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佛教起源于印度,发展于中国。佛教在中国流传了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经过依附、冲突、改变、适应、融合等发展女亶变过程，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发展嫗变过程中，邢台的佛教文化积淀熠熠生辉，堪称精华。
  世事沧桑，远古文明转瞬间便随着人类历史的起点渐行渐远了。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先人们传世的经典文献和文化遗存，来勾画曾经占据历史时空的辉煌文明及其创造者与传播者。公元前六世纪，在被誉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和绵延千里的喜马拉雅山脉横隔开的中国大地与古印度境内，
  各有一位为构建人类精神家园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圣者。他们中的一位是为了以仁安天下而奔走在中国大地上的孔老夫子,一位是跋涉于恒河两岸的释迦牟尼。孔子的学说被后世尊为儒教,释迦的学说被后世尊为佛教。
  儒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却在发展衍变中成了哲学、伦理和宗教的结合体，虽然涂上多神论和泛灵论的色彩后被历朝统治者奉为治国安民之圭镍，却并非宗教。佛教因能使其信徒得到对现实苦难的抚慰和超越，对终极关怀的确立和满足,对道德行为的核准和愉悦,并因佛、法、僧三宝“普度众生”的坚定恒久，发展成了世界性的宗教。
  毋庸置疑，佛教虽然诞生于印度，却又是通过中华文明的大度与开放，被中国化后才走向更加普遍意义上的世界的。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准确年代，历史上说法不一。中国佛学界一般公认的佛法东传的时间，为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
  此事的起因神奇而有趣。传说汉明帝刘庄有次在梦境中见到一个奇伟的神人，端坐间忽然飞升起来，且有金光普照着神人的身体。当汉明帝要群臣为他解梦时，学识渊博的太史傅毅说，臣闻西方天竺国有一得道的圣人，名曰佛陀。陛下梦中所见，必是此佛。汉明帝闻言大喜，随即派遣中郎将蔡,暗等十八人为特使，前往西域访佛求道。蔡愔等人历尽千难万苦,才在大月氏国遇到愿来中国传经弘法的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于是蔡愔等人和这两位高僧一起，用白马驮着佛像经卷，于永平十年风尘仆仆地回到了洛阳。汉明帝大喜之下，特为摄摩腾、竺法兰在洛阳创建了一座佛寺，并以驮载佛像经书的白马命名其为白马寺，白马寺内所建佛塔则被命名为齐云塔。摄摩腾、竺法兰则在白马寺内主持翻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经，即现存的《四十二章经》。
  研究中国佛教史者一向认为，这始建于永平十一年（68年）的洛阳白马寺为中国第一佛寺，始建于永平十二年（69年）的白马寺齐云塔为中国第一佛塔。其实
  不然。据明嘉靖、万历、清康熙、光绪各版《南宫县志》及清雍正《畿辅通志》、民国《南宫乡土志》等文献和原立于南宫县（今属邢台市）普彤寺内的唐贞观四年（630年）、宋大观元年（1170年）、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重修普彤塔记碑》等金石资料均有记载，南宫普彤寺、塔由三藏法师摄摩腾、天竺学之师竺法兰主持，始建于永平十年（67年）、竣工于永平十五年（72年），比洛阳白马寺早一年，比齐云塔早两年。1966年邢台地震时从普彤塔震落铜佛三尊，1990年普彤塔落架重修时，又发现明代铜佛41尊，其中有铭者14尊，有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年款者6尊，一尊背铸铭文曰“永平十五年正月十五日，摄摩腾、竺法兰建”云云，与普彤寺唐、宋二碑碑文形成互证。所以应该说，今邢台市辖南宫县的普彤寺才是中国佛教第一寺，该寺普彤塔才是中国佛教第一塔。
  汉明帝求法，为何会让摄摩腾、竺法兰首先在南宫县创建寺、塔而早于首都洛阳？据《后汉书》记载，汉明帝的父皇、光武帝刘秀未登基前，曾与王郎逐鹿邢襄，因此在邢襄大地,留下丰富的传说，其中南宫的麦饭亭（大风亭）的故事也为寺、塔的修建根由。据传，一次兵败逃亡南宫,风雨如晦中冯异抱薪，邓禹烧火,刘秀始得对灶燎衣，以麦饭充饥。遇此大难不死，刘秀方能重整旗鼓，收铜马，败王郎，最终于鄗南（今邢台市柏乡县）千秋亭五成陌登坛祭天，面南称帝，建立东汉王朝。正因如此，建武四年（28年）阴皇后随光武帝北征彭庞，生刘庄于元氏后，才会随驾驻跸南宫，与光武帝共发抚今追昔之叹。刘庄即汉明帝以孝治天下，因得谥号“显宗孝明”。王琰《冥祥记》说,蔡愔等以白马驮经回到洛阳后，汉明帝曾命画工将佛像“图之数本，于南宫清凉台及高（开）阳门、显节寿陵上供养”。南宫为刘秀于建武初年在洛阳创建安居之宫城，其命名或因刘秀的南宫县麦饭之思。汉明帝把佛像首供在南宫，意在缅怀考妣，慎终追远，或许正与他支持摄摩腾、竺法兰首先在南宫县创建普彤寺、普彤塔出于同一用心。
  无独有偶，志乘可征，沙河县三教寺之名亦得之于摄摩腾。该寺距县城三十五里，相传孔子的高足冉求曾游此地，乡人因建孔子庙，绘诸贤像。“至永平间，复有释家摩腾过谒庙，好事者因立三教堂”。
