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童年的故事
  路风丽，乳名路心成。1922年10月14日，农历的八月二十四日，在英谈村出生。
  他的祖父路延清，有四儿二女。长子少亡，已不知名字。二子叫路喜小（小名叫会小），三子路老三，四子路世梅，大女儿不知名字，二女为路云妮。路延清还有—房夫人，生有二子一女，大的叫路夫小，二子就是路风丽的父亲路世宗（小名路生小）在家里排行第六，女儿叫路喜枝。路风丽的母亲叫冯喜荣，为杨庄人。
  在路风丽出生时，路家的家业已经衰败了，路延清从贵和堂分得的家产，由于抽大烟出卖给别人，家里仅有8亩薄旱地。全家租借街坊的半个院子里，居住着他的祖母、大爷和他的父亲三口人。路风丽父亲结婚时也是在这个院子里，当时居住仅有五平方。当路风丽出生后，因房子太小就又向别人借房子居住。
  从路风丽记事起，他的父亲为了全家的生存就在不断地奔波迁徙，寒来暑往，年复一年，总也改变不了贫穷的命运。为了全家人不饿肚子，父亲带领全家曾三次上山西逃荒，寻找生路。种过山地，开过店房、饭铺，也受尽了屈辱和苦难。
  路风丽7岁的时候，路世宗又带全家从山西暖窑村回到了英谈村。租了几间房子，开了饭铺，加上祖上分的几亩薄田，靠望天收来过日子。
  那时路风丽记的最清楚的事是：为了保护村子的安全，英谈的一些人加入了真武神道（红学会）。1929年，阎锡山率兵攻打顺德府（今邢台市）时，阎锡山的部队驻在白岸村。有一次，两个当兵的从白岸村翻山跑到英谈村，被真武神道的人还缴了枪。
  路风丽小的时候很想上学。当时英谈村有个私塾，学费是一年1元钱。1931年，他9岁的时候，路世宗把他送到私塾里读书，也希望路风丽能有文化、考科举出人头地。在私塾里路风丽读了四书五经、百家姓千字文，后来，还学习写仿练毛笔字。可惜，12岁那年因家里太穷没有缴上学费，就再也没有进过学堂了。
  1934年的时候，路世清又带着全家逃生到山西暖窑村。据路风丽回忆：“在暖窑村，父亲又找了一个店房，代开饭铺。父亲炸了麻糖，我用一个棍子挑上篮子，在暖窑沟附近村寨串山庄叫卖。大岭口、常峪村等地方是我经常去的村庄。一天来回要走三四十里路，有时卖完了，有时还卖不完。虽然卖麻糖也舍不得吃一个，走一天不吃东西，回来才吃点糠菜粥饭。不出去卖麻糖时，就上山打柴、挖野菜回来做饭吃。洋桃叶、苦苦菜是我家吃的家常菜。春耕季节，还去帮村里人家种地，辛勤劳作一天，村里人只管饭不给工钱。”后来，路世宗带着路风丽又到山西许村找了一家店房，靠做豆腐，吃豆腐渣为生。
  1937年，路风丽16岁的时候，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路风丽居住的许村有个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党员崔文魁、乔喜群的领导下，成立“青年抗日先锋队”，组织青年参加抗日。
  路风丽积极报名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还当上了“青年抗日先锋队”的队长，本村的乔万富为“青年抗日先锋队”政委。当时青年抗日先锋队每天的任务就是站岗、放哨、送信。有时信上插个鸡毛说是急信，要不停地紧急送走。有一次，一架日本飞机降落在辽县（左权）一带，有两名飞行员跑到离许村不远的富裕村。当时地下党组织起来围捕，在这里打死一个日军飞行员，一个被活捉。路风丽参加了这次行动。
  1938年12月，山西和顺县组织青年干部到和顺县城学习，路风丽与乔万富一起，以“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政委的身份去参加了学习。到和顺县城的当天晚上就遇到日军扫荡。当时八路军385旅驻在和顺县城西的串村，接上级的扩军指示，和顺县政府把参加集训的青年干部直接送到三八五旅新兵连。
  从此，路风丽就正式参加了八路军。
  给邓小平当警卫员
  1938年12月12日，路风丽参军，正式分到129师385旅769团第一营四连三排九班当战士。769团是129师的主力团，前身是1937年8月由红四方面军最有战斗力的红四军红十师、红十二师改编而来的，功勋卓著，战斗力很强。
