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1、八路军总部旧址
  八路军总部旧址，在英谈村汝霖堂的正宅大院。旧址由彭德怀旧居，刘伯承、邓小平旧居，左权旧居三部分组成，总部大院坐北朝南。从汝霖堂的西门进入大院后，南面上房为彭德怀居住并办公的地方，西房为左权参谋长居住办公的地方，而南侧的房子为刘伯承和邓小平居住并办公的地方。
  1942年阳历2月12日，八路军总部从山西麻田村转移到河北邢台县英谈村。据村民回忆说，彭德怀与随行的工作人员先期从白岸川沿骡马古道到达英谈，到英谈后在村西的古栗树下马，与警卫人员步行从南门进入英谈村，当天夜里八路军总部数百人全部到达英谈。为了避免影响村民生活，八路军总部工作人员到达英谈后，没有进村，而是忍着寒风在寨外休息，到第二天早晨才进村，当时村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部队，更不知道这里来的是什么级别的首长，只是听说是八路军的工作团。
  根据路风丽老人回忆：1942年的3月初，农历的正月十八日。路风丽探家，“团长派同班的战士樊子合同志陪我一同回我的老家。十八日我和樊子合同志全副武装带着枪回到了英谈村”。阔别4年的父子才见了面。路风丽老人说，当“我回来后没想到八路军总部及后勤部门几百人这时正住在我们村。八路军总部是从山西麻田村转移过来。首长彭德怀、罗瑞卿、左权、藤代远、蔡树藩、刘伯承等首长在我村村中央的一座院子里居住，已经将近一个月了。这座院子叫汝霖堂”。
  汝霖堂大院位于英谈村的中心，南面不远就是南门，从汝霖堂大院可以通往北山，也可以通向德和堂和贵和堂，院子居高临下，四通八达，在汝霖堂的屋顶上可以看到寨外的情况，汝霖堂大院有近30间房子，至今汝霖堂东厢房一层还保存着当时居住时的环境和陈设，里面有土炕、马灯、方桌、炕柜等家具依旧，在二楼东墙还保存有当时开会的抗战标语。
  现在村子里的还有人称汝霖堂的院子为“党院”。汝霖堂的另一处院子是八路军的修配厂，还有一处为冀南银行的印刷厂，贵和堂一处院子为冀南银行仓库和警卫连驻地，中和堂大院西廂房为八路军机要档案室，当时一些八路军战士织布染布院子被村民称为“南染院”。如今，在村民家里还保存着八路军使用过的织布机、脚踏抽线机和一些其他简易的生产工具。
  八路军总部和129师的首长多次来到英谈，最后一次是在1942年3月，这一次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在英谈居住了一个多月，在这里领导指挥了太行山、晋冀鲁豫边区以至华北军民英勇抗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
  2、冀南银行印钞厂
  1938年初，八路军129师进入冀南平原与杨秀峰的部队汇合在—起，随后冀南地区成立了抗日政府。为了解决冀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等问题，8月份冀南行政机关经济委员会发布了“抗日游击区经济建设大纲”，决定成立冀南银行，并设立县区的兑换所和分所，发行冀南本位币，由邢台县的抗日县长、中共党员胡震负责。
  筹办初期，冀南银行就得到邓小平等领导的大力支持，在胡震等同志到晋东根据地辽县（左权县）汇报工作后，小平同志就作了口头指示：“你们先尽可能地召集技术人员，筹购印刷设备、纸张、油墨和印版，八路军正想发行自己的票子，就是缺乏这些条件。不过，目前的筹备银行的工作还要保密。”冀南银行的筹备遭到国民党的反对，蒋介石电令“停止银行的筹办和冀南票的发行”。当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鹿钟麟还曾贴出布告：“凡使用冀南票者枪决”。在这样的环境下，邓小平等首长指示：“筹建银行工作由一二九师供给部徐林领导，银行由冀南地区向晋东南根据地战略转移。”1938年冬季，银行筹建组突破敌人封锁，兵分三路，由河北南宫县出发，分别路经馆陶、冠县、辛县、南乐、汤阴、林县等地，跨3省10余县穿过敌人占领的平汉铁路，向晋东南根据地迂回。在1938年的年底工作人员与器材陆续到达山西黎城一带。
  冀南银行成立后，随即发行了“冀南币”（亦称冀南票）。冀南币发行的面额有拾枚、贰拾枚、壹角、贰角、贰角伍分、伍角、壹元、贰元、叁元、伍元、拾元、贰拾元、贰拾伍元、伍拾元、壹佰元、贰佰元、伍佰元、壹仟元，贰仟元等；这其中又分1939年版、1940年版、1941年版、1942年版、1944年版、1945年版、1946年版、1948年版，另有加盖“太行”“太岳”“鲁西”等地名票；还有冀南票“本票”壹佰元、贰佰元、伍佰元、壹仟元版10种。据档案资料统计，冀南票共计八十多个版种。
  1940年，鹿钟麟南撤洛阳时，欲将一部印刷机带走，后被八路军截获运到了英谈，在英谈村开办了冀南银行印钞厂，最初印钞车间设在英谈汝霖堂的后面一间石屋里，冀南银行对外是保密的，公开称工作团，工作人员不呼姓名，均以数字作为代号。将冀南币的路召健家的东房，冀南币所用的纸张和油墨也存放在这里，在这里完成了冀南币的编号和"经理之章”加印工序等工作。为了防止日军来破坏，印钞所在1942初迁到英谈村西后长沟狐仙洞里，并在狐仙洞外挖掘地窖，钱币、纸张，印刷设备、彩色油墨也都藏在地窖里。
