏，请求朝廷允许后，重度彦悰为僧。该年二月，杨坚以禅让方式取得北周政权，创建隋王朝，建元开皇。
  开皇元年（581年），重得为僧的彦悰大开讲席，四时相继，很快便使长安僧俗信众云集在他的讲座之下，其中因得沐其道，通会佛理者即达万人之多。彦悰还与陆彦师、薛道衡、刘善经、孙万寿等一代文宗合著了《内典文会集》，为弘扬佛教撰著了《唱导法》，皆能改正旧体，有所创新，并得到各地僧人的传习和推行。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杨坚因在道坛目睹《老子化胡像》，深以为怪，遂召集僧、道代表，辨论真伪，并命信奉老、庄玄学的朝臣苏威、杨素、何妥、张宾等人发表意见。奉命主持这次辨论的彦悰因作《辨教论》，辨明道教所宣扬的“老子化胡”等虚妄荒诞说共二十五条。由于彦悰论据确凿，得到儒、释、道三方代表的共同确认。当年，隋文帝因西域僧人携来大量梵文佛经，特命彦悰组织翻译。彦悰欣然受命后，却因随从隋文帝出巡时，应晋王杨广之请开讲、注疏《金光明》诸经并住持大兴国寺，直到开皇十二年（592年）才奉诏回京，离开晋阳（今太原）。
  彦悰回京后，受命主持长安大兴善寺译场，开始了他一生最为辉煌的佛经翻译事业。期间，每当自称为佛弟子的隋文帝亲执香炉，礼佛忏悔时，均由彦悰为其宣导。晋王杨广则把他在长安曲池占据的园林改建成了日严寺，礼请彦悰担任住持。为了更为准确地宣讲佛教经义，精通梵文的彦悰开讲《大品》、《法华》、《维摩》、《楞伽》诸经时，皆以梵文原著为据。他也是佛教东传中国后，首位据梵文原典开讲的中国高僧。
  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决定选派高僧，把西域僧人所献佛舍利分送各州大寺，创建舍利塔供养。彦悰应选后，先于该年主持创建了并州开义寺舍利塔，后于仁寿四年（604年）主持创建了复州方乐寺舍利塔，并受命把记录这一重大佛事活动的《舍利瑞图经》、《国家祥瑞录》翻译成梵文，由朝廷发行西域各国。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把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情况的专著译成梵文，介绍给佛教原生地人民的文化外交活动。
  仁寿二年（602年），彦悰奉敕主编《众经目录》，把经、律、论三藏分为单译、重翻、别生、疑、伪五类入编，刊印之后盛行天下。自开皇十二年（592年）至仁寿四年（604年）的十余年间，彦悰组织中外高僧，在长安大兴善寺译场新译出的大量佛经均由他对照梵本，进行终审后形成定本，其中的《大智》、《释论》等一百多卷均由彦悰制序述事,刊印卷首。
  大业二年（606年）,继隋文帝而立的隋炀帝杨广决定以洛阳为东都，并在上林苑开设翻译馆，礼请彦悰主持其事，供给比彦悰在长安大兴善寺译场时更为充裕。彦悰遂在通览了隋炀帝征伐林邑时所获贝叶佛经564夹、1350余部后，分为经、律，赞、论，方、字、杂书七类，编出目录五卷，组织中外高僧陆续译出，共成2200余卷。经过长期的译经实践，精通梵文的彦悰不但对不通梵语的中国经师从事翻译工作时的种种困难了如指掌，而且对他们在译经时可能出现的种种偏差了如指掌，并因此著《辨正论》，以垂翻译之式。在这一专著中，彦悰继往开来，首先阐明了道安有关译经“五失本三不易”原则及其含义，然后开列出了字声、句韵、问答、名义、经论，歌颂、呪功，品题、专业、异本等十个译经人应予特别注意的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提出了著名的译经人"八备"说。亦即译经人应该具备的思想文化素质，得到了中外高僧的普遍认同。此外，彦悰还著有《沙门名义论别集》五卷及《天竺记》、《大隋西国传》、《福田论》、《僧官论》、《慈悲论》、《默语论》、《鬼神录》、《通极论》、《辨圣论》、《通学论》、《善知识录》等，可谓著作等身。
  大业六年（610年）七月，译经大师彦悰因患痢疾病逝于洛阳，他的弟子行矩等谨遵师命，奉送其遗体安葬于柏人县宣务山（今邢台市隆尧县尧山）东南坡。经考察，彦悰墓为一依山开凿的棺形石洞，进深2米，高0，8米，左侧有一与墓室同长的石床，当为安放其遗体处。墓口呈正方形，东、西两侧分别镌有"隋国翻译师彦悰遗身"，"大业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无常"的题记。
  6、南山律宗慧頵
  慧頵（569-643年）,俗姓张，隋清河郡（治今邢台市清河县）人。西晋永嘉之乱时，其家侨迁建业（今南京），其父张正见，是南朝非常著名的诗人。慧頵天性淡雅，幼承家教，不但精通儒家经典，而且与其父一样，具有多方面的文艺才能。慧頵十五岁时，很想使他继承自己家世代为儒之业的张正见却发现，自己的这个儿子对佛教甚为信仰。于是，张正见便极力引导慧额专心习儒，并有意压制他的向佛之心。慧頵却言辞恳切的向其父表示，如果不让他出家为僧，他情愿一死了之。张正见无奈之下，只好暂时妥协，允许慧頵随自己学习道教典籍，修练导引养生之术，向他亲授三五秘要、符录真文，以及算、数、式、易、集、劾诸道术。慧頵在父亲的亲自教导下，很快便对这些所谓的道术了如指掌。与此同时，颇能触类旁通的慧頵还用心学习研究了《庄子》、《老子》、《三洞》、《三清》、《杨子》、《太玄》、《葛生内诀》等道教经典。但当慧頵研，习过的道教理论越来越多，并在崇尚自然，弦彩练形、以实践验证这些道术是否真能使自己羽化成仙时，发现其若响难追，并无实效。
  彷徨之中，慧頵又开始背着父亲，秘密研究《法华经》，并逐渐把对理想的追求转向佛教。太建年间（569-582年）,南陈宣帝敕准度僧时，慧頵背着家人参加了考试，合格后得到了朝廷颁发的度牒，落发为僧后奉命入住建业同泰寺。当他的父母得知这一结果时，为时已晚，诚所谓“即是官度，便即称庆，由附缁侣，禀听众经”，颇属无奈。
  开皇九年（589年），南陈被隋消灭，南北朝终被统一后，慧頵北渡长江，先后游学于江都（今江苏扬州）、华林（山名，在今江西奉新西南）,虽然居无定所，仍然矢志求法。当时有一位解经师，是研究《成实论》的—代名匠。慧頵从其求学累年，颇得要领并对其理论做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从而成为名扬天下的成实师，颇得僧俗两界信众敬仰。
  开皇二十年（600年），慧頵被隋文帝敕召进京。当时，晋王杨广秉承隋文帝旨意，为了“破斥南北，禅义均弘”，打破南北朝佛教各有偏执的局面，在隋王朝政治统一的同时实现中国佛教的统一，正在长安曰严寺举行大法会。法会期间高僧云集，各抒已见，每天讲经五轮，方能休会。会上会下，众高僧之间的学术交流十分活跃。慧颔逢此盛会，方得大开眼界，广泛领略到流行于南北各地各个佛教学派的不同学说，并与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直接沟通，相互学习，相互探讨，从而使自己的佛学思想达到了一个全新境界。慧頵认为，自己此前信奉过的小乘诸经讲求心法、色法，主张“我空法有”，不过是漏文小道，并非佛教最上法；而能体现“双弘定慧”，“真如缘起”的大乘《法华》才是经中之王。为此他转奉以龙树菩萨为始祖的天台宗，精研《法华》、《通持》、《中百》、《般若》、《唯识》诸经，并与被中国佛教界尊为律宗四祖的法首及道岳等律学僧一起，深入研究律藏诸经，传法授戒，全力弘扬大乘佛法和律藏。被中国佛教界尊为律宗五祖兼南山律宗始祖的道宣，就是在此时拜在慧頵和法首座下，执弟子礼的。
  武德元年（618年），李渊灭隋创建大唐王朝后，他的姐姐桂阳长公主在长安创建崇义寺，因久仰慧頵为戒律典范、众望所归而请其担任住持。而与慧頵同时被称为律宗大师的玄琬也对慧頵非常尊重，经常邀请慧頵共研律藏，交流心得。由于他们的互相推重，才使长安僧俗两界信众恭请慧頵主持出罪受戒之法事者接二连三，日无虚席。
  贞观十一年（637年）七月。慧頵因患风疾在长安崇义寺圆寂，享年七十四岁。其弟子在长安高阳原之西凿穴将其安葬后，又于南山丰德寺东岩为其开凿佛龛追福，并镌铭表德，以示纪念。道宣则在《续高僧传》中为其恩师慧頵作传后，无限怀念、无比感慨地说：“我奉侍恩师学习佛法的时间，超过了二十四年。恩师的慈善温良和诲人不倦，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刚受具足戒时，性喜禅定并就此向恩师请教。恩师告诉我，戒净定明，却不是僧人的第一功课。僧人首先应该学律、懂律、守律，然后才能向更高的境界修行。为此，我从恩师专心研习律藏长达十余年。贞观初年（627年），我为了增进见闻，决心游学天下，去向恩师辞别时，恩师还曾对我进行过淳淳勉戒。没想到十年后我再回长安，恩师已经圆寂。这太令人伤心了！”
  慧頵所以要教导道宣首先学律，是因为律作为三藏之一，位居戒、定、慧三学之首。但南北朝以前的中国佛教界只有律学，尚无律宗。所以，中国佛教的律宗谱系虽然自慧光而下，排到道宣已是第五代，而其实际创始人却是道宣。道宣的律学则直承慧頵和智首。道宣认为，在佛教的各种律本中，《四分律》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为此他曾潜心著述出了《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拾毗尼钞》，《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分律含注戒本疏》等专著。其中，第一、二种分别著述、印行于贞观元年和二年，其时道宣尚在慧頵、智首座下研习律学；道宣的其他三部四分律专著及其《续高僧传》、《广弘明集》等著作则完成于他辞别慧頵之后。但我们通过他为慧頵作传时所记录的史实，和他所表达出的对慧頵的深切怀念，既可以肯定慧頵律学修养的高深，亦可以肯定慧頵对道宣的培养之功。智首作为道宣的律学师，可以被其后学追尊为律宗四祖；慧頵作为道宣的律学师，同样应在律宗的发展史中具有相当重要之地位。道宣说：“弟子事师，……敬仰待接。如臣之事君父。”道宣晚年栖隐于终南山寺，其所创宗派因被称为南山宗。而慧頵的弟子们所以要在南山丰德寺东岩为其凿龛追福，镌铭表德，或许正是为了纪念他对南山宗的跸路蓝缕之功。
  7、密宗二祖一行
  密宗又称瑜伽密教，形成于印度佛教发展后期。密宗经典从三国时开始传入中国，但在唐代以前流行的都是不成系统的“杂密”。唐玄宗时，梵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亦即所谓的“开元三大士”在长安系统翻译传播密宗经典，密宗才在唐玄宗的亲自扶植提倡下，形成中国佛教中的—个宗派，一度流行汉地。而中国僧人得到密宗真传者，首屈一指当属—行。
  —行（637-727年），俗姓张，名遂则，唐邢州柜鹿县（今邢台市巨鹿县）人。他聪明灵利，少年老成，凡书仅读一遍，即能背诵。当他在嵩山聆听禅宗大师普寂开示，认为世间万象无非虚幻后，毅然礼拜普寂为师，落发为僧，开始倾心于佛教经典之研究、禅法之持。
