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西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鼓吹下，朝廷宣布“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但这时儒学主流已经演变为对经文枯燥乏味的训诂，并与谶纬神学相结合，蒙上了浓重的迷信色彩，发展到东汉已渐失权威，而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却渐渐吸引了许多门阀士族的学术兴趣。再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所谓“竹林七贤”便与王弼、何晏等一起，主导出了魏晋思想界的主流玄学。玄学的理论特色，是用老庄思想诠释儒家《易经》和《论语》，在对儒道学说的综合中探求保持儒家道德标准的新形式。为此，玄学家们以“本”与“末”解释世界本源问题，即把具体感官所及的客观世界及其变化称为“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现象；把超乎现象的，非感官所能及的无形无象的精神称为“本”或“无”，认为是客观世界唯一的主宰和本源。
  这些玄学家们还针对“魏晋天下多故”的社会现实，以超然世外之态提出了“以无为本”、“以寡治众”的哲学理念，以适应门阀士族维系封建统治之需。但因他们专务清谈，“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而表现出了先天不足。而这种不足却由佛教的大乘般若学里得到了补充。大乘般若学的空观思想颇类老庄的清静无为，以追求超越物质世界的精神本体为理论基础，不仅主张以“出世”法维护世间秩序，且以因果报应说警示全社会。正因如此，大乘般若学受到了封建王朝、门阀士族的提倡和关心，并与玄学之风相呼应，开始繁荣。但大乘般若学借助于玄学，推动并形成佛教在中国的第一次大发展，却是在西晋发生“八王之乱”后,而这次发展高潮的第一个中心，就是后赵的襄国。
  如前所述，祚命短促的西晋王朝始终不过五十二年，自太康元年（280年）至太熙元年（290年）,仅有十年的统一安定。永平元年（291年）“八王之乱“爆发，历时十六年之久。这场内战不仅给汉族，也给各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迫使数以百万计的各族流民“脱耒为兵，裂裳为旗”，举行起义；一些少数民族贵族也乘机起兵反晋，建立割据政权，先后形成十六国与东晋王朝相对峙，彼此长期混战，社会动荡不安。
  永嘉三年（309年），奴隶出身的羯人石勒麾兵占领钜鹿、常山二郡，攻陷冀州各郡县壁垒一百多个，其兵力从五六千人猛增至十几万人，并任原西晋中丘王帐下都督张宾为谋主，成立以张宾为首、中原“衣冠人物”为成员的“君子营”。而这些所谓的中原衣冠人物，大多出身于玄学之风笼罩的门阀士族。
  永嘉六年（312年）二月，石勒挥师南下，屯兵葛陂（今河南新蔡县南），课农造舟，将攻建业（今南京市）时，适值霖雨，三月不止，又因粮草不济，军中发生饥疫，死亡过半，前景相当悲观。正当此时，石勒见到了高僧佛图澄。佛图澄也由此开始与张宾等中原衣冠人物密切配合，共同辅佐石勒逐鹿中原，创建了在十六国时期别开生面的后赵政权，完成了他自己要在中国广泛弘扬佛教的夙愿。
  佛图澄来自西域，原是天竺大国罽宾小王之长子。历来研究中国佛教史者都把他描述成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神僧，从而忽略了对他精通“五明”等自然与社会科学知识的正确认识。事实是他在充分而又巧妙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五明”知识，取得石勒等人的初步信任后，又以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军事上的参谋如神，从思想上彻底征服了石勒乃至石虎，使其改变了在战争中因民族、阶级仇视而滥杀无辜的战争报复主义政策，不但使得后赵亦即“中州胡晋，略皆信佛”，而且使自己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号称“大和尚”的国师级的高僧。石勒特为他在后赵都城襄国创建了宫寺、中寺，“有事必咨而后行”，石虎则视他为“国之大宝”，命常侍以下、太子诸公在朝会时“悉助举舆”，扶翼而上，以彰其尊。