  1942年，日军对太行山区进行了大扫荡。日军来英谈两次，对冀南银行和印钞厂造成了较大的破坏。在扫荡中，英谈村村民郑小金为了给工作在这里的冀南银行报信也牺牲了。
  3、白求恩与英谈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年)，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胸外科医生。1938年1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加、美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
  1938年6月开始，白求恩前往后方医院进行巡视，检查了设在白岸的八路军129师医院，并翻过白岸沟来到英谈。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在太行山中与日军进行游击战争，抗大总部首长、129师及抗大学员活动在太行山中的路罗、浆水一带。白求恩所领导的八路军医疗队随部队作战经常往返到山西、河北之间。1938年和1939年初春，白求恩先后两次跟随部队来到英谈村。
  村民回忆说，那一天，来了一支队伍，走在队伍中有一位高个子外国人。他头发灰白，前额突出，高鼻梁，尤其是一对蓝眼睛炯炯有神，白求恩本来身材高大，当时又骑着大马，在进入英谈南寨门的时候，白求恩的头都顶到了城门顶的石头上。
  医疗队大部分人员住在南寨墙外大柳树下的民宅中，白求恩住在村内中和堂后院的楼里。由于医疗队跟随部队作战，不能久留，白求恩所领导的医疗队只在村里住了两天，而在这短短的两天时间，白求恩为英谈村民治伤看病。当时白求恩住在中和堂院子二楼上，与村民路纪富相邻，当时，路纪富的妻子患了重病，卧病在床，多次求医，十里八村的大夫郎中都请了个遍，都无法医治，听说来了外国人是医生，医术十分高明，这才请白求恩诊治。经白求恩诊断，路纪富媳妇患的是乳腺癌，当时建议进行手术治疗，因为医疗部队当时的条件有限，不能就地进行手术，白求恩就建议她到白岸八路军战地医院去，再三劝说路纪富一家尽快去进行治疗，否则一拖再拖，只能让病情加重，定有生命危险。
  白求恩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在战争的百忙时期，用积极认真的态度给身患重病的村民诊疗治病。使英谈村民们深深感动，白求恩和医疗部队走的时候，村里的父老乡亲都拿来家里的干粮、鸡蛋、小米等吃的夹道相送，以感谢白求恩和医疗队对村民的帮助和救治。
  白求恩走后，由于当时的思想封建，认为手术就会大伤元气，加上条件有限等原因，路纪富的媳妇最终没有去手术医治，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白求恩医疗队第二次来英谈，是医疗队由白岸到浆水，在英谈进行了休整，白求恩走后不久就到达河北唐县，在那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纪念白求恩，民国35年(1946)7月1日，在邢台创建了晋冀鲁豫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同时开办了医务人员短训班，还创办了卫校。
  白求恩作为一名国际无产阶级战士，在战争期间还不忘救治普通百姓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敬重，他无私奉献的精神被我们永远铭记。
  (路召健口述，流传于英谈一带)
  4、鹿钟麟在英谈
  鹿钟麟(1884-1966年)，字瑞伯，定州北鹿庄人，是西北军著名将领，国民党二级上将。曾任民国河北省政府主席。
  鹿仲麟早年参加冯玉祥组织的“武学研究会”，后参加了滦川起义。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跟随冯玉祥从军，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鹿钟麟回师占领北京，将溥仪逐出故宫。后全权参与迎接孙中山北上；1926年冯玉祥通电下野，鹿钟麟被推为国民军前司令，后推翻了段祺瑞执政府，再一次发动北京政变。后先后出任察哈尔都统兼国民军东路司令。国民军联军总参谋长，北伐结束后，任南京军政部次长，代理军政部长，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鹿钟麟通电下野，隐居天津。1936年，鹿钟麟随冯玉祥复出，被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1938年任河北省主席。1940年辞职，1944年被任命为兵役部长。