  有一次，普寂禅师要在嵩山举行大法会，发帖邀请各地届期与会的僧人超过了千人。为了办好这次盛会，主事僧特请隐居嵩山的名士卢鸿撰写了一篇导文，用以称赞各邑社信众对这次盛会的资助。但卢鸿直到法会即将开始时，才把完成的文稿带到现场，待到钟磬和鸣法会开始，卢鸿才对普寂说：“我作的这篇导文多达数千字，而且字僻文古。请你选一位文才朗隽者，由我当面指教后再宣读。”普寂即唤一行担当此任。一行拿起文稿只是粗览了一遍，就微笑着又放回了几案。卢鸿因—行并未向自己请教，心中不免怪其轻佻却又不便发作。但令自视甚高的卢鸿没想到的是，当众僧齐聚法堂后，一行竟攘袂而进，手捧文稿朗朗宣读，不但口齿流利，而且一无错处。卢鸿惊愕之余，大为感叹地对普寂说：“这一行天赋聪明，绝不是您所能教导的。您应该放手让他去游学天下。”
  自此之后，一行开始遍访天下名师，广为求学。当他游学当阳（今湖北荆州）时，特去拜访律学大师僧真。他在为僧真纂修的《律藏》撰写序言后，又对僧真所藏阴阳谶纬之书一一进行了详细的研读。为了探讨算术之奥秘，一行行程不下数千里，最后到了天台山国清寺。令人奇怪地是，当他刚刚静立于山门之外时，便听到寺院内有分布算子的簌簌声响，且有人说：“今日当有弟子自远方来，求我教授算法。现在应该已到门外，必定是无人引导他来见我。”一行随即又听到一枚算子落案声，那人又说：“门前溪水，已向西流，求学的弟子该到了。”—行听到这里应声而入，见一高僧正在布算,遂向前稽首施礼，虚心求教。当该僧将其算法秘诀悉授一行后，门前溪水复向东流。这—传说虽然难以置信，但由此却可以知道，一行所以能在天文历算科学领域取得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成果,是与他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密不可分的。
  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风闻一行大名后，特意把他召到长安见驾。唐玄宗问一行：“你有什么特殊本领？”一行回答：“我读书能够过目不忘，其他并无所长。“唐玄宗命人取来宫籍向一行展示。一行果然能够过目不忘。唐玄宗大为叹服。
  开元四年（716年），密宗高僧善无畏带梵经到了长安，并于次年奉唐玄宗诏命，于菩提院译经。善无畏奏请名僧，同参华梵。一行应选参与译事，因得拜善无畏为师，研修密宗经典。开元十二年（724年），善无畏随唐玄宗东幸洛阳时，奉命于福先寺翻译《大毗卢遮那经》。善无畏乃录其要点，由宝月译语，一行记录并整理润色后，译为《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印行。此经作为中国密宗僧人尊奉的主要经典，又称《大曰经》。此后，一行又撰写了《大日经疏》二十卷，奠定了中国密宗的理论基础。唐玄宗接受密宗灌顶之礼，诏命包括邢州开元寺在内的天下各大寺建毗卢佛即大日如来佛殿和曼荼罗坛场，所据就是《大日经》等密宗经典。
  密宗另一高僧金刚智于开元七年（719年）到达长安，先后住慈恩寺、荐福寺奉敕译经。密宗经典《曼殊室利五字》、《陀罗尼观自在瑜伽法要》各一卷，即由金刚智口译，一行笔录并删缀成文。同时，金刚智还把自己掌握的密宗法要仪轨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了一行。一行乃得独立主持曼陀罗道场，成为第一位取得开坛灌顶、收授弟子的汉族密宗僧人，并被其后世追尊为中国佛教密宗二世祖。
  开元九年（721年），唐玄宗因据前朝旧历预测日食屡屡不效，诏命—行组织领导专业人士编修新历。经过近十年的科学研究，由一行主编的新历《大衍历》共计五十二卷，终于开元十七年（729年）完成，正式颁行天下。据新、旧《唐书•律历志》，《大衍历》的主要科学成就，首先表现在对七曜不均匀运动的计算方面。一行通过实测发现，前人说太阳运动“于春分前一日最急，后一曰最舒；秋分前一日最舒，后一日最急。舒急同于二至，而中间一日平行”的结论是错误的。对此一行修正为“日南至，日行最急,急而渐损，至春分及中而后迟。至日北至，其行最舒，而渐益之，以至秋分，又及中，而后益急”。事实上，地球在近曰点运行最快，在远日点最慢，日南至接近近曰点，日北至接近远日点，所以一行的结论是正确
  的。为此，一行还在计算日行不均匀运动的数据时，发明了不等间距二次差内插公式，在数学上也较前人发展了一大步。
  其次，一行为改进预测日食时的计算方法，精心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地测量，在南达交州，北至铁勒的广阔地域内，分设了十二个观测点，测量二分二至时正午日影长度，北极高度。尔后，他根据不同地理纬度、不同季节的观测结果，改进了前人计算日食食限的计算公式，并将观测日月合朔时的周曰食差影响命名为“食差”，不但使日食计算的准确性提高了一大步，而且最早涉及到了日食全食带及食带以外见食不同的科学论断。
  在这次大地测量中，尤以开元十二年（724年）时，在河南白马、浚仪、扶沟、上蔡四个测量点得到的科学数据最为重要。当时他们在这四地分别测量夏至正午日影长度和北极高度后，又用绳子丈量了各测点之间的距离。经归算，从白马至上蔡为526，9里，曰影长相差2，1寸。一行在将这一数据与其他地方的测量结果相比较后，计算出了南北每相距351，27里（约合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1度。这一结果与现代科学家们测定的南北距离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1度相比，虽有较大误差，却是世界上最早对子午线一度孤长的科学测量，也彻底纠正了此前一直沿袭《周髀》“日影千里，相差一寸”的错误说法。
  此外，为了更为科学的编修《大衍历》，一行还和梁令瓒等人一起，改进乃至创造了一些必备的天文仪器。其中，黄道游仪于开元十一年（723年）创制完成;水运浑天俯视仪则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多功能天文钟，不仅能够自动演示天象变化，还能自动报时。
  开元十五年（727年）九月，一行重病于长安华严寺时，唐玄宗特诏京城众高僧做大道场，为一行祈福。十月，一行抱病随唐玄宗游幸新丰时，怡然圆寂。唐玄宗为了永久纪念这位弘阐密宗，精通工巧的大学问僧，下诏追谥一行为“大慧禅师“，并亲撰碑铭，命朝廷自太子以下、京官九品以上者共送一行遗体于铜人原，为其举行盛况空前的官葬。另有说一行是在新丰辞告玄宗，前往嵩山礼拜其本师普寂后，圆寂于嵩山，归葬于铜人原的。
  8、雪窦开山恒通
  恒通（831—905年），俗姓李，唐邢州（今邢台市）平恩县（今丘县境，唐属洛州，归邢洛磁节度使管辖）人。虽然他家世代为儒，他自幼便饱读诗书，但因生于晚唐，耳闻目睹皆是民生之艰，致使他在少年时便产生了拖紫腰金，不过是瞬间浮华的厌世之思。开成五年（840年），年仅十岁的恒通父母双亡。会昌三年（843年），为父母守孝期满的恒通虽然刚到十三岁的年龄，便毅然斩断尘缘，遁入内丘县鹊山寺，访道依师，落发出家，开始了与青灯黄卷、晨钟暮鼓相守的僧侣生活。恒通十五岁时，又遇上了唐武宗灭佛的法难，迫使他不得不继续遁迹山林，躬耕田亩，自食其力。
  大中四年（850年）,中国佛教又逐渐得以恢复，年届二十岁的恒通于邢州开元寺受具足戒后，前往京兆（今西安市）荐福寺学习律藏。此后七八年间，他读遍了所有自己能够读到的佛经，却仍未觉悟到佛教的真谛。为此他大为感叹：“自从摄摩腾来华至今，历代大德已经译出了这么多的佛经，而达摩祖师为什么还要在嵩山面壁九年？他所倡言的教外别传，究竟要说明什么呢？”为了探讨禅宗究竟，恒通约在咸通二年（861年）离开荐福寺，前往南方游学。
  当恒通到达长沙时，禅宗大师招贤景岑正在其住持的岳麓寺弘法示众。按照禅宗系谱，招贤景岑是直承达摩的第十代、直承慧能的第五代高僧。招贤景岑作为马祖道一的再传弟子、岳麓禅寺的开山和尚，禅风之猛烈犹如猛虎下山，振聋发聩。时人或称他为长沙和尚，或称他为招贤大师，或称他为“岑大虫”，以表敬畏之意。所以，当恒通前去拜访景岑时，宾主间便发生了如下几句发人深省的问答。
  景岑问：“什么地方人？”
  恒通答：“邢州人。”
  景岑说：“佛法不从那儿来。”
  恒通问；“和尚您还住在这儿不？”
  禅风猛烈的景岑面对敢与他针锋相对并能直通灵山的恒通，当即便在道味相投的一片欣欣然中，认可了他与恒通亦师亦友的关系。但恒通自此始则对景岑执弟子礼，毕恭毕敬。恒通在长沙岳麓寺随景岑问禅期间，还曾参学于洞山良价、石霜庆诸二大师，甚获教益。咸通九年（868年）,景岑圆寂后，业已在其座下悟透“若心是生，则梦幻空花亦应是生；若身是生，则山河大地森罗万象亦应是生“的恒通不久也离幵长沙，再次踏上了游学之路。
  咸通末年（873年），恒通游学到了宣城（今安徽宣城）。时以吏部尚书太子少傅衔外任淮南节度使的崔寓正镇守宣城。崔寓本就十分崇拜禅宗，所以当他领略到恒通脱俗的仪表、睿智的谈吐后，越发心悦诚服。崔寓还特意奏请朝廷批允，在谢仙山为恒通创建了一处禅林，敕额瑞圣禅院。于是，四方僧徒不邀自聚，恒通开始收徒弘法，幵示禅机。当崔寓表示要奏请朝廷，为恒通敕封大师之号时，却因恒通的坚辞而中止。
  据《景德传灯录》记载，恒通的禅风与招贤景岑、洞山良价、石霜庆诸一脉相承。当他住持瑞圣禅院时，曾有僧问：“如何是密室？“他回答：“不通风”。僧又问：“如何是密室中人？”他又回答：“诸圣求睹不见。”当该僧因此向他施礼时，他又说：“千佛不能思，万圣不能议。乾坤坏不坏，虚空包不包。一切比无伦，三世唱不起。”僧接着问：“如何是三世诸佛出身处？”他回答：“伊不肯知有汝三世。”停了好一会儿他又说：“荐否？不然者，且向着佛不得处体取，时中常在。识尽功成，瞥然而起，即是伤他，而况言句乎！”由此可知恒通接引弟子之方法，领略其禅风之大概。
  自中和末（884年）至文德初（888年）的四五年间，宣城一带群寇竟起，兵慌马乱。恒通不得已，只好率领徒众，一路风尘地转移到了四明（今浙江宁波）山中，另辟禅林。大顺二年（891年）。恒通应明州刺史黄晟之请，出任雪窦寺住持而使其蔚然从化，成为全国著名的十方禅院。黄晟则捐田一千三百亩，置于宝丰庄名下，供雪窦寺举行法事和供养僧众之需。
  天祐二年（905年）七月，恒通圆寂于明州雪窦寺，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弟子们安葬他于雪窦禅寺西南，尊他为雪窦开山之祖，并为其建塔纪念。但节外生枝，当时还有人传说，恒通病逝之前曾有遗言：“我庞勋也。”自北宋邵博著述《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起，一些野史笔记又说恒通就是黄巢。众说纷纭中，也就越发增加了恒通所具有的传奇色彩。对此略做考证，虽不能确知真相，却能引人遐思。
  首先，据《旧唐书》记载可知，庞勋是咸通九年（868年）七月间,率徐州戍卒反唐的起义军领袖。这次戍卒起义声势浩大，曾经以徐州为中心，以淮南为根据地，聚众二十万，波及扬、楚、庐、寿、滁、和、衮、海、沂、密、曹、濮等十余州，历时一年之久。咸通十年（869年）七月，起义军据守宿州的将领张玄稔率部叛变，迫使庞勋不得不率亲军自徐州
  突围。但当庞勋率领残部南趋濠州时却被马举所率唐军击溃，庞勋亦因
  溺水而死。庞勋领导的这次反唐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作为此后黄巢大起义的先声，历史影响十分深远，以至于有唐亡于黄巢，而基于庞勋之论。