  路风丽刚刚参军，就在辽县东煤窑沟打了一仗。在四平村活捉了一个日本人，叫小林，还缴获两门火炮。
  1939年5月，路风丽被调到连部当通讯员。经过几次战斗后，路风丽成熟了。1939年7月15日在连壁村由李行山、刘恒刚介绍，路风丽光荣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0年3月，129师除奸部调人，团首长把路风丽调到了除奸部。除奸部设在桐榆镇，路风丽在桐榆镇学习，内容是怎样做好保卫工作。—个月的学习期满后，以满分的成绩结业并被分配到129师师部警卫排骑兵班当警卫员。
  129师的师部，当时设在涉县索堡南边的常乐村，有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参谋长李达。副师长徐向前当时在济南。到了警卫排，班长分配路风丽跟随邓小平政委，负责邓政委的警卫工作。
  邓政委是1938年1月接替张浩同志担任129师政委的。
  路风丽到任后，邓小平就把他叫到身边，对路风丽进行了了解。问什么时候参加的八路军，在前方的哪个连队，上过学没有。路风丽都一一做了回答。他还对路风丽说：“你在前方是步兵，在后方做警卫工作，要学会骑马、喂马，还要抽时间学习文化，没有文化不行。”路风丽至今还清楚地记着第一次见邓小平时候的情景：“邓政委，他个子不高，却很精神。话语不多，却很和蔼。穿灰布旧军衣。在他面前我一点也不觉得拘谨”。
  路风丽从此开始跟随邓小平，负责邓小平的日常行动和外出开会、行军打仗以及生活方面等方面的工作，还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来练习骑马。
  在每次行军打仗时，邓小平所使用的作战地图、望远镜，以及铅笔、文件、纸张、蜡烛、火柴、生活用品都由路风丽负责带着，甚至连首长抽的烟也由他负责。
  在129师师部当警卫员的日子里，路风丽除了负责邓小平的警卫工作外，有时还临时负责刘伯承师长的一些保卫工作，所以路风丽必须熟悉每个首长的特点和生活习惯。跟随刘师长有“三个不能忘”：一是不能忘记他的洗脸盆不能乱用，因刘师长只有一只好眼，乱用脸盆怕传染眼病，坏了他的眼睛。二是任何时候不能忘记带他的望远镜，因为他的望远镜是苏联特制的“三眼”望远镜，他使用时只用单眼的望远镜，其他首长使用时用的是两眼望远镜；三是任何时候不能忘记带他的竹拐杖，因为他眼睛不好，一下马他就要拄拐杖。
  有一次，路风丽临时跟随刘伯承到八路军总部开会和学习，在总部见到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因为那次会议和学习时间较长，总部要求不带警卫员，刘伯承在到达总部的第二天，就把路风丽和马夫安排到30里外的总部后勤所在地武乡县的下河村。在那里路风丽的任务就是喂马、放马，工作之余的时间还学习参加。
  回到师部不久，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路风丽跟随邓小平首长在太行山一带来回穿梭，参加了“百团大战”组织的大大小小战役。
  “百团大战”结束后，由于战时大量减员造成了连队编制不满的情况，刘邓首长对129师采取了精简后方，充实前方的政策，进行了精简整编。
  “1941年1月7日，邓政委召开一二九师直属队干部会议，讨论‘精兵简政’问题。并召开动员大会，从各级领导机关抽调人员充实到连队，提出师直精简一部分战士到前方去。师部决定警卫排要缩减一个班，留两个班。一个步兵班，一个骑兵班。我主动报名请示邓政委到前方去，得到邓政委的批准。”1941年1月中旬，经路风丽请战要求，又回到385旅769团3营12连3排7班当战士，从此离开了129师师部，重新回到了前方。
  邓小平二、三事
  路风丽跟随邓小平近一年时间，那段时间里也是路风丽最难忘的日子。
  邓小平政委非常关心路风丽和警卫战士的成长，无论是在驻地休息还是行军时，有时间，他总爱和战士我们拉家常。有一次，路风丽跟邓政委在村外散步，邓政委就问起路风丽老家是哪里人，家里都有谁。路风丽回答说：“老家是邢台县英谈村人，是个大山区，因家里穷，逃荒在山西省和顺县许村住。家里有父亲、两个妹妹和祖母。母亲有病没钱治，去年（1939年）去世了。”邓政委说：“我是四川人，家乡也有大山。”邓政委又问：“什么时候参的军，什么时候入的党？”我说“1938年参军，1939年入党。”首长还说：“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制度，解放贫苦人民，使贫苦人过上好日子。到那时候我们穷人就不受苦了”。