  天津解放后，鹿钟麟在天津义生里街道办事处工作，1954年毛主席接见鹿钟麟，称他为“街道工作专家”。后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1959年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开始撰写回忆录，投入文史资料的工作。他先后写成了《滦州起义前前后后》、《冯玉祥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始末》、《孙中山北上与冯玉祥》、《一九二六年访苏前后的回忆》、《张学良在南京受审的回忆》等许多回忆文章，达数十万言，提供了有关历史事件的第一手材料。
  鹿钟麟前后两次到过邢台，第一次是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在北伐战争时，鹿钟麟被委为北路军总司令，于6月8日来到邢台，当时的县长王兰塘在南关大戏院召开欢迎大会，鹿钟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后鹿钟麟游览了河北第一商埠——邢台好南关，之后登上了清风楼赞叹说“环观境内，群峰西峙，百泉东流，山水秀美，城池高深，河北名区也”，但“惟民智不开，腐化者众，极欲振兴而激发之”，慨捐巨资修复清风楼，建设中山图书馆。现在清风楼上还有当年邢台县县长王兰塘撰写并书写的《中山图书馆碑记》。
  第二次来邢台是在抗战时期，在鹿钟麟参与审判西安事变张学良案后。于1938年5月，经冯玉祥先生推荐，被蒋介石委任为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省游击总司令、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到河北沦陷区领导抗日工作。上任时，鹿钟麟在武汉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对鹿到河北工作表示欢迎，并对他说，现八路军分两路进入河北，一是活动在太行山区刘伯承师长129师吕正操部，一是在冀南一带活动的徐向前副师长129师杨秀峰部。
  鹿钟麟来到河北后，平原地区已经被日本军占领，鹿钟麟带着河北省政府官员流落在冀南与太行山等地。此时的冀南地区还有一支军队，就是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和第九十四军军长朱怀冰领导的地主武装。据鹿钟麟夫人王士苹回忆说“国民党反动派在敌后有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和第九十四军军长朱怀冰领导地主武装，不执行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决议，处处与人民武装搞“磨擦”，甚至向民主武装力量进攻。鹿钟麟就是在此背景下就职的。这期间，鹿既不能正常地执行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又不能真正指挥张荫梧与朱怀冰，特别是朱怀冰尤为骄横跋扈；更兼蒋介石派遣军统特务进入司令部工作和监视鹿的行动。所以，鹿无法联合八路军共同抗日，又制止不了反动武装的破坏活动，终于在1940年愤而辞去所兼各职，回重庆歌乐山闲居。有关这一段经历，鹿钟麟生前深感内疚，又不愿说明自己当时的处境及内在的矛盾斗争，恐落得自我表白之讥。”1939年，驻守在河北冀南冀县一带的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由于迫于日军的压力由冀南平原撤驻到邢台县西山路罗川，先是将省政府安置在鱼林沟村鹿钟麟进入路罗川的消息传开后，老百姓有各种各样议论，最盛的是说，在冀南有个柜鹿，冀中有束鹿，冀西有个获鹿，姓鹿的都守不住，只有路（鹿）罗（落）才是鹿的落脚之处。
  鹿钟麟进入太行山后，见路罗川山势险要，背靠山西，东临冀南平原，是一个可守可攻的好地方，特别是看到英谈古寨后，更为欣赏这里的环境。
  当时任民国河北省政府主任秘书的梁蔼然回忆，鹿钟麟第一次到英谈时，是在1939年的2月，当时129师刘伯承师长及彭德怀带领八路军总部正在英谈，于是特邀鹿钟麟到英谈见面。这次见面地点就在汝霖堂大院的东房二楼，至今这里还保留着欢迎鹿主席的墨书标语遗迹。
  鹿钟麟来到河北以后，执行了蒋介石颁布的《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这个办法的核心就是“溶共、限共、防共、反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鹿钟麟提出了：八路军是中央统一命名的，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领导，凡河北驻军、政权统一由河北省主席调遣，不允许有第二政权的存在，八路军的地方自治政府及敌伪政权一律撤消，否则武力解决，基于这样的情况，八路军与鹿钟麟进行反摩擦斗争。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精神：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信让步。刘伯承、彭德怀与鹿钟麟在英谈会面并进行谈判，刘伯承、彭德怀以诚恳的态度对鹿晓之以大义，讲明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这次谈判并没有取得很好效果，鹿对刘、彭的话只是唯唯而应，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后来在6月份，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又邀鹿钟麟到山西省西下庄进行第二次会谈，提出了《河北抗战共同纲领八条》。