  若据宋赞宁所著《高僧传》，庞勋起义时，恒通年届三十八岁，在其住持宣城瑞圣禅院之前。如若庞勋是恒通之化名，而其溺水而死只是马举为邀功编造的谎言，恒通遗言“我庞勋也”就有可能是事实。而赞宁断言“此非也”的主要依据“若观年腊，庞勋岂正弱冠来逃难邪“就不靠谱。因为恒通出家时虽年在弱冠，却不能证明他作为僧人就不能投身起义。
  其次，黄巢起义于中和四年（884年）五月失败后，关于黄巢之死却说法不一。《旧唐书》说，黄巢兵败泰山狼虎谷，被其部将林言所杀。《新唐书》说，当时黄巢要林言杀己邀功，林言不忍，黄巢自杀身亡。但这只是官修史书的说法。北宋时的野史笔记却并不以此为是。《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说，黄巢兵败，自髡为僧后逃脱了唐军追杀，投奔了河南张全义。《刘氏杂志》说，洛阳南禅寺的翠微禅师就是黄巢。《癸酉杂识》说，黄巢为僧后，因被时任西京留守的张全义认出，才转隐四明雪窦山，化名为恒通的。《四明山志》推测说，创建雪窦寺的恒通禅师或者就是黄巢。明、清《宁波府志》、《奉化县志》也均有类似的记载。前者还说，黄巢遁至四明后，先住栖心寺（今七塔寺），拜心镜禅师乞度。心镜认为黄巢“须日月并明，见雪而止”，而明州之“明”，雪窦之“雪”正应其言，因允在雪窦寺度他。黄巢亦即恒通因此才会在雪窦寺发出“铁衣着尽着僧衣”之叹。《雪窦寺志》则说，恒通在初谒招贤景岑时，景岑问他是何处人，他回答是邢州人，景岑说：“吾道汝不从彼来”，较宋《高僧传》所记多一“汝”字，即是景岑直指恒通隐私之言，因为恒通若即宠勋或黄巢而诈报籍贯邢州，是瞒不过景岑法眼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却均有穿凿附会之嫌。而宋《高僧传》说恒通少年时在内丘鹊山出家，弱冠之年在邢州开元寺受具足戒，以至于其在京兆荐福寺学律、在长沙岳麓寺随景岑悟禅、在宣城谢仙山住持瑞圣禅院，直到住持四明雪窦寺，却是言之凿凿堪为信史的。
  9、禅宗巨匠黄龙
  禅宗六祖慧能创立“顿悟法门”后，其弟子曾分为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大支系。其中，青原的弟子希迁因在衡山南寺石台结庵行禅，被尊为“湖南主”、“石头和尚”。由于他的禅风和接引方法非常严厉。因有“石头路滑”之誉。他所撰《参同契》五言小品取华严宗思想入禅，旨在会通南北二宗，篇幅虽短，对后世禅宗思想的影响却很大，堪称曹洞、云门、法眼三小宗之源头。黄龙诲机就是石头直系德山宣鉴的再传弟子。
  据《补续高僧传》，诲机（？一？年）字超慧，因其曾在江西黄龙山开示禅机，又被称为黄龙上人。他本是唐清河县（今邢台市清河县）张氏子，出家后南游禅林，参访名师。当他到达鄂州（今湖北武汉），前去拜访岩头全奯禅师时，先作一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岩头反问他:“你还解救糍么？”他回答：“解”。岩头印可，并要他“且救糍去。”糍,指一种用糯米蒸制的食品，很粘。即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所记“糍糕”。岩头和尚所谓“救糍”，即解粘，亦即破除执著。
  此后，诲机到德山宣鉴的另一高足玄泉山彦禅师座下参学时，仍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玄泉拈起一茎皂角问他：“会么？”他答：“不会。”
  玄泉放下皂角，向他作洗衣状。他于是礼拜玄泉说：“信知佛法无别。”玄泉问他：“见什道理？”他说：“我向岩头请教时，岩头要我救糍。救糍兹就是解粘，就是破除我执。现在您以在洗衣时提起皂角幵示我，也是解粘，也是要我破除执著。所以我说佛法无别。”玄泉听后哈哈大笑，诲机遂得禅悟。
  天祐年间（904—907年），已得禅要的诲机游化到达黄龙山（在今江西南昌市境内）后，江西节帅特为他施俸建寺，并奏请朝廷向他颁赐了紫衣、师号。所谓江西节帅，在龙纪元年（889年）之前全称为“江南西道观察使”，之后升为“镇南军节度使”。而为诲机施俸建寺者，应即在龙纪元年时就已出任该职，直到天祐三年（906年）九月才被杨渥取而代之的钟匡。超慧大师之号,亦应是钟匡奏请朝廷敕封给诲机的。
  诲机弘法黄龙时，最为得意的就是把道教真人吕洞宾也度化到了自己座下。据《补续高僧传》记载，吕洞宾本是唐末三举不第的秀才，偶于长安酒肆遇到钟离权，得其所授长生术后浪迹天涯。有一次吕洞，宾路过黄龙山，看到山头紫云如盖，认为山寺中必有异人。当他步入山寺后，恰逢诲机正在击鼓升座。诲机看到道士装束的吕洞宾后，故意声色俱厉，大喝了一声：“座旁有窃法者！”吕洞宾却不慌不忙，挺身而问：“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煮山川，此意如何？”诲机却指斥吕洞宾：“你这个守尸鬼！”吕反问：“我囊中有长生不死药，其奈我何？”诲机回答：“饶君八万劫，终是落空
  亡。“吕惊异之下，飞剑直取诲机,却被诲机破解，遂拜请诲机指点迷津。诲机乃反唇相讥：“半升铛内煮山川，即不问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言下之意，是斥吕混淆了“半升铛”与“一粒粟”的彼此关系。吕听后茅塞顿开，并作一偈；
  弃却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恋汞中金。
  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觉从前错用心。
  诲机当即对吕洞宾此偈表示印可，并嘱令吕要时时加护。自五代、北宋而下，诲机以禅机接引吕洞宾转奉禅宗的这段公案就—直流传，时至明代还被冯梦龙演义成小说：收入了《醒世恒言沢吕洞宾则在得诲机接引后，又到潭州（今湖南长沙）智度寺慧觉座下参禅，面对着"一衲之外无余衣，一钵之外无余食"而能达生死岸，破烦恼壳的慧觉又作一偈；
  达者推心兼济物，圣贤传法不离真。
  请师开说西来意，七祖如今未有人。
  诲机将顺世时，其座下曾有僧问："大和尚您百年之后，钵囊子要传与何人继承？"他回答："一任将去。"意即随缘，什么人继承都可以。僧又问："里面事如何？"意即您有什么真知灼见？他回答："线绽方知。"意即悟透了禅机才能知道。僧再问："何人得？"意即什么人能够悟透？他回答："海燕雷声，即向汝道。"意即你若是一只海燕，就到那雷鸣般的海涛声中去寻求答案吧。这也是他圆寂前留给弟子们最后的遗言。
  10、洪州禅师岩俊
  禅宗史中有一著名典故"磨砖作镜"，所说即马祖道一在南岳怀让处参禅，豁然开悟之故事。道一离开南岳后，前往江西弘法并开创了"洪州禅"，因被尊为"江西主"，与时称"湖南主"的石头希迁并称"二大士"。岩俊就是直承洪州禅法的著名高僧。
  据宋赞宁《高僧传》，岩俊（882—966年）俗姓廉，邢台县（当时尚名龙冈县，赞宁所用系俗称，即今邢台县）人。他自幼便与众不同，发誓要皈依佛教。剃度为僧后，持戒精严，终身不犯。为了参禅悟道，求证正果,他游学天下,遍访名师，曾经先后到过湖南衡山、江西庐山、巴蜀峨眉和岷山，且曾行脚于甘肃凤林。有一次路过深谷，他忽
  然看见路上有很多珍宝。同伴们被满地的珠光宝气所吸引，就相互商议说：“这真是奇遇，咱们是否可以捡走啊？”岩俊说：“古代的贤人锄园时，看到锄出的黄金就像看到瓦砾一样。如若见财起意，就是自取祸报。我说还是等我们有了栖身之处，再用这些财宝供养四方僧人吧。”大家都认为他说的对，就把那些珍宝收藏于原地，继续赶路。
  当时，舒州桐城（今安徽桐城）投子山的大同禅师是马祖道一的三传弟子，因与赵州从稔互幵禅机而名闻天下。岩俊为探究竟，亦到了大同禅师座下参学。大同问他：“客来，昨宿何处？”他回答：“在不动道场。”大同又问：“既言不动，曷由至此？”意即你既然说不动，怎么能到我这里？他反问：“至此岂是动耶？”意即到了这儿就是动吗？大同说：“原来宿不著处。”意即你原来已经息心于无执著处了。由是对他的这番参悟予以印可。
  岩俊既得大同亲授洪州禅法，便欲返回故乡邢台，予以光大。但当他路出陈留（古县名，城址在今河南开封东南），到达后梁首都开封时，遇到了太子少保陇西郡公李资。李资官高爵显，笃信佛教，对待岩俊就像南朝的刘遗民对待慧远一样。但当李资与岩俊商量，要把他自己的府邸捐岀建寺时，以安形性，甘守苦行的岩俊却不同意。岩俊说："我既然要继承禅宗，就要实践祖师们身心双修，不惧劳苦之禅风。"
  后周太祖郭威、世宗柴荣还没有当皇帝时，作为邢台同乡，曾视岩俊为方外之交。他们在探访岩俊时，每登方丈，必对岩俊行跪拜之礼。他们创建后周政权，当了皇帝后，又给予岩俊特别优厚之待遇，特赐其金
  紫袈裟一袭，赐封其"净戒大师"之号。岩俊虽蒙殊恩，对于郭威所赐袈裟和封号却是"受而不服"，"有而不称"，从不以此炫世。当郭威看到身体清瘦的岩俊策杖而行，颇有弱不禁风之感时,特敕其弟子们说："勿令大师一中食。俾其日戻，更进佉阇阔尼矣。"意即你们不要再让净戒大师坚持每天—中食了。每天傍晚，你们要劝请他再吃一次晚斋。岩俊虽诺而难遵，始终坚持过午不食
  之戒。郭威，柴荣对岩俊的特殊礼遇，当然会极大地影响满朝权贵，使他们拜访岩俊时无不稽首行礼，并在聆听岩俊开示禅机时毕恭毕敬，如至宝山。
  岩俊以慈悲度人，信众渐多，到了他弘法事业最鼎盛时，已经实际主持着以开封观音禅院为主的三座禅院和一座大寺，即所谓的"三院一门"，每一禅林的常住僧均达数百名之多。自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始，历经梁、唐、晋、汉、周五代直至北宋乾德四年（966年）的五十年间，岩俊主持的寺院作为京城开封的禅林之首众望所归，先后供养僧人不计其数。
  乾德四年（966年）三月岩俊患病，但当弟子们为他求医奉药时，他却瞋目噤唇，绝口不食。弥留之际，他仍以慈悲为怀，弘法为念，在谆谆告诫众弟子后，才严肃合掌，慈容怡颜，安然辞世，享龄八十五岁。当年四月初八佛诞日，弟子们将他安葬于开封东郊丰台村，并为之起造白塔，以示纪念。送葬之曰，开封所有寺院的僧众各举幢幡，吹贝鸣铳，诵经㖓咒，队列竟达二三里地之长。总计僧俗两界，为其送葬尽哀者有万人之多。宋太祖赵匡胤还敕命知制诰王著为岩俊撰写了碑文摹勒上石,以昭其德。
  11，云门宗师宗演
  宗演（1074—1146年？）俗姓崔，宋河北恩州（治今邢台市清河县）人。据明河《补续高僧传》可知，他是一位法貌修整，持戒严密,高唱云门之道的高僧。为他幵示者是云门宗的第七代宗师、住持卫州（今河南汲县）元丰禅院的清满上人。
  宣和年间（1119一1125年），得到清满印可并已深谙“云门三句”的宗演在京城开封大张法席，弘扬禅学时，因被宋徽宗召入内廷说法，得赐金紫袈裟而声名远播，前后应请主持过十三处禅院，亲度弟子一千二百余人，成为云门宗的一代名师。
  当时曾有僧参问宗演：“不慕诸圣，不重己灵时如何？”意即当修禅者既不仰慕佛祖乃至所有前辈宗师的说教，又不看重自己以往的修习心得时，应该怎么办？宗演回答：“款出囚口。”意即不要轻易发表言论。僧又问：“便恁么会去时如何？”意即如果我能三缄其口时，又应该怎么办？宗演回答：“换手搥胸。“意即你可以反复扪心自问。僧再问：“如何是大善知识心？”意即要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才称得起觉悟者？宗演回答：“十字街头片瓦子。”意即能像一片瓦砾一样，静静地处于十字街头的滚滚红尘之中而无欲无求。由此可见宗演如何活用“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这“云门三句”开示禅机，接引徒众之一斑。