  邓小平关心警卫战士的学习，对他们的学习要求也很严格。经常亲自抓警卫人员的学习。他常说“一个人没有文化不行，革命胜利了，需要很多人才去建设新中国，你们要抽时间好好学习文化，为建国以后打算。”路风丽在邓小平身边当警卫员后，一有空，邓政委就教路风丽写字，或出一道题让路风丽解答。隔一段时间还要考他的文化学习和政治题。有一次，在涉县邓小平给路风丽出了一道题，路风丽没有答上来。他微笑着说：“看你答不上来了，以后要多看书。这道题在什么书上第几页，你去找吧。找到了把它记下来。慢慢就懂得知识多了”。
  就这样，路风丽和他的战友们牢牢地记住了邓小平的教导，一有空闲就学习，一字一字的学，一天天的积累，一天天的长进，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读书看报写信都不成问题了。
  还有两件小事让路风丽终身难忘。一次，路风丽出去买马草，往回运马草时，不慎被马蹄踩伤了手背，手肿得就像馒头。邓政委知道后嘱咐他要好好休息，伤好了再工作。
  另一次，是因行军中遭雨淋，得了重感冒发烧不退，两天未到首长身边，邓小平关切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小路怎么两天没来上班？”另一名警卫员说：“小路感冒发烧休息”。邓小平知道后，亲自到路风丽的住处去看他。并嘱咐“要多喝开水，好好休息这使路风丽十分感动，他感慨地回忆说：“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邓政委日理万机，军务繁忙，像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那么体贴关怀和照顾”。
  邓小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特别是在遵守群众纪律方面要求更严。在战争年代，物质匮乏生活极其困难，他经常教育战士们要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永远保持八路军的本色。
  百团大战期间，由于敌人的扫荡和封锁，部队有时几天搞不到粮食，吃不上饭。我们就到群众地里挖点山药，掰点嫩棒子吃。回来后，邓政委总要问“弄来多少，给群众付钱了没有？”，并嘱咐警卫员：“一定要给群众打条子，不能违背部队纪律。”有一次，行军时带的干粮吃完了，几位首长一天都没有吃到东西。有一个警卫员费了好大周折才从群众手里买来一只鸡。邓政委问“哪来的？”警卫员说：“买来的”。“几个钱，谁付的钱？”警卫员说“2元钱，我付的钱”。邓小平说：“你们一个月才挣2元钱。记起来，让司务长从我的生活费里扣给你。”路风丽经常深情地回忆：邓小平生活俭朴，从不搞特殊。在那样艰苦的特殊年代里和战士们一样吃食堂。战士们吃什么，他吃什么。首长外出，所有的生活费都是从司务长处领取，由路风丽保管。下连队吃饭要交菜金、米票，回来后他都要过问：“这几天到各旅、团吃饭，付帐了没有？一顿给多少菜金、米票？”这些都要和首长一笔笔说清楚。邓政委经常对路风丽说：“我们到各单位不能白吃战士的口粮。白吃是国民党的作风。你们单独出去，也要给米票、菜金，回来后到司务处领你们的。”由于首长的言传身教，严格要求。
  无论到哪里，邓小平身边的战士都严格按首长的要求办，从未违反过纪律。
  在邓小平身边的日子里，路风丽看到邓小平经常要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彻夜不眠，不仅要研究敌情，制定作战计划，处理军事要务和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等，还要抽出时间学习，首长那旺盛的革命精神和充沛的精力，使所有警卫人员十分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