  “8月19日,129师刘伯承师长在英谈与鹿钟麟会谈，解决摩擦问题”（《邢台县志》1993年版）。
  自从鹿钟麟来到英谈以后，对英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就把政府机关搬到了英谈，办公地点设在英谈的中和堂大院。
  据英谈老人回忆，鹿钟麟当时有50多岁，高高的个头，经常穿着一身黑尼便装。因为英谈是一个山寨，进入村子后有很大山坡，鹿钟麟每次都是坐着一个滑杆进出村子。鹿本人很爱干净，特别喜欢英谈的泉水，专门在中和堂门□的西房开辟了间澡堂，为了鹿钟麟的洗澡，也专门请当地的石匠洗制了一个石头澡盆。至今，这间澡堂还在，这个澡盆也保存在汝霖堂路纪月的家里。
  1939年入冬后，随着形势的变化，鹿钟麟开始准备撤离路罗，就再也没有来英谈了。到了1940年元月时，鹿钟麟南撤去洛阳，撤退后还留下了一部印刷机。后来，八路军冀南银行用这部印刷机在英谈的开办了印钞厂，为边区政府印发了冀南币。
  5、“来福”的故事
  “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占据中原地区，抗日战争爆发。
  1939年时，刘伯承与邓小平为了巩固太行山根据地，来到位于太行深处的英谈村。初到英谈村，为了熟悉地形，首长首先对英谈村前前后后情况进行了了解，与相关的同志一起察看了英谈四和堂的房子。
  当他们走进德和堂大院时，院子里有当时居住在德和院的主人路纪仁夫妇和他的二婶，刘邓首长一行来到德和堂，看到路纪仁的媳妇等人在逗着孩子玩，就非常亲切的与他们打招呼，路纪仁等人看到进来一群穿灰色军装的人，腿上打着裹腿，进到院子里就四处打量，到处东张西望的，一时也弄不清楚是什么队伍，特别是路纪仁的媳妇心里更害怕，就忙把孩子抱在怀里。
  这时一个个子不高，长的很敦实的人来到路纪仁媳妇的面前，操着—口南方口音，十分和蔼地对抱着孩子的路纪仁妻子说：“老乡、这孩子几个月了。”路纪仁妻子见此人像是个当官的，也没有什么恶意，就怯生生地回答道："老总，这孩子才100天。”“叫什么名字啊？”路妻答道“还没有起名儿”。此时，路纪仁的二婶见这些当兵的说话很和气，就开口说“我们山里的人，肚子里也没有什么文化，看这位老总是个文化人，你给孩子起个名儿吧。”当官的说：“好啊，那我就给你的孩子起个名字，今天我们来到你们的村子，看了你们旁边的院子，门前悬挂的那块‘康慨济民’大匾，知道你们家族为村民办了许多好事，是个福贵庭院，我们来到这里也沾点福气，我看这个孩子今后一定有福气，就叫来福吧。”路纪仁夫妇他们一听，忙说这个名字好，“来福，来福，名字好听又好记，我们的孩子就叫来福了。”两口子连声对那个当官的说谢谢。
  德和堂路纪仁夫妇结婚几年了，前后生了两个孩子，但不幸幼年夭折，这个孩子已经是他们生下的第三个孩子了，对孩子视为心肝宝贝。在英谈村有撞名的风俗习惯，这天正好是孩子的百日，很巧合遇到这群当兵来到德和堂大院，特别是那个像是当官的人又和气又有文化，当时只想是遇到了好人，就请他给孩子起了名儿。
  后来，这些军人在汝霖堂住下了。汝霖堂大院位于英谈村的中心位置，登到院子的房顶上，可以看到南面的山路，东西两面有门，向后有路，进出自由，院子四周坚固可守难攻，在战争时期是一处很理想的居所。这群当官的来到这里后就租下院子里的房子，那个起名的人住在东厢房里。
  此后的很长时间，路纪仁才知道这是八路军的队伍，这些人从前门进，后门出，来来往往十分的忙碌。后来日子久了，知道给孩子起名的人就是赫赫有名的129师政委邓小平。
  路纪仁的儿子路来福（路昭广）长大后，那时全国已经解放，路来福参军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路纪仁一家人也过上幸福的生活。
  （路忠林路纪臻讲述）
  6、尹斌托孤与三块金匾
  尹斌，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着部队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40年4月被任命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卫生处政治委员。