  宗演应邀住持开封永福寺之前,开封百姓曾纷纷传说，该寺僧曾经活捉过一只猕猴，用泥裹塑后供在一祠内，称为“猴王”，用以护法。流年似水，久而久之，这猴王居然开始兴妖作怪，使看到过它的人，尤其是儿童身体突发高烧，渐渐地便因高烧而发狂不食，甚至有因狂放不已而登高攀树，自投于地被摔死者。因此，附近居民为祈求祛病消灾，到寺中去祭拜这猴王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因祭拜不灵，甚至会请巫师在夜间进寺，鸣金吹角，驱魔祛邪。届时寺中僧众也会撞钟击鼓，与之相应，声称助神。宗演为此十分感叹。他说：“这猕猴死得太惨了！但塑杀这猕猴的人既受业报，这猕猴就不该再祸害别人。如此积业转深，它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苦海呀！”为此，宗演特为这猕猴诵《大悲咒》以超度之。据说当天夜里宗演打坐时，冥冥中似乎看见一位人身猴足的妇人，携一被铁索捆绑双手的小猴向他礼拜说："弟子就是猴王,久抱沉冤之痛,今幸得高僧法力相助，脱离苦海，特来致谢，并求您伸出援手，能脱捆绑小猴之索。"宗演答应了猴王的请求，并说一偈：
  猴王久受幽沉苦，法力冥资得上天。
  须信自身原是佛，灵光洞耀没中边。
  猴王聆听宗演吟唱后，再拜而去。第二天，宗演命僧众打开了连上三重铁锁的猴王祠，当众将猴王母子及其部从三十多尊塑像统统打碎，扔进了寺外的溪流之中，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说永福寺猴王作怪之事。这件事半真半假，却足以显示宗演针对世俗之人的疑神疑鬼，借佛教之名义而破除迷信的超人胆识和弘法机巧，所以在当时的开封影响甚大。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下，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宗演面对着中原山河破碎的惨痛局面，黯然离开开封南下，并于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幵始住持云门宗祖庭雪峰寺。但仅仅过了一年，饱受离乱之苦的宗演便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宗演作为一代高僧，曾对《云门匡真禅师广录》详加校勘，为光大云门宗之法脉，真实记录云门宗传承之公案、机锋、禅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宗演作为北宋著名的诗僧，作有《颂古二十四首》、《颂古十七首》、《诗偈十首》等组诗及《石勒王见佛图澄画像》等诗传世，现已成为研究他的禅学修养和生平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因录三首，以见一斑。
  其一曰：
  —九与二九，相逢不出手。
  面面各相看，人人自知有。
  你若野犴鸣，我便狮子吼。
  我若野犴鸣，你便狮子吼。
  十字纵横自在行，切忌随人背后走。
  其二曰：
  今朝腊月初一，次第年穷岁华。
  从教万物凋零，这个元无变易。
  诸禅老，知不知？孤迥迥，峭巍巍。
  拈来抛掷太湖里，下载清风付与谁。
  其三曰：
  今朝腊月十有五，摩那击动三通鼓。
  诸人不是不将来，山僧不是不分付。
  麻三斤，柏树子。
  德山歌，道吾舞。
  此道今人弃如土。
  阿呵呵，较些子。
  发机须是千钧弩。
  12、圆融三教行秀
  行秀（1166—1246年），俗姓蔡，法讳行秀，自号万松，世称万松1老人。行秀祖籍河内解县（今河南沁阳县），其父蔡真多艺能，好佛法，因战乱携家逃难，曾于金皇统元年（1141年）盘桓洺水（今邢台市威县）,后因喜好永年（今邯郸市永年县）风物，定居该县。行秀幼承家教，精通儒学并信仰佛教。十五岁时，他恳求父母准他出家为僧。他的父母因其志不可夺，遂带他到邢州城内净土寺，礼拜赟允和尚为师，系统学习《法华》、《心地观》、《金光明》、《报恩》、《华严》等五部经，以参加金王朝定期举行的僧试。
  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行秀为取得僧藉，应试于有司。当时，与行秀一起应试者共二百人。初试后行秀的成绩名列第七。当同时应试的老僧靖恩因成绩不佳而担心名落孙山时，行秀决意将名额让与靖恩，复试时竟不答试题，独献律诗而归。没想到，主考孙椿年读到行秀所作律诗后非常欣赏，表示愿荐行秀为官并将己女许他为妻。行秀婉言谢绝了孙椿年的这番美意，并以这首律诗顺利通过僧籍考试，成为朝廷承认的合格僧人。
  次年，行秀在邢州净土寺接受具足戒后不久，就北上游学，到了燕京（今北京）。为参访名师，先后在潭柘、庆寿、万寿三寺挂单。万寿寺胜默老人曾幵示他说：“学习禅学如同锻金，渣滓不尽，精真不显。我看你眉宇间尚有很多世俗之见显现，这些东西不痛下决心,是不能断绝的。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清香来！这道理不须我多讲，到时候你自会明白。”自此以后，行秀习禅越发刻苦自励，勇猛精进，有时甚至会废寝忘食。
  再后，行秀又拜别胜默，南下磁州（今邯郸市磁县）大明寺,到雪岩如满禅师座下参学，当时的中国宋、金对峙，雪岩如满因直承鹿门自觉法系，被金统治区
  佛教界尊为曹洞宗第十三世宗主，门庭高广，饮誉北国。如满因与行秀
  言语投机，遂准其留寺修学，并委其以书记之职。两年后，行秀经如满
  倾心相授，禅学大进。如满因识行秀必将大有作为，果断将本门衣钵法偈传给了行秀，并一再勉励他要以弘扬佛教为己任，矢志不渝。行秀由此继承雪岩如满衣钵，取得曹洞宗在北中国第十四世宗主之地位。
  行秀在大明寺得法后，声名大震，各地纷纷请他开讲。邢州净土寺的赟允等老和尚作为行秀最初的老师，欣慰之下也向行秀致函邀请。行秀念及自己在净土寺出家受戒之大因缘，欣然回归并在寺内筑万松轩，接众自修，并由此而得“万松”之号。其时约在大定二十八、九年（1188—1189年）间。
  明昌元年（1190年），行秀又自邢州净土寺北上，受金王朝之命住持燕京万寿寺。明昌四年（1193年）,金章宗因敬仰行秀道德卓然，特诏他到内殿说法并躬身行礼，且以锦绮大僧祗衣相赠。皇室贵族及后宫嫔妃也纷纷对其礼拜并施以珍财。承安二年（1197年）,行秀奉诏住持燕京仰山栖隐寺，承续曹洞宗北方第世祖青州希弁、第十二世祖灵岩法宝在该寺所留禅灯。泰和元年（1206年）,金章宗至燕京西山秋猎时，行秀特作诗偈进献，其中有“成汤也展恢天网，吕望希垂钓月钩”之句。很明显,行秀是把金章宗比作古贤王成汤，而把自己比作了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实现天下太平的吕望。金章宗得到行秀的献诗后非常高兴，次日特到栖隐寺方丈去会见行秀，并因他法讳行秀而命名西山将军埚为“独秀峰”。泰和八年（1208年）后，行秀应邀先后住持报恩、洪济二寺（洪济寺即今北京广济寺）。
  贞祐三年（1215年），蒙古铁骑围攻燕京,守城金军弃城而逃，城中百姓也四散逃亡。当众弟子都劝行秀南下避难时，行秀坚决拒绝并斥责众弟子：“难道蒙古人就不懂佛教么！”城陷后，寺门很快便被手持利刃的蒙军封锁。行秀毫无惧色，仍像平日一样率领僧众高诵楞严咒。行秀的为法忘躯，高深莫测不仅折服了如狼似虎的蒙军将士，也感动了其主帅史天泽。史天泽不但命令部下以武力保障行秀之安全，还亲自扶持他登车前往西山栖隐寺，并在这所被誉为曹洞祖庭的古刹中接受行秀之教，皈依佛门做了护法居士。因此，行秀开始受到志在统一中国的蒙古汗庭的重视。
  元太宗二年（1230年），行秀蒙诏再住万寿寺，窝阔台汗特赐佛牙一枚给他，并尊称他为万松老人。元太宗四年（1232年）,六十七岁的行秀率燕京僧道朝拜窝阔台汗于官山九十九泉（今内蒙察哈尔右翼中旗南）行宫。窝阔台汗因此免除了蒙军占领区僧道徭役。元太宗六年（1234年）,金王朝被蒙军消灭。元太宗八年（1236年）,蒙古汗
  庭为改善因战争导致僧侣久废讲习，读经甚少，素质降低之弊，决定精选高僧主持通考，淘汰劣僧。行秀应选后，与海云禅师共主其事。他们精诚合作，巧为周旋，才使那些知识浅薄但道行良好的僧人保住了僧籍。
  行秀作为一代高僧，却能精通孔老庄周、百家之学，圆融三教，变出世法为住世法，取得金、蒙两代最高决策集团的崇高礼遇和无比信任，在国家政权交替引发的民族战争中，以仁济世，以善度人，尽自己的能力减少民族仇杀，化解民族矛盾，其道行之高、智慧之广、弘法之巧可谓罕有其俦。当然，能够取得这样的功效，一方面是基于他自己“吕望希垂钓月钩“的远大抱负和社会实践，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他的皈依弟子，金末元初的两大居士耶律楚材和李纯甫的努力，才得以实现的。耶律楚材自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受命扈从成吉思汗西征，开始在蒙古汗庭参赞军机起，到元太宗元年（1229年）被窝阔台汗任命为中书令，成为蒙古汗庭的首辅大臣，直至乃马真皇后称制二年（1243年）逝世前的二十五年中，一直都在秉承师教，于蒙古贵族与统治阶级上层宣扬“三教同源”，“仁而不杀”，并卓有成效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决策。李纯甫则通过自己的理论实践，尤其是通过《鸣道集说》的著述，实现了南宋理学与行秀“三教同源”思想亦即中国传统儒学与佛教创新理论的沟通，从而使行秀所开创的佛学思想得到“孔门禅”之誉，使其在取得当时社会各阶层广泛信仰的同时，也为其在蒙元统一中国的政治后，统一中国的佛学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行秀作为禅宗的一代宗师，为了全面提高自己的佛学修养，不但认真通读过三遍《大藏经》，精通华严宗的法界圆融之学，而且著作等身，在继承与发展中国禅宗的社会实践中，实现了理论上的创新。自其住持邢州净土寺起，到其晚年退养于燕京万寿寺（在今北京紫竹桥东）从容庵止，他依次著有语录体的《净土》，《仰山》、《洪济》、《万寿》、《从容》、《请益》等书。此外，他还编著了《祖灯录》62卷以及《释氏新闻》、《＜鸣道集〉辨宗说》、《心经风鸣》、《禅悦法喜》、《观音道场》、《药师金轮》等佛学著作。其中，《从容庵录》是行秀应弟子耶律楚材之请，评唱天童正觉《颂古百则》的禅学名著，全称《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该书评唱的每则公案皆由五部分组成。一为示众，是为公案所作的引子，二是正觉的公案原文，三是行秀对该公案的评唱，四是正觉的颂古原文，五是行秀对该颂古的评唱。该书主旨则在于阐释正觉《颂古百则》之精微，为此行秀征引了大量佛学典故，非常透彻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耶律楚材对该书非常推崇，认为“其片言只字，咸有指归；结款出眼，高冠古今，是为万世之楷模”。《万寿语录》则是行秀著作中最后面世的一部。它由行秀的弟子法隆记纂，由耶律楚材作序发行，也是行秀“决择玄微，得曹洞之血脉；判断语录，具云门之善巧；拈提公案，备临济之机锋；沩仰、法眼之炉篝兼而有之”的禅学创新理论结晶。