  佛教就这样传入东汉襄国（今邢台市）一带大地上，全然没有像十字军东征那样的宗教战争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更没有像基督教随鸦片闯入中国时那样令中国人局促不安，难以接受，并在邢襄大地上酝酿成浩浩荡荡、“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
  佛教东传并得以在襄国形成第一次发展高峰，其思想基础仍是在炎黄子孙中广为流传的原始宗教观念。东汉人一直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并将其依附于黄老崇拜。“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的楚王刘英，是汉明帝刘庄的同父异母弟。当刘英进奉丝织缭纨向朝廷赎罪时，汉明帝亦曾诏告天下: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黄老，即黄帝和老子；浮屠，即佛教；伊蒲塞和桑门，即皈依佛教的居士和僧人。终东汉一代，这种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的现象从未改变。当时人甚至把佛教与道家等同视之，直呼桑门为道士，传言老子亦曾“入夷狄，为浮屠”。这说明，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已经在有意无意间依附于黄老之学，开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
  毋庸讳言，佛教本是从反对印度神教中发展起来的。但因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佛在光临中国后又变成了神。佛教奉行“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之“三法印”，因与中国人的“灵魂不死”观念格格不入，“神不灭论”便成了佛教初传中国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于佛法的修正义。因此，自东汉末年至三国、西晋，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佛教便在频繁的战乱中，渐渐有了空间上的发展。
  据地方志乘记载，当时襄国一带的佛寺已不止南宫县普彤寺、沙河县三教寺两座，另在柏乡县有弥陀寺、任县有洪教寺、内丘县有慈仁寺、沙河县有延庆寺、宁晋县有崇教寺。柏乡县弥陀寺建于郝庄土谷祠旧址，传说光武帝刘秀与王郎争夺天下时，有一次兵败曾躲在土谷祠内的牡丹丛下避难，化凶为吉，遇难呈祥，因而题诗一首：“萧王避乱过荒庄，井庙俱无甚荒凉。唯有牡丹花数株，忠心不改向君王。”弥陀寺的建设即为纪念此事。任县洪教寺在东汉创建时原名蒲陀院，唐代改名勤息院，金代重修时又奉敕改名洪教院，明代才扩大规模，改名洪教寺。内丘县慈仁寺传为西晋时孝子郭巨所建，寺内原有郭巨塔。据晋干宝《搜神记》，郭巨本是河南人，与老母、妻儿流寓内丘时家贫如洗，食不果腹。他因怕幼子分享老母之食，与妻相商后欲埋幼子。当他掘地为坑时，得黄金一釜，中有丹书曰：“孝子郭巨；黄金一釜，用以赐汝”，他因以此金之半养母，半建慈仁寺。沙河县延庆寺在丈八村，原占地百亩，佛殿庄严，古柏森森，古碑昂昂，其中有记曰该寺始建于东汉，至北朝犹为鼎盛，曾有高僧志公主持弘法。
  南宫县普彤塔供养铜佛背铭“太和四年正月初五日，海和尚重修”，可与该寺原立唐碑、宋碑所镌景初三年（299年）海和尚圆寂于普彤寺之文形成互证。太和和景初都是魏明帝曹叡的年号，太和四年（230年）至景初三年，首尾共计十年。宁晋县崇修寺位于东曹固村，寺内原有碑文曰“汉矗离碑”，“年纪赤乌”，因知其始建当在东汉末，曹魏初。但赤乌是东吴孙权所用年号，时当曹魏景初二年（238年）至嘉平二年（250年）。寺碑这样纪年,很可能当时曾有高僧自江东而来该寺弘法。
  晋受魏禅，但又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历史阶段。自始至终不过五十二年的西晋，仅有十年的统一安定。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李特建立成汉；次年刘渊建立汉国（前赵）,揭开了十六国历史的序幕。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羽翼渐丰的石勒麾军进据襄国，开始了对后赵政权的创建。《高僧传》说，当时辽西鲜卑酋长段末柸等受到西晋幽州刺史王浚之命，率部来攻襄国。石勒颇有怯敌之意，参赞军机的高僧佛图澄因与谋主张宾相互配合说：“我昨天听到襄国城中寺院铃鸣，说明天早饭时就可生擒段末柸。”石勒方依张宾之谋调兵遣将，取得了襄国保卫战的胜利。这说明，最迟在西晋时，襄国城内就建有佛寺。
  自东汉到曹魏，再到西晋，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虽然日渐扩大，却仍未突破皇室贵胄、官僚士族的层面而普及民间，岀家为僧的汉人几乎没有。所以当后赵石虎垂询中书省：“佛号世尊，国家所奉。里闾小人无爵秩者，为应得事佛与不？”中书著作郎王度明确回答：“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之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据此又可知道，东汉、曹魏、西晋对佛教的发展均有限制，即里闾小人无爵秩者不得事佛，“其汉人皆不得出家”。这也正是佛教传入中国近三百年后，仍未得以在民间广泛传播的最直接的政治原因。但当时襄国一带的城市已被列入允许西域人建立佛寺的通衢大邑之列，因而成为佛教传入中国后，得其风气之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