  杨宏是江苏省常州人，1938年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12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杨宏后来调入抗大医院成为一名护士，在工作学习期间结识了红军将士尹斌，在日后的接触中产生了友谊与爱情，经组织批准结成革命伴侣。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由原西北主力红军，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而成“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即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司令。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分批从延安挺进敌后，经过晋察冀进入太行山区前南峪办校。尹斌夫妇随着部队，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激昂的《八路军进行曲》挺进太行山，其间他们又转战到山西。1940年10月，他们在八路军总部工作时，尹斌与杨宏在山西黎城县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当时杨宏已经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收发员。
  由于战局紧张和工作繁忙，尹斌夫妇看着自己可爱的女儿，想着革命的事业，找到一家可靠的人家，忍痛割爱把仅有七个月的女儿寄养下来。
  杨宏生前在给邢台县有关部门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说的：1940年，我在抗大总校卫生处、抗大医院工作（住桃树坪），生有一女孩，因战争年代环境艰苦，无力抚养小孩，只能忍痛割爱，将孩子送给杨庄乡英谈村老百姓家路纪秀、陈新妮夫妇。
  路纪秀，1940年前后为英谈村村长，为英谈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英谈村与八路军主要联系人之一。他与路风翠、路凤阳组成了村党支部，为八路军总部、冀南银行到英谈村建立营地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同时，积极参加八路军领导的各项工作，进行工地改革，支援前线，由于他领导的英谈村，为抗战和土地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英谈村民分别在1947年10月、1948年1月和10月，把路家的三块老匾除去原来匾上的字，重新刻上字，敲锣打鼓的给路纪秀挂上“为民服务”匾，给路凤翠挂“为民建国”，给路凤阳挂“为民立功”匾，这三块木制的金字大匾，至今还挂在他们住的院子里。
  1943年前后，尹斌与杨宏随着部队转战到山东。1944年2月，尹斌所在冀鲁豫军区与冀南军区组成了新的冀鲁豫军区，冀鲁豫军区设置十二个军分区，尹斌为第八军分区，当时司令员是曾思玉，政治委员为段君毅、万里，副司令员何光宇，副政治委员尹斌，参谋长潘炎，政治部主任范阳春。
  1945年7月10日，尹斌同志在山东范县英勇牺牲；解放后，他灵骨被安葬在邯郸冀晋鲁豫烈士陵园。
  尹斌的女儿先是寄养在桃树坪赵成妮家中。后来因家中困难，送到了英谈村路纪秀家中，取名为路昭玲。
  1956年4月，在路昭玲17岁的那年，身在重庆工作的杨宏，思念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写信给邢台县政府，请他们协助查找，当年杨宏的信是这样写的：1941年署假之际，我托抗大医院（当时该院住□□桃花村），一位女同志晏质，任医院医助，将我的女婴（当时未取名）送给你村一位中农（未知这家中农的姓名）,据说这位中农家仅有夫妻二人，自己没有子女，非常喜爱孩子，即以将我的女婴托人送给他们，后来在1942年敌人扫荡时，部队转移你村亦见到孩子，生活很好（此部队是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卫生处处长黄俊对我谈的）故使我对孩子放心。
  今给你们去信请费神查询一下，盼来信告诉我这两位夫妇的姓名及孩子的名字，并希望他们给我来信的同时，送我大人和孩子的照片，以免远念。
  此致孩子的生母杨宏四月十四日启经过邢台县政府的多方查找和核实，一代英烈之后被路纪秀抚养的事迹才被当地政府发现。
  1967年路昭玲前去贵阳，与分离27年母亲杨宏重新相见。
  2005年8月18日杨宏同志在北京逝世,安葬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7、郑小金“一人换来百人命”
  1942年，日军进入太行山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有个英谈村人郑小金，这天他正从山神庙的小道上下山来。郑小金忽然看见山下来了一队人马，他不知道是八路军还是日本鬼子，于是就站在山腰处喊：“你们是八路军，还是日本鬼子？要是八路，我就叫你们过去，要是日本鬼子，我就用大石头砸死你们！”刚说到这里，日本鬼子举枪就将手里拿着石头的路小金打中，路小金身中数弹，用尽最后一口气大喊：“鬼子来了，乡亲们快跑啊！”在山沟里这一喊，—下子就传出老远，村里的村民一听鬼子来了，忙往山上跑，这才躲过日本鬼子进村扫荡的杀害。但是路小金为了全村百姓的安全，却被鬼子用枪打死了。