  行秀作为在金，元政权交替之际中兴曹洞宗并光大了禅宗“一花五叶”的一代宗师，不但使邢州净土寺、燕京栖隐寺、洪济寺、万寿寺成了众望所归的曹洞宗祖庭，进而使其禅法广布中国南北，而且使其法脉在禅宗祖庭少林寺得以最系统也最久远之传承。行秀法脉以其在邢州净土寺所定“行从福智立，贯彻八环中，化统三千界，宏开洞上宗”二十字谱为正传，得其亲授并得法者达一百二十人之多。行秀法脉在少林寺的传续自金末其弟子东林志隆、乳峰德仁在该寺出任住持始，至其弟子雪庭福
  裕、林泉从伦、吾舍从宽等代代相传住持该寺一直到了清末。其中,福庭雪裕还因在少林新立七十字传承谱系，被其后世尊为少林“中兴之主”。
  元定宗元年（1246年）四月初七，自知即将辞世的行秀向侍奉他的亲近弟子索取纸笔，以其苍劲飘逸的书法作偈告诫众弟子：“八十一年，只此一语：珍重诸人，切莫错举。”闻讯赶来方丈的众弟子足甫及门,他已安然圆寂万寿寺从容庵中。众弟子为其行荼毗礼于燕京通玄门外后，把捡获的舍利分而建塔，以做纪念。其中，最为著名的两座一是邢州净土寺内的万松舍利塔，它位于净土寺大殿西北，是创建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的八角八级实心密檐式石塔，通高约6米。塔基分三部分，最下部为两层石砌方台；中部为圆鼓石；上部为八角三层迭涩。塔身第一层为八角柱状，再上七层均设密檐，檐角翘起并呈凹曲线。从下至上各层塔檐明显收缩，顶层塔檐较大。塔刹为宝瓶式。塔身镌有“万松大师舍利塔”七个大字及“万松大师舍利塔铭”。整座塔的造型介于幢式与密檐式相互过渡之间，十分罕见。一是今存北京西四砖塔胡同的万松老人塔，现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3、太保宗翁弘明
  就目前言，以刘秉忠为首，以张文谦、张易，郭守敬、王恂为主要成员的邢州幕僚集团（或称邢州学派）对创建元王朝所立的不世之功，尤其他们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诸领域的重大成就已为众所周知。但对以行秀为首，以弘明，广恩、至温等为主要成员的邢州僧侣集团以佛教理论创新为动力，在促进中国佛教发展的同时，为化解宋、金、元政权交替时因战争引发的中华民族内部矛盾，促进其关系的相互和谐、文化的相互交融所做的突出贡献，乃至其对邢州幕僚集团至关重要的教化导向作用,或曰刘秉忠与弘明乃至行秀、广恩、至温的师友、同学关系，则至今鲜有人做深入探讨。
  弘明（1196—1252年）,字虚照，俗姓申，祖籍辽州榆社县（今山西省榆社县）高家里。还在童年时，他便不愿与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但每当听到僧人们的诵经之声，他便会踊跃作礼。他的父亲遂在惊异之下，认定他日后必会皈依佛门。当他年龄稍大时，他的父亲风闻住持王山古刹的枝足禅师道行高深，名动天下后，就把他带到了太原，请枝足收他为徒。枝足应请剃度他做了小沙弥，并为他署法讳“弘明”。据赵孟頫书《虚照禅师塔记》可知，枝足又称枝足青，是曹洞宗北枝第十二世祖王山僧体（又称大明僧宝或灵岩法宝）的弟子，而行秀的传法师雪岩如满则与王山僧体是同出一门的师兄弟，行秀因此而得在曹洞宗的传承谱系中，位高弘明一辈。
  弘明皈依佛门后，先是专心致力于对佛学经典的学习与研究，进而得到直接向枝足问道参禅的资格，最终成了枝足众多弟子中的佼佼者。这时的弘明虽未得到枝足的印可，但对曹洞禅法已经心光烁然，颇有领悟。为使爱徒能转益多师，枝足乃对弘明说：“如来涅槃妙心，绝非一人所能指授。你应该行脚天下，遍参名师。”于是，志存高远的弘明遵从师教，离开了王山，此后，弘明直奔山东泰山灵岩寺，拜在曹洞宗的另一巨匠、他的师叔仙岩的座下参学。自此他遵仙岩之教，默坐悟禅，夜以继日，可谓用心之至。有一次他在默坐中忽闻磬声，竟然举拂扣床，豁然领悟禅旨。据此可知，他在仙岩座下所参，乃是曹洞宗第九世祖师宠智正觉首倡的默照之禅。默照禅又称坐禅。它是宠智禅师意识到本宗所倡“偏正回互君臣五位”说因缺乏可操作性，已日益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时，所开创的以坐禅看经，融合别宗甚至外学（如儒学）精华的一种悟
  禅法。但宠智为能与传统北宗禅的坐禅观心，拂尘看净有所区别,又与六祖慧能所倡导的明心见性、直下顿悟保持联系，特为其传人的修行实践总结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方针，即《默照铭》，强调“妙存默处，功忘照中”。弘明自取的雅号“虚照”，就缘起于他对《默照铭》的领会，即其举拂扣床，豁然所悟之禅旨：“照与照者，二俱寂灭，于寂灭中能证寂灭者，是你自己。若恁么，桶底子脱去，地水火风，五蕴十八界，扫除无余”。所以，也有文献记弘明雅号为“寂照”者。
  仙岩得禅师因此认为，弘明必当有大作为,终不可淹没，遂予印可并付其衣颂,命其迅速出世弘法。弘明只好谨遵师命,振衣游学,住锡于燕京归义寺。当时，住持燕京圆福寺的无还超和尚与弘明是师兄弟，得知弘明已到燕京后，遂去相会并请弘明至圆福寺幵堂示众。弘明应邀升座，开发天人，提引未悟，遂为一时之宗。
  金正大五年（1228年）,亦即蒙古托雷汗执政之元年，弘明奉命住持净土寺，历时十年之久，学成行尊，已是当时燕京十分著名的大比丘。《佛祖历载统记》记载，至温在邢州净土寺的落发师为寂照，而寂照即虚照，因知弘明在此期间还曾住持或光临过邢州净土寺。
  元太宗十年（1238年）,占领邢州的蒙军元帅府诸将领因慕弘明之大名，特介天宁寺僧洪泰持书信前往燕京，恭请弘明莅邢住持天宁寺。弘明应邀而来后，看到历经沧桑的天宁古刹几经战火，已经沦为一片废墟后，十分感叹并毅然主持了大规模的修缮重建工程。由于他能以深厚的佛学修养使邢州城乡缁素悦服而檀施云集，不但很快便使天宁寺焕然一新，而且使其成了冀南最为著名的禅寺之一。
  同年，弘明听说刘秉忠隐居武安山中，苦形骸，甘淡泊，宅心物外而与全真道士隐居在一起，并欲西游关陕时，因爱其才华而不能舍，遂遣曾与秉忠为少年友的弟子至温和子颜（即阎仲复）前去挽留秉忠。秉忠遂经弘明昭示，于天宁寺落发为僧。弘明特为秉忠起法讳“子聪”，并因其知经书，工翰墨，命其任书记之职。秋七月，邢州蝗旱成灾，饥民遍野，弘明因应妹婿之请，携秉忠逃荒就食于云中（今山西大同市）南堂寺。
  次年（1239年），临济宗大师海云因忽必烈之召北上和林时路过南堂寺，因听寺僧说秉忠博学多艺，求与相见交谈后，深为赞许。但当海云邀秉忠同往晋见忽必烈时，最初秉忠并不同意。后经海云一再力邀，不得已的秉忠才拜辞弘明，与海云前往忽必烈藩邸。弘明则于同年返回邢州，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天宁寺。自元太宗十年（1238年）至元宪宗二年（1252年），弘明住持邢州天宁寺凡十四年，共度僧俗百余人，亲传弟子子聪、子颜、子琪、子明等二十八人皆因坚苦特立而成为元初高僧。
  元宪宗二年（1252年）五月八曰，弘明向弟子索笔写下珍重偈语：“两处住持，无法可说。打破虚空，一轮明月。”书毕趺坐而寂，众弟子为其行荼毗礼时，采得舍利百颗，五色灿然，因为其起塔于天宁寺塔林。次年春，远在和林忽必烈潜邸的刘秉忠（子聪）得到讣告后，奏请将弘明的法身舍利迁葬天宁寺内，得到忽必烈允准和重金资助，天宁寺众僧遂以秉忠名义在天宁寺内为弘明建起了雄伟壮观的“虚照禅师明公之塔
  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八月，元王朝因追念一袭僧衣的聪书记即刘秉忠殚精竭虑二十六年，与张文谦、张易、郭守敬等全力辅佐忽必烈完成统一中国，创建大元王朝的盖世之功，在追封秉忠为“推诚协谋同德翊运功臣、太师幵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常山王”的同时，诏命陈庭实撰文、赵孟頫书丹、郭贵篆额，在邢州天宁寺虚照塔前树起了《天宁寺虚照禅师明公塔铭》。从此，弘明在该寺传续的“弘子友可，福缘善庆，定慧圆明，永宗觉性”十六字法系被中国僧俗两界信众尊称为“刘太保宗”，灯灯相续直到清末民初。虚照塔位于天宁寺西北角，系青砖结构的六角三级密檐式塔。塔的基台高峻，上为塔座、勾栏。塔身建于硕大繁复的三层仰莲瓣上，转角倚柱为密檐式小塔高浮雕，再上施迭涩与枭混曲线之出檐三层。整座塔身装饰异常华丽繁褥。塔顶为覆钵式，上有十三天及刹杆。其建筑立体风格虽为密檐式，却又颇具喇嘛塔之因素，形制十分特殊。
  14、大开元宗主广恩
  广恩（1195—1243年），字万安,俗姓贾，金洺水县（今邢台市威县）张华里人。其父贾玉是一位辛勤耕作，乐善好施，虽朴实无华而颇重道德节操的农民。广恩约十八、九岁时，于经镇法云禅寺出家，坚公（—说壑公）为其祝发师，晖公为其授戒师。不久，广恩转学于邢州开元寺，随该寺高僧参悟曹洞禅法。其师训督甚严，至性过人的广恩因而安衲凄紧，勤勤汲汲，唯恐不得师心而见责。
  金贞祐二年（1214年），年满二十岁的广恩在邢州开元寺受具足之戒后，遂开始振锡远游，参晤名师，禅学精进，并因其戒行严谨，少言语，慎举动，所过颇有去后之思。在此期间，他曾先在临城（今邢台市临城县）炼形辟谷，面壁安禅，苦修五年。辟谷，即不吃五谷，是中国古代一种修养方法。辟谷时，仍食药物，并须兼做导引术。该方法亦为道教所推崇。
  金兴定四年（122O年）,广恩转依枣强县信士霍氏之宅，结庵修禅，并自以为志不坚洁，有负佛恩而闭关诵持《大悲》章句，足不出户又五年。据传说，当时霍氏之子曾在隆冬樵采时，于榛莽中得鲜桃两枚，敬献给广恩。广恩吃后遂多灵异，例如烈火遇到他会自动退却，暴徒在他面前会举手无措，鸡会在他面前为佛啄香，牛会在他面前遵守训戒，干涸之井会因他的作法而泉水复涌，一斗米会因他的作法而越溢越多供众人分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甚至还传说，当时甘陵（今邢台市清河县）有一古塔基，广恩在发愿重建该塔时，竟于该处掘得一石，上面赫然镌有他的法号。为此，广恩决定在其地建大寺院，广布法雨。时有一人始欲布施巨资，既而又改变了初衷。当该人回家检视钱柜时，所见只有满目的莲花。该人因而起敬起信，大施善财。广恩亦因此信徒日增，名声益振。
  此后,广恩的同乡赵监军把广恩引荐给了笃信佛教的临清大帅路通。路通恭请广恩在自已的家乡、运河西岸的夏堡寺（在今邢台市临西县下堡寺镇）建净土道场，并依东晋慧远在庐山之规模作白莲法会。夏堡寺因此改称净土寺。该寺旧有高达数丈的大型佛龛一座，俗称玉皇皋，据传即广恩住持该寺时所造，民间多以“夏堡寺的皋，临清城的塔，济南府的大菩萨”赞誉该龛为山东佛教文物之冠。
  广恩在路通的大力资助下，主持扩建夏堡寺时，人无贵贱远近，争施善财，很快便使该寺犹如天成地涌一样，金碧辉煌地展现于世人眼中。有一天，路通请广恩为其开示净土法门。广恩说“心体自净，杂用浊之，其理无二。”路通听后十分欣服地说：“大师所示，要言不烦。”广恩在夏堡寺大起白莲法会，弘扬净土法门，影响四被，声闻遐迩。路通将其情形上奏蒙古汗庭后，窝阔台汗敕赠广恩以“护国兴理大师”之号，尊称其为“贾法宗大菩萨”。