  佛图澄以襄国为中心，弘扬佛法，“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这就导致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其伪混淆，多生僭过”。为此已继石勒而立的石虎诏询中书省：“佛号世尊’国家所奉。里闾小人无爵秩者，为应得事佛与不？”同时表示：“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简详议真伪”。中书著作郎王度就此上疏说，佛是西域之神，所以自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汉、魏、晋历朝均严禁汉人出家为僧。为此王度建议，鉴于后赵是羯人建立的多民族共存国家，可对佛教发展采取较灵活的政策，允许“国人”即五胡之人奉佛或出家；但为达到“华夏服礼，不宜杂错”之目的，应严禁“赵人”即汉族人奉佛或出家，其已经出家者要责令还俗；为保持“大赵受命，率有旧章”的国家体制，凡百辟卿士即国家公职人员与五胡各族中的奴隶亦不准奉佛或出家。对此中书令王波也表示同意。
  王度和王波没想到，这道奏疏却刺痛了身为羯人的石虎的民族自尊心。石虎因而断然颁布诏命：“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姓，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
  这时的后赵在中国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石虎的这道诏令就成了佛教进入中国以来，由最高统治者正式颁布的允许其全面发展的第一道开放令。正是这道诏命，成就了佛图澄在中国佛教史中的突出地位，把佛教发展推进到了准中国化阶段。这道政令推行的直接结果，是使佛图澄的“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襄国作为佛图澄辅佐石勒创基开国之都，自然也就成了他把佛教发展推进到准中国化的第一道场。
  世事沧桑。遗憾的是石勒开创的宏图大业很快便被石虎的骄奢淫佚、穷兵渎武断送了。后赵建武十四年（348年）十二月，一代高僧佛图澄面对着“国家心存佛理，奉法无吝，兴起寺庙，崇显壮丽”，却怀着对石虎“布政猛烈，淫刑酷滥，显违圣典，幽背法戒，不自惩革，终无福祐的深深隐忧，圆寂于邺城宫寺。次年初，石虎病毙，后赵大乱，旋即覆亡。
  战乱中，佛图澄的弟子们不得不四散避难。其中由其高足道安率领的僧团便跋山涉水，南迁到了偏安江东的东晋境内，成为继续推动中国佛教大发展的核心力量。
  道安与乃师佛图澄来自西域不同，出生于冀州扶柳（今河北冀县），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作为佛图澄最为得意之弟子，他在恩师圆寂，后赵覆亡之际率领僧团，几经迁徙，最终于前燕建熙元年（365年）决定南投襄阳（今湖北襄樊）。行至河南新野时，他因“聚则不立”之虑，当众宣布：“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其追随者则一致
  表示：“随法师教。”他遂将僧团一分为三，命法汰率部分徒众前往扬州（治所建业，即今南京），法和率部分徒众西入巴蜀，自己率其余四百多人渡河直投襄阳。这便是彪炳史册的道安南下途中的第一次分张徒众。从此时起，源起襄国的佛图澄法系开始遍布中国南北，并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段内成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主流。
  当道安由北而南，在东晋境内弘扬乃师所传大乘般若学时，开始更进一步地利用玄学的“贵无”思想解释般若，并用他理解的佛教指导对佛经的翻译。他还对汉译佛经作了初步整理，编撰了《综理众经目录》，提出了注解佛经所应遵循的格式，并为僧众制定了应该遵从的法规法仪，首倡中国僧人以释氏为姓，为以后中国的汉传佛寺制度奠定了基础。由道安开创的第一个基本中国化了的佛教学派“本无宗”，则是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六家七宗”中的最大宗。所谓“六家”，即由道安开创的本无宗、支道林开创的即色宗、于法开开创的识含宗、道壹开创的幻化宗、支愍度开创的心无宗、道邃开创的缘会宗。再加法深开创的本无异宗，即所谓“七宗”。其中，道安为佛图澄高足；于法开，道邃师从于法和，道壹师从竺法兰，均是佛图澄的再传弟子，而本无异宗又是由本无宗中分化而出。即此亦足见佛图澄法系对佛教最初中国化贡献之无可替代。道安亦因此被当时的僧俗两界称为“东方圣人”。
  道安的高足慧远则在道安第二次分张徒众时,驻锡庐山，在继续阐发本无宗“以无为本”要义的同时，结白莲法社，宣扬死后转生“净土”之信仰，被后世中国佛教净土宗尊为始祖。