  这就是"一人救了百人命”的郑小金的故事。而郑小金的第四个小儿子郑银年，也是英谈村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七烈士之一。
  （路忠林口述，流传于英谈一带）
  8、英谈英烈谱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英谈村仅有百户人家，而村内有近40位村民参军参战，其中有7名村民在战场光荣牺牲，成为革命烈士。
  英谈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入伍和牺牲人员的名单：“七•七”事变后参军的有：路风丽1938年12月参加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是当年邓小平政委的贴身警卫员，现年86岁，仍住在英谈村，安度晚年。
  路风阳在八路军129师386旅；路新小在八路军129师385旅训练队，刚入伍时给部队首长喂马；路老为在八路军129师385旅14团。
  1940年1月解放军南下时参军的有：路风林在八路军129师385旅13团，后又参加解放军。抗美援朝时又参加志愿军；路风静参加邢台独立团，二等残废；路召胜参加邢台独立团，三等残废；路风洁参加邢台独立团；路召玉1944年12月参加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特务连。
  1945年4月参军的有：路纪佑在八路军129师385旅13团，后改为25团，牺牲；路纪花在八路军129师385旅13团，后改为25团，牺牲；路纪正在八路军129师385旅13团，后改为25团；路风兰在八路军129师385旅13团，后改为25团；1945年7月参军人员有：路风玲曾上过抗日军政大学，1936年入党成为早一批的共产党员，后来在山东部队牺牲；路纪召在八路军129师385旅；路纪忠在八路军129师385旅；路风合在八路军129师385旅；东庄退伍后在太原安家；路风合的弟弟参军后没有音信。
  1947年7月解放战争中参军有：路纪绍晋冀鲁豫军区第13纵队，在临汾战役中牺牲；郑银年晋冀鲁豫军区第13纵队，在太原平遥北营村战役中牺牲；路召熙晋冀鲁豫军区第13纵队，在太原战役中牺牲；路纪乾晋冀鲁豫军区第13纵队，在太原榆次战役中牺牲；路纪孟晋冀鲁豫军区第13纵队，解放后回家；路纪须晋冀鲁豫军区第13纵队，解放后回家；刘贵生晋冀鲁豫军区第13纵队，解放后回家；路风山晋冀鲁豫军区第13纵队，后负伤回家，一等残废；路风台晋冀鲁豫军区第13纵队，解放后回家，三等残废；路风业晋冀鲁豫军区第13纵队，解放后回家，三等残废；路纪经晋冀鲁豫军区第13纵队，转业到四川，三等残废；路召礼参军在二分区。
  1948年参加解放战争的人员名单：路风俊路魁生路天宝路纪魁（部队不详）在部队南下时留地方政府工作的人员名单：路风信路风敏路纪太路召才英谈村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的七位烈士名单：（据当年邓小平政委的警卫员路风丽老人提供）路纪佑路纪绍路纪花路召熙路纪乾路风玲郑银年9、革命老人路风丽
  童年的故事
  路风丽，乳名路心成。1922年10月14日，农历的八月二十四日，在英谈村出生。
  他的祖父路延清，有四儿二女。长子少亡，已不知名字。二子叫路喜小（小名叫会小），三子路老三，四子路世梅，大女儿不知名字，二女为路云妮。路延清还有—房夫人，生有二子一女，大的叫路夫小，二子就是路风丽的父亲路世宗（小名路生小）在家里排行第六，女儿叫路喜枝。路风丽的母亲叫冯喜荣，为杨庄人。
  在路风丽出生时，路家的家业已经衰败了，路延清从贵和堂分得的家产，由于抽大烟出卖给别人，家里仅有8亩薄旱地。全家租借街坊的半个院子里，居住着他的祖母、大爷和他的父亲三口人。路风丽父亲结婚时也是在这个院子里，当时居住仅有五平方。当路风丽出生后，因房子太小就又向别人借房子居住。
  从路风丽记事起，他的父亲为了全家的生存就在不断地奔波迁徙，寒来暑往，年复一年，总也改变不了贫穷的命运。为了全家人不饿肚子，父亲带领全家曾三次上山西逃荒，寻找生路。种过山地，开过店房、饭铺，也受尽了屈辱和苦难。
  路风丽7岁的时候，路世宗又带全家从山西暖窑村回到了英谈村。租了几间房子，开了饭铺，加上祖上分的几亩薄田，靠望天收来过日子。
  那时路风丽记的最清楚的事是：为了保护村子的安全，英谈的一些人加入了真武神道（红学会）。1929年，阎锡山率兵攻打顺德府（今邢台市）时，阎锡山的部队驻在白岸村。有一次，两个当兵的从白岸村翻山跑到英谈村，被真武神道的人还缴了枪。
  路风丽小的时候很想上学。当时英谈村有个私塾，学费是一年1元钱。1931年，他9岁的时候，路世宗把他送到私塾里读书，也希望路风丽能有文化、考科举出人头地。在私塾里路风丽读了四书五经、百家姓千字文，后来，还学习写仿练毛笔字。可惜，12岁那年因家里太穷没有缴上学费，就再也没有进过学堂了。