  元太宗二年（1230年），万松行秀奉命在燕京万寿寺举行资戒法会,特邀广恩前往登坛说戒，令僧俗四众耳目一新，甚为钦服。为了劝励信徒由念佛三昧而得祈生安养，并为其指示修归净土之捷径，广恩还在兵慌马乱之中撰著《白莲集》刊印发行。万松读过该书后曾抚卷长叹：“这真是体现观音大士慈悲方便，济人利物之心的一本佳作！”
  元太宗三年（1231年），禅净双修的广恩应真定等五路万户史天泽、安国军节度使赵伯元等人邀请，自临清夏堡寺移钵于他曾求学受戒的邢州开元寺，出任住持。当时已经消灭金王朝的蒙军正在乘胜南下，加紧消灭南宋王朝，统一中国之战。邢州地处蒙军南下的交通要道，迎来送往，驿使络绎，穹帐迁卓，索粮派款，无一宁曰。百姓因无力负担而流离失所，地方官员亦因不堪其扰而如履薄冰。广恩入住开元寺后，不仅能以菩提根力扶弱济贫，施药驱疫，且能“洁庖寮而待馆谷，代公私而息驿骚”，为邢州百姓和地方官府排忧解难，尽量减少往来军队和驿使对邢州官民的骚扰，从而赢得“贾菩萨”，万安祖师之誉。口碑之下，众望所归。名闻遐迩的广恩遂在开元寺大张法席，广纳徒众，熔净土与禅宗于一炉，兼传曹洞、临济，陆续授戒度僧近万人。其中，可以嗣祖传法,洞解三藏之妙者即有千人之多。另说其中从师有得，深达性相根源者有五百人，可以绍续慧命，为人天眼者有一百多人，可以宠膺宝典，典司诸方及本宗者，几半天下。广恩在开元寺演派传续曹洞宗的法谱三十二字，即：
  广崇妙普，洪胜禧昌，继祖续宗，慧镇维方。
  圆明净智，德行福祥，澄净觉海，了悟真常。
  另据《禅门日诵》记载，广恩在开元寺演派传续临济宗的法谱共四十字，即：
  庆洪通大觉，心印续咸宗，正知为妙义，普周法界同。
  慈宽能真远，行广自国从，本性佛光照，万法自皈明。
  广恩住持邢州幵元寺期间完成的另一大法事，是其倾十年之心血,重建了圆照塔。该塔初名大圣塔，创建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落成于嘉祐七年（1062年），塔分七层，通高三十丈，工程凡经二十四年,高广可纳千余僧，堪称北中国砖木结构的第一巨塔，原为崇奉自唐代即被称为观音菩萨化身的梵僧僧伽大士而建。大观四年（1110年），该塔经第一次修缮后，被宋徽宗下旨改名为圆照塔。金至宁元年（1213年），该塔毁于战火。元太宗三年（1231年），广恩住持幵元寺后，即开始发大愿力重建该塔，并在开工时于塔基地宫中发现如来舍利三颗，又在改易塔心柱础时，因风自正，颇见奇异之事。所以能使当时的勋贵豪富、巨商世家争相布施资金和人力物力,大量的能工巧匠为结善缘，亦不邀自来。致使工地上风动云委,略无虚日，颇为紧张繁忙。尽管这样，该工程还是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于元太宗十二年（1240年）七月告成。重建的圆照塔叠构重檐，由原来的七层增加为十三层，通高六十仞，巍巍壮观。
  乃马真皇后称制二年（1243年）二月,北方诸路高僧欢请广恩在顺德路（即邢州）开元寺举行资戒大会，为国梵修。蒙古汗庭敕命各地应受具足戒之僧近万人赴会，陪广恩一起登坛为这些青年僧人授戒的则有来自济南大庆寺、景州普昭寺等著名寺院的高僧十二名。当年十一月十八日，大风昼晦，草木变色，一代高僧广恩于开元寺圆寂。他的弟子们悲痛之余，把他的肉身暂时安奉于方丈之内。海迷失皇后称制元年（1249年）,忽必烈应刘秉忠之请，转禀蒙古汗庭颁旨在幵元寺为广恩建塔供养。次年开春，广恩的弟子们决定在方丈之西为广恩营塔安厝。忽必烈遂命邢州断事官忽鲁脱花、宣差官赵添喜率甲士千人营葬，命奉御铁铸山署职为外护法。当四众弟子在方丈内开启龛棺后，竟看到圆寂已经八年的广恩肉身非但未腐，而且颜貌如生，爪发俱长，枕席间还充满了五色灿烂的舍利子。
  元宪宗九年（1255年）,忽必烈在麾军征伐南宋，路过邢州时，曾以大功德主的身份两幸开元寺，亲对当时住持该寺的崇悟禅师慰谕询访。当他听到广恩圆寂后发生的种种奇异现象后，也不由得再三叹美。
  中统元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刘秉忠等人辅佐下称帝后不久，即颁特旨褒扬广恩“永传不朽”，同时敕改邢州幵元寺名为“顺德府大开元寺”，敕改圆照塔名为“普门塔”，赐广恩以“弘慈博化大士”之号，命名广恩所传法系为大开元宗（民间又称其为贾菩萨宗）,并为该宗特设提点、僧录、判正、都纲等僧职。随即又命太傅刘秉忠、大丞相史天泽、宣政院使答失蛮以次提调邢州大幵元寺贾菩萨宗，并赐白金以助该寺大规模扩建装修之费。从此，顺德府大开元寺成为有元一代全国唯一直隶宣政院、不受释教都总统所管领的汉地御用大寺。
  15、总统诸路至温
  至温（1217—1267年），字其玉，号全一，本为金邢州城内（今邢台市区）郝氏子。至温自幼聪敏异常，六岁时他的母亲带他到庞马村，在净土寺的下院拜见寂照禅师。寂照问他：“你愿意当和尚吗？”他点点头，以心许之。此后不久，寂照因蒙、金不断在邢州一带交战，避难辽西（今山西大同市西）。金正大四年（1227年），十一岁的至温被家人送至净土寺，礼拜寂照的弟子辨庵纳公为师，削发为僧。当时净土寺住持无还富公对僧众约束甚严，而至温从不以已过为忤。另据黄缙《上都大龙光华严寺记》，可知寂照即后来住持邢州天宁寺的虚照。而至温与刘秉忠同为其座下弟子，即所谓“少相好，同为僧”，刘法讳子聪，至温法讳子玉。因知至温为其字而非其名，而其玉应是子玉之误。
  正大七年（1230年）,无还富禅师应万松行秀之邀，北上燕京万寿寺讲法，年方十四岁的至温与净土寺十僧随同前往。当时，住持万寿寺的行秀正在开讲曹洞宗第十一祖青州一辨所留公案，门庭高广，已成四方之尊。少年至温虽觉行秀师道森严，似不容人，又看到了他的才气过人，博记多闻，论辨无碍，百家诸子之言多所涉猎，草书俊逸颇得颠素之遗法。仰慕之下，他遂于此年转拜行秀为师。自此凡行秀所作偈颂法语，至温一闻皆能了然于胸，并常以侍者身份代行秀应对参谒者。由于至温能深得行秀禅学之要，故其谈锋犀利，凛然难犯,深得时人赞许。元太宗十年（1238年）,年长至温一岁并与其为少年好友的刘秉忠因慨叹“大丈夫不得志于世间，当求出世间事”，被邢州天宁寺虚照禅师招致为僧。而代虚照前往武安山中招致刘秉忠者，就有至温。所以虞集在撰《敕赐佛国普安温禅师塔铭》时说：“刘公大厌世，故思学道，师劝之为僧，同参西京宝胜明公。”所谓明公，即指虚照弘明。而西京宝胜寺则是虚照在来邢州天宁寺之前曾任住持之所。次年（1239年）,刘秉忠因临济宗大师海云之荐进入忽必烈潜邸后，深得礼遇并逐渐成为忽必烈的帷幄重臣。刘秉忠因向忽必烈推荐说，至温亦有经天纬地之才，实为可以大用之人。忽必烈因此召见至温，相互交谈后非常高兴，并要授其以官职。至温辞谢说：“能使佛法在天下流通，才是臣僧的毕生志愿。至于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并非我所希望。”但由于忽必烈与刘秉忠的真诚与热情挽留，至温仍在忽必烈的幕府中留居了三年，并在忽必烈处理军国大事时，多有赞预。约在元太宗二十年（1225年）年初，当至温辞别时，忽必烈特向其赠送了大批金资日用而不计其费。
  元宪宗四年（1254年），刘秉忠奉命规划创建开平城（即元上都，在今内蒙正蓝旗闪电河北岸多伦县附近）时，特意在城中兴建了一座被称为“天宫”的大龙光华严寺，并请忽必烈聘至温为该寺首任住持。忽必烈准其所请，并由元宪宗赐至温以“佛国普安大禅师”之号，委其总摄关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邢、洛、磁、怀、孟等州僧尼事，使至温成为北方汉传佛教界的领袖人物。从此，至温锐意护卫佛教，凡僧之田庐见侵于豪富及他教者，他都要力争使其归还僧人。
  宪宗六年（1256年）正月，海云奉敕召集天下高僧，在昊天寺举行资戒大会，至温奉命持旨宣布中外而辅成之。据《续指月录》，海云在正月初二即这次法会举行的次日，即于会中突患风疾而半身不举，因知这次法会实际是由至温主持完成的。
  元宪宗九年（1259年）,佛、道二教均欲在蒙古贵族面前争取唯我独尊之地位，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蒙哥汗遂召集二教领袖于和林，要他们相互论辨，剖决真伪。至温和行秀的另一弟子福裕作为佛教界领袖，参加论争。论争开始前，二教相互约定，道胜则僧冠首而为道，僧胜则道削发为僧。论争中，僧问道：“你们道教的《老君化胡成佛经》等书说，老子化胡成佛。你们说说佛有什么深义？”道士回答：“佛就是觉悟，就是觉天觉地觉阴觉阳觉仁觉义。”僧说：“错了。所谓觉悟，即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三觉圆满，故号佛陀。绝非觉天地、阴阳、仁义就可以概括。”这时，听取辨论的忽必烈特意对其近侍说：“我早就听说，仁义是孔子之语。道士们说佛是觉仁觉义，也太荒谬了。”当道士又持《史记老子列传》等书为证，欲出多说侥幸取胜时，佛教的首席代表八思巴问：“这是些什么书？”道士回答：“前代帝王之史书，”忽必烈插言：“今天让你们辨论二教经典的真伪，用不着攀援前代帝王。”八思巴说：“佛祖所在的古天竺也有这种史书，你们知不知道？”道士回答不知。八思巴说：“古天竺国王频波罗作赞佛偈时，老子在哪里？”道士不能回答。八思巴又问：“《史记》中有老子化胡成佛的记载没有？”道士答：“没有。”八思巴又问：“老子所传何经？”道士答：“《道德经》。”问：“《道德经》中有化胡事没有？”答：“没有。”八思巴遂说：“既然《史记》和《道德经》中都没有化胡之说，可知《老君化胡成佛经》等书是伪造无疑。”尚书姚枢遂当众宣布，道教在这场论辨中彻底失败。忽必烈于是下令如约行罚，命近臣脱欢将参加论辨的道教领袖樊志应等十七人押往大龙光寺，交至温将其削发为僧，并将《道德经》之外的四十五部道教经典全部焚毁，勒令道教将其占据的二百三十七处寺院悉数归还僧人。汉传佛教界因对至温这一无上功德念念不忘，认为忽必烈中统建元，佛教大盛的根基即奠于此。至温则在这次论争之后，主动纳印辞职，每年除用官赐给他的资金修寺之外，对一切世味均已淡泊自如。
  中统元年（1260年）六月，忽必烈在刘秉忠等辅佐下称帝，创建大元王朝后，特在日理万机之际，诏至温自邢州天宁寺起钵，与真定刘郁、彰德胡祗遹等一起，乘传赴阙，商讨国是。至元四年（1267年）五月二十二曰，至温圆寂于开平大龙光寺。荼毗之后，其心、舌、牙不坏，且化舍利无数。关于忽必烈与至温、至温与元初政治、佛教之间的关系，虞集曾作如是评价：“世祖皇帝圣度如天，善驭豪杰。自在潜邸，至于混一海内，天下之人材大小毕至，以足其任使。故其功业之盛巍巍然、赫赫然。三代之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浮图氏以寂灭为宗，而材器文辨如温公，亦岂常人之流哉！”
  16，中兴少林宗书
  宗书（1500—1567年），字小山，号大章，俗姓李，明顺德府南和县（今邢台市南和县）人。宗书之父李进，母刘氏生宗书于弘治十三年（1500年）。宗书自幼聪慧出众，十岁入学习儒，即能粗通大义。十五岁时，他因悟儒书皆教人入世之法而非出世法,笃志为僧。李进夫妇欣然从之，并把宗书送到了顺德府大开元寺法堂，礼拜钿和尚为师。宗书由此成为广恩座下第十一代传人。正德十一年（1516年）,十七岁的宗书深入邢台城西山寺，三越寒暑，不食五荤，手抄《华严经》，闭关自修。