  后秦弘治三年（401年）,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被后秦第二代君主姚兴迎至长安（今陕西西安），当时距道安圆寂已经十七年。但道安生前曾与罗什彼此神往，数有书信往还。被称为“什门四圣”之一的道生则是祖籍东晋铠鹿（今邢台市平乡县），寓居彭城，最初皈依佛图澄另一高足竺法汰者；被称为什门“八俊”中的僧睿、昙影、慧睿、慧严、慧观原本都是道安的弟子，也都是出自佛图澄法系者。其中道生因首倡法身无色、佛无净土、善不受报、一阐提人亦有佛性及应有缘与顿悟之义，而被中国佛教界尊为“涅槃圣”和禅宗主顿悟者之始祖。
  元熙二年（420年）六月，东晋王朝被刘宋开国之帝刘裕消灭，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对峙阶段，中国佛教亦有了相应的南统北统说。襄国一带历经前燕、前秦、后燕统治后，至天兴元年（398年）北魏在邺城建立行台，已被纳入北魏版图。但这时距标志十六国时期之终结的北凉永（承）和七年（439年）尚早四十二年。当时中国佛教南统的主流由道生、僧肇等高僧为领袖。道生以主张一阐提人亦有佛性，亦能成佛而孤明先发，振聋发聩，并曾得到宋文帝、梁武帝的大力推崇。僧肇则继承道安，鸠摩罗什之衣钵，进一步阐发了大乘般若学。由于齐、梁以后南统佛学陷于烦琐的注释、引证和辨论，偏重于佛教义理，虽曾出现许多成实师、涅槃师、毗昙师、地论师、摄论师、俱舍师等不同称呼的讲经法师，却无称得起幵宗立派者。
  北朝社会发展的情况与南朝不同，学风亦异。所以北统佛学盛行禅法、戒律，偏重于对佛法的修持。而北朝佛教的兴盛，亦源于襄国。据《魏书释老志》“及神元与魏晋通聘，文帝又在洛阳，昭成又至襄国，乃备究南夏佛法之事。”北魏昭成帝即拓跋什翼犍。他于石勒创建后赵初年（319年）被拓跋翳槐作为人质，与五千余家鲜卑人一起送到襄国，总共滞留了十三年。期间他深受佛图澄弘法之影响，并得以备究南夏即中原佛教发展之状况，并把佛法带回到了拓跋部落。北魏创建者拓跋珪尊崇的第一位高僧，是赵郡法果。拓跋珪尊崇的第二位高僧，是他在广宗县佛寺遇到的昙澄。继拓跋珪而立的明元帝拓跋嗣尊奉的国师，则是祖籍清河县的白脚禅师惠始（《高僧传》称为昙始）。
  佛学北统禅法之集大成者，当首推僧稠。僧稠是钜鹿郡廮陶县（今邢台市宁晋县）人，青年时曾出任太学博士，讲解坟索，声盖朝廷。后因故在钜鹿景明寺从僧寔出家，继从道房禅师受行止观。道房是嵩山高僧跋陀即佛陀跋多罗的高足。僧稠后于中丘县（今邢台市内丘县）鹊山静修，禅悟后赴嵩山求证正果。跋陀称他为“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北魏孝明帝曾三召他入洛阳弘法，均被他婉辞。永熙元年（532年），北魏孝武帝特在尚书谷为他修筑禅室，集徒供养。此后他又在定州大冥山创开归戒，致使“燕赵之境道味通被，略无血食”。北齐天保三年（551年），文宣帝诏命僧稠赴邺城“教化群生”，并亲自出郊迎接，随其习禅，受菩萨戒。僧稠成为北齐国师后，文宣帝不仅“断天下屠杀月，六年三敕民斋戒”，且命国内诸州“别置禅肆”，大兴禅学，并称要把国储一分为三，由国家，皇室、佛教各用其一，使北朝禅学达到了最高潮。
  自佛图澄在襄国弘法始，佛寺便已遍布襄国一带城乡山林，北朝时更加繁多。仅据地方志乘粗略记载，创建于这一时期这一地域的即有今邢台市辖邢台县的净土寺、魏寺、宁国寺、长乐寺，内丘县的玉泉寺、龙宝寺、龙兴寺，南和县的普润寺、慧炬寺、白佛寺，隆尧县舍落口的万善寺，柏乡县城的崇光寺，宁晋县的华严寺，平乡县的福圣寺、大里寺，广宗县的青龙寺、钟楼寺、佚名寺等。总体而言，当时的佛教不仅在理论上更具独立之特色，而且逐渐形成了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南统虽在理论上建树较多，却源于北统佛图澄系；北统注重实修，故在民间更为普及，发展更为迅速。据史料记载，江南萧梁时有寺2846所，僧尼82万余人；与其同时的北魏末期却有寺30000余所，僧尼200万人。由此可见南北朝时，中国佛教发展之总趋势。
  北朝盛行佛教造像，享誉世界的云岗、龙门石窟即于此时由国家倾力开凿，竭诚经营。上行下效，其时民间立塔造像，风尚普遍，襄国一带亦不例外。若据至今尚存的相关文物考证，可知其宗旨不外乎祈求福田利益；或愿证菩提，希望成佛；或冀生净土，崇拜弥陀；或求生兜率，得见慈氏。或于事前预求饶益，或于事后还报前愿，或愿生者富贵，或愿病患除灭，或愿死者超生。或一人发心，独建功德；或多人共造，同龛题名。凡造像者在俗则自称佛弟子，正信佛弟子，清信士、清信女、优婆塞、优婆夷、像主、副像主、东西南北四面像主、发心主、邑主、都邑主、大都邑主、邑子、邑师、邑正等等；为僧者自称和上、比丘、比丘尼、都维那、都邑维那、维那、典录、典座、沙弥、门师等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