  1934年的时候，路世清又带着全家逃生到山西暖窑村。据路风丽回忆：“在暖窑村，父亲又找了一个店房，代开饭铺。父亲炸了麻糖，我用一个棍子挑上篮子，在暖窑沟附近村寨串山庄叫卖。大岭口、常峪村等地方是我经常去的村庄。一天来回要走三四十里路，有时卖完了，有时还卖不完。虽然卖麻糖也舍不得吃一个，走一天不吃东西，回来才吃点糠菜粥饭。不出去卖麻糖时，就上山打柴、挖野菜回来做饭吃。洋桃叶、苦苦菜是我家吃的家常菜。春耕季节，还去帮村里人家种地，辛勤劳作一天，村里人只管饭不给工钱。”后来，路世宗带着路风丽又到山西许村找了一家店房，靠做豆腐，吃豆腐渣为生。
  1937年，路风丽16岁的时候，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路风丽居住的许村有个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党员崔文魁、乔喜群的领导下，成立“青年抗日先锋队”，组织青年参加抗日。
  路风丽积极报名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还当上了“青年抗日先锋队”的队长，本村的乔万富为“青年抗日先锋队”政委。当时青年抗日先锋队每天的任务就是站岗、放哨、送信。有时信上插个鸡毛说是急信，要不停地紧急送走。有一次，一架日本飞机降落在辽县（左权）一带，有两名飞行员跑到离许村不远的富裕村。当时地下党组织起来围捕，在这里打死一个日军飞行员，一个被活捉。路风丽参加了这次行动。
  1938年12月，山西和顺县组织青年干部到和顺县城学习，路风丽与乔万富一起，以“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政委的身份去参加了学习。到和顺县城的当天晚上就遇到日军扫荡。当时八路军385旅驻在和顺县城西的串村，接上级的扩军指示，和顺县政府把参加集训的青年干部直接送到三八五旅新兵连。
  从此，路风丽就正式参加了八路军。
  给邓小平当警卫员
  1938年12月12日，路风丽参军，正式分到129师385旅769团第一营四连三排九班当战士。769团是129师的主力团，前身是1937年8月由红四方面军最有战斗力的红四军红十师、红十二师改编而来的，功勋卓著，战斗力很强。
  路风丽刚刚参军，就在辽县东煤窑沟打了一仗。在四平村活捉了一个日本人，叫小林，还缴获两门火炮。
  1939年5月，路风丽被调到连部当通讯员。经过几次战斗后，路风丽成熟了。1939年7月15日在连壁村由李行山、刘恒刚介绍，路风丽光荣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0年3月，129师除奸部调人，团首长把路风丽调到了除奸部。除奸部设在桐榆镇，路风丽在桐榆镇学习，内容是怎样做好保卫工作。—个月的学习期满后，以满分的成绩结业并被分配到129师师部警卫排骑兵班当警卫员。
  129师的师部，当时设在涉县索堡南边的常乐村，有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参谋长李达。副师长徐向前当时在济南。到了警卫排，班长分配路风丽跟随邓小平政委，负责邓政委的警卫工作。
  邓政委是1938年1月接替张浩同志担任129师政委的。
  路风丽到任后，邓小平就把他叫到身边，对路风丽进行了了解。问什么时候参加的八路军，在前方的哪个连队，上过学没有。路风丽都一一做了回答。他还对路风丽说：“你在前方是步兵，在后方做警卫工作，要学会骑马、喂马，还要抽时间学习文化，没有文化不行。”路风丽至今还清楚地记着第一次见邓小平时候的情景：“邓政委，他个子不高，却很精神。话语不多，却很和蔼。穿灰布旧军衣。在他面前我一点也不觉得拘谨”。
  路风丽从此开始跟随邓小平，负责邓小平的日常行动和外出开会、行军打仗以及生活方面等方面的工作，还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来练习骑马。
  在每次行军打仗时，邓小平所使用的作战地图、望远镜，以及铅笔、文件、纸张、蜡烛、火柴、生活用品都由路风丽负责带着，甚至连首长抽的烟也由他负责。
  在129师师部当警卫员的日子里，路风丽除了负责邓小平的警卫工作外，有时还临时负责刘伯承师长的一些保卫工作，所以路风丽必须熟悉每个首长的特点和生活习惯。跟随刘师长有“三个不能忘”：一是不能忘记他的洗脸盆不能乱用，因刘师长只有一只好眼，乱用脸盆怕传染眼病，坏了他的眼睛。二是任何时候不能忘记带他的望远镜，因为他的望远镜是苏联特制的“三眼”望远镜，他使用时只用单眼的望远镜，其他首长使用时用的是两眼望远镜；三是任何时候不能忘记带他的竹拐杖，因为他眼睛不好，一下马他就要拄拐杖。
  有一次，路风丽临时跟随刘伯承到八路军总部开会和学习，在总部见到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因为那次会议和学习时间较长，总部要求不带警卫员，刘伯承在到达总部的第二天，就把路风丽和马夫安排到30里外的总部后勤所在地武乡县的下河村。在那里路风丽的任务就是喂马、放马，工作之余的时间还学习参加。
  回到师部不久，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路风丽跟随邓小平首长在太行山一带来回穿梭，参加了“百团大战”组织的大大小小战役。