  正德十四年（1519年）,二十岁的宗书前往嵩山少林寺，参叩月舟虚白禅师，入室请益。嘉靖元年（1522年），月舟圆寂后，宗书转参可贤为师，勤恳八年而领曹洞宗风，蒙赐印可，嘉靖九年（1530年）,宗书回到顺德府开元寺，省侍本师钿和尚。嘉靖十二年（1533年）,宗书离开邢台，前往燕京游学，接受具足戒并遍历京华各个著名寺院，参叩高僧，请求教益。不久，宗书入住北城兴德寺。
  嘉靖十五年（1596年），宗书离开燕京南下，转住洛阳天庆寺，开始升座讲学，提携后进，并曾应五台山僧之请，推演禅宗。期毕回京，他又应太监李元善之请，入住积善庵，披阅大藏经。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宗书由积善庵转住宗镜庵，静心修禅。一些佛教典籍称宗书为“宗镜小山”，即起因于此。
  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三十四年（1555年）的四年间，少林僧众接连三次敦请宗书回归嵩山，住持少林，均被宗书婉言推辞。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河南太守蓬山吴公，亦即时任河南巡抚的都御史、内丘人吴山及少林耆宿秉诚复请，宗书乃叹曰：“自先师月舟寂化，至今三十余年，曹洞宗风几近淹没。先师曾嘱我在禅林下衰时，要勇为承担弘法之责。我若继续偷安而不抓紧撑起这禅林大厦，它很快便会倾塌。我的德行虽然愧对先师，怎奈先师又确曾把这重任托付过我！”于是他毅然至礼部领命赴任。离京时，太监张暹、贾廷贵、杨伟等人特为他发心印造了不少禅宗的公案方册，筹集布施了一批财物，欢送他住持少林。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宗书在少林寺大开法席，座下门徒逾百，并有四方僧众五百多人前来听讲。宗书升座后连环发问：“朔风凛凛，湖海坚冰，截然众流，是什么境界？到这里，个个寒毛卓坚，更须转身一路始得，为什么？渐不见道，太阳门下，曰日本秋；明月堂前，时时九夏。山僧今曰炉头添炭，髩后增貂，使个个白汗滴滴，通身轻快，还知么？”求学者随即礼赞：“冻云幵岭岫，梅蕊喷清香。”南庵依公因此作颂：“地缺东南水自宽，波涛万顷碧漫漫。赚他无限痴男女，按着泥坑砌碌砖。”位中符公亦作颂曰：“种就无根树影长，大鹏肯逐枋榆忙。养坚九万搏风翅，一旦飞鸣天下扬。”据说时值天旱，河井枯干，但宗书开讲那那天竟然泉水复涨，引起众人一片欢呼。宗书由此声名远扬，四方僧侣因慕其名，很快云集少林。
  据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罗洪先撰少林寺《重建初祖殿记》，宗书自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受命住持少林寺，短短四年间修旧起废,大兴土木,颇多建树。其中重建初祖殿较原殿增高三十二尺，增广二十二尺，左右两翼各联七室，工期却只用了短短八个月。
  少林寺僧习武始于北齐僧稠等人，其有僧兵最早始于明正德时，朝廷征调三奇周友镇守山陕，统征云南，三立奇功而奉敕“天下对手，教会武僧”。至于十三棍僧救唐王，只是岀于少林武僧的—种义举而无僧兵之称。宗书住持少林时，抗倭名将俞大猷曾至寺中观武僧献艺。但俞大猷观后却大失所望，并说：“此寺以剑技名扬天下，可惜传久而讹，真诀俱失了。”言外之意，当时少林武僧演练的仅是供人欣赏的花架子，而没有前辈武僧那样的真功夫了。为此宗书特派寺僧宗擎、普从随俞大猷南下，探求武林真功。三年后，已经身怀绝技的宗
  擎重返少林，教授百余武僧习武真诀，才使少林武术重新振兴。此后倭寇侵犯中国海防，少林武僧四十余人应征前往反击，因其武功精绝而战无不胜，威名远扬。所以有人据宗书与俞大猷之交往说，宗书也是一位精通少林武术者。但这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宗书应邀至钧州（今湖北省钧县）广通寺,开示净土法门。次年，他又应邀至郑州宝光寺安禅说法三个月。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春，宗书返回少林，升堂踞座，幵示禅学，日无虚席。嗣法之徒，不可胜记。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宗书奉敕自少林重返燕京宗镜庵。当他漫游西山时，因欣赏谷积山三学洞之幽静，遂于洞中结夏。入冬后，他忽染重病。腊月十六曰，宗书向侍者索笔书偈曰：“宗镜宗镜，心法成行。
  即日圆觉，镜破宗正。”书毕俨然寂化，世寿六十八岁。宗书圆寂后，其弟子遵其遗嘱，荼毗后将其身骨分为三份，分别于燕京宗镜庵、顺德府幵元寺塔林、嵩山少林寺塔林起塔安葬。据传说，宗书辞职少林,北还宗镜之际，少林寺法堂之法鼓曾无故堕地。宗书得疾之初，少林寺的秦槐曾摧一大枝。宗书圆寂后,这棵秦槐竟然又无故崩倒了。宗书的传世之作，为《宗书语录》和《小山别集》。
  今存少林寺的《钦依住持少林寺曹洞宗第二十四世当代传法小山禅师行实碑》，由郑王府掌国事王才撰文，由宗书的忘年交郑王世子朱载堉书丹篆额。朱载堉自称“三教中人”、“酒仙狂客”，身为郑王世子却不肯继承王位，并因著有《乐律全书》、《律吕精义》等学术著作，发明十二平均律而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最为发人深思的是，他在为宗书立碑时，在碑上镌刻了一幅《混元三教九流图赞》，该图在一大圆圈内刻一人手捧《混元图》，正面看为如来，左视为老子，右视为孔子，三相合一，相互圆融。该图赞则在摘要叙述三教九流之主旨后，高度概括出了“三教一体，九流同源，百家一理，万法—门”之结论。这或许也是朱载堉对宗书佛学思想的一个总结。
  宗书对中国佛教发展的最大贡献，除了他身体力行，擎大厦之将倾，重新振兴了禅宗祖庭少林寺，并通过他的法嗣蕴空常忠等灯灯相续，直到今天外，就是他作为曹洞宗的第二十四世祖师，精心培养出了入室弟子数百人，并通过他们在全国光大中兴了曹洞宗。其中，弘法于北方各地者有其再传弟子慈舟方念、智空了睿、龟谷妙银、无疑真信等，弘法于南方各地者有其再传弟子法忠敬堂、诸缘洪断、味白常慧、无明慧经等。通过不懈努力,诸缘在江西云居山真如寺开创了曹洞宗诸缘法系，慧经在江西新城寿昌寺开创了曹洞宗寿昌法系。再后，诸缘的弟子常慧又在真如寺幵创了曹洞宗云居山法系，慧经的弟子元来，元贤、元镜则分别在江西博山能仁寺、鼓山涌泉寺、建州东苑寺开创了曹洞宗博山法系、鼓山法系和东苑法系。
  17、承续祖灯明信
  明信（1512—1574年），字无极，俗姓宋，明顺德府沙河县（今邢台市沙河）人。明信年方八岁时，就在顺德府天宁寺礼拜深和尚为师，削发做了小沙弥，成为虚照弘明座下的第十一代传人。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明信开始以生死为忧。十三岁时，他求得深和尚允准，行脚前往牛山入大火聚，精勤刻苦，日夜锻炼，前后坚持了二十多年。但其尘劳虽觉暂谢，却并没有悟得禅宗真谛。因此，明信又回到顺德府天宁寺，在拜见其本师深和尚后，复入邢台县西山上栈坪野寺闭关，迥绝人迹，潜居六年，始终坚持日中一食，屏心静修，诸念皆息。
  嘉靖三十年（1551年）左右，明信结束闭关坐禅后不久，开始游学天下，参谒诸方善知识。当他北上燕京，登坛受具足戒后，复又隐入京西银山中峰，避影三年，日以橡栗为食，专注禅观。期间他忽觉心境皆空，根尘顿脱，豁然开悟。这时，临济宗第二十五代宗主翠峰德山禅师正在燕京延寿寺弘法。明信于是往求德山对其所悟予以印可，经印证机缘契合。明信由此成为临济示第二十六代传人。
  明信得到德山印可后，随即栖隐于京西吉祥禅院，旧以长养为怀，坚持孤梗，情欲淡然，一无所求，衲衣鹁食长达二十余年。内府太监张暹等人听说明信坚苦自守的德行后，前往拜见并捐资重修了吉祥禅院，才使明信名扬京城，诸方学者慕名前去问禅者亦日益增多。
  此后不久，明信因怀念家山亦即顺德天宁寺而重返邢台。当他目睹天宁寺之寥落不堪，大发归欤之叹后，策杖凭吊虚照祖塔，以谢度脱之恩。这时，陪同他拜瞻祖塔的几位天宁寺老和尚说：“自从虚照祖师在本寺开创刘太保宗，远承曹洞正脉，所订’洪子有可，福缘善庆，定慧圆明，永宗觉性，的十六字法谱传续至今，就要用完了。禅师您是否能自“性”字下再续法谱，使之传承？“明信应请而说一法偈：“智能广达，妙用元方。蕴空实际，祖道崇香。”天宁寺诸僧唯唯铭记。自此，明信所作的这十六字法谱就成了天宁寺虚照所创太保宗法谱“性”字后，继续灯灯相传的依据。明信在天宁寺小住重返燕京后，继续栖居吉祥禅院接纳四众，道风日益大振。
  另据弘方《贤首宗乘》记载，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鲁庵普泰始在中国北方弘扬华严宗，而明信曾随鲁庵潜心学习华严经典二十余年，深得其要。若此，则明信随鲁庵学当在其于牛山入大火聚期间。此后，明信的华严之学由其弟子雪浪洪恩继承，又逐渐回传到了江南。雪浪从明信学习《华严》时，旁及《唯实》，并辑有《相宗八要》。再后则有雪浪的弟子巢松慧浸、一雨通润，以及通润的弟子读彻南来、汰如明河相继在江南弘扬华严宗。由此可知，明信不仅是临济、曹洞二宗的得法弟子，为虚照所开创的太保宗续订了法谱，而且是华严宗得以传续的至为关键之人。
  万历二年（1574年）二月初七曰，明信召众说偈，安然危坐，无疾而逝,享年六十三岁。其弟子为其行荼毗礼后，收其灵骨安葬于吉祥禅院西岭一个隐密的石洞之中。此后，明信的弟子大多转参少林宗书为师，归嗣曹洞正脉。明信的弟子某在住持顺德府天宁寺后，通过龙华瑞安禅师礼请当时最为著名的学僧憨山，为明信撰写了《住京都吉祥院无极信禅师道行法原碑记》。
  在这篇碑记中，憨山不仅记述了明信一生的主要作为，而且对其摒除门户之见，兼融曹洞、临济、华严之学的深厚修养做出了相当精辟的评价。憨山认为，自六祖慧能创立中国禅宗，传至南岳青原后一花旁出五叶，“其门庭设施建立不同，犹耳目口鼻之于身，虽各有异，岂可以用异而异其体哉！由是观之，所散未尝一，所归未尝二，又岂可以门庭用异而易其指归？”正因为此，圆融各宗学说的明信禅师才能“于寂灭定中振声一喝，直使大地耳聋，诸有闻而不惊怖者，斯即可谓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矣。不然，则竟以何法而续之耶！”
  18，乱世受命海宽
  海宽（1596—1666年），字涵宇，号彼岸，人多称其“彼岸宽公”。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曹洞宗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朝廷钦命的少林寺住持，俗姓王，籍贯顺德府内丘县（今邢台市内丘县）。海宽最初出家于内丘都城寺，亦即在清代名闻遐迩的圆津庵。后至嵩山少林寺从心悦慧喜禅师参学，历时三年，饱经锤炼，方得印可，成为曹洞宗第二十八代传人。在此期间，他还曾在随师弘法时，暂住过开封相国寺。