  “百团大战”结束后，由于战时大量减员造成了连队编制不满的情况，刘邓首长对129师采取了精简后方，充实前方的政策，进行了精简整编。
  “1941年1月7日，邓政委召开一二九师直属队干部会议，讨论‘精兵简政’问题。并召开动员大会，从各级领导机关抽调人员充实到连队，提出师直精简一部分战士到前方去。师部决定警卫排要缩减一个班，留两个班。一个步兵班，一个骑兵班。我主动报名请示邓政委到前方去，得到邓政委的批准。”1941年1月中旬，经路风丽请战要求，又回到385旅769团3营12连3排7班当战士，从此离开了129师师部，重新回到了前方。
  邓小平二、三事
  路风丽跟随邓小平近一年时间，那段时间里也是路风丽最难忘的日子。
  邓小平政委非常关心路风丽和警卫战士的成长，无论是在驻地休息还是行军时，有时间，他总爱和战士我们拉家常。有一次，路风丽跟邓政委在村外散步，邓政委就问起路风丽老家是哪里人，家里都有谁。路风丽回答说：“老家是邢台县英谈村人，是个大山区，因家里穷，逃荒在山西省和顺县许村住。家里有父亲、两个妹妹和祖母。母亲有病没钱治，去年（1939年）去世了。”邓政委说：“我是四川人，家乡也有大山。”邓政委又问：“什么时候参的军，什么时候入的党？”我说“1938年参军，1939年入党。”首长还说：“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制度，解放贫苦人民，使贫苦人过上好日子。到那时候我们穷人就不受苦了”。
  邓小平关心警卫战士的学习，对他们的学习要求也很严格。经常亲自抓警卫人员的学习。他常说“一个人没有文化不行，革命胜利了，需要很多人才去建设新中国，你们要抽时间好好学习文化，为建国以后打算。”路风丽在邓小平身边当警卫员后，一有空，邓政委就教路风丽写字，或出一道题让路风丽解答。隔一段时间还要考他的文化学习和政治题。有一次，在涉县邓小平给路风丽出了一道题，路风丽没有答上来。他微笑着说：“看你答不上来了，以后要多看书。这道题在什么书上第几页，你去找吧。找到了把它记下来。慢慢就懂得知识多了”。
  就这样，路风丽和他的战友们牢牢地记住了邓小平的教导，一有空闲就学习，一字一字的学，一天天的积累，一天天的长进，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读书看报写信都不成问题了。
  还有两件小事让路风丽终身难忘。一次，路风丽出去买马草，往回运马草时，不慎被马蹄踩伤了手背，手肿得就像馒头。邓政委知道后嘱咐他要好好休息，伤好了再工作。
  另一次，是因行军中遭雨淋，得了重感冒发烧不退，两天未到首长身边，邓小平关切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小路怎么两天没来上班？”另一名警卫员说：“小路感冒发烧休息”。邓小平知道后，亲自到路风丽的住处去看他。并嘱咐“要多喝开水，好好休息这使路风丽十分感动，他感慨地回忆说：“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邓政委日理万机，军务繁忙，像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那么体贴关怀和照顾”。
  邓小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特别是在遵守群众纪律方面要求更严。在战争年代，物质匮乏生活极其困难，他经常教育战士们要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永远保持八路军的本色。
  百团大战期间，由于敌人的扫荡和封锁，部队有时几天搞不到粮食，吃不上饭。我们就到群众地里挖点山药，掰点嫩棒子吃。回来后，邓政委总要问“弄来多少，给群众付钱了没有？”，并嘱咐警卫员：“一定要给群众打条子，不能违背部队纪律。”有一次，行军时带的干粮吃完了，几位首长一天都没有吃到东西。有一个警卫员费了好大周折才从群众手里买来一只鸡。邓政委问“哪来的？”警卫员说：“买来的”。“几个钱，谁付的钱？”警卫员说“2元钱，我付的钱”。邓小平说：“你们一个月才挣2元钱。记起来，让司务长从我的生活费里扣给你。”路风丽经常深情地回忆：邓小平生活俭朴，从不搞特殊。在那样艰苦的特殊年代里和战士们一样吃食堂。战士们吃什么，他吃什么。首长外出，所有的生活费都是从司务长处领取，由路风丽保管。下连队吃饭要交菜金、米票，回来后他都要过问：“这几天到各旅、团吃饭，付帐了没有？一顿给多少菜金、米票？”这些都要和首长一笔笔说清楚。邓政委经常对路风丽说：“我们到各单位不能白吃战士的口粮。白吃是国民党的作风。你们单独出去，也要给米票、菜金，回来后到司务处领你们的。”由于首长的言传身教，严格要求。
  无论到哪里，邓小平身边的战士都严格按首长的要求办，从未违反过纪律。
  在邓小平身边的日子里，路风丽看到邓小平经常要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彻夜不眠，不仅要研究敌情，制定作战计划，处理军事要务和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等，还要抽出时间学习，首长那旺盛的革命精神和充沛的精力，使所有警卫人员十分敬佩。