  崇祯十二年（1639年）七月，慧喜圆寂后，海宽在少林僧众和河南地方官员的一致推荐下,接受礼部任命，继承慧喜衣钵，开始住持少林寺。此后数年，农民起义军揭竿四起，遂致风沙迷月，梵宇穿云，洞天福地，铁甲金戈，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灭亡，少林寺一直处于兵慌马乱，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动荡中。海宽受命于如此乱世，尽管倾心竭力，依然独木难支。所以他只能面对少林祖庭饱经劫火，法堂草长，宗徒四散后的萧瑟荒凉，矢志坚守，静观时变。
  顺治三年（1646年）三月，已经定鼎北平（今北京）的清王朝根据河南巡抚咨文并河南京官咨保海宽住持少林的投部公揭，决定为海宽换发新的任命文札。时在京城观风的海宽却以正患足疾为由，辞归少林而未受清廷任命。据傅景星顺治十年（1653年）所撰《重修少林寺记》，托疾回归少林的海宽为“巩法雨之金汤，存佛轮于劫火”，虽处于中原百姓“抗清复明”，反对异族统治的武装斗争彼伏此起，少林千百年祖庭频遭赤眉夜占南山祸及之险的混乱中，却能镇静自若，从容应对，联络分守许公，分巡范公等地方官员，自顺治九年（1652年）孟夏至次年仲秋，多方募捐筹资重修了单传大殿、法喜堂、禅悦堂、武圣祖师殿、钟楼、藏经阁、山门以及方丈室，使少林寺初步恢复了气。
  由此可知，顺治三年（1646年）海宽虽未领取清朝新命，实际上却仍是顺治一朝绍隆祖位的少林主席。所以，在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一年（1654年），连续三年由少林僧人祖文、清连、净稳等人出面组织、主持的登封、巩县、偃师三县“天地冥阳水陆赈孤荐祖大法会”，仍被认为是在得到海宽允准后才举行的。该法会旨在追荐死于连年天灾人祸者的亡灵，并为因此而遭孤寡鳏独之苦者祈福消灾，因而信众云集，规模和影响都非常之大。但有人据此说海宽与当时民间的反清秘密组织天地会有所瓜葛，实属牵强附会。
  实际上，此时的海宽面对少林寺的百废待举和清王朝的革故鼎新，—方面于危难中坚守山门，重建殿堂，竭力恢复旧制；一方面又在竭其心智，编著《释氏源流五家宗派世谱定祖图》，力图在佛教界拨乱反正。为此，海宽在自撰该图之序中，对当时一些“党护门风，不通议论者“和“不遵皇藏，颠倒伦常者”作了极其尖锐的批判。首先，他认为费隐通容在其所著《五灯严统》（1653年刊）中，“将我少林洞上一十八代真参实悟之祖师尽行削去，一笔抹杀，意欲吞并五宗，独霸独王”，“此乃欺君灭祖，不忠不孝”，“是可忍，孰不可忍！”同时他又认为，天皇道悟的法嗣应是龙潭崇信，而不是龙潭崇信继承了子虚乌有的“天王悟”。
  顺治十三年（1656年）夏，海宽北上京师，住锡于善果禅院，一面开堂说法，一面刊梓其《释氏源流五家宗派世谱定祖图》。次年二月，清王朝礼部再次颁发札书，确认海宽“戒德清白，禅学精练，堪为一代之表率，的系达摩二十八代传法之人”，堪当“续衍禅宗，铃束僧众”之重任，因此正式任命海宽为少林寺第二十八代传法住持，以使千百年佛脉有赖。
  海宽领到清廷礼部的这道新札后，很快便自北京返回少林，并于当年四月初八佛诞曰举行法会，上堂说法。他当众慨叹：“一堂风冷淡千古”，表示要大集法众，中兴祖庭。顺治十六年（1659年）冬，海宽前往少林寺的下院之一、巩义县慈云寺弘法，并为该寺重演法派三十二字，编入祖灯。时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经海宽近二十年含辛茹苦、惨淡经营，焕然一新的少林寺僧众已经恢复、发展到了六百多人。海宽也因此获得“鞠躬尽瘁能荷担，自有芳名达九天”之时誉。
  康熙二年（1663年）,海宽于少林初祖庵主持有各地高僧参加的大法会，广结善缘。同时他还满怀欣喜与希望，继雪庭福裕为少林演派的七十字法谱之后，又续演了“觉海永洪，宣投传宗，正脉遐衍，善庆福隆”等共计一百二十字的法谱。
  康熙三年（1664年）,年近古稀的海宽决定把少林法席交弟子淳白永玉执掌。永玉辞谢再三，方受师命。但据周龙舒康熙年（1672年）所撰《重修石经山香树庵碑记》，永玉虽然得到了海宽的印可和亲传衣钵，但因赴京请命并未得到清王朝的认可，无颜再回少林而滞留在了涿州白带山云居寺北邻的香树庵，仅以“祖庭大少林寺传曹洞正宗第二十九代兼传贤首宗第二十八代香树庵住持”名世，时在康熙四年（1665年）五月。
  康熙五年（1666年），少林寺历史上最后一位朝廷钦命的住持海宽圆寂，享年七十一岁。少林僧众在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荼毗礼后，特为起塔将其遗骨安葬于本寺塔林之中。海宽平生好学且善笔墨，除梓行过《释氏源流五家宗派世谱定祖图》外，尚有《五灯会元赞续》传世。海宽所作《禅门正枝旁出花联叶缀五家宗派图谱》，则由登封县僧会司僧会彻春于嘉庆七年（1802年）正月抄录刻石，立于少林寺中。
  海宽圆寂后，刚恢复元气不久的少林寺又开始衰落。其衰落的主要原因，一是康、雍、乾三朝帝王对其信任度的降低，二是纯白永玉的出走和清王朝不再为其钦命住持。康熙十八年（1679年）,亦即距海宽圆寂仅仅过了十二年之后，著名学者顾炎武游览嵩山时，看到的少林寺已是—片萧瑟荒凉。为此顾炎武还曾口占一诗：
  今日何寂寥，阒哉成芜秽。
  坏壁出游峰，空庭飞荒雉。
  答言新令严，括田任污吏。
  增科及寺庄，不问前朝赐。
  山僧缺餐粥，住守无一二。
  19、御用高僧通理
  通理（1701—1782年），字达天，俗姓赵，清新河县（今邢台市新河县）苏田村名儒赵士公之次子。他虽生性端慧，却因七八岁时接连失去双亲，只能为人牧羊，所以年纪很小却已饱尝了餐风露宿，饥寒交迫之苦。十岁时，食不果腹的通理为能继续活命，只能投身于故现村慈明庵中，礼拜妙音铎和尚为师，皈依佛门做了小沙弥。稍后，他又转投新河县城东关十方禅院，随显如珍和尚参学经论。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年方二十的通理北上京城游学时，礼拜潭柘山岫云寺住持德彰为师并受具足戒，开始精心研究戒律之学，曰以讲习为念。此后，负笈都门的通理还曾听讲《弥陀经》于善应寺，微有开省；在衍法座下听讲《楞严经》，别见会心。
  雍正三年（1725年），当不二老和尚在京北香岩寺开讲《法华经》时，通理前去参学，每于难以解释处自发新悟，屡屡得到不二老和尚的印可。通理退而隐居妙峰山下石草精舍后，立志注释《法华》诸经。当他注释《方便品》“初双“叹”二智“之文时，曾经疑窦丛生，以至于视听罔觉,食不知味，十余日不能措一词，凝然深究，苦无所得。但当他读经时偶至“如是相”处，忽然有了透彻的理解，自此开始，通理遍阅群经，无不泮若冰释。
  通理自觉学有所成后，再次前往岫云寺，参拜洞翁律主研究“四分止作之宗”，“五篇轻重之谊”。当他进入水乳交融之境后，得到洞翁律主印可，被允许成为南山律宗的正式传人。此后，通理又进京城参谒永祥有祖,深得华严秘要后，开始为发明十宗五教之旨而不遗余力，终于成为有清一代振兴华严宗的第一人。
  通理既集华严、律宗之大成，遂以教授之职在北京万善寺为四众幵讲。两年后，他又辞居遗光寺，虽处老屋败椽之中，仍然讲诵不辍。此外，影响日隆的通理还曾先后应请住持过嘉兴、善应、香界、拈花诸寺，组织和主持大规模的法会三十余次、弘戒法会十四期，每逢其举拂，总会引来万指环绕，造就新学尤为众多。
  通理拜读《清凉大疏》后，对于传说中的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十分向往，遂发心前往礼拜。当时他曾挂单万缘庵，应请开讲《报恩经》，深得五台僧众礼敬和供养。通理还曾自述，有一天他浏览北台，霁日光风中忽见白云叆叇,山谷里竟然出现了一道银河般的光带。但因天色向晚，他却迷失了回庵的路径，不得不祈求“菩萨示我“。当他礼拜而起后，顷刻之间已至庵门。他不由得大喜过望，进庵后不但向众僧诉说了自己的奇遇，连声赞叹“菩萨送我归来”，当即还口占一偈：“菩萨慈悲，不可思议。六十余里，倾刻而至。”
  乾隆十八年（1755年）,通理奉命管理僧录司印务，并兼圆明园佛楼行走之职，入清字经馆协助章嘉国师校译满汉藏经，得到乾隆皇帝亲赐紫衣。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秋，乾隆皇帝为庆祝自己的七十大寿，举行万寿节。西藏班禅额尔德尼六世贝丹意希专程晋京，为乾隆皇帝祝寿。通理在与六世班禅共同为乾隆诵赞之余，还就佛法大义及其奥妙之旨与六世班禅进行了深入探讨。由于通理的见解莫不推勘深致，使这位西藏活佛连连称善，并向通理敬赠了香帛曼达等礼物。为此乾隆皇帝特下谕旨，对通理“绍尊宿之薪传”，“受都纲之印录”，“侍佛楼而合掌”，“直经馆以斋心”的非凡业绩予以表彰，同时敕封其以“阐教禅师“之号”这一年通理恰届八十高龄。
  此前，即雍正十一年（1733年）春，通理曾奉敕入圆明园，校对《宗镜录》及教乘诸书，精心研仇，深合颇通佛教典故的雍正皇帝之意。雍正十三年（1775年）八月，雍正皇帝驾崩后，通理离开圆明园，回到香界寺旧居，更寻前绪，穷年伏案，老不遑宁，终于著作等身。仅据喻谦《新续高僧传》刊列，通理所著计有《楞严指掌疏》H卷、《法华指掌疏》十卷、《心经合释》一卷、《金刚新眼》二卷：《盂兰摘要》一卷、《五教仪增注》五卷。
  此外，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秋，潭柘山岫云寺的监院圆琳琮璋在刊印不二老和尚所赠、洪应明编著的《菜根谭》前，邀请通理撰写序言。通理为弘扬华严宗“圆融无碍”，“会通本末”之旨，也为了使广大读者能更好地理解《菜根谭》这本书的内容，欣然以“三山病夫通理”之名命笔。通理面对着这本有持身语，有涉世语，有隐逸语，有隐达语，有迁善语，有介节语，有仁语，有义语，有禅语，有趣语，有学道语，有见道语，词约意明，文简理诣的世间奇书，最终把目光盯在了《菜根谭》三个字上。为此他在序中说：“菜之为物，日用所不可少，以其有味也。但味由根发，故凡种菜者必要厚培其根，其味乃厚。是此书所说世味乃出世味，皆为培根之论，可尊重欤！”他还说：“古人云，性是菜根香。夫菜根，弃物也。如此书，人多忽之，而菜根之香，非性定者莫喻。读此书，唯静心沉玩者，乃能知旨。”经通理如此一番推介，《菜根潭》的版本越来越多，并且流行日本等国，不但广为世人所重，而且时久靡香，直至今日。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六月十三曰，通理问众弟子：“我八十多年未离佛法。你们说说，现在是有佛法，还是无佛法？“众弟子都不能回答。通理遂在遍视众弟子后，微笑辞世，享年八十二岁。通理毕生以慈悲为怀，以度人济世为念，不但为清王朝所重视，亦为普通百姓所景仰。尤其在他的家乡新河县民间，还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传说。光绪版《新河县志》甚至把他的事迹归入《仙释》一目，进行颂扬说，通理在北京“住锡拈花寺，为阐教禅师。会西域活佛来，师与之印证心源，共参色空。佛反拘于禅缚，不能解师之铃，因订石上后约而去”。民国版《新河县志》则说，通理“为清乾隆帝替僧，故时人称为赵达天。”“旅京新河同乡无资返里者，多藉达天之力返里。后羽化登仙，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